饒漱石與陳毅的恩恩怨怨 (圖)

　　圖1： 1940 年，陳毅在蘇北。

　　圖2：陳毅在蘇南某地給新四軍幹部作報告。

　　圖3：饒漱石

饒漱石與陳毅的恩恩怨怨

　　劉少奇走了，華中與新四軍的大權掌握在了饒漱石的手中。饒漱石很清楚，自己資曆淺，缺乏黨政軍全麵的領導經驗，對各方麵又了解甚少，不敢上任伊始就誇誇其談，不得不向代理軍長陳毅請教。性情耿直的陳毅毫不做作，光明磊落，毫不保留地向饒漱石傳授經驗，指點迷津，對饒漱石熱情相助。

　　饒漱石對待知識分子的態度十分不好，他說： “ 對知識分子出身的幹部，要先小人，後君子。 ” 一般幹部鑒於饒漱石的地位，畏懼其打擊報複，對他雖有意見，但不敢直接向他提出，更多的是向陳毅反映。襟懷坦蕩的陳毅，根據大多數同誌的反映，對饒漱石進行了一番善意的批評幫助。天長日久，饒漱石對陳毅很是不滿，並且愈積愈深。但迫於陳毅在新四軍的威望，饒漱石隻有隱忍不發，等待時機。

　　借整風運動之機，饒漱石對陳毅發起突然襲擊

　　 1943 年秋季，華中局和華東邊區根據地的整風學習，進入了高級幹部批評與自我批評階段。饒漱石認為，排擠陳毅的機會到了。饒漱石知道， 1929 年，時任紅四軍政治部主任的陳毅在主持紅四軍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時，對一直堅持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毛澤東進行了批評指責，致使毛澤東被撤掉了紅四軍的前委書記，陳毅接替了毛澤東的位置。這些事既可證明陳毅早就 “ 反對毛主席 ” ，又可證明陳毅排擠黨代表、取代書記由來已久。饒漱石也知道，華中局的幹部們對他這個代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意見不少，有的相當強烈。饒漱石就欲擒故縱，以退為進，故意暫時離開軍部，讓陳毅主持整風，動員幹部們對領導提意見。實際上是有意要造成陳毅發動幹部批評攻擊政治委員的印象。

　　 8 月 13 日，按照原定計劃，陳毅動員之後，大家發言，各抒己見，互相啟發，發言越來越熱烈，越來越深入，並且越來越集中，焦點果然集中到饒漱石的身上。

　　第二天的會議更加熱烈，許多人的言詞是相當尖銳而激烈的。 8 月 18 日下午，饒漱石突然回來了。政治部秘書長把他根據大家發言整理的材料送請審閱，饒漱石卻說： “ 早知道了，不用看了 !” 由此開始，饒漱石幾乎每天都找華中局和軍部各方麵的負責幹部談話。談話中總是要說到陳毅 “ 反毛主席 ” ，這就使一些負責幹部聽後誤以為饒漱石是受中央之命來清算陳毅的老賬新賬的，都不免對陳毅心存戒懼，遠離了陳毅，使陳毅孤立起來。

　　在黃花塘村，饒漱石列舉了陳毅的 “ 十大罪狀 ”

　　 1943 年 10 月 26 日，華中局組織的整風會議在黃花塘的新四軍軍部舉行。開場白後，饒漱石轉臉針對陳毅嚴肅地說： “ 陳毅，你雖是一軍之長，平日可以指揮千軍萬馬，可今日你是普通黨員，態度要端正，對自己的錯誤要交待清楚，不準蒙混過關。 ”

　　饒漱石帶有威脅性的語言，不僅使所有與會者感到震驚，就連陳毅都感到這不是在整風，簡直是在審問犯人。陳毅心中驟然起了疑問，但陳毅迅速恢複了安靜的神態，坦然地看看大家，拿出發言提綱，開始作自我檢查，整整地談了一天。

　　吃完晚飯，所有與會者都端著水杯來到了會議室。會議仍由饒漱石主持。饒漱石環顧眾人一眼，用冷冰的麵孔說道： “ 陳毅居然作了一天的報告，這哪裏是自我批評 ? 分明是在評功擺好嘛 ! 據我所知，陳毅從參加革命那時算起，就懷著升官發財的個人目的，雖然革命生涯 20 餘年，風風雨雨有所建樹，但在不同的曆史時期犯過不少嚴重錯誤，概括起來，有十大錯誤吧 !”

