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空祭——感人的抗戰英雄故事

長空祭——紀念抗日戰爭中的空中英雄

中國人民以自己的血和汗同日本侵略者英勇奮戰了八年之久，這是一次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旗幟下，國共兩黨同各民主黨派、各階級各階層愛國人士聯合進行的神聖的民族戰爭。至今，國民黨正麵戰場和解放區戰場相互配合、相互支援的場景，依然曆曆在目。許多為民族獨立而英勇殉國的國民黨愛國將士的精神，與在抗戰期間為抗擊日本侵略軍而壯烈犧牲的無數共產黨員、我軍將士和人民群眾一樣，仍然令人崇敬不已。 ———聶榮臻 就在那走投無路的時刻，竟發生了一個“奇跡”：從雨夜中傳出了一陣陣優美的小提琴聲 抗日戰爭前期，我們家曾經同一批年輕的中國空軍有過一段特殊的友誼。當時，我還是個孩子，但我記得他們，他們的一些事，父親母親後來常常講起，也深深地留在了我的記憶裏。如今，近半個世紀過去了，這些飛行員的英勇事跡幾乎不為人所知。不過，我相信，在那國家危急存亡之秋，曾以鮮血來換取民族生存權的人們，曆史是不應該忘記的。 我的父親梁思成“七七事變”前在北平從事中國建築史的研究，母親林徽因，與父親同行，又是詩人和文學家。1937年7月底，為了不願見到日本侵略軍的旗子插上北平城，他們領著外婆、姐姐和我，匆匆離開了這座古城，往西南大後方撤退。 戰爭剛剛爆發，人們紛紛“逃難”，沿途一片混亂。我們的旅程異常艱難，直到十月間，才輾轉抵達長沙。不久，日本飛機第一次空襲長沙，炸彈落到離我們的臨時住房隻有十幾米的地方，全家人死裏逃生，行李卻埋到了瓦礫堆下。 十二月初，我們又離開長沙，乘長途汽車往昆明去。當時，這種撤退全無組織，各人自找門路，沒有任何團體、機關的安排照應。而內地的公路交通，更處在一種可怕的野蠻狀態。破舊擁擠的汽車，在險陡狹窄的盤山公路上顛簸著；沿途停宿的荒街野店，臭蟲虱子成堆，小偷土匪出沒。沿海大城市來的人，沒有一點勇氣，是不敢踏上這條路的。父母雖然還年輕，身體卻不算好，特別是母親，早年得過肺病，經不住這樣的艱苦跋涉，體力已經不支。 乘公共汽車曉行夜宿，幾天以後，在一個陰雨的傍晚到達一處破敗的小城———湘黔交界處的晃縣。泥濘的公路兩側，錯落著幾排板房鋪麵，星星點點地閃出昏暗的燭火。為了投宿，父母抱著我們姐弟，攙著外婆，沿街探問旅店。媽媽不停地咳嗽，走不了幾步，就把我放在地上喘息。但是我們走完了幾條街巷，也沒能找到一個床位。原來前麵公路塌方，這裏已滯留了幾班旅客，到處住滿了人。媽媽打起了寒戰，闖進一個茶館，再也走不動了。她兩頰緋紅，額頭燒得燙人。但是茶鋪老板連打個地鋪都不讓。全家人圍著母親，不知怎麽辦才好。我太小了，倒在行李包上，昏然入睡。 父親後來告訴我，就在那走投無路的時刻，竟發生了一個“奇跡”：他忽然注意到，從雨夜中傳出了一陣陣優美的小提琴聲，全都是西方古典名曲！誰？會在這邊城僻地奏出這麽動人的音樂？“如聽仙樂耳暫明”的父親想；這拉琴的一定是一位來自大城市、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或許能找他幫一點忙？