峰火台春秋—HPI, mg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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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939年周恩來在安徽與新四軍軍長葉挺(右)、政委項英
葉挺將軍當年為什麽要離開新四軍？
俗話說，一山難容兩虎。葉挺和項英都是新四軍的軍政首腦。過去一個是江南紅軍遊擊隊的負責人；一個是中共兩次武裝起義的主要領導人。現在葉挺是新四軍軍長；項英是副軍長。按慣例，在行政上葉挺應該領導項英。可新四軍是中共的武裝部隊，中共有一條原則是“黨指揮槍”。項英是中共東南分局書記和中央軍委分會主席，理應對新四軍進行領導，也就是說從黨的角度看，項英應該領導暫時“在黨的組織外”的葉挺。就是這麽一層微妙的關係，加之他們的性格、愛好、經曆的不同，兩位新四軍領導人在後來的相處中總是磕磕碰碰，直至葉挺兩次出走，四次辭呈，項英也向黨中央三請罷官。
葉挺與項英的不同之處不少，明顯的是兩人的性格不同。葉挺性格剛毅，受不起委屈；項英剛愎自用，獨斷專行，相容性較差。但兩人關鍵的不同之處是：
首先他們的戰略思想不同。葉挺認為，中央東進北上的戰略思想無比正確。挺進敵後，獨立自主地發展遊擊戰爭，千方百計招兵買馬，迅速壯大自己，是富有膽識的戰略決策，應該盡快執行。項英卻堅持株守皖南，怕新四軍深入敵後，無山地依托，難以生存發展，同時他怕“東進北上”後新四軍打破了國民黨的限製，發展抗日力量，得罪了國民黨。在這種思想支配下，他對國民黨、蔣介石加緊迫害新四軍的種種陰謀毫無察覺，一再遷就退讓。他把許多同誌堅持獨立自主原則，自籌武器、經費，迅速發展部隊的正確做法，說成是破壞統一戰線，是“人、槍、款主義”。一個習慣打遊擊戰，打不了就走；一個主張既要堅持遊擊戰，又要注重運動戰。一個出身於產業工人，一個出身於正式的軍官學校。
其次是組織形式上的不同。葉挺不是黨員，更不是黨委領導成員，黨的重要文件他不能看，黨內的重要報告他不能聽，有關黨的軍事重要會議他不能參加；項英是書記，根據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的原則，新四軍的一切軍政大事，基本上由項英說了算。軍政大權掌握在項英、袁國平、周子昆手裏。葉挺雖然是新四軍的一軍之長，但是反而成了項英的副手，處在“客卿”或統戰對象的地位。特別嚴重的是，項英極少向幹部戰士宣傳葉挺，宣傳黨中央、毛澤東對葉挺的信任和寄予無限的希望，而在組織上又不放在黨內的良苦用心。
再次是生活習慣上的不同。葉挺出過國留過洋，在國民黨革命軍中威名遠揚。現在是新四軍軍長，當然要像個將軍的樣子，著裝儀表，十分注重軍容風紀。他即使不穿軍裝也是西裝革履，穿著整潔，打扮儀表堂堂，手拿文明棍，頭戴禮帽，出門以馬代步，表現得氣度不凡；項英在大山中打了幾年遊擊，穿著樸素隨便，以艱苦奮鬥者的形象自居。他經常和別人說，現在比油山的時候強多了。葉挺興趣廣泛，愛好攝影，有時還喜歡到田裏抓幾隻田雞親自炒幾個菜改善改善生活，喜歡與國內外各界人士暢談天下大事。這一切項英都看不慣。