　　接著，饒漱石一氣嗬成說完了幾個月來挖空心思想出的陳毅十大罪狀。

　　會後，饒漱石以華中局、軍部主要領導成員的名義，發了一份長達 1500 字的電報，報給毛澤東、劉少奇，羅列陳毅十大錯誤，要求中央派人主持新四軍軍事工作。饒漱石估計，僅僅由他個人發電報給中共中央負責人，還不夠有力，便煽動一些幹部聯合向中共中央打電報批評陳毅。

　　不久延安回電，命令陳毅到延安協助毛澤東、朱德起草和討論黨的七大政治報告和軍事報告。

　　 1943 年 11 月 25 日，陳毅告別了妻子張茜，滿懷惆悵地離開了生活戰鬥了達 4 年之久的淮北大地，奔赴了不知前途如何的西行延安的路程。

　　 1944 年 3 月 17 日，陳毅抵達延安，受到毛澤東等許多中共中央領導人的熱烈歡迎。在向毛澤東的匯報中，陳毅除了匯報華中抗戰形勢外，還將滿腔的委屈，即與饒漱石的矛盾向毛澤東傾訴。但處於裁判地位的毛澤東卻給他澆了一盆冷水，對他說： “ 如果你談三年遊擊戰爭的經驗，談華中抗戰的經驗，那很好，我可以召集一個會議，請你談三天三夜。至於與小饒的問題，我看還是不要提，一句話也不要講。關於這件事，華中曾有個電報發到中央來。這電報在，如果你要看，我可以給你看，但是我看還是暫時不要看為好。 ”

　　陳毅說： “ 那我就不看，華中的事也就不談。 ” 毛澤東表示： “ 我歡迎你這個態度。 ” 經過毛澤東的耐心說服，陳毅心情有所好轉。

　　陳毅到延安兩三個月後，毛澤東把他請到他棗園住處，麵帶微笑地說： “ 黃花塘問題可以結束了。 ” 毛澤東告訴陳毅，中央已電告華中局：陳饒的爭論是屬於工作關係的性質，不是屬於路線的性質，這個問題已經解決，不應再提。陳毅在內戰期間、抗戰期間是有功勞的，不能對他產生誤解。這就否定了饒漱石強加給陳毅的最要命的 ——— 曆史上一貫反對毛主席的罪名，令陳毅如釋重負。

　　作為華中局代理書記的饒漱石，在這場鬥爭中無疑是失敗了。但他的目的卻達到了一半，雖沒有從根本上打倒陳毅，卻起碼把陳毅趕出了新四軍軍部。

　　由於饒漱石的關係，中央上述精神在華中局、在新四軍內部被嚴格控製在極少數人知道的範圍。黃花塘事件到底是怎麽回事 ? 誰是誰非 ? 在廣大新四軍官兵中間始終是個難解的謎。所以說，以曆史角度來看，黃花塘事件當時並未得到徹底解決，並未還其曆史之本來麵貌。

　　饒漱石陰謀徹底暴露，陳毅如釋重負

　　 1953 年 12 月，陳毅來到北京參加全國軍事係統高幹會議。與此同時，高崗、饒漱石反黨分裂陰謀暴露。中央召開了饒漱石問題的座談會，查清了饒漱石當時和曆史上的問題。隨著饒漱石政治生涯的終結，當年他策劃黃花塘事件的企圖也一目了然。正如陳丕顯所回憶的那樣： “ 饒漱石鬥爭陳毅同誌，趕走陳毅同誌的黃花塘事件，完全是饒漱石篡奪新四軍領導權的陰謀詭計。 ” 這是曆史給予黃花塘事件的公正結論。

　　陳毅到達北京的第四天，就被毛澤東找到西郊玉泉山新建的別墅去談話。談話間，忽然向陳毅問起饒漱石的情況來。延安時毛澤東為維護團結、製止他談饒漱石的情景猶在眼前，因而陳毅覺得不宜直捅出來，便按在一般情況下盡量說同級幹部優點的習慣，說了幾句，卻見毛澤東表情淡漠。

