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 我們調查三年困難時期全國餓死人

1963年, 我們調查三年困難時期全國餓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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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網上有人載文說，在中國，上世紀60年代初，餓死三千萬人，我就在找一個當年同我有過頗深接觸的人。因為，這個人，自1963年—1971年，曾先後多次在安微等地調查過此事。根據這個人自已要求，這裏不公布他的名字。但對下文中的事實，他表示，絕對願承擔法律責任。特別有意思的是，這人曾因調查過當年餓死人的事，並一直堅持實話實說，三十多年來，遭遇過兩種指責，截然相反——頗具戲劇性——的指責。三十年前，被某些人說為：誇大陰暗麵，思想有點右。1984年後，卻被另一些人批評成：思想較左，掩蓋左傾路線下的錯誤。 也算是“皇天不負有心人”，幾經周折，我如願以償，找到此人。遺憾的是，這人今已年邁，耳雖聰，目卻完全失明。

這是一個視共產黨人的道德、品質為生命的人；一個說真話，——不管在什麽人麵前，都不曾有“李銳式的”“捏一把汗”後怕的人；也是走到那裏，都能鎮邪懾鬼的正人。有人說他應“官居大位”，他爽然大笑，說“和平的開拓年代，要的是老黃牛，鋪路石和拓荒者，有時要甘當‘眾矢之的’——冷靜理智的‘眾矢之的’，或說‘為人民——這個拳王——當陪練’”。他常有驚人之見，也算是多遭誤解和某些不公正，但他自已決無“蹲牛棚”的命運誇張和悔怨。他認為，這太正常了，共產黨人要奮鬥，要鬥爭，會有犧牲，隻要做得正，成就也好，犧牲也好，都對別人有好處。他同時說，實際上，在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也未曾有過那麽多的人蹲牛棚。中國那有那麽多牛棚，人蹲了牛棚，牛放那裏呢？！鑒於他有知有識、脫出塵俗的境界，近幾年，圈內有人同他開玩笑，說他是“活脫脫，一個小毛澤東”。對此，他一般這樣否論：“不！我們是毛澤東的‘孝子賢孫’”。下邊，是他對1963年—1971年若幹次調查的歸納性回憶。我按他原話整理，——並經過他確認。

毛澤東從來都主張，沒有調查研究就沒有發言權；任何結論隻能產生於調查研究的未尾，而不是它前頭。1958年的大躍進和1962年經曆三年嚴重自然災害後，毛澤東尤其強調，全黨要下大力氣調研。毛澤東本人就多次走出紅牆，來到人民群眾中。響應毛澤東的號召，我們當時也去過很多的地方。自1963年——1971年，我先後同我的同事們，在蘇北，浙江，安徽，河南，四川和雲南等災情較重的地區，搞過19次，累計280多天的調查。根據我們的調查，加上其它人的數據，當時全國農田受災麵積，最重的為1961年，全國16億畝耕地有9億多畝受災（後來國家公布為9 億畝）。其中江蘇、安徽是全麵遭災。次者，是1960年，再次是1962年，受災麵積為5億畝左右。至於餓死人，是有的，據我查析，人數不是當時某些幹部回報的“寥寥幾個”；更不是今天極少數極度誇張的“以千萬計”（這太離譜了）。

1963年的調查宗旨是救災和恢複生產。對餓死人情況，我們采取的“循大追多”法，即，那裏這方麵情況嚴重，就到那裏調查，並且，順著群眾提供的線索去追尋。就省而言，安徽省，河南和四川，這方麵的反映最多。我們就選擇了安徽和河南。就地縣而言，天長、銅陵和鳳陽為最，我們就選擇鳳陽和銅陵。我們摸索到一個這方麵情況最慘重的大隊（由幾個自然村落組成），餓死達7人（後幾年的調查，沒有突破這一數字）。在河南的駐馬店、蘭考和杞縣，調查情況都好於鳳陽。在蘇北，濱海縣的五汛路建、東海的馬陵山，銅山縣，我們也分別查實了1、3、3例餓死人。在後來的四川和雲南調查中，餓死人的事，比之安徽，也輕得多。由這樣一個摸底，我曾以一個黨員幹部的名義，報過一個材料給中央和毛澤東。反映基層幹部的脫離群眾的問題。因為，當時我們缺乏更大的力量；調查統計知識又相對不足；手段也落後，無法作得更全麵和精確。幾年下來，我們幾個人粗概地估算，三年困難時期，全國餓死人在二十萬之內（這在當時，也是個驚人數字啊！要知道，這是餓死啊！）

就是這樣一個數字，戲劇性事情便開始了。文革前一兩年，我安然無事。隻是到了1971年，不知是誰漏出了前幾年調查情況。秋天，即有一個領導找我談話，說“那個餓死二十萬人的調查”，太誇大了，對共和國的形象有影響。我和氣而平靜地說明其客觀性。領導也是無話。不過，從此也就決定了我的個人前途（這無所謂）。而到了1985年，情況發生了根本性逆轉。在一次會議上，有一個會議負責人，在批評大躍進帶來的困難時，居然說上世紀60年代初，中國餓死上千萬人。我在驚訝的同時，指出這一數字的不可靠性，二十萬就了不得了。隨即遭到一幫人頗為尖酸的批判，說這是為左傾掩錯。……哦！現在，又變成“餓死三千萬”了！……

這就是這個年邁老人的回憶。隨後，他讓他的家人遞給我一疊材料，當年調查的筆記。今天，我已將其複印件保存。讀了以上文字，不同的人感想一定各別。但毛澤東的忠告，很多人是揮之不去的，這就是：凡事都要“實事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