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將譚甫仁被槍殺案 (圖)

中將譚甫仁被槍殺案

譚甫仁（1910-1970）
　　
　　廣東省仁化縣人。一九二七年參加南昌起義，同年加入中國***。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任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士兵委員會幹事，紅十二軍連政治委員，六八七團政治委員，紅一軍團第一師政治部組織科科長，軍委總政治部組織部組織科科長，紅十五軍團第七十八師政治部主任。參加了長征。抗日戰爭時期，任八路軍一一五師三四四旅六八七團政治處主任、旅政治部副主任，八路軍野戰政治部組織部部長，一一五師三四三旅政治委員，八路軍第二縱隊新編第三旅政治委員，一一五師教導第七旅政治委員，冀魯豫軍區副司令員。解放戰爭時期，任東滿軍區政治部主任，東北野戰軍第七縱隊副政治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第十五兵團軍政治委員，廣西軍區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第三政治委員，武漢軍區副政治委員、第二政治委員，中國人民解放軍工程兵政治委員，昆明軍區政治委員。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將軍銜。
　　
　　中將譚甫仁夫婦於淩晨5時，在軍區大院的居所內被槍殺。此案震驚中央，破案長達七年，又因“文革”的背景變得撲朔迷離，神秘莫測……
　　
　　1970年，2月23日，《人民日報》發表一篇不同尋常的消息——《中共中央委員、中央軍委委員、雲南省革委會主任譚甫仁同誌逝世》。報道指出：“中國***第九屆中央委員會委員，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雲南省革命委員會主任譚甫仁同誌，於1970年12月18日在昆明不幸逝世，終年60歲。”因文中並沒有像通常的訃告中所披露的死亡原因及“醫治無效”等字樣，故引起諸多猜測。在此之前，圍繞著譚甫仁被殺一案，在八大軍區之一的昆明軍區乃至昆明全市範圍內：已經展開了一場大規模的破案戰役。因當時嚴密封鎖案情，破案又是在極端保密狀態下進行的，所以，一時間各種小道消息不脛而走，形形色色的奇事怪事接連出現，加之台灣特務機關的造謠惑眾，恣意渲染，使我黨我軍建國以來首例高級將領被暗殺一案平添了撲朔迷離的色彩，給“動亂”中的昆明蒙上了一層恐怖的陰影。

　　槍聲震撼春城 將軍喋血大院
　　
　　1970年12月17日清晨5時許，薄霧彌漫，晨曦未露，人們都還在靜謐中酣睡。突然，在昆明軍區大院的第32號院中，接連響起了令人震驚的槍聲，不一會兒，軍區黨委辦公室秘書鄒賢玉在睡夢中被急促的電話鈴聲驚醒，她抓起話筒，裏麵傳來了一個年輕女人的發顫的聲音“32號院響了幾槍，你們快來人！”鄒賢玉一愣，睡意頓消，隨口反問一句：“怎麽回事，為什麽打槍？”“反正出事了，你要陳秘書、汪秘書快來吧！”對方說完就掛斷了電話。
　　
　　鄒賢五心想，這32號院是譚政委家，那裏響槍可直接關係著軍區一號首長的安危，那還得了！她急忙穿上衣服，正要給負責譚甫仁日常生活的事務秘書陳永柱打電話，床頭的電話又晌起來，她一接，是譚政委的警衛員李洪亮打過來的。李洪亮驚恐得幾乎說不成話，但意思是說清了——譚政委被人槍殺了！
　　
　　鄒賢玉一聽，腦袋“嗡”地一聲蒙了，但很快就鎮靜下來，立即給軍區黨辦主任王克學，軍區分管保衛工作的副政委蔡順禮，軍區保衛部長景儒林，副司令員劉春山、副政委周興、雷起雲等有關領導一一通了電話；報告了“譚政委家出事了”的噩耗。
　　
　　不多時，平時十分安靜的32號院人聲嘈雜，亂作一團。陸續趕來的軍區幹部手忙腳亂地把倒在血泊中的譚甫仁及愛人王裏岩送到軍區總醫院搶救。
　　
　　譚甫仁身中三槍：一槍擊中腹部；一槍擊中頭部，子彈從右耳根進，從左耳根出；另一槍擊中右臂，彈頭嵌在骨中。當時譚甫仁昏迷不醒，剛送進醫院時尚有一點兒血壓，但隨即就沒有了。其腹腔內積滿了血，肚子脹得鼓鼓的，醫生們打開腹腔抽出積血。又剖開胸腔，由幾個醫生輪流在心髒上進行按摩，但毫無結果。忙碌了整整一個上午，奇跡並沒有發生，譚甫仁的心髒再也沒有跳動起來。譚夫人王裏岩身中兩槍，一處在胸部，一處在腦門，都是要害處，實際上當場已經休命，醫生隻搶救了10分鍾就放棄了努力。
　　
　　當日下午3時許。解放軍總醫院外科主任魯維善教授奉中央軍委領導之命乘專機由北京趕到昆明，一出機場就直奔醫院，他察看了譚甫仁夫婦的傷勢情況，詢問了搶救經過，同意醫生們所作出的“王裏岩已當場休命，譚甫仁傷勢太重，接近休命，無法搶救”的結論，12月20日，譚甫仁夫婦的遺體被送到跑馬山火葬場火化，23日下午，雲南省革委會與昆明軍區在國防劇院召開了由1200多名各界人士參加的追悼大會。
　　
　　血案驚動中央　總理關注偵破
　　
　　執掌雲南黨、政、軍帥印的譚甫仁中將被刺身亡，無疑是舉國震驚、曆史罕見的大案，消息以最快的速度傳到了黨中央和國務院。周恩來總理於12月17曰6時就接到了雲南省革委會副主任、昆明軍區副政委周興的報告，他當即作出三點指示；一、全力組織搶救；二、作案時間可能來自內部，要抓緊時間破案；三、立即成立專案小組，由周興負責，公安部派人協助。
　　
　　與此同時，軍委總參謀長黃永勝也接到了昆明軍區的報告，隨即作出相應的批示，並指令在京的昆明軍區第一副司令員王必成立即返回昆明，主持昆明軍區的領導工作。
　　
　　周興副政委跟周總理通過電話之後，於當日早7時便主持召開了軍區黨委常委擴大會議，吸收司、政、後大部門的主要負責人參加，通報了譚甫仁夫婦遭暗殺事件，傳達了周總理的三點重要指示，然後研究確定了應急方案。會議決定立即成立譚甫仁，王裏岩被害案偵破小組（簡稱“017專案組”），由周興任組長，王必成、蔡順禮為副組長，成員有副參謀長趙潤博、政治部副主任劉潤泉、保衛部長景儒林。組織部長孟肖野、黨辦主任王克學等。專案組的日常工作由蔡順禮副政委負責。
