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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手中曾經王牌:西北王胡宗南未遂的起義 (圖)

(2007-06-21 09:20:51) 下一個

圖:胡宗南 號稱“西北王”的胡宗南,深受蔣介石寵信,曾經統領四十萬大軍,有著最現代化的美式裝備,坐鎮西北,一直是蔣介石手中的一張王牌。 但在1949年國民黨大潰敗的形勢下,他也惶惶不可終日。 自從1949年5月19日解放軍突破了胡宗南在西安南岸的戰線,胡宗南見大勢已去,隻好放棄經營多年的老巢——西安,逃往寶雞。7月份寶雞被克,他又逃往漢中,以秦嶺和大巴山為屏障,和解放軍對峙。手中隻剩下三個兵團,苦苦支撐,前景如何?他深感茫然。 一日深夜,他突然找來自己的親信幕僚、高級參謀朱亞英麵商對策。 我的父親朱亞英原係西北軍出身,因為年輕英俊,富有才華而被馮玉祥先生相中,派往德國普魯士高級警官學校留學(全中國僅有三人在此校畢業:即他的師兄著名軍事學家、原保定軍官學校校長蔣百裏先生;他的師弟蔣緯國和朱亞英本人),回國後他在楊虎城將軍手下任少將高參、三十八軍第十七師參謀長等職。他在中央陸軍大學特三期(將校班)畢業後,又被胡宗南看中,調到所屬的第一戰區長官司令部任少將高參和副官處處長。 胡宗南的用人之道是廣羅人材,備而不用,用小恩小惠收買人心,以便將來成就其在軍界的一統大業。父親雖然才華出眾,多謀善斷,但因係西北軍出身,不是蔣、胡的黃埔係和江浙派人士,故而不能授以軍權和實權,隻能作為親信幕僚使用。但胡對我父親的態度始終是禮賢下士,待若上賓。例如在抗日戰爭時期,西安僅有兩輛小轎車,市長用一輛,另一輛就給我父親用;當時我母親因腎結核病危,胡宗南又把美國人送給他的一箱新藥盤尼西林(即剛剛臨床使用的青黴素)轉贈給父親……這種手法有效地籠絡了不少人才。 在蔣家王朝即將崩潰之際,樹倒猢猻散,每個人都在安排自己的後路。我父親通過自己的同鄉、小學同學郭秉毅(周恩來派往四川軍閥劉湘處做策反工作的老中共黨員),早已與中共取得聯係,準備投誠起義,並把妻兒秘密送往成都。 胡宗南在深夜召見,我父親猜想不外乎兩種情況:一個是有要事相商;另外則是自己的投誠起義行動有所暴露。於是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去見胡宗南。 使我父親不曾料到的是,胡宗南原來是向他就自己的出路求教。父親雖然不知道這位長官葫蘆裏賣的是什麽藥,但還是表示胡先生待自己優厚有加,有知遇之恩,自己知恩圖報,在此艱難困頓之際,當然要為胡先生盡心謀劃。胡宗南直言對我父親說,現共黨大軍壓境,其鋒銳利,士氣正盛,敵我對比,形勢極為不利。有何想法,不必顧忌,可直抒胸臆。又悄悄告訴我父親,前幾天彭德懷釋放了張新旅長,讓他帶來一封親筆信,建議胡宗南起義投誠,共方保證以禮相待。 胡宗南說自己在這個問題上很為難。胡表示蔣待自己可謂恩重如山,所以忘恩負義背叛校長的事他做不來。可是抵抗下去,孤掌難鳴,也難有作為。胡其實是進退兩難,騎虎難下。父親見胡宗南確如熱鍋上的螞蟻,是真心實意要聽取他的意見,就壯著膽子為胡宗南分析了當時的形勢,大意如下:軍事形勢,不言自明,固守漢中曆來乃兵家大忌。它雖扼守陝南和西北及西南腹地,然而地勢平坦低下,進不可攻,退不可守;而共軍挾勝利之師,其勢正旺,銳不可擋。當初胡先生率幾十萬大軍,進攻陝北,尚且屢遭敗績,損失慘重,自忖以今日之師,能否據守漢中?從政治形勢看,蔣先生在徐蚌會戰之後,始終難以扭轉被動局麵,現在大廈將傾,獨木難撐。蔣先生自己退居台灣,卻要先生力撐殘局,固守這半壁江山,實非人力所及……胡宗南表示,形勢的確如此,但他仍然覺得不能背叛校長。父親回憶胡曾親口說:“非不為也,實不能也!”