大師，漢奸？鬱達夫與三個女人的亂世情緣 (圖)

圖1：1926年與郭沫若(後中)、成方吾(右)、王獨清(左)等人創造社成員在廣州

        圖2：鬱達夫與王映霞

    圖3：1938年與郭沫若(中)、埃德加·斯諾合影

　　1945年8月29日傍晚，鬱達夫吃完晚飯，在家中與蔡清竹等三位朋友喝茶聊天，商討結束土都朱華僑農場的事情。這時，一位印尼當地(蘇門答臘巴爺公務)青年匆忙走進屋來，把鬱達夫叫到門口講了幾句話。鬱達夫回到客廳，即向大家告辭，說是他先出去一下，暫且失陪。他講話的語氣相當平和，神色也無異樣，甚至都不曾換件衣服，當時他身穿睡袍，腳趿木屐，就這副模樣離家，實在不像是外出料理要緊事。誰知鬱達夫這一去便杳如黃鶴，從此消逝得無影無蹤。事隔多年，才有一個令人信疑參半的說法勉強固定下來：鬱達夫被騙出家門不久，日軍憲兵即將他綁架殺害。鬱達夫在日軍憲兵隊做過半年翻譯，知道鬼子不少罪證，在盟軍遠東軍事法庭即將開啟之際，他非死不可。可悲的是，鬱達夫犧牲在異域他邦，而且犧牲在抗戰勝利之後，居然屍骸無存，究竟是葬身大海？還是埋骨荒郊？惟有天知道。

　　鬱達夫的死是一個謎團，他的生又何嚐不是一個謎團？

　　一

　　朝來風色暗高樓，偕隱名山誓白頭。

　　好事隻愁天妒我，為君先買五湖舟。

　　——鬱達夫：《寄映霞》

　　1916年，鬱達夫在日本寫信給大嫂陳碧岑，談的本是家事，結尾處他卻掉轉筆頭，大發感歎：“弟看世界女人，都惡魔之變態，此後關於女色一途，當絕念矣。”這年，鬱達夫剛滿二十歲，黃口乳牙講大話，未免言之過早。

　　鬱達夫的運數和劫數都始於一局戀愛一樁婚姻。這位風流才子，閱盡人間春色，然而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雲，王映霞之外，那些五分鍾熱度的戀愛都可以忽略不計，那兩樁貌合神離的婚姻也是平淡無奇。鬱達夫生命中的華彩樂章奏響於1927年1月14日，一切並非偶然。

　　那一天，鬱達夫在上海尚賢坊孫百剛家初見王映霞，驚豔不已，他再度燃起追求“完美”的心靈之火。他對昔年留學日本時的好友孫百剛說：

　　“老孫！近來我寂寞得和一個人在沙漠中行路一樣，滿目荒沙，風塵蔽目，前無去路，後失歸程，隻希望有一個奇跡來臨，有一片綠洲出現。”他的運氣不錯，奇跡出現了，“綠洲”就在眼前，她是正值十九歲芳齡的王映霞，這位出身書香門第的杭州少女在孫百剛的《鬱達夫傳》中不僅外形美好，而且氣質絕佳：“她的亭亭的身材，健美的體態，犀利的談鋒，對人一見就熱絡的麵龐，見著男子也沒有那一種忸怩造作之態，處處都顯示出是一位聰明伶俐而有文化教養的女子。尤其她那一雙水汪汪的眼睛，一張略大而帶有嫵媚曲線的嘴唇，更給人以輕鬆愉快的印象。”鬱達夫驚鴻一瞥已傾心，他意亂情迷，隻要王映霞偶爾跟他談上幾句話，他全身的細胞神經就像經過熨鬥燙過似地舒適服帖。盡管他明明知道中年熱戀的後果常不佳妙，但還是忍不住要在日記中拿定主意：“我的心被她攪亂了，此事當竭力進行，求得和她做一個永久的朋友。”在1927年2月17日的日記中，鬱達夫表白得更為清晰：“咳嗽總是不好，痰很多，大約此生總已無壯健的希望了，不過在臨死之前，我還想嚐一嚐戀愛的滋味。”

　　《堂吉訶德》中有這樣一句議論：“一個正派女人的美貌好比一束獨立的火焰或者一把利劍，如果不靠近它，它既不會燒人，也不會傷人。”那麽靠近它呢？難道真會被灼傷和斫傷？天底下隻有懦夫才不敢去嚐試與美女親密接觸，鬱達夫也許內心潛存著自卑感，然而一旦有人喚醒了他內心的那頭豹子，他就絕對不是一名懦夫。