　　陳毅告辭出來，遇到中央機關的一位主要負責人。陳毅因為心有疑問，便對他說起此事。那位負責人說： “ 主席問你，是為了聽你說真實情況 !” 陳毅深有觸動，當即回到毛澤東房裏，向他說明自己的思想過程。

　　陳毅傾吐真情以後，毛澤東點頭欣賞，並把已經掌握了的高崗、饒漱石陰謀活動的情況告訴了陳毅。

　　幾天後的一個晚上，毛澤東又找陳毅去談話，專談高、饒問題。

　　後來，陳毅又和彭德懷、劉伯承、賀龍、葉劍英等一起，應召到毛澤東處專門討論高、饒問題。陳毅還列席了 1954 年 1 月 12 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這次會議專門就高、饒事件，討論通過了《增強黨內團結的決定》。毛澤東把對高、饒的鬥爭布置妥當，便出京休養去了。

　　 1954 年 2 月 6 日，中共七屆四中全會期間，劉少奇親自到陳毅住處，誠摯地向陳毅道歉：過去我看錯了人，信任了饒漱石，使你受委屈了。中央書記處分別召開了高崗、饒漱石問題的座談會。

　　至此，壓抑、糾纏陳毅十多年的公案大白於全黨了。

　　（摘自《作家文摘》作者何立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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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五年饒漱石的問題為何升級惡化  

曉　農

中央處理饒漱石問題的最初打算是批判從嚴，處理留情

饒漱石原本為建國初期黨內頗有前途的高級領導幹部。他受過高等文化教育，從１９２３年起就參加城市學生運動和工人鬥爭，後在白區擔任地下黨領導，又被派到蘇聯工作過三年。回國後被分派到東南局主管白區工作，並參與新四軍的領導，擔任過華中局書記、新四軍政委。建國後饒漱石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人民軍事委員會委員，並任中共華東局第一書記兼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像他這樣身兼全國五大局之一的華東局黨政要職，在當時可說是獨一無二的。１９５３年初，饒漱石調任中組部部長，成為引人注目的政治新星。

正值前途無量時，結果卻被野心誤。為了實現不斷膨脹的政治欲望，饒漱石和高崗密切合作，各使解數，利用種種機會進行拱倒劉少奇、周恩來的黨內分裂活動。

１９５３年１２月１４日，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作了 " 北京有兩個司令部 " 的講話，揭開了高饒問題的蓋子。翌年２月６日至１０日，中共七屆四中全會在北京召開，劉少奇代表黨中央對高饒作了嚴厲的批評和嚴正警告。接著，周恩來、鄧小平、陳雲等４０餘人在會上發言，揭發高饒聯盟分裂的言行。最後，會議通過了《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這個決議的作出，標誌著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被徹底粉碎。黨中央為了挽救高饒二人，分別召開高饒問題座談會，對他們二人進行幫助。

關於饒漱石問題的座談會，中央書記處決定由鄧小平、陳毅、譚震林主持。座談會先後召開了七次。前四次著重核實饒的錯誤事實，第五、六次由參加會議的人對饒漱石進行批評幫助，第七次由饒進行自我批評。１９５４年３月１日，主持座談會的鄧、陳、譚向中央寫了專題報告，對饒漱石的問題作了如下結論： " 饒漱石同誌是一個資產階級極端個人主義的野心家，他的個人欲望是日益上升的，而最尖銳的罪惡，是１９５３年他和高崗共同進行分裂黨的活動。 " 報告還指出： " 饒漱石同誌對自己所犯的錯誤，直到現在，還不是采取徹底承認的態度，……在表麵上雖然承認了一些錯誤，但是還不誠懇，不徹底，不願最後挖掘自己錯誤的本質。 " 這份報告很快送到了毛澤東那兒，毛澤東認真地看了，並於３月１２日在上麵寫了批語，隻在第４頁中將 " 毛主席 " 改為 " 毛澤東同誌 " ，其餘均同意交中央政治局討論。３月１５日，中央政治局會議批準了這個報告，並且決定：停止饒漱石的一切職務，讓他在家裏繼續寫出檢查。

