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紅彥上將早逝之謎

閻紅彥上將早逝之謎
 
　　 １９６７年１月８日，西北紅軍和陝甘革命根據地創始人之一、開國上將、時任雲南省委第一書記的閻紅彥在昆明軍區的一個秘密軍事基地突然去世。閻紅彥的死，在雲南，乃至全國引起了強烈震動。一位曾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立下赫赫戰功的陸軍上將，沒有在槍林彈雨中被敵人擊倒，卻死於“文化大革命”初期，而且死的有點“不明不白”。有關傳記中隻一句“閻紅彥已經停止了呼吸”簡單了事，讓人一頭霧水。

　　著書的說“事後查明，閻紅彥是吞服了幾十片眠爾通”，但沒有文字記載現場有物證，似乎證據不足。

　　寫詩的雲：“‘莫須有’罪遭戕殺 ，反誣自縊亂偽真！”但其中摻雜個人的情緒化成分多點。

　　有的說閻紅彥是受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逼迫而自殺，理由是閻紅彥跟陳伯達結怨頗深。理由似乎比較充分，但不免使人產生了他為什麽要自殺的疑問。“文革”中，受迫害的並非閻紅彥一人，有許多人都是戰鬥到最後一息，閻紅彥是不是有點經不起“風浪考驗”，“膽怯”陳伯達？

　　為此，筆者查閱了大量的資料發現：一方麵，閻紅彥是被逼心髒病突發而亡的，這與陳伯達不無關係；另一方麵，閻紅彥的死與他本人耿直剛烈的性格有關。

　　因不同意見，閻紅彥和陳伯達發生了爭吵。

　　陳伯達指責閻紅彥是“大西北主義”

　　１９３３年初，日本帝國主義準備大規模進犯華北地區。在中國共產黨的推動和幫助下，５月２６日，以馮玉祥為首的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成立。這時，蔣介石一麵配合日軍“圍剿”抗日同盟軍，切斷交通，斷絕糧秣；一麵施展各種陰謀，對馮玉祥部下進行政治拉攏和分化瓦解。８月５日，馮玉祥被迫下野，抗日同盟軍處境十分艱難。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共河北省委領導的同盟軍中黨的前委召開了緊急會議，決定動員在黨影響下的部隊約一萬餘人，於８月９日同前委一起撤至張北縣。閻紅彥和劉振遠奉調率部至張北，編入許權中（共產黨員）的第十八師。不久，閻紅彥的騎兵連又調歸同盟軍北路軍總指揮吉鴻昌，改編為特務連，仍由閻紅彥任連長。８月２７日，前委在張北縣北部的二泉井召開了擴大會議，研究部隊的去向問題。閻紅彥提出“將部隊拉過平綏線到陝北與紅二十六軍會合”，陳伯達當場指責閻紅彥“隻知道你們陝北”，是“大西北主義”。陳伯達主張我黨應當退出同盟軍。為此，閻紅彥和陳伯達發生了激烈的爭吵。一氣之下，閻紅彥退出會場。第二天，前委常委鄒春生（後叛變）批評閻紅彥，並要他檢討，遭閻紅彥拒絕。不久，閻被撤銷職務，調司令部“休息”。１９３４年７月，閻紅彥被上海中央局派往蘇聯，次年底返回陝北。

　　閻紅彥如實向毛澤東反映公共食堂中，存在的問題，並得到毛澤東的讚揚。

　　１９６１年５月１０日，閻紅彥在彌渡縣給毛澤東寫了《關於農村人民公社幾個問題的調查》，內容如下：

　　從４月１６日起，我在思茅地區作了些調查研究，參加了普洱、景穀兩縣的縣委擴大會議，同一些公社、大隊、生產隊的幹部進行了座談，並找了若幹社員聽取意見。現將幾個主要問題報告如下：

　　一、社隊規模問題。我省的社隊規模一般都是偏大的。我覺得，解決這個問題，必須考慮居住條件、經濟聯係、民族關係，該大就大，該小就小。山區應基本上以村寨為基本核算單位。在一個公社內，可以有的核算單位是大隊，有的是生產隊。以調查和試點推算預計全省調整後，社隊都將增加兩倍以上。