　　鬱達夫以往的戀人和情人大都出身於貧苦家庭，他自傳中寫到的十三歲時的初戀對象“趙家少女”，在日本留學期間擁之於懷的後藤隆子、田梅野、玉兒，以及回國後在安慶結歡的海棠姑娘，她們不是農家女、小家女，就是侍女、妓女，哪有一位是王映霞這樣畢業於新式學堂(浙江省立女子師範)的大家閨秀？至於鬱達夫的結發妻子孫荃，雖也吐屬風雅，但她相貌平凡，一樁包辦婚姻，質量可想而知。鬱達夫初識王映霞時，就是這麽個尷尬的處境，一個使君有婦，一個羅敷有約，但他毫無退縮之意。兩人相識僅兩個禮拜，鬱達夫居然就交淺言深，寫信去勸導王映霞：“聽說你對苕溪君的婚約將成，我也不願意打散這件喜事。可是王女士，人生隻有一次的婚姻，結婚與情愛，有微妙的關係，你但須想想你當結婚年餘之後，就不得不日日作家庭的主婦，或拖了小孩，袒胸哺乳等情形，我想你必能決定你現在所考慮的路。你情願做一個家庭的奴隸嗎？你還是情願做一個自由的女王？你的生活盡可以獨立，你的自由，絕不應該就這樣的輕輕拋去。”

　　這就是鬱達夫為王映霞勾畫的未可樂觀的婚姻(與別人結婚)前景，他勸導她擺脫一切束縛，做一位“自由的女王”，這頂冠冕肯定得由他親自給她戴在頭上。王映霞經不住鬱達夫“舉著火把的狂熱追求”，內心很有些鬆動，她仰慕鬱達夫的才華，同情他的身世，但又害怕充當不光彩的“第三者”，插足對方的婚姻，招致外間輿論的譴責。有一次，孫百剛勸王映霞回避鬱達夫，讓他及早死心，王映霞說：“倘若斷然拒絕他，結果非但不能解除他的煩惱，也許會招來意外。”在她猶疑不決的那段日子，鬱達夫的書信攻勢極為猛烈，一會兒說自己如何如何苦悶，一會兒說自己準備到法國去了卻殘生，一會兒說自己真快要死了，一會兒說自己的愛朝不待夕，“如猛火電光，非燒盡社會，燒盡己身不可的”，一會兒說王映霞是“一個被難者，一個被瘋犬咬了的人”。他甚至想出幾條王映霞不愛他的理由：“第一是我們的年齡相差太遠，相互的情感當然是不能發生的；第二我自己的豐采不揚——這是我平生最大的恨事——不能引起你內部的燃燒；第三我的羽翼不豐，沒有千萬的家財，沒有蓋世的聲譽，所以不能使你五體投地的受我的催眠暗示。”總之，鬱達夫把自己放到很低很低的位置，戀愛時，放低姿態確實不失為高招，容易打動對方的心。王映霞情竇初開，自然吃受不住這種“地毯似的轟炸”，盡管她偷看了鬱達夫1927年2月27日的日記——“我時時刻刻忘不了映霞，也時時刻刻忘不了北京的兒女。一想起荃君的那種孤獨懷遠的悲哀，我就要流眼淚，但映霞的豐肥的體質和澄美的瞳神又一步也不離的在追迫我”——知道鬱達夫並未狠下與妻子斷絕感情的決心，確實有過一時的惱怒，但經過鬱達夫一番巧言解釋並發下毒誓(三年內他若不與孫荃離婚，他就死給王映霞看)，她終於轉嗔為喜，不再顧忌舉世非笑，不再固執少女的虛榮，不再計較鬱達夫未經她的同意即出版《日記九種》，曝光他們的情事。

　　1927年4月，鬱達夫前往杭州王府拜望王映霞的祖父和母親，他心中原本惴惴不安，惟恐遭到冷遇。始料不及的是，一切擔心純屬多餘，他居然受到東床嬌客規格的款待，不禁喜出望外。“在祖父的寬容、媽的勉強下”，王映霞與鬱達夫訂立婚約。此後不久，南社詩人柳亞子贈詩給鬱達夫，讚美他和王映霞是“富春江上神仙侶”，令人羨煞，令人妒煞。