　　
　　專案組將案發當晚住在32號院內的六個人全部進行了隔離審查，他們是：王裏岩的妹妹王文瑩（住在樓下）、譚甫仁夫婦的未婚兒媳吳小紅（住在樓上譚的隔壁）。警衛員李洪亮（住在平房警衛室），以及住在夥房的一名女炊事員和住在門崗的兩名戰士。
　　
　　經反複盤問上述六人，吳小紅和女炊事員及兩個門崗都說當時睡得正香，沒聽見任何動靜，更沒見到凶手的身影。兩個門崗是被前來搶救譚甫仁夫婦的幹部敲門喊醒的，其中一人稱當時正在夢中摸魚呢。李洪亮是被譚甫仁”小李、小李”的喊聲驚醒的，他正在穿衣服時就聽見了院裏響起一陣槍聲，嚇得趕緊趴到床底下沒敢出來！待院內靜下來估計槍手逃離後，他才急忙給秘書鄒賢玉打了電話報警，然後又躲進衛生間藏起來。直到聽見王克學的喊聲才敢露頭。
　　
　　經審查，李洪亮是譚甫仁從北京帶來的勤務兵，主要負責譚甫仁家的生活起居。打掃衛生等勤務，不久前剛兼做警衛員，沒受過正規的警衛訓練，關鍵時刻貪生怕死，成為膽小鬼。
　　
　　案發時惟一同凶手照過一麵的是住在樓下客廳西側的王文瑩（軍區女籃隊員）。王文瑩向專案組反映說，她當運動員有早睡早起的習慣，當時清晨5時許醒來聽見樓上有人大聲說話，她隻聽清姐姐王裏岩問了一句：“你怎麽這時候來了?”接著就是廝打的聲音和幾聲槍響。
　　
　　她覺得事情不妙，正要上樓看個究竟，就看見譚甫仁披著衣服急匆匆下了樓，她問道：“姐夫，樓上出了什麽事?”譚甫仁說：“我也不知道。”譚沒停步，直接拐進通往樓後小平房的長廊。這時候，又見一個身穿軍裝，個頭有1.8米左右，身材有些發胖，手中好像提著一把手槍，年齡大約有40歲的人追下樓來，直向長廊上追去。不一會兒，她隻聽譚甫仁在院中連喊兩聲：“小李！小李！”緊接著就聽見幾聲令人心驚肉跳的槍響。
　　
　　她頓感出了人命大案，慌忙向秘書鄒賢玉家撥了電話。
　　
　　專案組在對有關人員進行隔離審查的同時，派人嚴密封閉了32號院，隨即請當地公安人員協同軍區保衛幹部進行了現場勘查，並且對參加搶救的人員進行了調查訪問。
　　
　　譚甫仁夫婦居住的32號院位於軍區大院的中心，是一座獨立的別墅式宅院，大門口在南側偏東一點兒，平時有一個班的哨兵晝夜輪流站崗，案發當晚有兩名戰士在門口西側的宿舍睡覺。當時正值“文革”當中，軍區有關部門對警衛戰士的管理較鬆，造成這些戰士的值勤守衛越來越懈怠，逐漸由站崗變為坐崗，又由坐崗變為睡崗，從而使看似戒備森嚴的武裝警衛形同虛設。
　　
　　譚甫仁一家住的是院中惟一的坐北朝南的二層小洋樓，進門是一個約三四十平方米的半圓形客廳，客廳西側陽麵是譚甫仁的一間辦公室，辦公室隔壁有兩三間臥室，王文瑩就住在其中一間。客廳北側是樓梯，樓梯下麵有一條通向後院的小長廊。樓上共有四個房間，譚甫仁夫婦住的是套房，兩室共用一個衛生間，兩個臥室之間有門相通，但各個臥室又都有一定的獨立性，各有各的屋門。吳小紅住在譚甫仁隔壁靠近樓梯的一個房間。小樓後邊是一個小院，有一排平房是廚房和警衛員李洪亮的住室。平房後邊有一個小養魚池，緊挨著養魚池就是近兩米高的院牆。
　　
　　現場勘查發現，院西北角牆外有一把凳子，這把凳子是從32號院南鄰的軍區幹部食堂偷來的，凳子上留有兩個清晰的解放牌膠鞋印。令人困惑的是，這個食堂內養著一隻大狼狗，晚上一有動靜就“汪汪”直叫，所以平時也不用鎖門。可是，案發這晚卻偏偏沒人聽見狗的叫聲。翌日早晨，狗的主人發現，原來這隻狼狗幾天前竟神秘地失蹤了！後來查明是被饞狗肉的食客偷偷地宰殺了。
　　
　　院牆內有一個白色的皮鞋包裝盒，上麵也有一個清晰的解放牌膠鞋印。院牆內外部有新鮮的蹬蹭痕跡。廚房的前後窗戶都開著的，窗台上和臨窗的案板上都留有相同的膠鞋印。據此判斷，刺客的進出路線是這樣的：他從軍區大院的北門大搖大擺地進入大院（軍人隨便出入，不受檢查），繞過司令部大樓走到幹部大食堂，從食堂中偷出一把凳子放在32號院西北角的外麵，踩著凳子越牆進了32號院，繞過養魚池，從後窗跳進廚房，又從廚房的前窗跳入前院。通過小長廊溜進小洋樓，作案後又順原路逃離現場。
　　
　　由此可以斷定，凶手非常熟悉32號院和整個軍區大院的環境，極有可能是軍區大院內部的人。
　　
　　現場勘查人員從樓外和樓上兩個中心現場共搜獲8個手槍彈殼和5顆手槍彈頭（其中從樓上發現3個彈殼。兩顆彈頭，從樓外院內發現5個彈殼、3顆彈頭），加上醫生從譚甫仁臂骨中取出的一顆彈頭，共獲得8個彈殼。6顆彈頭。經鑒定均係同一支五九式手槍發射。
　　
　　當從雲南省公安廳借調的公安技術人員進行現場勘查大約兩個鍾頭時，受命封閉現場的一名軍官不耐煩地催問道“勘查完了沒有?你們這可是搞技術的呀!”在這種情況下，公安民警沒顧上過細地進行現場勘查和提取痕跡物證，隻得匆忙收場。
　　
　　綜合現場勘查和調查訪問所獲得的情況，大體可以推斷凶手的作案過程是這樣的：他上樓後直奔王裏岩的房間，因房門未拴住，故推門而入，王裏岩被驚醒後，拉開床頭燈，隻見凶手正向她逼近。她顯然認識凶手，一邊起床一邊問，“你怎麽這時候來啦？”凶手大概說了一句：“我找譚政委！”說著舉槍便向王裏岩射擊，也許是他由於緊張手腕發抖，這一槍打空了，子彈射入牆內-在危急關頭，王裏岩為了保護譚甫仁的安全，便堵住了通向丈夫臥室的門，與凶手展開搏鬥，凶手這時貼身向王裏岩的胸部開了一槍!王裏岩應聲倒地。凶手惟恐王不死，將槍口頂著王的眉心又補了一槍，子彈從腦後飛出後，鑽入了木質地板。
　　
　　住在另一間臥室的譚南仁被驚醒後意識到危險，便急忙穿上褲子，披上“三位一體”的上衣（為了穿、脫方便，將襯衣、毛衣，罩衣三件套在了一起），從自己的屋門出去急匆匆下了樓梯，想叫警衛員李洪亮前來支援。
　　
　　譚甫仁趕到李洪亮門外時連聲喊道：“小李!小李?”屋裏卻沒有動靜。這時尾追而來的凶手衝著潭的背後接連打了兩槍，這兩槍都沒有擊中譚的身體，而是穿越過敞開的上衣擊在李洪亮的屋門的門框上。譚甫仁這時轉過身來，迎著凶手冒煙的槍口衝過去，凶手又一槍打在譚的腹部，譚踉蹌了一下繼續往前衝。凶手緊接著向譚打出了第四槍，這一槍打在了譚的右上臂，譚側身倒在地上。凶手來到譚跟前，將槍口抵在譚右側太陽穴處第五次扣動了扳機，子彈從右側太陽穴穿入，從左側太陽穴飛出。就這樣，一個從1928年就參加革命，曆經五次反“圍剿”和兩萬五千裏長征，為中國人民的解放和新中國的國防建設披肝瀝膽奮鬥了四十多年的中將，永遠地倒下了。
