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初期作家的稿酬

建國初期作家的稿酬
 
20世紀50年代的稿酬並不算低。當時職工的平均月薪隻有40元左右，而一部長篇小說卻能得稿費數千元。就是萬字左右的論文亦能得200元。當時有個口號——“一本書主義”，不知這口號是來自老前輩丁玲還是初生牛犢劉紹棠，總之他們當時都屬於“高薪階層”而遭人眼紅。

老舍、張恨水、艾青、吳祖光等文化人，都在50年代初用稿酬在北京買下了四合院(價格大約都為一萬多元人民幣)。趙樹理是來自解放區的“土包子”文化人，進京後也用稿費一萬多元買了一處挺大的四合院，後見中國文聯機關用房緊張，就把大院給公家用，換了一處小院；以後離開北京到山西工作，索性連小院也無償交公。上海的巴金等作家，完全或主要以自己的稿費收入解決衣食住行費用。

摘自《知識分子與人民幣時代》 陳明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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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趙樹理進城
 
1949年初，趙樹理進了北京。進城後，他常到天橋一帶去，看到了許多小戲園裏人總是滿滿的，而上演的內容基本是“神仙托夢”、公子中舉那一套，感到很慚愧，便東奔西跑找有關方麵，想組織更多的人創作大眾需要的新作品，以改變這種局麵，但效果不大。1950年起，他同老舍等人開始辦《說說唱唱》雜誌，也很不順手，屢屢受批評，多次作檢討，頗有動輒得咎的味道。

《說說唱唱》第三、四期發表了一篇名叫《金鎖》的小說。內容講一個流浪的難民，流落在惡霸地主家，地主欠下他的工資不給，又騙來一個女難民，說要給長工娶妻。後地主強奸女難民未遂，要將二人一同治死。不料長工未死，投奔了解放軍。小說發表後讀者提出批評，有人甚至說“是對勞動人民的侮辱”。於是，趙樹理在《文藝報》上兩次做了檢討。1951年6月，趙樹理在《說說唱唱》寫了一篇《武訓問題介紹》，7月，鑒於當時反對電影《武訓傳》的大氣候，他也做了檢討，說文章“沒有劃清革命和反革命思想的界限，因而失掉了正確的立場”。1952年1月，《說說唱唱》登了一篇介紹種棉花發家的文章，也受到讀者批評，趙樹理又檢討說，文章是“用單純經濟觀點宣傳種棉”，沒有“給農民以更高的政治教育”，沒有“宣傳無產階級在國家中的領導作用”。

進城不久，胡喬木就批評趙樹理，說他“自入京以後，事也沒有做好，把體驗生活也誤了，如不下去體會群眾新的生活脈搏，憑以前對農民的老印象，是仍不能寫出好東西來的”。老趙也感到自己對城市的人物不太熟悉，寫農村更有優勢，便毅然離開生活條件比較優越的北京，再回到比較貧窮的太行山老區，繼續寫農村，寫農民。1955年，出版了小說《三裏灣》，發行近百萬冊。但是由於全國範圍內“左”傾思潮越來越嚴重，農村不顧生產力發展水平不斷變革生產關係，趙樹理看不慣，接受不了，因此他後半生沒有寫出更多好作品來。他說：“自己沒有看透，就想慢一點寫。”他還檢討說：公社化前後“我的思想和農村工作的步調不相適應”，“我的最大錯誤是思想跟不上政治的主流。”這不是“檢討”，而是趙樹理自覺地抵製“左”的一套東西。

1957年開始的“整風反右”，1958年開始的“大躍進”以及以後的“反右傾”、“拔白旗”，階級鬥爭的弦越繃越緊，唯心主義、形而上學越來越嚴重。難能可貴的是，趙樹理沒有跟“風”，而是自覺地頂住了這種歪風。在“大躍進”的年代，他的家鄉發現了一個“典型”，讓趙樹理寫。他一了解是個假典型，便說：“吹牛英雄我不寫”。1959年，“大躍進”推向高潮，趙樹理的家鄉竟然也修了一條“土鐵路”，但火車跑不動。縣裏的小報拍了照片，讓趙樹理“支持新生事物”。趙樹理沒寫文章，卻寫了幾句諷刺詩：“東村有人放衛星，西村有人放火箭。老夫屈才無用處，水佛嶺上推火車。”

“文革”期間，趙樹理自然更不好寫東西了。在去世前不久，他不勝感歎地說：“這些年來，我幾乎沒有寫什麽，因為真話不能說，假話我不說，隻好不寫。”