　　如花美眷也得食人間煙火，偏偏鬱達夫囊中羞澀，手頭拮據，喜興未消，就要把《零餘者》中歎窮的老調再彈一次：“袋裏無錢，心頭多恨。//這樣無聊的日子，教我捱到何時始盡。//啊啊，貧苦是最大的災星，//富裕是最上的幸運。”此調彈過之後，他早已記不起昔日情書中所寫的那句話，他娶的這位王女士“當結婚年餘之後，就不得不日日作家庭的主婦，或拖了小孩，袒胸哺乳”，做定了“一個家庭的奴隸”，到這時她才知道他答應讓她去做的“自由的女王”，原是一句夢囈般的許諾。鬱達夫與王映霞結婚後，租住在上海赫德路嘉禾裏1476號，家具都是從木器店裏租來的。牆壁上掛一副蔡元培寫的對聯，用的是龔自珍的詩句，“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隻為稻粱謀”，十分切合鬱達夫當時的處境。住所緊靠靜安寺公墓。天天與墓地相鄰，真夠磣人的。身邊有美妻相伴，鬱達夫歎窮歸歎窮，總還不至於寂寞無聊。他可以從飲酒、購買舊書中獲得樂趣，酒喝到醉臥大雪長街，書買到堆至滿坑滿穀，王映霞這時還隻是心疼他，並不特別怪怨他不知節製地胡亂交朋友，胡亂花錢。鬱達夫的口頭禪是：“我們無產者惟一可靠的財產，便是自己的身體。”於是，王映霞的興趣集中在辦好夥食上，他們不講究穿，隻講究吃，一門心思享口福，王映霞在自傳中自豪地說過這句話：“當時，……我家比魯迅家吃得好。”

　　然而羨煞神仙的好日子難以持久。鬱達夫想把王映霞留在家中，供他一人欣賞一人享用，這在事實上不可能做到。

　　1931年春，王映霞懷著第三個孩子鬱雲，已有七個月身孕，隻為喝酒的事兩人發生幾句不愉快的爭吵，鬱達夫便拿走五百元存單，精神和肉體一同重返“故鄉”，回富陽去跟元配夫人孫荃同居了一個星期，他與王映霞的感情因此降至冰點。事後，為了補償妻子的精神損失，在王映霞的祖父王二南的督促下，律師徐式昌、北新書局經理李小峰臨場作證，鬱達夫簽署了一式三份的“版權贈與書”，受益人是王映霞，這事才算平息下來。

　　王映霞是新派女子，有很強的個性，除了親情、愛情之外，她還渴望友情滋潤心田，這要求一點也不過分。1932年，王映霞浙師的同學劉懷瑜獨身一人到上海旅行，她到旅館去探望，同窗故交久別重逢，徹夜暢談，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鬱達夫卻十分生氣，為此出走半個月，還寫了一篇《她是一個弱女子》，影射王映霞與劉懷瑜搞同性戀，他這一招大出王映霞意料，令她惱怒不已。好一番折騰後，王映霞在自傳中寫道：“我原諒他的病態，珍惜他的不健康的身體，另外，還感佩著他的才華。於是，隻能言歸於好。”但每一次和好背後都積累了新的隱患。

　　王映霞最不滿意的是鬱達夫於婚後感情漸趨冷淡，家書中往往隻有稿件如何處置、銀錢如何分配、親友如何交道等瑣碎內容，很難再找尋到幾句能令王映霞溫心暖懷的話語，鬱達夫早期情書中常常出現的那些鬼頭鬼腦賊頭賊腦的“love”、“kiss”字樣更是掃地以盡，完全絕跡。1938年10月18日，她在寫給鬱達夫的信中抱怨道：“別人都會在文章中稱讚自己的妻子、愛人，隻有你，一結婚後便無聲無息，就像這世界上已經沒有了這個人一樣。做你的妻子，倒不如做個被你朋友遺棄了的愛人來得值得，就如徐亦定一樣。”鬱達夫將浪漫的愛情視為階段性產物，此一時也，彼一時也，王映霞當然不滿足，而且心中有一種揮之不去的幻滅感。

　　鬱達夫的好友曹聚仁頗具犀利的眼光，看到問題的實質，他在《也談鬱達夫》一文中指出：鬱達夫身體一直不好，盡管激情澎湃，但玩的多半是精神體操，無法與美女打持久戰。打井人胃口小，怨不得井水要四溢了。曹聚仁說的沒錯，王映霞雖未做成“自由的女王”，但她逐漸成長為“剛強的女士”，身體強，個性強，欲望也強，鬱達夫一介書生，蒲柳弱質，隻能小範圍開發，要使之全麵開花，則力不從心。於是，他隻能眼睜睜地看著王映霞的靈與肉從他身旁剝離開去，漸行漸遠，終成路人。