中央政治局的決定，饒漱石還是服從的。此間，他的臉部神經痙攣症複發，看材料有困難，也不能寫字。於是，由他思考後腹擬書麵檢討綱目，一條條口授，由秘書記錄整理，再念給他聽，按他的意見修改。這樣前後用了５個多月的時間才將書麵檢討定稿。這份長達２萬字的書麵檢討，饒漱石承認了四個方麵的主要錯誤：一是在淮南的黃花塘借整風、審幹之機，煽動一些不明真相的幹部批鬥陳毅，然後將陳擠走，獨攬大權；二是在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問題上，趁陳毅謙讓時玩弄陰謀手段，騙取中央同意取而代之；三是在京休養期間深夜打擾毛主席，欲從毛主席口中探聽中央對他的看法；四是任中組部長期間配合高崗進行反黨活動，明鬥安（子文）實反劉（少奇）。

檢討書的末尾，饒漱石承認自己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極端嚴重，存在 " 打擊別人，抬高自己，宗派主義，把資產階級權術運用到黨內 " 等方麵的問題。

饒漱石的檢討書交到中央後，毛澤東和書記處的同誌都看過了。大家有共同的看法，即饒雖然在 " 高饒反黨聯盟 " 問題上講得不深不透，避重就輕，但是，他畢竟認識到了 " 與高崗的反黨活動相配合 " 的問題，坦承 " 明鬥安實反劉 " 。因此，毛澤東和書記處的同誌對饒漱石給予極大的寬容，決定批判從嚴，處理留情，不再追究有關饒的曆史和現實問題，也不再讓他寫檢查了。對於饒漱石今後的處理，毛澤東與中央有這樣的考慮：隻撤銷他的中央委員和中組部長職務，保留黨籍，政治上還要給出路。

１９５５年３月１９日，毛澤東主持了在全國黨代會之前召開的七屆五中全會，會義的程序中有 " 高饒反黨聯盟 " 問題的報告，毛澤東也在會上作了講話，主要是針對有些代表不讚成把饒留在黨內作出說明。毛澤東談到：對高饒的事情已經搞了一年多，處理高饒的文件也搞了一年多，是幾經反複才搞成這個樣子的。事實證明，他們確有一個聯盟。這個聯盟是搞陰謀的，不是什麽堂堂正正地拿出自己的主張來，是燒野火，煽陰風，見不得太陽的。這樣來看，中央對此問題的定性是比較恰當的。盡管如此，我們還是采取寬大政策。毛澤東的這些話，當然是一言九鼎，成為定論。因此，七屆五中全會除同意饒漱石不出席黨代會外，隻撤銷他的中央委員和中組部長職務，仍然保留黨籍。

黨中央出於對饒漱石的關心和愛護，對饒身邊的工作人員一律不換，一切生活待遇不變。饒漱石最喜歡的秘書繼續留在他身邊工作。但是，中央有一個布置，要秘書每周寫一份 " 饒漱石近況簡報 " ，送交中央辦公廳，有重要情況應隨時到中南海向中辦主任楊尚昆直接匯報。

意想不到的三件事使饒的問題突然升級，情況急性惡化

１９５５年３月２１日至３１日，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在北京召開，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２５７人到會。

由於 " 高饒反黨聯盟 " 是建國之初黨內出現的重大路線鬥爭，因而會議必須談到這一問題。毛澤東在會議報告的第三部分以相當的篇幅講到這個問題。他代表中央作出了結論性的意見，並總結了這場黨內鬥爭的六條經驗，其中有一段話格外引人注意。他說： " 對這些同誌，我們應當采取這樣的態度，就是希望他們改正錯誤。對他們不但要看，而且要幫。就是講，不但要看他們改不改，而且要幫他們改。人是要幫助的。荷花雖好，也要綠葉扶持。一個籬笆要打三個樁，一個好漢要有三個幫。在這樣的問題上尤其要有人幫。看要看的，看他們改不改，但單是看是消極的，還要幫助他們。對受了影響的人，不管有深有淺，我們一律歡迎他們改正。不但要看，而且要幫，這就是對待犯錯誤同誌的積極態度。 "

毛澤東的這段話，是針對高崗的自殺而言的。本來，中央對於高崗的處理也是有考慮的，打算讓他還當中央委員，派到陝西去任省委副書記兼延安地委書記，讓他改過之後再提撥上來。因為中央考慮到高崗的才幹和能力，曆史上也有功勞，還要讓他發揮作用。不料，患得患失特別嚴重的高崗，在１９５４年８月中旬的《人民日報》上，看到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名單中沒有自己的名字，感到絕望，於８月１７日自殺身亡。毛澤東和中央對高崗的自殺感到遺憾，決意從中吸取教訓。因此，在對待饒漱石的問題上，采取了以幫為主的寬大方針。

