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29軍老兵親曆七七事變 -- zt

原29軍老兵親曆七七事變


盧溝橋事變後，我當了一個月的準亡國奴

“我們的部隊打響了抗日戰爭的第一槍”，94歲的韓立才很自豪地說，68年過去了，他依然以此為傲。

68年前，“七七事變”發生時，韓立才正在北平，他參加29軍已經一年多了，在冀察綏靖公署軍務處做科員，軍銜中尉。這個公署是在當時華北四省市(北平、天津、河北、察哈爾)的最高軍事機關，29軍軍長宋哲元兼任主任。

韓立才精神很好，喜歡開玩笑，和他接觸過的人幾乎都會被他“開涮”，當別人叫他“老小孩”，並把這個稱號對著他的助聽器大聲喊出來時，他會哈哈大笑，非常高興地接受。

可是說到抗日戰爭，他馬上嚴肅起來。韓立才親曆了“七七事變”前平津一帶的緊張氣氛，1937年7月底29軍大部隊撤退後，他還在北平滯留了一個多月，“做了準亡國奴”。

喜峰口大捷後，參加29軍

1933年，韓立才還是家鄉河北鹽山縣的一個小學教員，大哥韓立園在29軍軍務處工作，這年9月他去張家口29軍軍部看望大哥，在這裏，他聽到了“喜峰口大捷”的故事。

“1931年‘9·18事變’中，日軍兵不血刃占據了沈陽，此後的日子裏，如入無人之境地占領了東北。1933年3月，日軍攻占了長城的喜峰口，29軍奉命阻擊。”72年過去了，韓立才仍然清楚地講述出當時的背景。

當時的29軍軍長宋哲元為了鼓舞士氣，寫了“寧為戰死鬼，不作亡國奴”的手令，傳達到全軍。“日軍因勝而驕，夜間都架起槍來，脫光了衣服睡大覺，29軍探明了情況，組織大刀隊夜襲。由當地老鄉做向導，大刀隊很順利地處理了執勤兵，進了屋子砍殺日軍，日軍多跪地求饒，他們很迷信啊，認為砍了頭升不了天，所以此後日軍的脖子上都戴了橡皮箍。”

“這是‘9·18’以來國軍首次打敗日軍。”這一仗使29軍名聲大振，南洋華僑、港澳同胞踴躍回國參加29軍，至1935年分批到達北平的有100多人，著名的抗戰歌曲《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也因此戰譜寫出來並開始廣泛傳唱。

而韓立才也在1936年1月參加了29軍，“喜峰口大捷鼓舞了我，另外，我的家鄉鹽山離宋哲元的老家山東樂陵隻有30裏路，要參軍很自然地選擇了29軍”。

29軍是西北軍的部隊，1930年馮玉祥在中原大戰中失敗，西北軍土崩瓦解，宋哲元、張自忠等將領群龍無首，張學良於1931年1月把這些部隊收編成東北邊防軍第三軍，宋哲元任軍長，6月改為國民革命軍第29軍，全軍兩萬多人。

這個時候，29軍已經開始負責華北的防務，根據《何梅協定》，中央軍不能駐守華北，29軍事實上站在了國防的第一線。29軍軍長宋哲元同時兼任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和冀察綏靖公署主任，掌握華北的軍政大權，而29軍也擴充到10萬多人，“這是他事業的高峰”，韓立才說。

“事變”前夜，北平局勢一觸即發

參軍後的韓立才被分配到綏靖公署軍務處，“拿筆不拿槍，但是對整體的局勢會看到得多一些”，這時的北平局勢很複雜，一方麵，日本人扶持殷汝耕在通縣成立“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在通縣駐紮的日軍不斷鬧事，為進一步侵華製造借口；另一方麵，日本人積極策動宋哲元成立華北五省自治政府，被宋哲元拒絕。同時，蔣介石給宋哲元的囑托是，“國防尚未完成，未便即時與日本全麵作戰，務須忍辱負重，委曲求全，以便中央迅速完成國防，宋軍長在北方維持的時間愈久，對國家之貢獻愈大”，宋哲元和他的幕僚便在“和”與“戰”間徘徊。這些，韓立才在多年之後才看得清楚，當時的他看到的，就是“日本人欺人太甚”。