　　二

　　錢王登假仍如在，伍相隨波不可尋。

　　平楚日和憎健翮，小山香滿蔽高岑。

　　墳壇冷落將軍嶽，梅鶴淒涼處士林。

　　何似舉家遊曠遠，風波浩蕩足行吟。

　　——魯迅：《阻鬱達夫移家杭州》

　　1930年後，鬱達夫過得非常不順，在家庭中他與王映霞口角不斷，在文壇上他也被一群左派小將利用得陀螺直轉，攻擊得體無完膚。他在1930年5月21日《致周作人》的信中感歎道：“滬上文學家，百鬼夜行，無惡不作，弟與魯迅，空被利用了一場，倒受了一層無形的損失。”當時有一位名叫史濟行的文學青年將鬱達夫的稿件偷去發表在《紅雜誌》、《玫瑰雜誌》等下三濫的刊物上，又盜用鬱達夫的名義四處借錢，弄得烏煙瘴氣。有一次，美國記者史沫萊特采訪鬱達夫，鬱達夫講了這樣一句話：“我不是一個戰士，隻是一個作家。”想不到，他的這句肺腑之言在當時的上海文壇引發軒然大波，惹得那些隻打算努力做戰士、不打算認真做作家的左氏少壯派勃然大怒，他們毫不留情，一腳將這位“反動老朽”踢出“左聯”。

　　1933年，鬱達夫決意離開上海這片是非之地，搬到杭州居住。鬱郎銳氣磨滅殆盡，他開始求田問舍，搬遷書籍三萬多冊，打算在西湖的清風朗月下終老此身。他拿出全部積蓄，另外還從一位富陽籍丁姓女弟子處籌得一筆款項，合計一萬五六千元，在杭州城東大學路場官弄購入一畝一分四厘地，建成風雨茅廬，請馬君武題寫匾額。然而茅廬建成之後，隻見女主人的笑容若隱若現，不見男主人的身影時進時出。在四十歲前兩天(1935年12月26日)，鬱達夫寫了《和趙文龍》詩二首，第一首絕句是：“卜築東門事偶然，種瓜敢詠應龍篇？但求飯飽牛衣暖，苟活人間再十年。”末二句可謂詩讖，鬱達夫自此以往，果然隻活夠了十年。

　　在上海時，鬱達夫、王映霞交往的基本上都是文人、畫家、教授和學生，他們舉家遷至杭州後，則與杭州市長周象賢等官場人物交往甚密，鬱達夫來錢更容易了，名士派頭也更足了，牢騷大減，怨言大減，文氣也大減；王映霞則結交了一些官太太，受到她們的影響，開始看重物質享受，她認識許紹棣，接受其殷勤，更是埋下破家的伏筆。

　　1936年2月上旬，元宵節前三天，鬱達夫離開杭州，前往福州，意在“遊五夷太姥，飽采南天景物”，還抱著熱切參政的念頭。鬱達夫早年考外交官被黜，一直耿耿於懷，走仕途乃是他的一個未了心願。經葛敬恩介紹，鬱達夫結識了福建省主席陳儀。陳儀急於找到一位特殊人才：他必須精通日語，有聲望有地位，足以應付蜂湧而至的日本政客、軍人、特務、浪人。鬱達夫再合適不過。鬱達夫名士習氣重，疏狂任性，不勝公務之煩，都沒關係，他的實職是公報室主任，月薪二百元，對外則宣稱是省參議，月薪三百元。王映霞一度想去福建陪伴鬱達夫，他生怕自己好不容易重新獲得的“單身漢”的自由生活遭到幹涉，或是別的什麽緣故，一再阻止王映霞成行，弄得她起了疑心。1936年3月7日，鬱達夫在日記中沒頭沒腦沒肝沒肺地寫下這樣一段話：“自前天到今天，為霞即欲來閩一信，平空損失五十多元。女子太能幹，有時也會成禍水。” 1937年春，王映霞還是去了福州，夫妻感情稍有修複，就發生了震驚中外的“蘆溝橋事變”，國難當頭，無數家庭隨之破碎，鬱達夫和王映霞的婚姻也未能幸免於難。