　　
　　驗槍無果而終 調查柳暗花明
　　
　　偵破工作盡管是在保密、封閉的狀態下進行的，但動用的人力之多、聲勢之大，曆時之長卻是空前的。破案主要圍繞著兩條線索進行：一條是查驗槍支，即清查檢驗全軍區所有的五九式手槍，逐人逐槍核查，軍區保衛部的大部分幹部分派到各單位進行督促檢查；二是核實人員，即在全市範圍內普遍調查青；壯年男性12月17日早晨5點至7點之間的行蹤，每一個被調查的對象均須有兩人以上證明，其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這樣，當時一個僅有四十多萬人口的昆明市，幾乎家家戶戶，角角落落都觸及到了。
　　
　　查槍毫無結果，所有佩發的五九式手槍一槍一彈不少。這使專案組大惑不解：五九式手槍目前隻在軍隊幹部中裝備，而地方上一支沒發，即使公安機關也尚未佩發，難道刺客是從外地部隊中偷盜的槍支?
　　
　　其實不然，查槍工作盡管看起來力度很大，但卻留有一個死角——那就是軍區保衛部自身，結果出現了嚴重的“燈下黑”.。原來，保衛部的保密室中就保存著一批備用的五九式手槍，而且槍彈混存。32號院血案發生後多日，保衛部人員整天忙忙碌碌地去檢查別人，卻偏偏忘記了檢查自己的槍。也許他們認為，我們保衛部的槍難道還會出問題?
　　
　　然而，意料不到的事還真發生了：在全軍區檢驗槍支後的第九天，當保衛部副部長王慶和要用槍時，發現鎖在保險櫃中的五九式手槍竟少了兩支，並且還丟了20發子彈!奇怪的是，保密室的門窗沒有撬動痕跡，保險櫃的暗鎖也完好無損，而裏麵的槍彈卻不翼而飛，顯然具有內盜的嫌疑。
　　
　　於是，保衛鄒負責保管槍支的秘書袁孔祥被列為重點嫌疑對象，當即被隔離審查，可是，他死活不承認自己偷去了槍支子彈，但又說不清兩支手槍的下落。被追逼得急了，他就謊稱這兩支手槍和20發子彈借給老鄉帶回湖南了，第二天又翻供，一口咬定沒有從保險櫃中往外拿槍，專案組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立即派人到湖南找到袁所說的那位老鄉，經查問，根本就沒有借槍之事，人家甚至就沒到過昆明。
　　
　　審查袁孔祥毫無結果，隻好將他隔離反省。
　　
　　這裏，專案組犯了一個極大的錯誤：明知道問題出在保衛部內部，為什麽不認真地查查在槍支保管方麵的漏洞呢，為什麽隻死盯住袁孔祥一個人?況且，袁孔祥的身材與犯罪嫌疑人的特征明顯不符。試想，如果確係袁孔祥監守自盜，那在全軍區普遍查驗槍支情況下，他為什麽不悄悄地把所盜槍支放回保險櫃?由此可見，偷槍肯定不是袁所為。
　　
　　那麽，內部人員中又有誰有機會有條件接觸保密室和保險櫃的鑰匙呢?這個範圍不會太大，而是很小，隻要認真地深追細查，就不難找到嫌疑人。遺憾的是，專案組沒有在這方麵下工夫。
　　
　　最大的失誤是，專案組和保衛部並沒有把丟槍與血案緊緊聯係在一起，更沒有把殺害譚甫仁夫婦的高個子胖軍人同保衛部的幹部聯係在一起。與其說他們不相信保衛部會出現盜槍殺人犯，倒不如說他們不願意看到這樣殘酷的現實：保衛部的人，盜出保衛部的槍，又用保衛部的槍去殺害保衛部的第一號保衛對象。這樣的現實畢竟太可怕了!而更可怕的是由此而可能帶來的後果：有的人說不定要丟黨籍，有的人可能要丟軍籍，也有的人甚至要掉腦袋……
　　
　　也許是前途命運所係，致使破案工作沒有頃其自然地緊緊圍繞著手槍與血案、胖高個兒與保衛部這兩條線索的交叉點去認真追查，從而使偵破工作走了不該走的彎路，出現了本來可以避免的惡果。
　　
　　查槍驗槍工作擱了淺，但外圍調查摸底工作則獲得了新的重要線索：專案組成員在軍區政治部家屬院走訪時，住在該院的8歲男孩馬蘇紅反映，12月17曰清晨5點多鍾，他用木盆頂著的小屋門突然被推開，進來一個穿軍裝的胖胖的大個子，臉龐圓圓的，好像還滿頭大汗，他衝著睡眼惺鬆的馬蘇紅問道：“陳漢中科長住在哪兒？”馬蘇紅指了指上邊，回答說：“就住在樓上，”那人轉身就往樓上去了。
　　
　　經走訪住在樓上的陳漢中的妻子，她證實，那天早晨5點多種，她還沒有起床，未拴住的房門突然被推開，來人開口就問：“陳科長在家嗎？”她說：“不在，到上海出差了。”那人一聽未進屋，就轉身走了。她提供的該人身材特征與馬蘇紅所反映的完全一致，估計這個人與在32號院王文瑩所見到的凶手極可能是同一人。32號院和政治部家屬院相距不遠，也就是七八分鍾的路程，而目擊者所提供的時間又大體吻合，所以，很可能是凶手在32號院作案後馬上趕到了政治部家屬院。
　　
　　專案組認為，馬蘇紅與陳漢中的妻子所提供的這條線索極其重要，對破案很有幫助。便在這兩個人身上下了不少工夫，盡量讓他們提供出更多的情況，希望挖出那個高高的胖軍人。過了約七八天，馬蘇紅放了學往家走，正好與住在同院的王冬昆同學走在一起，這使他突然想起，那天早晨他所見到的那個胖軍人很像是王冬昆的爸爸。
　　
　　專案組拿來一張包括王冬昆的爸爸在內的集體照片讓馬蘇紅辨認，馬仔細逐人看了看，然後果斷地指著其中一人說：“就是他，他是冬昆的爸爸。”
　　
　　專案組人員愕然了。原來，王冬昆的爸爸叫王自正，是軍區保衛部剛提拔不久的副科長（副團級），因被原籍老鄉檢舉有曆史反革命問題，正在被隔離審查。按說，王自正的身材與王文瑩、馬蘇紅等所見的可疑人完全相符，但他正被隔離在西壩原戰俘管理所內受審查，他的住室中有保警隊員譚崇訪曰夜陪伴監視，門外有一個班的戰士24小時輪流看守，他怎麽可能在監管人員的眼皮子底下溜出來盜槍、殺人，然後又神不知鬼不覺地潛回去躲藏呢?除非他有“分身術”，要麽有“燕子李三”的那一套本領。
　　
　　所以，不少人對此持懷疑態度，而態度最堅決、最不相信係王自正作案的就是軍區保衛部長，王自正的主管領導景儒林。景曾不止一次地說：“關押王自正的房間夜晚電燈長明。門口哨兵時刻不離，他若能出來作案，那可真是今古奇談了!”