“日本人那個過分啊，光天化日之下在北平市警察局門口大便，到北平警備司令部門口的槐樹上打鳥。兩個機關的警衛人員和過路人怒目而視，義憤填膺，在當時的局勢下，也隻能忍氣吞聲。”

做這些事的日本人是浪人，“其實就是地痞流氓”。

日本軍隊也在不斷挑釁。“從1936年夏開始，日軍就在北平城郊搞軍事演習，”韓立才說，“他們的步、騎、炮、坦克、裝甲車等兵種，從通縣出發，要經過北平市向演習地點推進，他們穿城而過，耀武揚威，市民對此憤慨至極。”

而士兵們也一心想著快點把日本人打出去，綏靖公署的一個衛兵對韓立才說，“怎麽還不下命令打啊”？韓立才記得他說話的時候，氣得直跺腳。韓接觸的很多青年官兵都很急躁，“官兵們覺得日本人太瘋狂了，先和他們幹一仗，可能會老實一點”。

對於官兵的情緒，宋哲元很注意安撫，韓立才清楚記得他到綏靖公署講話安定人心的情形。宋哲元說，“時局緊張，我希望大家沉得住氣，日本就那麽幾千人，我天天派人監視他們，他們今天這裏調動，明天那裏駐防，都是虛張聲勢。打起仗來，我們這個軍決不含糊，日軍有飛機大炮，我們有大刀，在喜峰口等地我們較量過的，兩軍殺到一塊去了，飛機大炮就沒有大刀頂用。今後不管時局怎樣，我宋哲元決不賣國，不當漢奸”。

局勢已是一觸即發。1936年末，中日雙方在豐台已經有過一次交鋒，雙方都是演習結束，路上偶遇，彼此不肯讓路，起了衝突，雙方均有傷亡。經過談判交涉，以“誤會”了事。

宋哲元於1937年2月末請假回老家山東，職務由副軍長秦德純暫代。韓立才向記者感歎，“重壓之下，秦德純被日本人氣得吐血”。

進入6月後，韓立才所在的綏靖公署辦公樓都塗了迷彩，做好了防空洞，隨軍家屬都限期遷回了原籍，做好了打仗的準備。

“6月開始，日軍在北平近郊的演習越來越多”，韓立才說，這個時候，29軍就會在同一個地點演習，“無論日軍在哪裏，29軍就在他們兩側演習，有的軍官稱之為‘夾肉包式’的演習”。

那一天，正在綏靖公署值班

盧溝橋事變的發生也是因為一次演習。“7月7日，我們得到情報，日軍要搞實彈演習，37師做了應戰的準備”，這一天，韓立才還在綏靖公署值班。

而那天，秦德純宴請了文化界胡適、傅斯年、梅貽琦等人，交換對時局的意見。宴會晚10點結束，一個多小時後，象征著全麵抗戰的事變在盧溝橋爆發。

根據秦德純的記述，7日11時40分左右，日方向他提出，他們在盧溝橋附近演習後整隊時，29軍向他們射擊，造成一個士兵走丟，可能跑入盧溝橋前的宛平城，因此日方要到宛平城內檢查。秦德純拒絕這一要求，並說天亮後代為尋覓。8日淩晨，日方表示對秦的答複不滿，派兵包圍宛平城，要強行進入，此時宛平縣縣長王冷齋等人正與日軍談判。在盧溝橋駐守的原為37師的戴守義團，此時同一師的吉星文團剛剛接防，秦德純指示吉星文，“宛平城與盧溝橋為我軍墳墓，一尺一寸國土，不可輕易讓人”。

9日後，雙方均增加兵力，戰事擴大。10日，日軍提出停戰和談，認為這又是一個“誤會”。

“在此期間，全國的報紙、雜誌紛紛發文讚揚29軍的抗戰行動，社會各界都聲援29軍，”韓立才說，“中共也發表號召全國抗日宣言，並聲援29軍的抗戰，實際上，中共地下黨很早就和29軍一些軍官有聯係了，包括軍副參謀長張克俠，旅長何基灃。”韓立才拿出一份在29軍待過的中共黨員名單，其中包括馮玉祥時期的李大釗和鄧小平。

11日，宋哲元從山東回到了天津，找日本人和談，希望繼續保持以往的“和平”狀態。蔣介石17日發表廬山講話，宣布盧溝橋事變為最後關頭，“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但他仍表示“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盧溝橋事件的解決”。