他闖進了漆黑的雨地，“尋聲暗問彈者誰”，貿然地敲開了傳出琴聲的客棧房門。 樂曲戛然而止，父親驚訝地發現，自己麵對的，竟是一群身著空軍學員製服的年輕人，十來雙疑問的眼睛正望著他。那年月，老百姓見了穿軍裝的就躲，可是眼下，秀才卻遇上了兵！父親難為情地作了自我介紹並說明來意。青年們卻出乎意料地熱心，立即騰出一個房間，並幫忙把母親攙上那軋軋作響的小樓。原來，他們二十來人，是中國空軍杭州筧橋航校第七期的學員，也正在往昆明撤退，被阻在晃縣已經幾天了。其中好幾人，包括拉提琴的一位，都是父親的同鄉。這一夜，母親因急性肺炎高燒四十度，一進門就昏迷不醒了。 我們家同這批飛行員的友誼，就是這樣開始的。 我當然不會想到，當父母看見他們的年輕朋友就要駕著這樣的古董出征時，心裏又懷著怎樣苦澀的感情 一九三八年初，我們終於到達昆明。父親所在的研究機關和西南聯合大學也都陸續遷到這裏，生活開始安頓下來。很快，我們就同晃縣相遇的飛行員們又見了麵。他們全都來自江浙閩粵沿海省市，家鄉有的已經淪陷。二十歲左右的年輕人，遠離親人，甚至無法通信，在這陌生的內地城市，生活十分寂寞。坐落在郊區巫家壩機場的航校，訓練生活枯燥艱苦。軍隊中國民黨的法西斯管理辦法常激起他們的憤恨。 那時，昆明的外省人還不很多，我們家就成了他們難得的朋友，假日裏，總是三五成群地來這裏聚會。恰好我的三舅林恒也是抗戰前夕投筆從戎的航校第十期學員，不久也來到昆明。這一層關係更密切了我們家同這批空軍的友誼。 我的父母，性格開朗，待人誠懇熱情，母親尤其健談好客。他們很快就成了年輕人的好朋友，被視為長兄長姐。飛行員們無處訴說的心裏話，常常向他們傾吐。因為我們家的關係，他們和西南聯大的一些教授，如張奚若、錢端升、金嶽霖等也常有來往。有時，我們家同他們去郊遊，泛舟五百裏滇池，拉琴、唱歌、遊泳，他們還偷偷地欣賞俊俏的船家姑娘，淘氣地商量，要選出一個沈從文《邊城》裏的“翠翠”…… 然而戰時後方的空氣，畢竟嚴峻多於歡樂。空軍部隊裏，充斥著無能和腐敗現象。直到抗戰初期，中國空軍還是按照法西斯德國的體製來訓練的，甚至教官都直接聘自希特勒的德國空軍。這些地地道道的法西斯分子訓練學員“無條件服從”， 動輒用皮鞭抽打，有人竟被抽得滿地亂滾，剛吃下去的飯都吐了出來。後勤部門的長官則盜賣零件、汽油，使地勤工作全無保證，飛機經常發生故障。最使他們焦慮和憤慨的，是由於當時政府的無能，使得中國空軍的裝備極端落後，遠遠不能同日本侵略者相匹敵。 當時空軍作戰使用的，主要還是二十年代的古董：一種帆布蒙皮、敞著座艙的雙翼飛機，我記得飛行員們把它們叫做“老道格拉斯”。現在回想起來，大概是美國產的“道格拉斯O-2型”，這種老式驅逐機(當時稱殲擊機為驅逐機)又慢又笨，火力很弱，比日機的性能差得多。記得他們曾在我們家一麵比劃著，一麵向大家解釋，空戰中為了搶高度，我機要“一圈一圈”地往上爬，而敵機卻能夠一下子就拉起來。如果我機幸而占了優勢而一次俯衝射擊不中的話，就很難再有攻擊的機會，隻能等著挨打了。當時，他們是多麽希望早日得到美國或英國的新型驅逐機啊！什麽“老鷹式七五”，什麽“旋風式”，經常是最讓他們激動的話題，以致當年我作為一個孩子在旁邊所一再聽到的這些名稱，至今還印在腦海裏。 