　　
　　也正因為如此，當初進行大範圍摸底的人員來到西壩一問情況，就輕易地把王自正排除在外。
　　
　　領導決策失誤 凶手飲彈自殺
　　
　　雖然有些人不相信王自正會在戒備森嚴的隔離室中溜出來作案?但他畢竟符合作案嫌疑人的外貌特征，又被目擊者從照片中辨認出來，所以，專案組決定讓馬蘇紅到西壩俘管所對王自正本人直接辨認一下。
　　
　　遺憾的是，由於辦案人員缺乏組織辨認的經驗，又沒有進行周密的準備，致使秘密辨認變成了當麵辨認。12月31曰中午，當專案組人員領著馬蘇紅走進西壩俘管所大院時，王自正正一手拿著掃帚。一手插在褲兜中掃院子，馬蘇紅一眼便認出了王自正，脫口說道：“是他，就是他!”
　　
　　這話被王自正聽到了，他抬眼一看這個小家夥似曾相識，轉而不禁大驚失色，急忙轉過身去，強裝鎮靜繼續打掃著院子。王自正的反常表現自然逃不過專案組人員的眼睛，從而進一步加深了對他的懷疑。
　　
　　然而，當蔡順禮副政委等專案組領導聽取了上述情況的匯報後，依然沒有下決心對王自正采取進一步的強製措施，卻派軍區幹部部副部長謝新鍔，軍區保衛部科長何鳳毓等人前去西壩提取王自正的指紋和腳印。
　　
　　謝新鍔，何鳳毓等人於12月31曰晚10點左右來到西壩之後，正好剛從上海出差回來的“王自正專案組”組長陳漢中也在。陳漢中向他們反映了如下幾點重要情況：
　　
　　1970年12月17曰早上7點半左右，剛換崗的戰士喊王自正起床。聽見王自正在院西南角的廁所裏回答說：“我在上廁所，拉肚子!”“你為什麽不請假？”站崗戰士質問道。王說：“我向上一班請過了。”不一會兒，王自正捂著肚子回到了隔離室。經詢問上一班站崗的，王自正上廁所前根本未請假，也沒人見他何時上的廁所。
　　
　　從32號院血案發生後，王自正的神情一直很反常，緊張不安，不時探頭望著窗外，像是在觀察什麽。
　　
　　12月24日，當王自正看到前一天的報紙上刊登出譚甫仁逝世的消息後，他禁不住失聲竊笑了幾聲。
　　
　　12月31曰中午王自正發現被馬蘇紅辨認出來之後，回到隔離室突然失聲痛哭，哭聲中說了一句：“以後就見不到老婆孩子了！”
　　
　　謝新鍔等人聽到上述情況之後，認為事關重大，王自正的嫌疑驟然上升，還有沒有必要提取他的指紋、腳印，需向專案組領導請示報告。於是，馬上派人回到軍區向專案組領導當麵報告了新獲悉的情況及改變原行動計劃的建議。
　　
　　可是，當晚軍區大院剛剛舉辦過年終會餐，專案組的有關領導都暍得東倒西歪，滿嘴酒氣，對來人匯報的重要情況或許就沒有真正聽進去，加之他們一直對王自正作案持懷疑態度，又是酒後頭腦不太清醒的時候，所以未加深思，輕率地作出“按計劃執行”的錯誤決定。
　　
　　試想，假如專案組的領導頭腦中多一根弦!召集有經驗的人員研究一個萬無一失的行動方案：趁王自正不備將其控製起來，然後搜查其身上和住處，看看有沒有槍支彈藥，既可防止其繼續行凶殺人，也可避免其畏罪自殺，還有利於查清案情，挖出同夥。然而……
　　
　　謝新鍔等人隻好奉命按既定計劃執行，這個計劃是讓王自正帶上喝水的缸子到俘管所食堂，順便問些情況，從他的水缸子上提取指紋，同時派人到其住處提取他的鞋印。
　　
　　31曰晚上10點半左右，陳漢中、李伯誌來到王自正的隔離室，陳以平淡的口氣對躺在床上的王自正說：“王自正，起來，拿上你的缸子，到食堂去一下，有點兒事。”王自正當時並未睡著，甚至也沒有脫掉衣服，他一邊起身，一邊問道：“什麽時候？”“現在。””好吧。”說著，王自正下了床。就在他穿上鞋子的一刹那，突然從被子底下摸出一支五九式手槍，轉身對著陳漢中和李伯誌“啪、啪”各打了一槍，二人應聲倒在門口。站在大槐樹底下值勤的戰士聽到屋裏響起槍聲還沒反應過來，就見王自正拿著手槍中出來，一邊對著戰士打槍，一邊拚命地向西南角廁所處跑去。這時，槍聲把住在南屋的全班戰士也都驚醒了，他們紛紛提著槍跑出來對著王自正亂放起槍來，頃刻之間，俘管所院內槍聲大作，喊聲一片。
　　
　　王自正跑到廁所口時，見戰士們一邊打槍一邊追來，料定越牆逃跑無望。就舉槍對準自己的太陽穴扣動了扳機。
　　
　　經檢驗王自正自殺的五九式手槍，正是保衛部被盜的兩支手槍中的一支，但不是殺害譚甫仁夫婦的那一支。經搜查他的身上和住處，未發現另一支手槍。根據當時當地的環境分析，他很可能將手槍扔進廁所的糞池中了。可是，淘幹糞池後卻一無所獲。
　　
　　過了若幹天之後，人們在已曬幹的糞堆中找到了那一支手槍，經檢驗確係殺害譚甫仁夫婦的那一支。據推測，王自正把兩支手槍都帶回了隔離室，殺害譚甫仁夫婦後，他怕兩把手槍易於暴露，就把行凶的那支扔進了糞池。可是，當戰士們淘糞時因疏忽大意沒發現裹在糞便中的手槍，直至糞便曬幹之後向菜地施肥時才得以撿獲。
　　
　　檢舉信討血債 副科長露原形
　　
　　轟動昆明全城的譚甫仁夫婦被暗殺案，並沒有因凶犯王自正畏罪自殺而畫上句號，相反卻給人們留下一串難解之謎：王自正究竟是何許人，他為什麽要殺害全軍區的最高首長，他是獨自一人作案還是糾集了一個集團，他又是如何在嚴密看守的隔離室中潛出潛入盜槍殺人的？
　　