　　為逃避戰火，王映霞偕同老母親和三個兒子輾轉於富陽和麗水兩地，當時浙江省政府的民、財、建、教四廳都已搬到麗水縣城，條件比富陽要好許多，王映霞得財政廳長程遠帆的援助，住進省政府臨時宿舍。這樣一來，她自然就與住在樓上的教育廳長許紹棣朝夕相見。許有三個女兒，王有三個兒子，年齡相當，常常玩在一起。許紹棣年輕時留學日本，與鬱達夫既有鄉誼，也有交情，他為人風趣，生性溫和，頗能識情揣意，王映霞嚐夠了鬱達夫疏狂任性的苦滋味，更覺許紹棣是做夫君的上等材料。小孩玩成一堆，大人也粘在一處，一個是鰥夫，一個是怨婦，一個是官場幹員，一個是名士美眷，流言立刻插上翅膀，四處嗡鳴。

　　當初，魯迅並不讚成鬱達夫移家杭州，所以寫了上麵那首詩送給王映霞。鬱達夫後來在《憶魯迅》一文中寫道：“我因不聽他的忠告，終於搬到杭州去了，結果竟是不出他所料，被一位黨部的先生弄得家破人亡。”與其說魯迅有先見之明，還不如說鬱達夫在感情方麵逆水行舟，卻不思進取，遲早會要出事，無論他移家杭州，還是移家別處，結果都一樣。

　　三

　　寒風陣陣雨瀟瀟，千裏行人去路遙。

　　不是有家歸未得，鳴鳩已占鳳凰巢。

　　——福州天王廟中的簽詩

　　1937年底，戰禍孔亟，生命惟危，許多人愈加迷信神佛的開示，鬱達夫在福州天王廟抽得這樣一支下下簽(簽詩應該是經過了鬱達夫的潤色，或是再創作，否則不可能用典如此貼切，也不可能被鬱達夫收入《毀家詩紀》)，他該是何等感慨而又感憤！他本就是自卑的，不放心王映霞與外界多接觸，害怕她接觸之後，就會看輕他頭上僅有的那兩道“才子”、“文學家”的光環，而她的勢利眼和虛榮心將全麵占據上風。然而，在戰爭年代，流離顛沛無可避免，在杭州雖有風雨茅廬，王映霞卻無法安身，她被迫單獨接觸社會，接觸許紹棣，她此時此際的心思已然不是鬱達夫的雙手可以遮捂得了。鬱達夫讀完簽詩，那句“鳴鳩已占鳳凰巢”太刺眼了，不由得心煩意亂。他風聞一些流言，說是許紹棣“新借得一位漂亮夫人”，女方會是誰呢？會不會是王映霞？他簡直不敢想下去。

　　事情很快就穿了幫，鬱達夫回到麗水，在家中發現許紹棣的信件，終於忍不住大發雷霆。他的精神受到強刺激，已無理性可言，王映霞既然紅杏出牆，該吵架就吵架，該離婚就離婚，又何必將家醜暴露無遺？“縱齊傾錢塘湖水，奇羞難洗”，太誇張了。當年他追求王映霞時，妻子孫荃正呻吟於產褥之上，他又何嚐設想過孫荃的精神苦況？這就是他自私的地方，不公平的地方，隻準許自己自由尋找愛情，不準許王映霞也去自由尋找愛情，隻許自己動別人的奶酪，不許別人碰自己的奶酪，在鬱達夫則是浪漫，在王映霞則是浪蕩，完全是雙重標準，雙重評價。他在《賀新郎》一詞的注釋中說：“許君究竟是我的朋友，他奸淫了我的妻子，自然比敵寇來奸淫要強得多，並且大難當前，這些個人小事，亦隻能暫時擱起，要緊的，還是為我們的民族複仇！”這簡直就是荒腔野板的胡謅，且不說許紹棣對王映霞並非“奸淫”，家醜與國仇也根本扯不到一塊兒，女人紅杏出牆的事何日無之，何年無之？並非隻有抗戰時期才有這種“醜聞”發生，將二者強相牽扯實為荒謬。此外，他還將王映霞委身許紹棣歸咎於她貪慕富貴，更失公允。他說：“映霞最佩服居官的人，他的傾倒於許君，也因為他是現任浙江教育最高行政長官之故。”這一推論未免失之簡單，王映霞真要是貪慕富貴，當初她怎麽可能看中鬱達夫這樣病病歪歪的文人？她資本最雄厚的時候尚且不貪慕富貴，豈有資本消蝕將空時再去貪慕富貴的道理？何況鬱達夫此時也在官場打拚，也有個省參政的榮銜，已不是純粹的文人。他還說：“姬企慕官職，以廳長為最大榮名，對人自稱為廳長夫人，予以取樂。”這就是把玩笑當真，既缺乏幽默感，又顯得雞腸鴨肚。王映霞曾在1938年10月18日致鬱達夫的書信中表明她的願望——“作一個很賢惠、很能幹的大家庭中的媳婦，讓翁姑喜歡，(在)丈夫寵愛的和平空氣中以終其身”，你可以譏笑她胸無大誌，但你絕對不能唾罵她俗不可耐。鬱達夫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昔年讚之為天仙，今朝貶之為俗婦，處處走極端，我們該相信他哪一句？