摘自《炎黃春秋》趙德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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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為公”是寫給誰的
 
很多人可能都知道孫中山先生曾題寫過“天下為公”四個字，這四個字是為誰題寫的呢？他就是“香港電影之父”——黎民偉。

黎民偉，廣東新會人，1893年生於日本橫濱唐人街，幼年隨父親到香港定居，曾就讀於“皇仁”及“聖保羅”書院，在這期間，他用兩年時間，從午餐費中省下12元錢買了一部攝影機，開始學習攝影。1914年，他自任編劇，與“亞細亞影戲公司”的布拉斯基合作拍攝了香港第一部影片《莊子試妻》，並在片中反串莊子妻，從此即醉心於電影事業，他也因之被後人稱為“香港電影之父”。

黎民偉非常崇拜孫中山，對民主革命充滿熱情，曾參加過同盟會，自1912年孫中山就職大總統起，他便一直為孫中山拍攝紀錄片，為廣東革命政府攝下了許多珍貴的曆史鏡頭。我們今天看到的有關孫中山的所有鏡頭，都是他當年拍攝的。特別是北伐戰爭期間，他曾不顧生命危險，在戰火紛飛中拍攝了大型紀錄片《國民革命軍海陸空大戰》，受到孫中山的褒獎，並因之為他題寫了“天下為公”四個字。

1925年，黎民偉移師上海，和珠寶商李應生聯手創辦了“民新”影片公司，並慧眼識人，將公司的開門之作交給青年攝影師卜萬蒼導演。其時，卜萬蒼年僅22歲，一部片子沒導過。後來，卜萬蒼果然不負眾望，其導演的《玉潔冰清》一炮打響，為黎民偉公司掘得了“第一桶金”，還推出了“中國第一個電影皇後”張織雲。再後來，兩人又陸續合作拍攝了《戀愛與義務》、《一剪梅》、《桃花泣血記》、《人道》、《續故都春夢》、《三個摩登女性》、《母性之光》等一批有影響的影片，使黎民偉的公司一時在上海灘獨領風騷，成為電影界的“領頭雁”。

摘自《人民政協報》 王捷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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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梃擊案”：皇帝家事變為鬥爭工具
 
閻崇年在《明亡清興六十年(1583-1644)》中講述了關乎明朝國運的三大宮廷疑案。我們摘選部分有關“梃擊案”的部分，由此可以看出明朝廷的黨爭之烈。

梃擊事件發生在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初四日，這一年太子朱常洛33歲。萬曆帝有五子，實際競爭太子的隻有兩人：宮人王氏所生皇長子常洛和鄭貴妃所生皇三子常洵。萬曆帝長時間在立常洛與立常洵之間猶豫不決，形成朝廷大臣所謂的“國本之爭”。這個梃擊案，其實就是儲位之爭的極端表現。

這天傍晚，薊州男子張差，手持棗木棍，從東華門直奔內廷，打傷守門太監，闖進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慶宮，直到前殿屋簷下才被捉拿。當時，慈慶宮第一道門隻有兩名太監守門，第二道門無人看守。事發後朱常洛驚恐萬狀，而且“舉朝驚駭”。萬曆帝下令審訊。負責審問的為“浙黨”官吏，說張差是個瘋癲病人，企圖糊塗結案。而巴結鄭貴妃的內閣首輔、“浙黨”首領方從哲也不願深究。東林黨人、刑部提牢主事王之，通過單獨提審和與刑部官員共審，使張差供出：是鄭貴妃手下太監龐保、劉成“令我打上宮門，打得小爺(指太子)，有吃有穿”。朝中東林黨人懷疑是鄭貴妃欲謀害太子，堅決要求徹底追究。

萬曆帝因為都是他們家裏頭的事情，而且牽扯到鄭貴妃，也不想深究此事。最後決定把張差處死，兩個太監龐保和劉成在內廷秘密打死，草草了結這樁大案。負責此案審理的王之遭到反東林黨一派官吏的攻擊，萬曆帝將他削職為民。

從表麵上看，此案是鄭貴妃意欲謀害太子朱常洛而未得逞，好像是皇帝的家事，但實質上是國事，反映出朝廷中東林黨與其他派係的政治鬥爭。盡管萬曆帝親自處理結案，但這件事情始終疑雲重重。此後大臣們常以此為題目，“奏章累數千百，由是門戶之禍大起”。

摘自《老年生活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