　　要揭開王自正的“廬山真麵目”，還得從一封來自河南內黃縣武拐公社的檢舉信說起。檢舉信緣起於1947年7月的一起反革命報複案件：當時，我軍剛剛撤離豫北地區，國民黨軍隊卷土重來，地主惡霸組織的還鄉團瘋狂地向我基層幹部反攻。武拐村富農分子王某糾集其堂弟王誌政等數人，槍殺了本村武委會主任武不會。不久，我劉鄧大軍挺進中原，國民黨軍敗退，王誌政為逃避黨和人民的懲罰而潛到外地，多年未有音信。
　　
　　解放初期，首犯王某被我人民政府鎮壓，而王誌政卻一直逍遙法外。“文化大革命”開始後，當地進行了清理階級隊伍運動，群眾把當年還鄉團殺害我武委會主任一案重新提出，強烈要求將漏網的反革命分子王誌政揪出來。群眾中有人反映，王誌政當年跑到外地之後，編造出身曆史，混入了我南下大軍、“文化大革命”初期，他曾給老家親屬來過一封信，稱已從部隊轉業，單位好像是個舊錫礦五隊。武拐公社革委會當即給個舊錫礦五隊寄去一份檢舉信，但信發出後如石沉大海。於是。公社和大隊革委會又進一步圍繞著王誌政與家人的聯係情況進行調查。有人反映，王誌政有一次跟家人的通信地址好像是“昆明靖國新村50號”。於是，革委會以王誌政親友的名義試探性地給這個地址發出一封信，但不久信被退回來，理由是“查無此人”。
　　
　　實際上，軍區大院所在的靖國新村分成兩部分，王自正所在的軍區政治部宿舍院內確有個50號。但大院外也有個50號，來信肯定寄到了大院外，況且“王誌政”早巳變成了”王自正”，自然是“查無此人”。
　　
　　武拐公社革委會的辦案人員仍不放棄，他們幹脆把檢舉信寄給了雲南省革委會。不久，這封檢舉信轉到了革委會人保組。當時，昆明軍區保衛部的何鳳毓科長恰巧在該組支左。他看過檢舉信之後，認為”王誌政”很可能就是保衛部的王自正，便將此信轉給軍區幹部部部長王一民。王閱後又轉交給軍區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雷起雲。雷起雲對這封檢舉信非常重視，直接呈報給軍區政委譚甫仁。譚南仁鑒於此事重大，便提交軍區黨委進行了研究，決定先派人到其家鄉進行調查核實，如情況屬實則立即將其進行隔離審查。
　　
　　外調人員剛到其原籍進行調查，王自正的一個侄子便馬上給他通風報信，王自正做賊心虛，惶恐不安，立即讓妻子回去找有關人員訂立攻守同盟。
　　
　　王自正被隔離審查之後，雖然供認自己參與了殺害武委會主任一事，但他一口咬定沒動手，沒開槍，僅僅是個從犯。因該案的首犯已被處死，死無對證，所以檢舉揭發的主要事實難以查清，王自正一直被隔離審查了七個月結不了案-
　　
　　王自正對其問題的嚴重性心裏有數，他想，即使確認不了自己親手槍殺武委會主任問題，就憑其參與還鄉團殺害***的基層幹部這一條，也足以定個曆史反革命。加之自己隱瞞富農出身，編造個人曆史，偽裝進步，騙取組織信任，混入了解放軍的要害部門，並當上副科長，無疑是混入黨內軍內的階級異己分子，開除黨籍、軍籍是肯定的，弄不好還會被家鄉老百姓揪回去批鬥，最後被判刑，甚至被殺頭。
　　
　　處於絕望中的王自正不甘心束手就擒、坐以待斃，他決心孤注一擲，破罐子破摔，臨死拉幾個墊背的。他在日記中多處流露出要報複殺人的思想，將軍區黨委會主要領導均列入了暗殺黑名單，但首先目標“還是找頭頭來吧，譚甫仁是第一把手”。可見，王自正殺害譚甫仁是進行了長時間周密的醞釀謀劃，是一起不折不扣的反革命報複殺人案件。
　　
　　令人費解的是，失去人身自由的王自正要實施其預謀已久的殺人計劃是何其難哉！如果沒有同夥的協助，他怎能輕而易舉地擺脫看管人員的監視，又暢通無阻地進入32號院連殺兩人，然後再悄無聲息地竄回隔離室隱藏?而如果有同謀同夥，那可能是誰呢?
　　
　　誰都沒有料到，長達七年之久的破案工作，此時剛剛開了個頭。
　　
　　陳漢中難解脫 景儒林尋短見
　　
　　王自正的同謀究竟是誰呢?專案組鎖定的首選目標是王自正專案組的負責人陳漢中。
　　
　　專案組懷疑陳漢中是王自正幕後策劃者的根據有好幾條：
　　
　　首先，陳漢中作為審查王自正的負責人，表麵上看來他對王的態度很嚴很凶，時常對王自正訓斥一頓，並且王自正在日記中也多處流露出對陳漢中極為不滿，甚至切齒憤恨。但這些都似乎是假相，是不是為了掩蓋兩人之間的同夥關係故意做戲?
　　
　　其次，王自正作案為什麽偏偏選在陳漢中出差期間?他在32號院殺人之後為什麽又到了陳漢中家?
　　
　　第三，也就是最令人可疑的一點，就是31曰晚上，王自正在幾米之內對陳漢中開槍竟隻擦傷了他的一點兒肚皮，陳漢中衣服上共有18個彈洞，其中胳膊上的洞同腹部襯衣、毛衣、罩衣、大衣上的洞竟不在一條直線上。王自正衝他隻打了一槍，這一槍所穿的洞不可能不在一條直線上啊!因此，專案組懷疑陳漢中自己衝自己打了一槍。否則，人們難以解釋：如果王自正同陳漢中沒有特殊關係，如果王自正真的那麽恨他，那麽，王自正在陳漢中從其身邊衝出屋門時為什麽不照他頭上補一槍?
　　
　　當晚事發後，陳漢中曾對他人吹噓自己在王自正行凶時是如何如何勇敢，如何同對方搏鬥，但現場情況證明他說的並不是真話，他為什麽要編造假話呢?