就在這時，一連串不以任何人的意誌為轉移的事情的發生，注定了饒漱石的政治生涯是命途多舛，並在突然之間栽入深淵。當全國的黨代會已經就高饒問題降低調門，並統一到 " 以幫為主，還要給出路 " 的意見上時，情況驟然生變。

會議進行的第三天，饒漱石的秘書陳麒章，向中央辦公廳提交了兩份關於饒漱石近來表現反常的情況反映。反映中講到：饒在全國黨代表會議召開的前後幾天，多次向秘書和身邊的工作人員發牢騷。一是否認自己曾經與高崗聯盟反黨，說聯盟應該是有協定，而協定又要有文字的。他們沒有這樣的協定，也沒有拱手同盟的反黨活動。因為反黨就是反毛主席，他們根本沒反毛主席，隻是批評了劉少奇，自己當時的幾條檢討和書麵檢查，都是被迫說了違心話；二是這次挨整得這麽厲害，主要是陳毅打擊報複，從中作梗，他要向中央申訴冤屈，要中央重新審理問題。陳麒章將這些情況書麵反映給中央辦公廳，中辦轉到黨代會秘書處，秘書處將材料印發給全體代表。

代表們看了材料，許多人被惹火了，紛紛抨擊饒漱石 " 果然很不老實 " 。說饒不老實，這是有根源的。七屆四中全會批判高饒反黨聯盟，饒漱石避重就輕，找借口為自己開脫，不光否認與高崗有聯盟，而且認為自己沒有反對毛主席，隻是對劉少奇不尊重。他的這種態度引起很多人不滿，譚震林、鄧子恢、曾山、劉曉、栗裕等人，都嚴肅批評饒不老實。現在，新情況與老問題結合起來，就發生了質的變化，不長的時間內，饒就要為自己翻案，足見此人 " 本質很壞，不可信用 " 。

接著有一份關係到饒漱石的材料印發到了會議上。材料揭發上海市公安局長揚帆，在上海解放初期的鎮反運動和維持社會治安中，實行 " 以特反特 " 的策略，所重用和包庇的特務分子、反革命分子多達３３００餘人。這件事直接牽扯到饒漱石，因為當年擔任華東局第一書記的饒批準了 " 以特反特 " 的方針。盡管這一方針當時來說是必要而切實可行的，也取得了鎮反、反特工作的很大成績，但也不可避免的帶來了一些負麵的影響。在公安部１９５４年１１月燒起的第二把 " 大火 " 中（第一把 " 大火 " 是揪出了廣州市公安局長陳泊、副局長陳坤的 " 反革命案 " ，此案後已平反），把 " 以特反特 " 方針的實施，當成楊帆的重大罪惡 -- 包庇、重用特務、反革命分子，並將楊帆逮捕，押解北京囚禁受審。

這份材料對饒漱石產生了極為不利的影響。許多代表認為，這是饒漱石暴露出來的又一個嚴重政治問題，同時是重大的政治事件。在對敵的階級鬥爭問題上，饒漱石不是犯了錯誤，而是犯下了罪惡，楊帆的後台就是饒。爾今楊帆已入獄，饒也應該治罪。

黨代會秘書處印發的兩個材料，有如炸彈引爆，產生了令人震驚、震怒的轟動效應。這時的饒瀨石，猶如 " 老鼠過街，人人喊打 " 。參加會議的代表、中央政治局成員，以及毛澤東，對饒漱石的問題產生了新的認識，認為饒差點把全黨給蒙了，饒的問題遠遠不是犯錯誤，而是犯下了極大的罪惡。事實說明黨內確實有一個反革命集團。還有一些代表由此產生了對饒漱石政治曆史的懷疑，認為饒漱石在皖南事變中的脫險，並非他所說的 " 派警衛員下山成功收買敵連長 " ，而是被俘後變節由敵人派返黨內的。在這樣一種特別的氣氛下，高饒問題被重新提到了會議上。毛澤東作了與以前大不相同的講話，首先重提了高饒聯盟反黨的問題。他說：有的同誌說，沒有看到文件，他們是聯盟總得有一個協定，協定要有文字。文字協定那的確是沒有，找不到。我們說，高崗、饒漱石是有一個聯盟的。這是從一些什麽地方看出來的呢？一是從財經會議期間高崗、饒漱石的共同活動看出來的。二是從組織會議期間饒漱石進行反黨活動看出來的。三是從饒漱石的話裏看出來的。四是從高崗、饒漱石到處散布安子文私擬的政治局委員名單這件事看出來的。五是從高崗兩次向我表示保護饒漱石，饒漱石則到最後還要保護高崗這件事看出來的。從上麵這許多事來看，他們是有一個反黨聯盟的，不是兩個互不相關的獨立國和單幹戶。