韓立才說，那段時間“打打停停，停停打打”，高層仍不放棄談判的努力，而普通士兵們早已等不及要上戰場了。韓立才所在的綏靖公署有很多科員是從部隊來的，“我們天天問戰況，議戰爭，感覺無比激動，我們科裏的好多人，從中校到中尉都有，紛紛找處長報名，要求回到原來的部隊參加抗戰”。

29軍的特色——大刀在公署裏也很突出，“特務營請來了10多個磨剪刀的工人磨大刀，除去管飯外，每天給一元錢的補貼，磨刀工人聽說是為了殺日本侵略軍，都表示隻要管飯就行了，不要補貼，特務營長說服他們，你們的家屬也得吃飯，不要補貼不行。磨刀工人們興致勃勃地幹起來，幾天之內就把全營的大刀磨得鋒利無比”。

“形勢急轉直下，29軍退了”

“這時候，年輕的士兵們都認為我們會勝利，他們輕敵啊，都認為喜峰口我們能勝，怕他幹啥。日本人有多少人呢，拿大刀砍了吧，”回首往事，韓立才不禁感慨，“萬萬沒想到突然來了那麽大的變化。”

事隔多年，韓立才已經明白，那時29軍雖然人多，有士氣，有鬥誌，不怕死，但和日本軍隊比較，戰鬥力還是很弱的。“很多是新兵啊，訓練不夠，武器也沒有，高射炮一架也沒有。29軍是地方部隊，蔣介石不會給武器的，而宋哲元派人到德國去買武器，還沒運到，戰爭已經打起來了。”

27日，宋哲元終於發出自衛守土的通電，28日淩晨，韓立才被大炮聲震醒，這是日軍發起總攻了。

“一打，趙登禹戰死了，佟麟閣也死了，這下部隊就更氣了，國恨家仇啊，”韓立才說，“29軍很團結，都是子弟兵啊，一談起來，個個淚汪汪的，我在城裏，聽說佟麟閣死了，趙登禹死了，如喪考妣。”

這一天，“整個北平都行動起來了，宣傳隊、募捐隊、醫療隊、救護隊、運輸隊等等在北平街道上來回穿行”。韓立才在街上看到一批批退下來的29軍官兵，“每批不過幾十人、百多人，精神很疲憊，每到一處都受到群眾的鼓掌歡迎，隊伍剛坐下，遞煙的、送水的、送點心的絡繹不絕，有的群眾請他們報告戰況，帶隊的幹部就即席匯報戰鬥經過”。

這天，宋哲元帶著秦德純等率大部隊突圍到了保定，並手諭138師師長張自忠為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留守天津，幾天後他也化裝逃出占領區。

“報紙上登的，‘形勢急轉直下，29軍退了’。”韓立才說，“我和同事看到了，都心情沉重，默不作聲。”

滯留在北平的一個多月

大部隊撤走了，可是韓立才來不及走，通道都被日軍占領了。“據我所知，綏靖公署八個處1000多人中，宋哲元隻帶走了參謀處長、作戰科長、情報處長，29軍其他人滯留在北平的就更多了。”

韓立才和幾個朋友一起住在友人家中，從南苑戰場退下來的大哥韓立園也和他們一起，後來他們的叔叔也來了，“一家七口人，除了叔叔有行醫執照外，其他人首先要解決的就是戶口問題”。

韓立才馬上到警察局去改戶口，今天他依然感激當時的警察局，“警察局全部給留下的29軍官兵改了戶口，看著像商人就改成商人，看著適合做教師就改成教師，我改成售貨員。他們很好，警察局本身也有問題啊，可他們還是給我們改了，8月8日日軍進城前都改好了，幾千人啊，這是了不起的工作”。

“這裏可以看出29軍和老百姓的關係好啊，留下的幾千人，沒有一個被告發的。”韓立才自認為“29軍走了，老百姓很失望，可他們還是對29軍很好，他們相信29軍那麽大的力量，不會就這麽走完了”。

“我們在這一個月裏天天著急，可是著急也沒用啊，老百姓都勸我們，不要著急，說‘我們掩護你們’，我們白天很少出門，就晚上聚一聚，都是29軍的聚在一起商量一下怎麽辦。”在北平的日子，韓立才和朋友們隻能用平日的積蓄買飯吃，還好“物價很便宜，兩塊幾毛錢一袋40多斤的麵粉，一塊錢100多個雞蛋，而我們的薪水是36塊”。