　　
　　因此，專案組果斷地決定將陳漢中隔離審查，將其同王自正的妻子李素雲及子女3人以及住在32號院的6人等重點審查對象一起關押在昆明北郊黑龍潭一空閑幹休所內進行審查。擁有幾十名辦案人員的專案辦公室也設在該處。
　　
　　同陳漢中一起被隔離審查的還有譚崇訪。他一直與王自正住在裏外間，專門負責監管王自正，王自正潛出潛入隔離室怎能瞞得了他?是他麻痹大意沒發現呢，還是發現了以後知情不報，或者是被王自正拉下水成為同夥?
　　
　　尤其令人不能原諒的是，陳漢中，李伯誌去隔離室傳喚王自正時，譚崇訪正在裏屋睡覺，在王自正開槍行凶的關鍵時刻，他不僅不挺身而出，從背後擒住王自正，反而被嚇得跳窗而逃。假如他當時表現得勇敢一些，是完全有可能避免王自正自殺的。
　　
　　專案組考慮到，王自正在被隔離審查的情況下之所以能出去作案，站崗的戰士也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說不定有人充當了他的幫凶。因此，全班12名戰士均被隔離審查。
　　
　　本來，偵破“017案”的主力是保衛部，但破來破去卻破到了保衛部自己頭上：凶手是保衛部的人，負責監管審查的也是保衛部的人，盜的又是保衛部的槍，暗殺的則是保衛部的頭號保衛對象。因此，最難逃關係、壓力最大、首當其衝的就是保衛部部長景儒林。加之當時地方和部隊均有較嚴重的派性，就連專案組成員也有所謂“八派”、“炮派”之分。當時對“017案”有一個基本定調，那就是“集團作案”；在破案中也有一個警示性的口號，那就是“派性掩護敵人，敵人利用派性”。所以，兩派誰也不敢否認“集團作案“的定論，誰都想從對立的一派中挖出王自正的幕後策劃、支持者，而景儒林則無疑處於鬥爭交會的風口浪尖上。他陷入深深的自愧、自責的泥潭中難以自拔。
　　
　　1971年初，解放軍總政保衛部召開駐京單位保衛部部長會議，要求昆明軍區保衛部派人出席，在會上介紹一下"017案”情況，以使人們引以為戒，防止類似案件發生。軍區領導決定讓景儒林參加，但他找到副政委蔡順禮推辭，說他沒臉見人，堅決不願意去。蔡給他做工作，並提出讓軍區黨辦主任王克學一同去，並讓專案組準備好了案情介紹材料。到會之後，景儒林執意不發言，硬讓王克學代替他介紹了案情。
　　
　　1971年春節過後，昆明軍區黨委決定在昆明步校開辦專案人員封閉式“學習班”，實際上就是隔離審查班。參加“學習班”的人員為軍區保衛部的全體幹部，還有其他被審查對象，集中在一起學習。反省，接受審查，行動自由受到一定限製，氣氛十分緊張。
　　
　　作為保衛部部長的景儒林，既是受審查的對象，名義上又是學習班的領導，架子頗為難拿，致使他的精神跌到崩潰的邊緣。“學習班”開學的第二天清早，大家都到食堂去吃早餐，他沒有去，竟用尼龍網兜套住脖子，吊在蚊帳杆上自縊。他留在桌子上的字條上寫道：“保衛部原來就是個爛攤子，我來保衛部後，還在繼續爛下去……保衛部出了這些事，叫我怎麽說得清呀!”
　　
　　蔡順禮受審查 專案組大換班
　　
　　1971年12月，“017案”的偵破工作已經曆了一年之久，其間又發生了舉世震驚的“9．13事件”，“017案”自然又與林彪反黨集團聯係在一起，使該案的偵破工作更加複雜化，並且備受中央關注。中央組織部為此專門派出一個小組到雲南了解有關情況，不久，中央辦公廳主任兼中央警衛局長汪東興，親自將昆明軍區副政委蔡順禮和政治部副主任趙澤莽召集到京匯報案件進展情況。汪東興聽了匯報後對案件的偵破工作非常不滿意，認為一年多來案件不僅無實質性進展，幾個主要疑點未查清，而且還出現了幾次嚴重失誤，造成王自正與景儒林先後自殺。汪感到，案子的情況很複雜，現專案班子又受到派性的幹擾，對查清此案非常不利。
　　
　　因此，汪東興將此情況向周總理作了匯報，當即決定：將蔡順禮留京接受審查；責令趙澤莽留京停職反省，說清問題。同時，由中央辦公廳選派有經驗的偵破專家組成中央辦案組赴滇指導破案，重組專案班子。
　　
　　於是，剛從“牛棚”中被解放出來、擔任四川省革委會政工組群工組負責人的趙蒼璧被召到中央辦公廳，接受了在雲南省革委會和昆明軍區黨委領導下指導“017案”偵查工作的重任，並聽取了周恩來總理的三點重要指示：一要查清此案是否與林彪反黨集團有聯係；二要查清是否有同夥配合、集團作案；三要查清王自正和景儒林自殺的原因及教訓，找出破案中的紕漏和原因。要求將案件的主要疑點特別是關鍵問題查得清清楚楚，不能含含糊糊。
　　
　　趙蒼璧是老資格的公安幹部，進城之初就擔任北京市公安局首任治安處處長，後曾擔任原西南局公安部部長、四川省政法委書記，具有豐富的偵破工作經驗（“文革”之後曾任公安部部長）。公安部為他選配的兩名得力助手是，河北省公安廳一處處長劉剛，遼寧省公安廳二處處長徐生。後來，為了偵破工作的需要，中央專案組又從各地公安機關抽調了槍彈痕跡專家王廣沂、指紋專家趙向欣（女）、法醫趙海波等。為了工作方便，公安民警一律著軍裝，駐在軍區招待所9號樓。
　　
　　昆明軍區黨委也調整改組了原專案班子，掛帥的仍為周興，此時周已升任雲南省委書記兼昆明軍區第一政委；副司令員徐其孝負責專案組的日常管理，副參謀長黃學義任專案辦公室的負責人。同時，從各部隊和當地公安部門抽調了一批精幹力量作為專案組成員。
　　
　　隔離室有漏洞 籠中虎可出籠
　　
　　新專案班子的工作主要從兩個方麵入手：一方麵結合清查林彪反黨集團在雲南的活動，查清譚甫仁被暗殺案同林彪反黨集團有無關係；另一方麵主要是查案情，解疑點。
　　
　　他們在摸清已知案情和前段偵查工作情況的基礎上，找出了需要查清的四個疑點，即王自正是怎樣在被隔離、監管的情況下潛出作案的?王自正是怎樣搞到軍區保衛部的手槍和子彈的？王自正作案後為什麽去找陳漢中？陳漢中衣服上的槍洞怎樣形成的?為了解開上述四點之謎，他們確定偵查工作要緊緊圍繞著四個犯罪現場（32號院，保密室，俘管所，政治部家屬院）和王自正在被隔離審查期間書寫的3本日記，從頭做起，重新勘查現場，重新調查訪問!熟讀細研每篇日記，理順弄清王自正的思想脈搏，從中找出其犯罪的思想動機和蛛絲馬跡。