大約在我們到達昆明一年多以後，他們從航校畢業，成了正式的空軍軍官，將作為驅逐機駕駛員，編入對日作戰部隊。畢業典禮在巫家壩機場舉行。由於他們中沒有任何一位有親屬在昆明，便決定請我的父母作他們全體畢業生的“名譽家長”，到典禮上去致詞。那一天，我們全家都去了。父親坐在主席台上，也致了詞。記得典禮前，有人領著我們去參觀正在裝彈的飛機，有許多用“洋鐵皮”焊成的模擬彈，裏麵灌上水，掛在機翼下麵。講話之後，畢業生們駕著那些“老道格拉斯”進行了飛行表演。當它們編隊隆隆飛過機場上空，在跑道外投下的“炸彈”激起了一柱柱白色的水花時，我興奮極了。但是，我當然不會想到，當父母看見他們的年輕朋友就要駕著這樣的古董出征時，心裏又懷著怎樣苦澀的感情。 陳桂民說，他決心把敵機撞下來，敵人發現了他的意圖，靠著飛機性能的優勢躲開了，他兩次撞擊都不成功，“急得我直掉眼淚”…… 這時候，日機對昆明等地的空襲日益加緊。正式編入作戰部隊之後，他們難得休假，同我們見麵的機會越來越少，而“跑警報”卻成了我們的日常功課。不久，我們家又從城裏疏散到了市郊農村。每逢日機空襲，我們就懷著忐忑的心情從村後小山坡上遠遠望著城裏炸起的一柱柱黑煙、空中閃爍的銀色小點和高射炮彈留下的朵朵灰雲，還看到過不知哪一方的飛機拖著長長的黑煙墜落到地平線下。由於我們沒有製空權，猖狂的敵機常常肆意低空掃射轟炸，有時就從我們的村頭掠著樹梢尖嘯而過，連座艙裏戴著風鏡的鬼子駕駛員都看得清清楚楚。 飛行員們偶然來到我們家，講些戰鬥故事，還給我帶來過一架用日機殘骸上的鋁熔鑄的日本轟炸機模型和一顆敵機機關炮的彈頭(裏麵沒有炸藥)。那模型上有個賽璐珞的透明炮塔，兩個小螺旋槳還會轉動。但我記得這時的氣氛已和過去大不相同。談起空戰中我方的劣勢和某些我們不認識的老飛行員的犧牲，他們是那樣的嚴肅和憂憤，使人覺得，好象有什麽可怕的事情將會發生。 果然，不久就傳來了他們的噩耗。 那是從部隊寄給我父親的一封公函和一個小小包裹———一份陣亡通知書和一些日記、信件和照片等遺物。死者名叫陳桂民，是我們的飛行員朋友中第一個犧牲的。因為他在後方沒有親屬，部隊就把這些寄給了“名譽家長”。母親捧著它們，泣不成聲。他們當時還沒有想到，這種作法後來竟會成為這支部隊的慣例。 說話帶著濃重廣東口音的陳桂民，是個愛講故事的熱鬧小夥子。個子不高，方方的臉。他的戰鬥故事最多，也最“神”：一次，一架滑油箱被打漏的敵機向他俯衝射擊，沒有擊中，卻從他敞開的座艙上麵淋下一陣烏黑的滑油，沾了他一頭一麵。他本來皮膚黝黑，這下子回到機場簡直成了個黑人，地勤人員都笑了起來。還有一次，他說自己在空戰中把子彈打光了，一架敵機卻從後麵“咬”住了他，“嚇得我麵都青了”講到這裏，父親還開玩笑地問：“是你在飛機裏照鏡子，看見自己臉都青了嗎？”但碰巧敵機也沒有子彈了，兩架飛機並排飛行，互相用手槍射擊，手槍子彈打光了，陳桂民說，他決心把敵機撞下來，敵人發現了他的意圖，靠著飛機性能的優勢躲開了，他兩次撞擊都不成功，“急得我直掉眼淚”…… 陳桂民的死，隻是一連串不幸消息的開始。據我的回憶，隨後犧牲的一位，名叫葉鵬飛，也是廣東人。他個子瘦長，不善言談。由於飛機陳舊失修，他雖經兩次遇到機械故障，不得不棄機跳傘。那時，不少飛機是南洋華僑和各界同胞集資捐獻的。