生活習慣本是小事，但由於思想觀點上存在的分歧，項英對葉挺這也看不習慣，那也看不順眼。最終導致格格不入。葉挺在1928年第二次抵達莫斯科受到錯誤批鬥時，沒有耐心等待，一氣之下不辭而別，離開了黨，離開了革命隊伍，在黨外賦閑10年之久。根據黨的法規和革命鬥爭哲學：脫黨、出逃是絕對不容許和不可饒恕的大事。葉挺的這一瑕疵，在他出任新四軍軍長前夕，幾乎淹沒了他過去的光榮和貢獻。項英一看到葉挺，就用有色眼鏡看他，“他對黨對革命還能忠誠嗎？”“他能接受黨的領導嗎？”這些想法，中共中央領導人開始也有過，項英也知道毛澤東、黨中央開始對葉挺並不信任，可是經過麵談和一段時間的觀察，中共中央對葉挺已經完全信任。可項英的思想一直沒有轉過彎來，一直把葉挺作為統戰對象來看待。
葉挺是一個很有才華的軍事家和具有豐富作戰經驗的將領。他在皖南一開始就對項英的一些主張不能苟同。項英搞“精兵主義”，“以質代量”。葉挺卻千方百計招兵買馬，要迅速壯大革命隊伍。項英認為：日軍占領浙贛路之後，皖南就是一片根據地，主張守株待兔，堅守皖南和向南發展。而葉挺根據中央的批示精神，認為東進北上更有利新四軍的發展。項英當然不聽葉挺的意見。葉挺對他也無可奈何，無能為力。他知道，他越是和項英爭論，招來的隻是更大的冷漠。
中共中央和毛澤東了解了葉挺的處境後，要求項英與葉挺團結一致，共舉抗日大業。並要他注意尊重葉挺，在軍事上多讓葉挺負責，讓他實際上擔負政委的職責。毛澤東特別指出，與葉挺搞好合作，對於領導好新四軍，推進抗日事業具有重要意義。但是項英並沒有把中央和毛澤東的指示放在心上，相反對葉挺更有成見。新四軍開始成立時，他隻當了個副軍長，本來心裏就憋著氣。他總以為形式上葉挺是個軍長，但新四軍是共產黨的隊伍，我這共產黨的最高長官，指揮權應在我手裏，應該由我說了算。現在中央真的要把軍事權交給葉挺，項英有逆反心理。開始，有些雞毛蒜皮的事還與葉挺商量商量，走走形式，後來幹脆連這種形式也不走了。中央有關軍事方麵的重要指示，也不及時向他傳達，也不和他商量，往往自命不凡，自作主張。對於葉挺提出的一些正確主張，不但沒有認真考慮，吸收其精華，反而動輒采取否定態度，令葉挺處境尷尬，心裏十分難受，無法開展正常的工作。
葉挺以大局為重，寬宏大量，項英卻在有些軍事問題上壓根兒不與葉挺商量。有時，葉挺不知道的事卻以他的名義請示報告，中央還以為葉挺知道這些事情。項英甚至背著葉挺向中央告葉挺的狀。例如，1938年4月蔣介石令新四軍集中南陵，依大茅山脈，向蕪湖、宣城一帶行動。具有軍事戰略眼光的葉挺以為此舉對我軍乘機發展有利，主張可以及早執行。陳毅等領導人也認為可以執行。而項英看不到這一點，前怕狼後怕虎，遲遲下不了決心，最後又主張不執行。對此，項英背著葉挺向毛澤東發了電報，告葉挺的狀：“我意由葉挺辦不能具體解決，蔣壓迫葉不能反抗，應由黨負責直接交涉。四軍因黨不出麵，以間接方式解決，使問題越弄越棘手，我又不能出麵談判。”項英在此電中排斥葉挺的用意，十分明顯。黨中央、毛澤東對項英這一行為有所覺察，及時提出了批評，要他“始終保持與葉挺同誌的良好關係”，不要把葉挺當作“黨外人士”、“統戰對象”。葉挺向毛澤東當麵表示過，“全麵接受黨的領導”，並為便於工作，暫留在黨外。這是個權宜之計，形式問題。而項英曲解了中央的意思，把葉挺作為統戰對象來看待和使用。
在平時的生活中，葉挺的行為與項英確實有不同。他儀表堂堂，穿著整潔，到部隊檢查工作時，喜歡以馬代步，攜帶的隨行人員也多一些。他還有一個從廣東帶來為他辦夥食的廚師。他的交際活動較多，常叫他的廚師做些廣東名菜，邀請項英等軍部領導和來訪的國外客人以及國民黨三戰區的長官、參謀以及親朋好友。項英後來就不和葉挺一起用餐，而是拿著飯碗到軍部食堂去吃飯了。葉挺隨身攜帶的一架德國進口的照相機，舉凡行軍戰鬥，外出巡訪，賓來客往和軍民集會等等，他總愛照些紀念照片，或送報刊發表，或存軍史資料，正是由於他的這個愛好，先後有幾百張具有重要曆史價值的照片留在了人間。