　　
　　離軍區大院僅兩三公裏遠的西壩原軍區俘虜管理所是一個約666平方米的空閑院，大門朝東，臨一條南北街，大門通常不上鎖，晚間則從裏麵閂住。門口北側臨街有兩間平房，為王自正的隔離室。隔離室分裏外間，負責監管王的保警隊員譚崇訪住在裏間，王自正住在外間，中間有屋門。兩間房前後各有一對窗戶，其中臨街的窗戶小，有鋼筋護欄，人出不去。距隔離室門外3米多遠有一棵大槐樹，哨兵就在大槐樹底下站崗。
　　
　　小院北側坐北朝南有一座二層小樓，是專案審查人員辦公的地方。南側有一排平房，是站崗士兵的宿舍。西南角是一片用矮牆圈起來的菜地和廁所，廁所是全院惟一的公用廁所。
　　
　　辦案人員詳細了解了戰士站崗值勤的情況，發現這裏邊有很大的漏洞：12名戰士分12班，每班隻有一人，一人值兩個小時，換崗時需交班的到宿舍去叫接班的，接班的即使能立即起床，中間至少也有三五分鍾的空崗時間。據了解，有些戰士往往貪睡而不能按時起床，常常要磨蹭一會兒。尤其是一個外號叫“小迷糊”的戰士，每次接班都要耽誤一二十分鍾。
　　
　　那麽，王自正是不是發現並利用了這一漏洞呢?答案是肯定的。專案組從調查獲取的四點證據中得出確鑿無疑的結論。
　　
　　其一，據多名戰士反映，王自正經常同掛在大槐樹上的馬蹄表對表，這個馬蹄表是戰士們值班時掌握時間用的，王自正將自己的手表與馬蹄表相對，顯然是為準確無誤地利用戰士交接班時的空當而做準備的。否則，時間概念對於他這個被隔離審查的人來說是沒有任何意義的；
　　
　　其二，從王自正的日記中可以看出，他對戰士輪流值班情況進行了長時間的觀察和研究!其日記中就有這樣的記載；
　　
　　“小迷糊幾點至幾點”，“大個子幾點至幾點”、“小山東幾點至幾點”……
　　
　　其三，王自正的妻子李素雲，兒子王冬昆、女兒王冬石都證實，王自正被隔離審查期間，晚上不止一次回過家：李素雲交代，有一次王自正拿回去兩支手槍，要放在家裏，她死活沒讓放。
　　
　　其四，院西南角廁所的圍牆內外有蹬蹭痕跡，地上有雜亂的膠鞋印痕，尺碼與王自止的相符。
　　
　　根據上述情況分析推斷，王自正巧妙地利用了戰士交接班時一二十分鍾的空崗時間，從大門口潛出（大門隻在裏邊插著栓，不加鎖），虛掩上門，待下一個交接班時間再返回來。返回時如果點卡得準，那他就從大門進入；如果卡得不準，被接班的戰士發覺，那他就從西南角廁所外越牆而入；萬一被發覺，他就借口上廁所拉肚子，並且向上一班請了假，從而很容易掩飾過去，這期間，住在裏屋的譚崇訪正在閉門酣睡!毫無警覺!怎會知道王自正已金蟬脫殼，
　　
　　在王自正潛出隔離室的兩個小時當中，值班的戰士隻在院子裏站崗，從不進屋察看?雖然從窗口可以看到燈光明亮的屋內，但王自止的床上吊著蚊帳，蚊帳內的被褥再稍加偽裝，不仔細瞅的話從外邊難以發現破綻。專案組為此做過實驗，證明了上述推斷是站得住腳的。
　　
　　那麽，王自正是從何時開始潛出隔離室的？共潛出了幾次？由於王自正已死，惟一的知情者李素雲拒不交代，她除了供認王自正往家拿過兩支槍外，其他的一概不供，翻來覆去就是一句話!“俺是個家庭婦女，俺啥也不知道。”所以，王自正準確的潛出日期和次數巳很難查清。不過，可以肯定，王自正開始潛出隔離室是在被隔離審查兩二個月之後，根據是，在他被隔離審查以後的前兩三個月之內，先後給其妻寫過三封信，都是封好貼上郵票，從臨街的小窗戶扔到大街上，希望過路的小學生做好事替他投到郵筒。其實，這三封信先後都由撿到的人交給了專案組，在此之後他就再也沒有往窗外扔過信，這說明他已有機會回家與老婆孩子團聚，不需要再用這種笨辦法聯係了。
　　
　　保險櫃不保險 森嚴處不森嚴
　　
　　王自正行凶殺人經過了長時間的預謀策劃，這從他的日記中可以看出。在被隔離審查期間，王自正幾乎每天都寫日記，當天的天氣情況，日常活動，思想動態等基本上都有記載。這些日記絕大部分都比較清楚，字跡雖說不上工整，但也不甚潦草。但是，有那麽一二十篇卻格外亂，似乎是在日記上亂塗亂寫，很難辨別寫的是什麽內容。富有偵破經驗的中央專案組認為，王自正這些亂七八糟的日記絕非隨意塗著玩的，而是蓄意掩蓋見不得人的內容。果然，為研究王自正的日記而下了很大功夫的“老政保專家”劉剛從中發現了“天機”，有篇日記寫道：“這件事（指曆史問題）不是死刑也要勞改終生，老婆孩子也要受到牽連，我這一輩子完了！”但他不甘心就這樣完蛋，死也要死得轟轟烈烈，“要多殺幾個人”。殺誰呢?他列出了軍區領導人陳康、魯瑞林、田維揚的名字，但後來又考慮，“不如殺譚，影響更大！用什麽手段去殺呢？”王自正可能想到二十多年前殺***的武委會主任用的是槍，如今殺***的大軍區政委還得用槍，因此他寫道：“要設法搞到槍，拿到槍半勝，見到人全勝。”
　　
　　那麽，他是怎麽搞到槍的呢？
　　
　　辦案人員了解到，王自正當了多年的保衛部的秘書，他的辦公室就是存放槍支的保密室，槍櫃內存放著一批備用的五九式手槍和子彈他是知道的，槍櫃的鑰匙就放在辦公桌的中間抽屜裏，換了幾任秘書曆來如此，秘書從來是兼做槍支保管員，王自正管了幾年槍櫃，保險櫃的密碼自然是熟記於心!並且還記在了自己的日記本上，也許是惟恐日久天長忘了。
　　
　　王自正雖然被隔離審查了，但因尚未定性結案，他依然穿著軍裝，帽徽領章齊全!況且一般哨兵也不知道他正被隔離審查!因而軍區大院和辦公大樓他照樣可以大搖大擺地出入。保密室的門鎖多年來一直是隻防君子不防小人!這是很普通的碰鎖，門的縫隙很大，用鐵片、竹片等硬質物件一捅就開，辦案人員做了一下現場試驗，結果沒有鑰匙就輕而易舉地捅開了門鎖。保衛部的人員曾回想起這麽一件事，有一次王自正忘了帶鑰匙，結果用蒼蠅拍把屋門打開了。由此可以斷定，王自正完全有條件，有機會偷出保險櫃的槍支子彈，而無需他人協助配合。