他摔了兩架，心情非常沉重，曾對著母親落淚，說自己無顏對江東父老。盡管父母一再安慰他，說這不是他的錯，但他卻發誓，決不跳第三次。不幸的是，這樣的事竟真的發生了。在一次警戒飛行返航時，他的飛機又發生嚴重故障，當時長機曾命令他跳傘，他卻沒有服從，硬是同飛機一道墜落地麵，機毀人亡，為了當時政府和軍隊的腐敗無能，白白地犧牲了性命。他的死，使他的戰友感到特別壓抑和悲哀。 由於日機對昆明的轟炸越來越猛烈，1941年冬，我們家隨父親所在單位再次從昆明遷往四川宜賓附近的一個偏僻的江村———李莊。從此，我們同這批空軍朋友已難於直接來往，隻有一些通信聯係。然而空軍部隊卻仍在堅持他們的慣例。不久，小提琴家黃棟權的遺物也寄到了李莊。後來我曾聽父親說，黃棟權犧牲得特別壯烈，他擊落了一架敵機，在追擊另一架時自己的座機被敵人擊中，遺體被摔得粉碎，以致都無法收殮。我們全家對於黃棟權的死特別悲痛，因為當初正是他的琴聲才使我們同這批飛行員結下了友誼之緣的。他的死，像是一個不祥之兆。這時，母親肺病複發，臥床不起，她常常一遍遍地翻看這些年輕人的照片、日記，悲不自勝。 這以後，又陸續有人犧牲。父親為了保護母親，開始悄悄地把寄來的遺物藏起，不讓母親知道。但是不久，她卻受到一次更沉重的打擊。剛剛從航校第十期畢業的三舅林恒(他們的訓練基地後來遷到了成都)也在成都上空陣亡了。那一次，由於後方防空警戒係統的無能，大批日機已經飛臨成都上空，我方僅有的幾架驅逐機才得到命令，倉促起飛迎戰，卻已經太遲了。三舅的座機剛剛離開跑道，沒有拉起來就被敵人居高臨下地擊落在離跑道盡頭隻有幾百米的地方。他甚至沒有來得及參加一次像樣的戰鬥，就獻出了自己年輕的生命。 父親匆匆趕往成都收殮了他的遺體，掩埋在一處無名的墓地裏。為了向外婆隱瞞這一不幸的消息，他把舅舅的遺物———一套軍禮服，一把畢業紀念佩劍，包在一個黑色的包袱裏，悄悄地藏到了衣箱的最底層。但後來老人家還是從鄰居口中知道了真情。 麵對著猖狂的日本空中強盜，當時後方的許多人曾寄希望於美國的援助，因為那是太平洋地區惟一有實力援助中國空軍同日本較量的國家。然而，“中立”的美國卻一年又一年地使中國的希望落空。直到1941年底以後，在“珍珠港事變”中挨了日本人痛打的美國被迫參戰，情況才開始有所轉變。戰爭初期中國的老飛行員們已經為此付出了血的代價。 1942、1943年前後，美國開始向中國提供P-40等新型驅逐機，並在印度等地為中國培訓了幾批新飛行員，中國空軍裝備上的劣勢開始有所轉變；同時，由陳納德上校率領的美國誌願援華航空隊，即赫赫一時的所謂“飛虎隊”，也活躍了起來，配合著中國空軍，逐漸奪回了西南地區的製空權。空軍成了後方報紙上的英雄，“新一代”的中國飛行員也“神氣”起來，有些人也學會了穿上全套美式軍裝，開著敞篷吉普，挾著“抗戰女郎”招搖過市。但是，我們家認識的那批老飛行員，除了一位傷員林耀之外，到這時已全部殉國了！他們之中沒有人死在陸上，個個都犧牲在慘烈的空戰中。他們的遺體被埋葬在遠離故鄉和親人的地方，蒼煙落照，一枕清霜，從此湮沒無聞。紀念著他們的，也許隻有我們一家。自從陳桂民犧牲後，每年七月七日“盧溝橋事變”紀念日中午十二點，父親都要帶領全家，在飯桌旁起立默哀三分鍾，來悼念一切我們認識的和不認識的抗日烈士。