接著，毛澤東指出：現在黨內存在著 " 寧右勿左 " 的思想，對敵人從我黨內部來破壞的實際危險認識不足，因此失掉了警惕，形成了空隙。今後要著重反右，反對落後於政治鬥爭，反對麻痹。

毛澤東的勃然動怒，宣告了饒漱石政治厄運的到來。在這次會議上， " 高饒反黨聯盟 " 及 " 高崗、饒漱石兩個反黨集團 " 成為定論。饒漱石被宣布開除黨籍。

事情的進展還不止於此。相隔１個月後的４月２日，又冒出了一個潘漢年的問題。潘漢年是全國黨代表會議的代表，在會議上聽了毛澤東講到 " 與高崗、饒漱石問題有牽連的幹部，本人有曆史問題，要主動向中央講請楚 " 。這對他震動很大，加之楊帆 " 反革命案 " 的發生，與他這個當時主抓上海社會治安的常務副市長有關聯，因此心理壓力更大。為了向黨表明心跡，４月１日，潘漢年找到上海市長陳毅，報告自己與饒漱石工作交往的情況。因為尚有一件重要事情涉及到饒漱石，同時這件事也是潘漢年隱藏多年的心病。那是１９４３年夏天，他從新四軍淮南根據地出發，奉饒漱石之命赴上海對大漢奸李士群進行統戰工作。到了南京，李士群一定要拉上潘漢年去見汪精衛。潘漢年從利於工作起見，經匆忙電報請示饒漱石後，去見了汪精衛。這件事他怕受到組織的誤解一直沒有向中央報告過。

陳毅覺得這件事情不小，便寫成材料，直接送到中南海毛澤東處。毛澤東在看了材料後，大為震怒，認為潘漢年對如此重大的問題隱瞞多年，現在才被迫交待，盛怒之下提筆批示： " 此人從此不能信任，立加逮捕！ " 由於潘漢年的問題直接與饒漱石糾纏在一起，這樣，饒又成了 " 饒（漱石）潘（漢年）楊（帆）反革命集團案 " 首犯。毛澤東這樣說： " 我感覺到，饒漱石的罪惡，可能不比高崗小些。 " 經過毛澤東的 " 拍板 " ，饒漱石以 " 反革命集團首犯 " 的罪名，由公安部立案審訊。

１９５５年４月３日上午，饒漱石在北京家中的庭院憂鬱而坐，公安部的警車開到，公安幹部宣讀中央的逮捕令後，一雙手銬銬在了時年５１周歲的饒漱石手上，押上警車解走了。

問題惡化後饒漱石的最後結局

饒漱石被按法律程序逮捕後，公安部成立了 " 饒漱石問題專案組 " ，對他進行審訊。專案組經過將近一年的內查外調，對於懷疑饒漱石被捕後變節一事予以否定。證據表明饒在皖南事變中不曾被捕，隻是被圍困，當時確由警衛員用錢成功地買通了敵連長才得以脫險。建國初期楊帆實行 " 以特反特 " 的方針，除找到饒漱石請示同意實施外，具體的人和事與他牽連不上。至於在 " 高饒反黨聯盟 " 問題上，沒有發現什麽新情況。但饒漱石的問題是毛澤東欽定的，已在黨的代表會議上被定性，因此，公安部在結案報告中，仍然確定 " 饒漱石實際上是一個反革命集團的首犯 " 。

