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將在中國解禁的曲折曆程

    2007年8月13日，張普生在他的辦公室裏向記者出示了一份文件的複印件。這份文件的題目是《關於公安機關不再幹預麻將、紙牌的製造、銷售問題的通知》。通知隻發到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公安廳、局級別的單位，通知上還特別強調此事必須內部掌握，不登報、不廣播。
   
    張普生是安徽省老年體育協會的秘書長，已退休多年。他雖然職位不高，但卻將一個可能是最具廣泛群眾基礎的體育活動———麻將，推動成為國家競技項目。
   
    即使在今天，麻將依然經常和腐敗、腐朽的事例聯係在一起，時不時會成為媒體抨擊的焦點。而稍微年長的人應該也記得，直到上世紀80年代初，打麻將都不能光明正大，因為被公安機關抓到就是以賭博論處，輕則開除公職、重則判刑，連買賣麻將牌都得要偷偷摸摸。
   
    而這個情況在上世紀80年代末期突然就改變了，各地陸續出現正式的麻將比賽，到1998年麻將更是進入國家競技體育項目。怎麽會出現這樣的轉變，張普生在其中又做了什麽關鍵性的事情呢？
   
    老幹部想打麻將
   
    一篇介紹安徽省田徑運動的報告，其中有一段關於張普生的描述：“(1958年)是蕪湖市田徑運動員破省紀錄最多的一年，張普生、虞中勤、徐善義還打破了馬拉鬆全國紀錄。”張普生在體育界算是小有名氣，這也為日後推動麻將進入競技體育項目積累了人脈關係。退役後，張普生留在安徽省體委工作，並在1981年安徽省老幹部俱樂部成立後擔任副主任。
   
    1983年前後，張普生和他的同事突然發現，以前挺熱門的橋牌和圍棋兩項活動越來越冷清。張普生說：“這個現象讓我有點好奇，難道是我們組織工作沒做好？調查後才發現，很多老幹部都偷偷回家打麻將了。一些老幹部也不避諱自己這個愛好，就跟我說，能不能在老幹部俱樂部裏搞次麻將比賽？”
   
    這可是非同小可的事情。自新中國成立以來，麻將的名聲一直就很臭，成了賭博及資產階級腐朽生活方式的代名詞，早就被打入“冷宮”。不過，張普生沒有簡單地回絕那些老幹部。因為國家體委有很多他當年做運動員時認識的老朋友，張普生決定將這個情況反映上去。
   
    兩上北京四處碰壁
   
    張普生首先找到了國家體委社會體育處處長曾憲越，曾聽完張的匯報後表示：理解，但愛莫能助。張普生隨即又去了趟公安部，“我滿懷希望，但他們很冷漠。”
   
    碰了一鼻子灰後的張普生回到了安徽。一些老朋友聽說他為麻將奔走以後，都很擔心他。
   
    “雖然已經撥亂反正好幾年了，但大家的一些個神經依然繃得很緊。他們覺得我在做出格的事，怕我因此出事。”
   
    北京碰壁的張普生並未泄氣，他決定到關係不錯的安徽省公安廳就“麻將問題”進行政策谘詢。公安廳的一個處長建議老張去調查賭博的曆史，這樣可以為麻將不能和賭博畫等號提供曆史依據。
   
    隨即，張普生一頭紮進了故紙堆。合肥，找不到。南京，也找不到。張普生又想去北京看看。出發之前，張普生向單位借了200元錢，他靠這筆錢在北京的各大圖書館泡了20多天。
   
    “曆史上隻要統治穩定了，那就會放鬆對賭博的控製，但在動蕩時期，賭博則要受到酷刑。”張普生笑著說。此次北京之行讓張普生眼界大開，更加堅定了要將麻將辦成體育競賽的決心。
   
    逆境頂住壓力
   
    回合肥後，張普生拿著北京之行的車票到單位報銷，一向跟他很客氣的財務人員對他板起了麵孔，拒絕給他報銷。原來，當時的單位領導對張普生熱心麻將的行為很反感，不許他報銷，另外還要扣發他4個月的工資以抵衝他借走的200元。以前的窮朋友們認為張普生向往“腐朽的資本主義生活方式”，主動跟他劃清界限，而更有些好事之人四處散布謠言，說張普生積極推動麻將“合法化”，是為了拍老幹部的馬屁。
   
    就在張普生感覺人財兩空，前路渺茫的時候，他的妻子用行動默默地支持了他。“我妻子一個人在家門口開了幾塊荒地，種一些蔬菜，全家就靠這個糊口。”張普生說。
   
    在這些壓力之下，張普生還是沒放棄。經過多方努力，1985年10月11日，公安部下發了一份標有“機密”字樣的通知。這個通知給了張普生極大的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