葉挺的這些愛好和交往活動，既是他長期養成的個人習慣，又有利於擴大我新四軍的影響，爭取更廣泛的社會支持，這應該說是好事。但在項英的眼中，好像什麽都看不慣。請客交往是“拉幫結派”；個人開小灶是資產階級生活方式；騎馬下連隊檢查工作是擺官架子；攝影是小資產階級的“情調”，穿戴整潔是不講“艱苦奮鬥”的作風。總之，項英把一些小事都說成了問題，問題多了就少了共產黨的作風，少了共產黨作風就不諒解，不與之“同流合汙”。
豁達開朗又飽經風霜之苦的葉挺，受到如此的冷遇，那心中的感受是可想而知的。於是他心中對項英的所作所為開始感到不滿。但為了顧全大局，珍惜這來之不易的抗日機遇，他努力克製自己心中的不快，甚至用更加努力工作來克製自己的情緒。在加強新四軍建設中，他全力以赴，嘔心瀝血，作出了重大貢獻。但項英看到葉挺沒有多少反應，以為軟豆腐好吃，於是變本加厲，甚至連一些重要的軍事會議也以軍黨委的名義召開，弄得葉挺無法參加。作為一個軍長，無法履行軍長職責，對於一些軍事上的重大的方針決策，自己不能決斷拍板，反而一切得由副軍長項英說了算。在這樣的惡劣環境下，葉挺實在無法工作。但葉挺還是沒有與項英公開交鋒，他隻是把希望寄托在上級組織上，自己仍然一如既往做力所能及的工作。陳毅在《1938年至1943年華中工作總結報告中》說過這樣一句十分尖銳且貼切的話：“項英對葉挺軍長不尊重，不信任，不讓其獨任軍部的工作，一直到包辦戰場指揮，強不知以為知。”
對於葉挺軍長的困難處境，當時正在新四軍軍部采訪的美國記者史沫特萊也略有所聞。她在一篇《中國的戰歌》文章中客觀地記敘了這一情況：“作為一名堅信統一戰線的將領，葉挺受到兩方麵火力的夾擊。一方麵，政府要他負責領導新四軍，但又拒不滿足他增加經費和裝備以便應付日本軍隊日益強大的攻勢的要求；另一方麵，共產黨領導人，特別是副軍長項英，又背著他進行種種活動，使他無法對這支軍隊行使控製權。”“沉默寡言，深沉不露”的葉挺終於1938年元月上旬，在新四軍各支隊進軍敵後不到3個月的時候，乘前往武漢解決有關部隊經費問題的機會，找到中共中央長江局，要求在新四軍內組織一個委員會以便共同商議處理一切軍政問題。周恩來等人認真聽取了葉挺的意見，知道了他十分困難而尷尬的處境，認為他的意見是合理的，必要的，對搞好工作有利，於是迅速將葉挺的意見向中央作了匯報：“葉挺來漢，軍費增加，情緒很好。要求在新四軍組織一個委員會，以便共同商議處理一切軍政問題。”並提出了一個方案：“擬組織即外間知道也不要緊新四軍委員會，人選以葉挺、項英、陳毅、張雲逸、周子昆、袁國平、鄧子恢或張鼎丞7人組織之，項為主席，葉副。中共中央十分重視這一意見，很快進行了研究，3天後即6月9日，毛澤東、張聞天複電長江局：‘同意組織新四軍委員會，以項、葉、張、周、袁為委員，項為主任，葉為副之’。”
組織上的這種安排，應該說是對項英獨斷專行的一種製約，可項英置若罔聞，對於中共中央要他與葉挺搞好關係的勸告當作耳邊風。黨權、軍權在握的項英仍然我行我素。葉、項關係沒有得到改善，葉挺的工作條件並沒有得到多大改善。相反，項英依然抱著傲慢的態度對待葉挺。項英接到毛、張的電報後，也沒有開會，也沒有對外宣傳，新四軍委員會形同虛設。
這樣一來，葉挺更無法忍受下去了，他反複對一些較知己的戰友說：“我是磨盤中的一粒砂子。”葉挺於8月間打了個電報給秦邦憲、周恩來等人，表示準備辭去新四軍軍長職務。周恩來等人接到葉挺的電報後，十分不安，經認真研究後，一致認為要予以挽留。8月28日，王明、周恩來、博古等離開武漢赴延安參加中央政治局會議前一天，致電葉挺：“項英同誌已赴延安，我們不日也往延安開會。關於新四軍工作，請兄實際負責。”“當前戰役已到緊急關頭，兄必須到前方督促，萬萬勿誤。我們深知兄在工作中感覺有困難，請明告。我們正幫助你克服這一困難。延安會畢，我們擬來一人幫助整理新四軍工作。”這封電報還同時報送了毛澤東。