同年１０月１１日，在中共七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在大會閉幕報告中談到關於黨內鬥爭時指出： " 不可救藥的人總是很少的，比如陳獨秀、張國燾、高崗、饒漱石。 " 饒漱石又一次被黨中央、毛澤東劃入 " 不可救藥的人 " 之列，這表明他的政治生命已徹底終結。但對於這樣一個 " 罪不可赦 " 的反革命首犯，還是沒有殺他。１９５６年４月，毛澤東發表的《論十大關係》中有這麽一段話： " 什麽樣的人可以不殺呢？胡風、潘漢年、饒漱石這樣的人不殺。 "

此後，饒漱的問題被長期擱置下來。直到１９６５年８月３０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判處饒漱石有期徒刑１４年，剝奪政治權利１０年。到這時，從被捕之日算起，饒漱石已經服刑１０年。因為長時間受到精神上的痛苦煎熬，他在獄中患上了精神分裂症。考慮到饒漱石過去的革命經曆和有過的革命功績，由公安部上報中央，經過毛澤東批準決定對他予以假釋。１９６５年９月２３日，饒漱石從獄中出來，安排到一個農場，但不讓他參加勞動，把他養起來。在生活待遇方麵，中央給予了饒漱石極大的優待，配了服務員、廚師各１名，每月生活費２００元。這在當時幹部月工資隻有三四十元的情形下，算是不小的數目，足夠維持較高的生活水平。

饒漱石在農場正好生活了兩年， " 文化大革命 " 爆發了。１９６７年９月，饒漱石被重新收監。這次收監，實際上是保住了他的生命。在當時衝擊一切的動亂年代，饒漱石如果不是在監獄裏，很有可能被紅衛兵批鬥、毆打而死掉。１９７５年３月２日，患病已久的饒漱石在獄中去世，終年７２歲。

１９７８年下半年，陳雲兼任重建的中紀委第一書記，向中央建議複查潘漢年 " 見汪 " 的問題。經過反複核查檔案材料，最終證實，抗日戰爭期間，潘漢年利用李士群打入日偽內部，是奉中央指示行事的，並非潘的個人行為。至於被李士群拉著去見了汪精衛，那也不是什麽過錯，也向中央請示過，而且中央當時對這些都是了解的，曾對潘的工作予以了充分肯定。潘漢年的問題得到甄別後不久，中央有關部門又查實，楊帆的問題，純粹是江青插手在裏麵攪起來的，目的是為了掩蓋她過去在上海的那一段不光彩的曆史，饒漱石批準使用 " 以特反特 " 的方針並無原則錯誤。因此，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這個所謂 " 饒潘楊反革命集團 " 中的潘漢年、楊帆相繼得以平反昭雪。既然這個 " 反革命集團 " 都不存在，那麽饒漱石的 " 首犯 " 帽子也應該摘掉。為此，中央以一種特殊的方式，為饒漱石的 " 錯定為內奸 " 與錯定為 " 饒潘楊反革命集團首犯 " 兩項罪名平了反。１９８６年８月，中央在出版《毛澤東著作選讀》兩卷本時，於第４３６條注釋中這樣寫道： " 饒漱石在任中共華東局第一書記兼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期間，直接領導潘漢年等在反特方麵的工作。由於潘漢年被錯定 ' 內奸分子 ' ，饒漱石主持反特工作中的一些活動被錯定為內奸活動，他因此被認定犯有反革命罪被判刑。 " 這段經過中央同意發表的注釋，實際上以獨特的方式為饒漱石的 " 內奸 " 罪平反。

　　 1942 年劉少奇離開新四軍到中央工作後，代理華中局書記饒漱石為爭奪華中局書記一職，向代理軍長陳毅發難，最後使兩人的關係愈來愈惡化，並以饒漱石攫取了華中局書記一職，將陳毅趕出新四軍軍部而告終。但曆史終究會拂去其表麵上的塵埃，還其本來麵目。 1953 年年底高崗、饒漱石的陰謀敗露之後，饒漱石排擠打擊陳毅的真相才大白於天下。

　　上任伊始的饒漱石對直言相勸的陳毅心懷不滿

　　 1942 年 3 月 19 日，劉少奇奉命到黨中央工作，由饒漱石擔任華中局代理書記、新四軍代理政委。當眾人紛紛挽留劉少奇時，饒漱石卻陰陽怪氣地說： “ 少奇到中央工作，去當大官兒了，我們不能影響他個人前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