　　
　　王自正由於工作的關係，以往經常到32號院去，對該院的環境、布局非常熟悉，同院裏的主人和工作人員也都熟得很，對院內警衛班鬆鬆垮垮，形同虛設的情況也十分了解，因而潛入作案無所顧忌。
　　
　　據了解，32號院的警衛班由站崗到坐崗，又由坐崗變為睡崗，是多年來逐漸形成的，是同“文革”的特殊背景分不開的，沒有證據證明這種情況是由於某人故意為主。
　　
　　認定作案人數的重要依據是遺留在現場的痕跡物證，因此，技術專家王廣沂，趙向欣等人在32號院中心現場重新進行了艱苦細致的勘查檢驗工作，王廣沂將鑽入王裏岩臥室地板中的那顆彈頭挖了出來，經鑒定與在32號院提取的其他彈殼、彈頭均係同一支五九式手槍發射。
　　
　　為了慎重起見，專案組還派人將在32號院和西壩俘管所提取的彈殼，彈頭先後送到南京、上海複檢，鑒定結果與原結論完全一致。
　　
　　前專案組因在現場勘查中過於倉促，隻在樓口門上提取了一個凶犯留下的指紋，而在樓上卻未提取一個足跡和指紋。這次趙向欣在樓上樓卜、院內院外等處，光指紋就提取了150多個。要從這150多個指紋中認定哪些是譚甫仁夫婦及其家人、工作人員留下的，哪些是戰友們在搶救受害人時留下的，哪些是犯罪嫌疑人留下的，需要進行大量耐心細致的分析比對工作，同時，為了驗證指紋遺留的時間，還需要多次進行現場試驗；經過半年多的努力，終於作出了科學的鑒定結論：在排除了譚南仁全家、工作人員、戰友等有正當理由留在現場的指紋之外，有三個是王自止留下的，其中一個留在了樓梯口，另一個留在了王裏岩臥室的門上，另一個留在了譚甫仁屋門的外側，除此之外，現場沒有其他可疑人留下的痕跡。
　　
　　這是認定“017案”係王自正一人作案的可靠依據。
　　
　　那麽，陳漢中同王自正究竟是什麽關係？王自正為什麽在殺害了譚南仁夫婦後又去了陳家？王自正為什麽在日記中流露出對陳恨之入骨，陳為什麽在王的槍口下僥幸逃生，陳衣服上的18個彈洞究竟是怎麽形成的？
　　
　　這一連串的疑問需要解開，也必須解開!
　　
　　要弄清陳漢中與王自正的關係，最有發言權的應該是他們周圍的戰士，幹部，包括王自正專案組的成員。大家一致反映，陳、王之間沒什麽私交，既沒有共同的思想基礎，也沒有什麽個人恩怨。陳漢中作為專案組的負責人，對於自己的審查對象一貫表現得比較“左”，管教方式比較嚴厲、粗暴，每隔十天半月就對王自正訓斥一頓，因而，王自正最恨的是陳漢中，最怕的也是陳漢中。他的那些被故意塗亂的日記是其真實思想情緒的流露“陳漢中你好凶啊!陳科長好狠毒，太可惡。總有一天我要找你算賬、報仇！”據此可以推斷，王自正作案後到政治部家屬院去找陳漢中，惟一的解釋就是企圖找陳報仇雪恨，而陳漢中到外地出差是他始科不及的，從而使陳躲過了一劫。
　　
　　政治部家屬院在軍區大院北麵!王自正也住在該院。王住的是原屬於沈醉的小洋樓，而陳住的則是單元樓，兩家雖然相隔不遠，但平時沒什麽往來，因而王隻知陳家的大概位置，弄不清具體是哪個門，這才出現前麵提到的王自正向馬蘇紅打聽陳家一節。
　　
　　既然王自正對陳漢中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後快，那他向陳漢中開的那一槍為什麽隻傷其皮毛，而未擊中要害或再多打幾槍呢，陳漢中衣服上的18個彈洞又是怎麽形成的呢？
　　
　　辦案人員重新勘查了王自正槍擊陳漢中和李伯誌的現場，結果在門口附近的膠合板牆裙上發現了一個彈孔，當挖開牆裙尋找彈頭時，發現在膠合板與牆壁之間的鼠洞中有一隻腐爛的大老鼠，在緊挨著死老鼠的半塊磚頭中找到了一顆手槍彈頭，根據案發時陳漢中所處的位置，斷定這顆子彈就是打在陳漢中身上的那一顆，但歪打正著，要打的卻打偏了，子彈從陳漢中的肚皮上擦過去，卻偏偏擊中了躲在牆中的大老鼠，這隻碩鼠竟當了陳漢中的替死鬼。經鑒定，這顆彈頭同擊傷李伯誌的一樣，就是王自正用以自殺的那支五九式手槍所發射。由此而排除了陳漢中自傷的可能。
　　
　　王自正射向陳漢中的這一槍怎麽會在他衣服上形成18個彈洞呢?辦案人員詳細詢問了陳漢中和李伯誌當時的情況，並反複做了現場試驗，終於弄清了事情真相。原來，當王自正從被子底下抽出手槍向陳射擊的一刹那，正麵向王自正的陳急忙側轉過身去，兩胳膊往頭上一抱，順勢蹲到地下。王自正的這一槍先後穿過其右臂和左臂的衣袖，又穿過腰部的幾層衣服，最後鑽入了牆裙中，陳漢中身上穿著大衣，罩衣，毛衣，襯衣共四層，加之紮在褲子中的上衣有褶子?所以形成的彈洞自然就多了，從而揭開了一槍出18個彈洞之謎。這樣，既揭穿了陳漢中所謂“英勇搏鬥”的自吹自擂；也解除了他身上背的黑鍋。
　　
　　專案組認為，在當時十分緊急的情況下，王自正不可能準確地判斷擊中陳漢中的部位。因為譚崇訪就在他身後，屋外又有荷槍實彈的戰士站崗，為了迅速脫身，不至於落入法網，他隻有倉皇地逃出室外，而來不及再多打兒槍。
　　
　　經過前後兩套專案班子反反複複、曲曲折折長達七年之久的偵查，複查，終於使驚動中央的譚甫仁夫婦被殺案水落石出，真相大自。1978年6月，專案組寫出了結案報告，認定譚甫仁夫婦被害係王自正一人所為，既沒有林彪反黨集團插手，也沒有同夥配合。之所以造成王犯傷人後自殺，是由於專案組缺乏經驗，決策失誤，措施失當。景儒林的自殺則是由於自愧自疚心理過重，思想壓力過大所致。
　　
　　結案報告經昆明軍區黨委和雲南省委批準，上報了黨中央，國務院和中央軍委。至此，這起在“文革”這一特殊背景下所發生的反革命報複殺人案終於畫上了句號，其他凡因“017案”而被隔離審查的人員都相繼解除了審查，恢複了名譽。
　　
　　一段塵封的曆史，一樁絕密的大案，它留給後人多少教訓、多少啟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