對於我來說，那三分鍾是全年最嚴肅莊重的一刻。可惜的是，由於年代久遠，我今天已記不起更多的人和事。隻有林耀除外。 這一年的七月七日，我一個人在學校裏，按照父親的榜樣，默哀了三分鍾，為林耀，也為所有其他的人 林耀，澳門人，在同期飛行員裏他年齡最長，也最沉穩。在其他飛行員和我三舅相繼犧牲後，母親待這個同宗的青年人更加如親弟弟一般。我們家搬到李莊以後，林耀常給父親和母親寫來長信，母親總是反複地讀，並常說他是個“有思想的人”。 大約是在1941年，他作戰負重傷，左肘被射穿，雖然沒有傷到骨頭，卻打斷了大神經。傷口愈合之後，醫生又給他動了二次手術，強把神經接上了，但從此手臂不能伸直，而且出現嚴重的神經痛。醫生知道他喜愛西方古典音樂，便勸他買一架留聲機(這在當時是一種昂貴的奢侈品)，用聽音樂來鎮靜神經，同時進行各種恢複性鍛煉。在療養中，他開始用各種體育器械來“拉”直自己的左臂，這常常疼得他頭上冒汗，但是他頑強地堅持著。最後，終於恢複了手臂功能，可以出院了。本來，他完全可以離開戰鬥第一線，甚至申請退役，但是他卻回到了作戰部隊，還駕起了新型驅逐機。 他在歸隊之前，曾經利用短暫的假期，到李莊來看望過我們，在我家住了幾天，這大約是在1942年的深秋。當時，抗日戰爭已進入艱苦的相持階段，歐洲和太平洋戰場上，德意日法西斯正猖獗一時，大後方人們的心情悲觀憂鬱。母親被病魔擊倒，痊愈無日，困於床褥，而林耀也正經曆著同輩凋零，人何寥落的悲哀。 他們在李莊簡陋的農舍中重逢，那氣氛很難說是歡樂的。他們常常秉燭長談，或者相對無言，長時間地沉默。林耀帶來了他的唱機和唱片，說他已經用不著了。這給我們那種“終歲不聞絲竹聲”的生活多少增加了一點樂趣。他很有音樂修養，是我西方古典音樂欣賞的第一個啟蒙老師。他給我們講貝多芬怎樣同耳聾症搏鬥，一麵放《第五交響曲》，一麵喃喃自語：“命運又一次來敲門……”；他還講過威伯的《邀舞》：“請求，……拒絕；再請求……再拒絕；……答應了……跳起來了……”有一次，他說自己感冒了，帶著我和姐姐跑到揚子江邊，十一月的天氣，竟跳到江中遊起泳來，還說這是治感冒的好辦法！不會遊泳的我在岸上羨慕地看著他在水中沉浮，望見他左臂上露出粉紅色長長的傷痕。 他歸隊不久，曾奉命到新疆烏魯木齊(當時叫迪化)去接收過一批蘇聯援助的戰鬥轟炸機。飛回成都後，他又來李莊小住了幾天。帶給我們一張蘇聯唱片《喀秋莎》(還有他手抄的中文歌詞)，給我一把藍色皮鞘的新疆小刀，還有一包我生平第一次吃到的哈蜜瓜幹。他同父母談了許多新疆見聞，包括紅軍、共產黨什麽的。可惜我這個五年級小學生當時聽不大懂，隻記得他說那種蘇式飛機設計不合理，有一個冷卻用的水箱，還風趣地說：“天上有那麽多風，不用風冷用水冷，打漏了怎麽辦？”這一次，除《喀秋莎》，他還教了我一首《航空隊員進行曲》，歌中唱道：“你聽，馬達悲壯地唱著向前！它載負著青年的航空隊員；青年的，航空員！”從那時起，每當我唱起或回想起這支歌，都會想起林耀，而且眼前總會浮現出巫家壩機場上空那一架架從白雲邊掠過的老式雙翼飛機。直到解放後，我才從一個歌本上知道，這原來也是一首蘇聯歌曲。 這以後，林耀又“來”過一次。