　　1938年，鬱達夫自暴家醜，許紹棣深知人言可畏，還哪敢頂風作案，謀娶王映霞為妻？他終究還是有些本事的，並非完全為了遮人耳目，他娶了徐悲鴻的情人孫多慈為妻，徹底從這樁醜聞中拔身而出，洗刷得一幹二淨。他隻是玩一回心跳，枕邊的誓言到底靠不住，苦了的隻有王映霞，他與許紹棣揮淚而別，還得跟著鬱達夫踏上顛沛之途，前往武漢。鬱達夫感到極為恥辱，心氣總不能平，就這樣，他與王映霞的爭吵再次升級，王映霞一氣之下離家出走，住到朋友曹律師夫婦家。鬱達夫慌了神，以往都是他玩出走遊戲，這回卻更換了主角，他又氣又惱，喪失了殘餘的那點理智，竟然老虎吃砒霜，自己害自己，去《大公報》上刊登侮辱性質的《啟事》，向外界暴露家庭生活的負麵：

　　王映霞女士鑒：

　　亂世男女離合，本屬尋常。汝與某君之關係，及搬去之細軟、衣飾、現銀、款項、契據等，都不成問題，惟汝母及小孩等想念甚殷，乞告以住址。

　　鬱達夫啟

　　鬱達夫精神狂躁，他一不做，二不休，又影印了許紹棣的三封“情書”，聲稱這是“打官司的憑證”，還請郭沫若等人前來勘察“現場”，要他們看一看王映霞“卷逃”後的痕跡，甚至致電浙江軍政府，籲請查找王映霞的下落。一時間，輿論嘩然，流言四起。鬱達夫從曹律師那兒得知王映霞的行止後，又急不可待地接她回家，王映霞自然不依。結果是，鬱達夫乖乖認錯，同意在《大公報》上再登一則《道歉啟事》，稿子是王映霞起草的：

　　達夫前以精神失常，語言不合，致逼走妻映霞女士，並登報招尋。啟事中曾誤指女士與某君的關係及攜去細軟等事，事後尋思，複經朋友解說，始知全出於誤會。茲特登報聲明，並致歉意。

　　此致

　　映霞女士

　　鬱達夫啟

　　這簡直就是“此地無銀三百兩”。鬱達夫弄得王映霞十分難堪，自己也沒討到一個好，最終兩敗俱傷。事後，他們又重新訂下了“讓過去埋入墳墓，從今後各自改過，各自奮發，更重來一次靈魂與靈魂的新婚”的誓約。郭沫若居中調解，亦認定錯在鬱達夫，這場風波純粹是他的自卑心理暗中作祟所致。

　　1938年深秋，武漢岌岌可危，鬱達夫聽從易順鼎之子易君左的建議，舉家遷至湖南漢壽。在漢壽安家後不久，正徘徊歧路的鬱達夫接到陳儀之邀，再次赴閩，決心為國犧牲一切。王映霞與老母幼子則暫時滯留在漢壽。

　　鬱達夫千不該萬不該在王映霞怨怒未消之際，又誤信流言，說是許紹棣當初送給王映霞三十七萬餘元港幣。王映霞慪得手足冰涼，她在回信中寫道：“這三十七萬餘元港幣的存折，於我們死後，都留在這裏轉贈你，讓你再去買一個有這樣身價的女子，因為你是喜歡有價錢的女人的。我始終未要你一個錢，這似乎亦是你怕我會收別人三十七萬餘元港幣的原因。”鬱達夫在戰亂時期采取撒手主義，任由妻兒處在缺錢缺糧缺安全感的苦況中，卻還要糾纏“第三者”舊事，往妻子的傷口抹鹽，這種做法，不僅不智，而且不仁。王映霞忍受著錐心之痛，終於寫下悲憤的感慨：“假如我有女兒，則一定三世都不給她與不治生產的文人結婚！自己是一切都完了，壯誌雄心盡付東流江水，我對你的希望與苦心，隻有天曉得！”她原本也主張，在婚姻觸礁時，“大家把一切的氣憤全都丟棄了，來計劃計劃以後的家計”，但鬱達夫心不在焉。