偶爾到街上買菜，韓立才發現，“青年婦女和女大學生在大街上幾乎絕跡，有事上街的婦女，穿著特別樸素，有的還化裝，打扮得又老又醜。日本浪人及便衣特務，隨便坐人力車，上車後比比畫畫，哇哩哇啦，人力車夫聽不懂，光挨打”。

大街上也很少見到日本兵，經常有一些軍用汽車行駛在大街上，車上都是全副武裝的日軍和軍用物資，有一次韓立才看到汽車上摔下一個日本兵，心裏很高興，“我想著摔死一個是一個，哪裏知道那個兵很有彈性，掉下來一蹦一蹦的，這才明白上麵拉的全是橡皮人，而另一次看到摔下來一個箱子，裏麵全是石子”，由此韓立才想到，“戰爭開始的時候，日本兵力確實不多，為了虛張聲勢，嚇唬中國人，才這樣變戲法”。

“也正是因為日本兵力少，主要精力都放在軍事據點上了，才沒人去抓人，他要是人多啊，我們29軍也沒這麽安全。”韓立才也因此感到慶幸。

化裝成商人逃出虎口

9月上旬，平津開始通車了。韓立才和朋友一行4人化裝成商人登上了第二次列車，想著取道天津去尋找部隊。

離開北平的火車上也是非常危險的。“每個車廂六個人檢查，兩頭分別兩個人，中間兩個。檢查主要是三個部分，看額頭有沒有戴帽子的痕跡；看手上有沒有老繭，拿槍的老繭；然後渾身上下摸，看有沒有子彈，槍。那個車上氣氛很緊張，小孩子都不敢哭。抓到一個，車上的人都很傷心，覺得這個同胞沒有了，放回一個又都覺得舒了一口氣。日本人主要抓兩種人，學生和29軍戰士。”

韓立才終於通過了檢查，“一個日本兵對我說，‘買賣，買賣’，我也跟著附和‘買賣，買賣’”。

走出火車站的過程還要更艱險，“兩排日本兵，持槍相向，刺刀隻留下一個人走的空間，看著你的神色自然不自然。”

幸運的是，韓立才都通過了，到了一個老鄉住的地方，“懸著的心算是放下了，可是發現我們少了一個人，我們一路上都不敢向後看，都不知道他是什麽時候丟的，我們都吃不下飯，覺得他完了。沒想到晚上他竟然出現了，原來他長得高大，被懷疑是士兵，於是被抓走了，和一群北京大學的學生關在一起，學生同情他，都證明他是商人，日本人就把他放了。”

從天津，韓立才坐船到了煙台，再一次見到了青天白日旗，“我們激動得熱淚盈眶啊，可算是不做亡國奴了”。從煙台他們又找到了當時29軍軍部所在地河北泊鎮，韓立才繼續在軍務處工作。

在這裏，他從被打落的日本飛機上發現了一張日本軍用地圖，地圖上繪的正是他的家鄉附近的地形，這張地圖讓他驚歎，“它比我國繪製的萬分之一地圖還要精確，村落的位置、河流、道路走向都非常準確，連多少水井、多少人員、多少物資都有記載。日本這種深入異國調查研究，做得如此精確，不能不讓人深思。”

為29軍的戰友收集撰寫材料

輾轉60多年過去了，韓立才依然對29軍懷著深深的感情。94歲的他依然每天工作，收集、整理、撰寫文史資料。這是他從1983年退休後就一直從事的工作，22年未曾間斷。他的書櫃裏，分門別類放著六疊厚厚的材料，其中有喜峰口大捷前宋哲元寫的“寧為戰死鬼，不作亡國奴”的複印件。

他最高興的，是自己精神很好，“這也是整理材料、不斷用腦的功勞”，有人恭維他能活到150歲，他說，“我隻要活到110歲就夠了。”而他津津樂道的，是用自己收集撰寫的材料為戰友平反的事。因為曆史原因，29軍一些官兵在“文革”中受到不公正待遇，有的被打為曆史反革命，其中包括“七七事變”前夕駐守盧溝橋的團長戴守義和29軍騎兵連連長陳振凱。上世紀80年代初，韓立才找到了他們抗戰事跡的材料並寄給他們所在地的政府，接著他們被平反了。