此時，項英也離開了新四軍軍部去延安參加中央政治局會議。項英行前與葉挺對部隊工作作了安排。項英並關照張雲逸、袁國平、周子昆、鄧子恢與李一氓、賴傳珠等人多支持葉挺的工作。在周恩來等人的說服下，葉挺在新四軍留了一段時間，葉挺一個人留在軍部主持軍務，情況比以前好些。但仍然沒有打消離開新四軍的念頭。因此，於9月30日，他去電延安轉項英，“我軍在戰局激變中與各軍關係更為複雜，且部隊整訓實屬繁重，原非我獨立所能處理。”“你離部之期已遠逾去時之約，望即從速南歸。”催促他速回新四軍。並說：“我擬下月初赴顧祝同處一行如能請準假，則返香港觀察各方情形。你何日回，盼即告之。”
項英接到葉挺的電報，覺察出葉挺不安的情緒，預計葉挺要離開軍部，於是向黨中央請假提前返回軍部。項英從延安回到新四軍後，雖然找了葉挺，也傳達了中央六屆六中全會的有關精神，但依然態度冷淡，沒有認真檢查自己排擠葉挺的錯誤，當葉挺提起要回廣東抗日時，項英不僅沒有誠意挽留葉挺，相反大為讚成葉挺離開皖南。正如當時的新四軍秘書長李一氓所說：“我隱隱約約地感到項英有個時期也想使葉挺自己離開新四軍。”因此，葉挺要離開新四軍的態度更為堅決。對葉挺的出走，項英似有如釋重負之感。項英一麵電告中共中央軍委轉周恩來：“葉之辭職愈堅，本問題無可挽回。目前新四軍問題應直接由周恩來與蔣介石解決繼任人。以後新四軍與八路軍共同由黨直接解決各種問題，才是根本之辦法”，一麵將數百支槍運往廣東韶關，還答應選派一些廣東籍的軍事政治幹部給葉挺，以便讓葉挺安心於廣東抗日。
事已至此，葉挺再也沒有回頭之意。加之葉挺當時聞訊，日本侵略軍在家鄉廣東惠陽縣大亞灣登陸，鄉親們在日寇的鐵蹄下慘遭蹂躪；他悲憤交織，恨不得立即返回家鄉帶領廣東人民抗擊日本侵略者。在這樣的情況下，葉挺離開了軍部，南下華南。這是葉挺第二次提出辭職新四軍軍長職務，第一次出走軍部。他此行不是逃避抗日，而是尋找更有利抗日的機會和出路。
葉挺在新四軍內左右為難 三度請辭軍長
曾在國民政府時期擔任國民革命軍獨立團團長的葉挺（見圖）在抗日戰爭爆發（1937年）後擔任
軍長與副軍長出現矛盾
1937年10月12日，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正式宣布：南方8省13個地區（不包括瓊崖紅軍遊擊隊）的紅軍和遊擊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任命葉挺為軍長。後經由中共中央提名以及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核定，任命項英為副軍長，張雲逸為參謀長，袁國平為政治部主任，鄧子恢為副主任。
新四軍的前身是由項英、陳毅領導的南方八省紅軍遊擊隊。作為中共六大選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員，項英理所當然地成為新成立的中共中央東南分局和軍委新四軍軍分會書記，同時兼任新四軍惟一的副軍長。
在實行黨委負責製的新四軍軍中，項英享有
無法忍受項英的“有色眼鏡”想辭職
葉挺與項英的分歧是從怎樣執行中共中央有關迅速挺進敵後，獨立自主發展遊擊戰爭這個決策開始的。葉挺認為這一決策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非常正確，應該及早執行，但項英對此猶豫不決。
令葉挺最難以接受的是，對這類與軍事作戰密切相關的
除了在戰術上的矛盾，項英不僅在軍事上不尊重葉挺，在日常