據父親的分析,這兩句話的意思是說他不是不走起義這一步,而是他覺得背叛校長的事情他無法做。 我父親趕緊抓住這個時機進言,說張新帶書,乃千載難逢之機。敦促胡宗南不要坐失良機。我父親為胡宗南分析說,台灣現由陳誠主事,胡如戰敗,殘兵敗將即使退到台灣,又有何顏麵去見蔣先生?且胡的處境一定不會好。父親建議胡宗南不妨接受彭德懷將軍建議,起義投誠!以目前手中尚有三個兵團,兵不血刃,獻上漢中和西南大片土地,避免生靈塗炭。父親對胡宗南說,這樣共黨必將厚待先生,今後半生,依然前途光明,先生的袍澤故舊,也都絕處逢生,此乃一舉數得之策。胡宗南猶豫再三,在室內躑躅良久。最後終於下了決心,並委托我父親全權辦理與共產黨方麵的聯係,因為我父親在國共合作期間曾三次代表胡宗南赴延安,和共產黨高層包括毛澤東都有過接觸。胡宗南囑咐父親此事極端機密,萬不可對任何人透露半點口風。父親見此,極為喜悅,立即設想如何與郭秉毅聯係,匯報此事。 但就在第二天的早上,胡宗南突收到蔣介石的密電:立即赴台,有要事相商。臨行前對父親叮囑說商談之事等他回來再議。 二日後,胡宗南返回漢中。一下飛機,立即下令逮捕張新,交軍統監禁。然後把自己關在房間裏不出來。雖然他明知此舉將毀掉他的幾十萬大軍,但仍然決心“士為知己者死”,絕不能對不起蔣校長。 我父親見此情此景,知道事情已無法挽回。遂借口公務,出差武漢,在機場卻轉乘了飛機去成都。後來參加了裴昌會部的起義,投向了人民。 胡宗南失守漢中後,逃往成都,轉三亞,最後來到西昌。 蔣介石見胡宗南全軍覆沒,怒不可遏,下令他死守西昌,與西昌共存亡。 胡手下有三個兵團:裴昌會的第七兵團在德陽起義;李振的第十八兵團在成都起義;他的得力幹將李文的第五兵團在衝向雅安的過程中,在解放軍的南北夾擊下,不得不向解放軍投誠,隻有少數人逃往了西昌。 胡宗南的好友,國防部副參謀長郭寄嶠直陳蔣介石:“送一名大將給敵人做俘虜,既違背了戰爭利益,也違反了指揮道德。”蔣介石才默許派機接胡回台。 1950年3月26日解放軍逼近西昌機場時,胡宗南不得不悄然乘飛機逃往台灣,把剩下的六萬人馬丟給了解放軍。 胡宗南飛到台灣桃園機場,根本無人理睬。隻好灰溜溜地躲進他在花蓮海濱的寓所,終日在家以練毛筆字,看書報消度時日。後來又遭監察院彈劾,還是在蔣介石的庇護下,不了了之。晚景淒涼慘淡,在鬱鬱寡歡之中,於1962年死去,時年66歲。 胡宗南一生效忠蔣介石,深得蔣介石信任,委以重任。誰也想不到,這個愚忠的“西北王”在解放大軍的重壓之下,也曾萌發過起義的念頭。隻是由於國民黨的情治單位嗅覺靈敏,從張新被釋一事,看出了端倪,在蔣介石的及時召見下,才阻止了這場未遂的“起義”。這段鮮為人知的史實也就存留在他和我父親兩個人的心中,是中國近代軍事史上的一個謎底。 我的父親朱亞英雖然起義了,組織上準備安排他在南京軍事學院任教,但在鎮壓反革命運動中,又被錯判為曆史反革命,判處死刑,緩刑兩年。後因在勞改中翻譯德國軍事家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等著作立功,減刑為20年。一直到特赦最後一批國民黨縣團級以上人員時,才被釋放,在邢台唐莊農場當了一名農業工人。他在晚年,對我敘說了這段往事,每每頓足抱怨:“豎子不可與謀也。胡宗南的愚忠,既害了他自己,也毀了我的後半生。” 我的父親在1982年去世前,常常念叨這段往事,引以為終生憾事。我想:如果當年胡宗南聽取了他的建言,也許他們兩個人的晚景都不會如此淒慘。 張新的命運要好一些,他被軍統監禁時,在一次混亂中逃脫,投向人民。解放後曾任浙江省政協委員,浦江縣人大代表,1985年去世。(作家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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