　　二、公共食堂問題。群眾反映很強烈。我重點調查了三個食堂，群眾意見主要有三條：一是浪費大，二是平均主義，三是辦食堂和發展私人養豬、家庭副業有矛盾。省委其他同誌所作的幾十個食堂調查，都說明了同樣的情況。省委考慮還是根據群眾自願，不能有任何勉強，群眾真正要辦的就辦，群眾真正不願辦的就不辦。當然，即使要散，也要有準備地散，避免發生混亂。

　　三、關於分配“三七開”問題。根據我的調查，多數地區群眾都不主張實行部分供給製，但都一致同意包五保戶，照顧困難戶，其開支大體占總收入的百分之二至三，最多不超過百分之五。這實際上是擴大公益金的辦法。一部分地區群眾仍願意除包五保戶、照顧困難戶外，對全體社員實行部分糧食供給製，供給部分大體上也隻占到分配給社員部分的百分之十至十五。我覺得上麵兩種辦法都可以實行，全省不必強求一律。 

 　　四、耕牛、大農具的所有製問題。多數意見是歸生產隊所有，我認為這樣做對大隊並無損害，還可以大大加強生產隊的責任心和積極性。

　　五、山林分級管理問題。現在的問題一是所有權不清、責任不明，二是管理製度廢弛。調查中，大家認為：隻要迅速確定林權，明確所有製，加強管理，山林恢複起來就很快。

　　六、實物分配問題。社員要求實物按工分分配，多勞多吃。

　　這封信樸實無華、實事求是。閻紅彥既沒有昧著良心隨波逐流說假話，也沒有閉著眼睛人雲亦雲吹大話。信寫好後，不少同誌都為閻紅彥捏一把汗，勸他不要操之過急，想好了再作決定。公共食堂在當時被認為是“社會主義的心髒”，是“階級鬥爭的焦點”，是“必須堅守的社會主義陣地”。誰反對誰就是“攻擊三麵紅旗”，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閻紅彥的主張，雖然說出了大家的心裏話，符合大家的心願，但沒人敢於公開支持。

　　對此，閻紅彥的態度是：“不了解情況辦錯事是可以原諒的；明知不對，考慮個人得失，投機取巧，就是品質問題。”

　　這封信得到了毛澤東的高度讚揚。他親筆批示，轉發。

　　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２３日，《合肥晚報》曾以《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一份不提階級鬥爭為綱的文件》為題作過報道，內容如下：

　　１９６２年８月至９月，在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作了階級、形勢、矛盾問題的分析，會議決定按照“以階級鬥爭為綱”的精神，在全國農村開展一次全麵整頓群眾運動。雲南省委第一書記閻紅彥認為，雲南沒有像其他地方那樣刮起單幹風，也不存在生產、生活和市場混亂的問題，因此不需要提“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問題。閻紅彥把這個意見報告給鄧小平，得到了同意和支持。鄧小平說：你們的情況不同，就按你們的辦。

　　１２月２１日，雲南省委批轉省委宣傳部的《關於今冬明春在農村中進行社會主義教育的意見》。文件中提出，“不需要‘以階級鬥爭為綱’去開展一次社會主義教育的群眾運動”。這是迄今發現的唯一一份提出“不需要‘以階級鬥爭為綱’”的省委文件。如今，這一文件被認為“是雲南曆史中一個值得稱頌的亮點”。

　　文件發出後，很快就受到西南局和中央的追查。閻紅彥說：“沒有飯吃，搞哪樣階級鬥爭！雲南急於解決的是老百姓的溫飽和穩定，如果誰能發明人可以不吃飯，我就天天搞運動。”

　　１９６３年５月，毛澤東在杭州會議上就這個文件點名批評閻紅彥是大膽的主觀主義的假設，小心主觀主義的求證。不久，西南局第一書記李井泉告訴閻紅彥，要他就此事在西南局會議上作個檢查，並由省委寫出檢查報告。閻紅彥為檢查定的口徑是：省委的做法是符合雲南實際的，但文件在文字上有“不妥”之處，造成了不好的影響，應該記取教訓。

　　彭真受中央委托到雲南檢查處理此事。經過調查，他認為雲南是緊密結合實際，認真貫徹中央指示精神的，那個文件隻是文字表述上“欠妥”，檢討了就行了。彭真回京後，雲南省委向各地委打了招呼：工作要按省委的安排抓緊抓好，公開講話和在文字上不要與“以階級鬥爭為綱”發生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