1938年6月初，葉挺為繼續解決新四軍的經費問題，來到武漢。他向駐漢的中共中央長江局領導周恩來、葉劍英等匯報工作，傾訴了自己雖是軍長卻又有職無權的苦衷。後來，在葉挺的建議下，中共成立了新四軍委員會，但受到項英的抵觸，葉挺無法忍受，遂致電長江局，表示準備辭去新四軍軍長職務。毛澤東等中央集團極力挽留。
國共關係緊張計劃向蔣介石請辭
同年9月，項英去武漢述職，隨後又由武漢去延安參加中共六屆六中全會，葉挺遂離軍出走，回到廣東老家。
在廣東期間，葉挺接受執掌廣東大權的餘漢謀的邀請，準備出任東江遊擊司令。但對於這一任命，中央認為不妥。中央認為，華中的戰略地位比華南更重要，若葉挺不回新四軍，勢必引起蔣介石的不滿，從而影響國共兩黨的統戰關係。中央通過在粵的廖承誌，將這個指示傳達給了葉挺。
葉挺的出走，在國民黨方麵也引起很大的反響。12月，在西安開會的蔣介石召見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主任林伯渠時說：“是你們共產黨排擠、打擊葉挺，逼他出走與辭職。這樣一位優秀人才都不能與你們合作，將無人能與你們合作。”國民黨當局因此宣布，將對新四軍采取兩種辦法：一是另派更難相處的軍長；二是改新四軍為遊擊隊，減少軍款兩萬。
後來在周恩來的斡旋下，葉挺返回重慶，但卻明確表示不願與項英共事。周恩來安慰地他說，中共中央已同意讓葉挺辦理軍務，項英實際為政委，並在全軍再次進行
但後來，項英與葉挺的關係再度跌到了穀底。針對著日軍是一支高度現代化軍隊的狀況，葉挺提倡加強新四軍的正規化建設，克服遊擊習氣，以提高戰鬥力。但項英對葉挺這個主張不以為然，擔心葉挺反遊擊習氣會損害八路軍的
葉挺當時想辭職的原因主要有兩方麵：在外部是由於國民黨五中全會以後執行防共、溶共、限共、反共政策，不斷地製造進攻、限製新四軍的摩擦事件，國共關係愈來愈緊張，他在兩黨兩軍間調解的作用愈來愈小；在內部則是他和項英的關係。高敬亭事件後，項英對葉挺的不信任加劇，使他覺得當這個軍長，實際上徒有虛名。
10月初，葉挺經桂林飛赴重慶。11月，葉挺應召去見蔣介石，提出辭呈。以前葉挺要求辭職，蔣介石都是諱莫如深，但這次卻答應了。毛澤東知情後再派周恩來做勸說工作，葉挺又收回了“辭職信”。
項英“沒收”了葉挺的辭職書
周恩來為了緩解葉挺的
到了1940年10月，國共關係已破裂，國民黨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已布置了“圍剿”新四軍的方案。非中共黨員的葉挺左右為難——他把自己的處境比作“好像是夾在兩個輪子中間的一粒砂子，很不好過”。
在此情況下，中共中央給葉、項指示：“你們可以準備北移。”但項英卻遲遲不履行這項命令，惹怒了毛澤東。
毛澤東致電道：“全國沒有任何一個地方像你們這樣遲疑猶豫無辦法無決心的。在移動中如遇國民黨向你們
接到毛澤東的信後，葉挺感到非常無奈和慚愧，於是他立即致電中共中央，堅決請辭。但項英卻極力勸解，最終沒有把葉挺辭職的電報發出去。
1941年，皖南事變爆發，葉挺被捕，項英與袁國平被暗害。
葉挺的出走是其自身性格和書生意氣的必然，葉的動搖和不堅定才是其最後結果的根本原因。你隻強調外部因素，不查內部因素，結論自然是偏頗的。葉不懂政治，在社會世故裏，他的智商可以說還在小學幼稚園水平。他的悲劇不是我們願意看到的，但是不是我們能左右的。由於項英不是毛的嫡係，因此在GCD的正史裏，有很多對待項不公正的看法和結論。項在葉的出走中有責任，但不是主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