那是駕了一種什麽新型教練機從昆明轉場到成都，“路過”李莊，“順便”到我們村頭上超低空地繞了兩圈，並在我家門前的半幹水田裏投下了一個有著長長的杏黃色尾巴的通信袋，裏麵裝了父母在昆明西南聯大幾位老友捎來的“航空快信”和一包糖果。 1944年的秋天，我離開李莊到重慶讀中學，一學期才回家一次。這以後林耀同家裏有過什麽聯係；我不知道。就在這年秋天，日軍發動了“南下戰役”，衡陽在日軍圍困47天之後失守，接著是湘桂一帶中國軍隊的倉惶潰退。第二年的春天，我回到李莊，母親才告訴我，就在這次戰役期間，在衡陽一帶空戰中，林耀失蹤了。由於中國軍隊的潰敗，他的飛機和遺骸始終沒有找到。這一年的七月七日，我一個人在學校裏，按照父親的榜樣，默哀了三分鍾，為林耀，也為所有其他的人。這是我在抗戰期間最後一次“七·七默哀”。 就這樣，在抗戰勝利前一年，我們失去了最後一位飛行員朋友。林耀的最後犧牲，在母親心上留下的創傷是深重的。她懷著難言的悲哀，在病床上寫了長詩《哭三弟恒》。這時離開三舅的犧牲已經三年，母親所悼念的，顯然並不隻是他一人： “…… 啊，你別難過，難過了我給不出安慰。 我曾每日那樣想過了幾回； 你已給了你所有的，同你去的弟兄 也是一樣，獻出你們的生命； 已有的年青的一切；將來還有的機會， 可能的壯年工作，老年的智慧； 可能的情愛，家庭，兒女，及那所有 生的權利，喜悅；及生的紛糾！ …… 你相信，你也做了，最後一切你交出。 我既完全明白，為何我還為著你哭？ 隻因你是個孩子卻沒有留什麽給自己， 小時候我盼著你的幸福，戰時你的安全， 今天你沒有兒女牽掛需要撫恤同安慰， 而萬千國人像已忘掉， 你死是為了誰！” 這首詩曾於一九四八年五月發表，現已收入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林徽因詩集》。 我的紀念寫到這裏本來可以結束了，但沒料到這段往事後來竟有一個令人難堪的尾聲。 我的母親早在1955年便去世了。十年浩劫開始時，隻有父親、外婆和我的繼母生活在一起。清華園中那些戴紅袖章的暴徒們把父親打成“頭號反動學術權威”，並按“最高指示”踏上了“千萬隻腳”。父親的住房幾次遭到他們的洗劫。從我家一隻幾乎從不打開的箱底，他們翻出了那個久已被遺忘了的黑色包袱，發現了三舅那把鐫有“名譽校長”蔣介石名字的佩劍。“梁思成還藏著蔣介石贈的短劍！”一時成了清華園中聳人的頭號新聞。年老多病的父親為此受到更殘酷的批鬥折磨，直到他1972年含恨長逝。母親當年悲憤的詩句“而萬千國人像已忘掉，你死是為了誰！”竟在這批人身上再一次得到印證。這曆史的回聲該有多麽刺耳！ 1937年，我們家與這批飛行員晃縣邂逅時，他們不過二十來歲，如能活到今天，該也都年近古稀了。而他們真正的家長，也許始終不知道自己子弟最後犧牲的確切消息。這些老人，如今大概也都早已不在人間；至於飛行員們的弟兄姊妹，侄甥晚輩，是不是還有人記得他們呢？在那民族的生死關頭，他們英勇捐軀，而青史上卻沒能留下名字。但我深信，烈士們的忠魂也一樣熔入了中華民族綿延的生命，而得以永垂不朽。 在抗日戰爭最艱苦的歲月中，為抗擊敵寇而血灑長空的中國空軍英烈們，人民沒有忘記你們，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