22年來，特別是80年代，韓立才親自前往全國各地幾十個縣市拜訪了幾十位老戰友，取得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並且依然和健在的戰友保持聯係，通信，或者偶爾見麵。

提到29軍的戰友，他也會感歎，“不多了，越來越少了，北京還有一個，南京有兩個，台灣有一個，美國有一個，邯鄲還有一個，就是我”。（采寫：本報特派記者 王吉陸）

槍炮大刀決戰盧溝橋

1937年1月間，日本華北駐屯軍在北平、天津兩地舉行大規模的分列儀式，尋釁意味濃厚，中國政府因內外條件趨於成熟，亦回以強硬的態度。6月25日開始，日軍在北平近郊盧溝橋以北以西地區舉行一連串的軍事演習。7月7日夜晚，駐豐台的日軍駐屯軍第一聯隊第三大隊第八中隊在中隊長清水節郎的率領下，在盧溝橋以北地區舉行夜間演習。夜晚11時許，日軍演習部隊突稱遭受中國軍隊射擊，導致失蹤士兵一名，要求進入宛平縣搜查，同時又向豐台日軍請援。當時駐守宛平之29軍37師219團吉星文團長以時值深夜，恐生事端，拒絕日軍入城，日軍遂對宛平采包圍勢態。不久，豐台日軍援部抵達，未待雙方人員交涉結果，8日淩晨5時，得到增援的日軍突然炮擊宛平城，向城內的中國守軍進攻。中國守軍奮起還擊，雙方於是在盧溝橋一帶展開激戰。遂爆發曆史性的‘七七事變’，揭開八年抗戰的序幕。

守橋士兵的番號是29軍第37師219團第3營，士兵們穿著灰色棉衣、打著綁腿、提著步槍，身後背著的係有紅色綢帶的大刀是這支部隊特有的標識。

戰士們以盧溝橋護欄、望柱為掩體，堅守陣地，冒雨用簡陋的武器和血肉之軀阻擊敵人。威名遠揚的大刀再一次發揮作用。

次日晨，日軍以一個大隊渡過永定河，從宛平城西迂回進攻；以一個大隊從豐台鎮方向向宛平城東門進攻，並一度占領了城外鐵路橋，切斷了平漢鐵路。

入夜，中國第29軍調動何基灃旅從北京西郊增援，從八寶山方向向占領鐵路橋的日軍展開反攻，而堅守宛平城內的中國軍隊一個營也出擊支援，在方圓不到兩公裏的地域內雙方整夜反複以近戰肉搏爭奪，終於在9日淩晨奪回了鐵路橋等地。此後數日，日軍一邊以談判爭取主動，一邊增兵進一步擴大軍事行動。日軍將關外的關東軍緊急調至長城一線，並將天津、通縣等地的日軍重新部署，到7月30日先後有一個師團、兩個獨立混成旅團和臨時航空兵團等新軍到達，使29軍麵臨的形勢日趨惡化，傷亡慘重，被迫撤出盧溝橋，北京、天津隨即失守。

盧溝橋事變第二天，中共中央便發表宣言號召全國：“不讓日本帝國主義占領中國寸土，為保衛國土流最後一滴血！”7月17日，蔣介石代表國民政府發表著名的廬山談話：“如果戰端一開，那就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

“盧溝橋事變”標誌著中華全民族抗日戰爭的開始。“七七事變”的真正意義，就是中國人從這天起不再妥協退讓。此後，無論形勢多麽艱難，中國人堅持不妥協一口氣打了八年，直至日本無條件投降而取得最後的勝利。


老兵檔案 韓立才

1913年1月 生於河北鹽山縣。

1931年 到北京上高中。

1933年 回到家鄉做教員。

1936年 參加29軍，分配到冀察綏靖公署軍務處。

1938年9月 考入中央軍校16期。

1941年 畢業後到59軍(29軍38師擴編，初軍長張自忠，張陣亡後為劉振三)參謀處任參謀。

1944年 任59軍特務營少校營長。

1948年11月 在台兒莊附近起義，後升任團長。

1949年2月 到濟南軍政大學學習，6月到華東軍政大學教員班進修。

1950年12月 到華東軍區司令部軍訓處工作。

1951年11月 到南京工程兵學校任教。

1958年 轉業到邯鄲。

1962年 到邯鄲市金屬公司任副經理。

“文革”中 受迫害。

1983年1月 離休，到政協從事文史資料工作，筆耕不輟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