　　純性情的浪漫文人精神上極容易陷入感傷境地，變得神經質，極端者還會具有歇斯底裏的傾向，他們並不適應家庭生活，鬱達夫將夫妻感情弄得一團糟，勢必如此。所幸他不曾像盧梭那樣棄子，也不曾像徐渭那樣殺妻，總而言之還算是中庸的。“曾因酒醉鞭名馬，生怕情多累美人”，這是鬱達夫的名句，然而他隻能做到醉酒使氣，卻做不到憐香惜玉。

　　四

　　急管繁弦唱渭城，愁如大海酒邊生。

　　歌翻桃葉臨官渡，曲比紅兒憶小名。

　　君去我來他日訟，天荒地老此時情。

　　禪心已似冬枯木，忍再拖泥帶水行！

　　——《毀家詩紀·十五》

　　1938年冬，鬱達夫受《星洲日報》聘請，離開福州，投荒南下，前往新加坡。此前，王映霞前來與他會合，途經長沙時，正巧趕上“文夕大火”，行李、照片、書信和《版權贈與書》都付之一炬。換一個相對安全相對陌生的環境，本來對他們修複感情不無好處，可是鬱達夫卻在這節骨眼上再次犯暈。當時，香港《大風旬刊》主編陸丹林向鬱達夫約稿，他很快就收到了鬱達夫寄來的二十首加添注釋的舊體詩詞，總題為《毀家詩紀》。這可是送上門來的名人醜聞，而且是一堆令人難以啟齒的“珍聞”，最能滿足“扒糞族”的特殊愛好，其中一條尤為刺眼：鬱達夫、王映霞二人在金華重逢時，王映霞以剛來月假為由拒絕與鬱達夫行房，兩天後卻與許紹棣馳車夜奔碧湖。陸丹林如獲至寶。他本可弭患於無形，婉言規勸鬱達夫慎重此事，但他把朋友之間的道義撇在一旁，全然不顧忌這組詩詞一旦發出有可能使鬱達夫妻離子散的可怕後果。1939年3月5日，第三十期《大風旬刊》出刊，果然洛陽紙貴，萬人爭誦，連印四版，轟動海內外。王映霞在新加坡讀到這二十首“家醜”全紀錄的詩詞，真是如雷轟頂，怒不可遏，兩人早就講好了不再互揭傷痂，鬱達夫背地裏卻又弄出這些詩詞，弄出也罷，他還要拿去刊物上發表，將家醜大白於天下，將譴責公告於世人！王映霞認為，鬱達夫出此昏招，與當初在《大公報》上登載啟事性質已經不同，那一回他可能是一時衝動，這一次則顯然早有預謀。王映霞徹底寒心，作為應對，她寫了《一封長信的開始》和《請看事實》兩文，想要漂白真相，可是收效甚微。在《一封長信的開始》中，王映霞甚至發誓離婚之後不再嫁人：“實在說，又有誰逃出了棺材，而再爬進另一口棺材裏去的？對於婚姻，對於女子的嫁人，那中間辛酸的滋味，我嚐夠了，我看得比大炮炸彈還來得害怕。我可以用全生命全人格來擔保：我的一生，是決不致再發生那第二次的痛苦的了。”經此變故，覆水難收，他們終於以“協議離婚”的方式分道揚鑣，曾經轟轟烈烈的愛情傳奇至此淒然收場。

　　鬱達夫與郭沫若交情至深，可謂患難兄弟，他們曾自稱為“孤竹君之二子”。郭沫若肯定不會厚誣自己的鐵哥們，他在《論鬱達夫》一文中曾談及《毀家詩紀》這一組詩詞，他的看法並不離譜：“那一些詩詞有好些可以稱為絕唱，但我們設身處地替王映霞作想，那實在是令人難堪的事。自我暴露，在達夫仿佛是成了一種病態了……說不定還要發揮他的文學想象力，構造出一些莫須有的家醜。公平的說，他實在是超越了限度。暴露自己是可以的，為什麽還要暴露自己的愛人？而這愛人假使是舊式的無知的女性，或許可無問題，然而不是，故所以他的問題就弄得不可收拾了。”莫非暴露得越徹底，就越能解氣消愁泄恨，擺脫心中的煩苦？浪漫文人都向盧梭看齊，那一部《懺悔錄》已成為他們的《聖經》。可是自暴隱私還得視國情差異而有所不同，各民族的道德承載力有大有小，評判眼光有高有低，在法國，大文人怎樣暴露都會招來喝彩聲，在中國，這把雙刃劍還是束之高閣為妙。

　　郭沫若在《鬱達夫論》中還寫道：“(達夫)愛喝酒，愛吸香煙，生活沒有秩序，愈不得誌，愈想偽裝頹唐，到後來誌氣也就日見消磨，遇著什麽棘手的事情，便萌退誌。”惟有這一回，鬱達夫很快就收起了頹廢的外套，畢竟國難的陰影比家禍的陰影更為沉重。鬱達夫強撐精神，主編《星洲日報》和《華僑周報》的副刊，寫下近四百篇政論文章，宣傳抗日，在東南亞讀者中產生很大的反響。他的感情空白也很快得到填補，才貌雙全的女播音員李筱瑛走進了他的生活。李筱瑛是福建福州人，在上海長大，畢業於暨南大學，中英文俱佳。她年輕浪漫，十分崇拜鬱達夫的文學天才，樂意以身相許。兩人相愛一段時間後，李筱瑛即以鬱達夫“契女”的名義搬至坐落在中魯忠坡路的鬱家居住，協助鬱達夫翻譯《瞬息京華》。巴人(王任叔)在《記鬱達夫》一文中寫到鬱達夫與李筱瑛的戀情：“達夫對於這位同住的女人，十分關心留意她的謦欬、笑貌和煩躁，忠順與卑屈，已到奴隸的程度。而那女人呢，大有法國貴婦人氣質，自恃青春，傲慢而驕橫，在不可一世的氣概之下，包著一顆實利主義的靈魂。盡可把一個男子作為工具而使用，但必須和她站在平肩的時候，既須有名士的才氣，又須有達官的權勢與巨賈的富有。”鬱達夫去舊迎新，這件事瞞得過旁人，卻瞞不過他的兒子鬱飛。盡管李筱瑛待鬱飛不薄，給他買玩具，買食品，多方爭取，鬱飛還是堅決反對父親跟李筱瑛同居。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李筱瑛隨英軍撤退到爪哇島，鬱達夫逃亡到蘇門答臘，彼此消息隔絕，這段戀愛即宣告無疾而終。

　　當時，國內一批流亡南洋的文化人在蘇門答臘的巴爺公務開辦了一家“趙豫記”酒廠，鬱達夫為了躲避日本人迫害，掩藏真實身份，化名趙廉，出麵當老板，張楚琨任經理，胡愈之任會計。鬱達夫讓人用汽油桶裝酒，賣給日本兵，他開玩笑說：“我雖無力殺死日本人，我要用含酒精度的烈酒醉死日本人！”由於他暴露出日語專長，被迫做了日本憲兵隊的翻譯，為期半年多，他利用這一敏感職位保護了陳嘉庚等一大批進步僑領和中共、印共地下黨員。出於安全考慮，鬱達夫娶原籍廣東、年僅二十歲的華僑女子何麗有為妻。她相貌平平，文化不高，連中國話也似懂非懂，鬱達夫用馬來語稱之為“婆陀”(傻瓜)。直到鬱達夫遇難後，何麗有才知道鬱達夫是中國文壇鼎鼎有名的人物，她如同潘蘭珍認不出丈夫“李老頭”竟是天字第一號欽犯陳獨秀一樣，心頭不知是悲是幸。

　　鬱達夫萬裏投荒，橫死絕域，對於他的評價，曆來褒貶不一，讚的人稱之為天才，為大師，為烈士，為現代詩壇執牛耳的龍頭大哥，貶的人則罵他為花癡，為，為病態狂，為頹廢文人和墮落文人。香港學者梁錫華甚至批評鬱達夫“忠奸飄忽”，因為鬱達夫得到過日軍大將鬆井石根的禮讓，而且在印尼當過日本憲兵隊的翻譯，所以梁錫華指證他身上有洗刷不淨的嫌疑。古語雲，“知子莫若父”，實則知父也莫若子。在鬱達夫的眾多子女中，鬱飛與父親相處最久，相知最深。1992年，六十四歲的鬱飛曾對新加坡記者說：“我的父親是一位有明顯優點，也有明顯缺點的人，他很愛國家，對朋友也很熱心，但做人處世過於衝動，以至家庭與生活都搞得很不愉快。他不是什麽聖人，隻是一名文人，不要刻意美化他，也不要把他醜化。”鬱飛這話不僅說得誠懇，而且說得中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