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晚年的淒涼生活

司徒雷登晚年的淒涼生活

　　編者按：因毛澤東《別了，司徒雷登》一文而名聲大噪的美國前駐中國大使司徒雷登，究竟是個什麽樣的人？其歸宿如何？一時成了人們企盼了解的問題。應江蘇讀者許正清的要求，特摘登《司徒雷登晚年的淒涼生活》，供廣大讀者參考。

　　憋氣患病

　　司徒雷登1949年末應美國國務院所召，返回美國。隨行的還有他的私人秘書傅涇波一家。司徒雷登當時已是73歲的老人了，知道自己離不開傅涇波。傅涇波來華盛頓得到了馬歇爾將軍的特批。

　　當年正值新中國成立之時，美國對華關係十分微妙。司徒雷登在中國時就曾有過與中共方麵接觸的想法，結果未能如願。司徒雷登一回到華盛頓，美國國務院立即向他下令三個不許：不許演講，不許談美中關係，不許接受記者采訪。

　　由於國務院有令，司徒雷登的社交十分有限，大多是參加一些與宗教有關的活動。有一次，司徒雷登前往紐約參加一個基督教團體的聚會，返回華盛頓的途中在火車上不幸中風，摔倒在廁所裏，這一摔就摔成了半身不遂。傅海瀾兩眼含淚說：“他為什麽得病，是因為心情不好嘛。他有一肚子的話想說，但(美國政府)不讓他說，能不憋出病來嗎？”

　　遭受監控

　　20世紀50年代初，“麥卡錫主義”在美國大行其道，凡是與蘇聯、中國等共產黨國家有過關係的人都受到監控和盤查，像有名的中國通費正清都受到圍攻。司徒雷登是從中國回去的大使，當然也不能例外。國務院中國處的人專門向司徒雷登傳口風：不要亂說話。

　　傅海瀾說：“麥卡錫的一個部下羅伊·科恩來到我們家，那人長得挺帥，但說起話來凶巴巴的。”科恩和傅涇波見了麵，說了他來的兩個目的，一是傳司徒雷登“過審”，接受官方的當麵質詢，諸如出席聽證會什麽的；二是他們收到情報說，司徒雷登一直有記日記的習慣，要求他交出在中國期間的日記。傅涇波說，司徒雷登由於得了半身不遂，已不怎麽能說話。再者，由於行動不便，司徒雷登一般呆在二樓，很少下樓。他出去接受當麵質詢可以，但先得簽一個書麵協議：如果司徒雷登因出席聽證會或其他質詢時，病情出現異常或其他不可知的後果，美國政府必須承擔一切責任。聽到這個要求，科恩與他的同行者商量後表示，“過審”可以免了。接著又提到了日記，傅涇波說：“是嗎，我怎麽不曉得，那得問司徒雷登本人。”科恩隻好離開了。

　　中國情結

　　司徒雷登是美國人。但他出生在杭州，11歲時才被送回美國上學，二十三四歲時，司徒雷登大學畢業後又回中國傳教。1919—1946年間，司徒雷登在北京創辦並擔任燕京大學校務長27年，為中國的教育事業做出了貢獻。1946年，鑒於司徒雷登能說、能寫中文，學生又遍及世界，其中有不少是國民黨、共產黨中的大官，美國政府於是任命他任駐中國大使。

　　司徒雷登的兒子傑克也出生在北京，很小時母親就去世了，傑克是跟著美國親戚長大的。傑克後來在密西西比州的一個小城市當了牧師，收入也很低，沒有能力照顧父親。司徒雷登得病後惟一的指望就是傅涇波。傅海瀾說：“我父母對司徒雷登完全像父親一樣看待。”

　　患難之交

　　傅海瀾說：“司徒雷登最感謝的是我的母親劉卓漢。”劉女士也是文化人，在中國時生活比較舒適，根本不會做飯。可是隨夫到美國後，劉卓漢則完全成了個家庭主婦。司徒雷登喜歡吃中餐，而且還得是北京味的。劉女士就向人請教，盡量做出像樣的北京式中餐。劉女士做的可口飯菜給司徒雷登晚年生活增添了很大的樂趣。每天吃完飯，司徒雷登總是要拄著拐杖向劉女士說：“莎拉(劉的英文名字)，謝謝你，你做的飯很好，我吃得好極了。”

　　司徒雷登一家與傅涇波一家是患難之交。

　　司徒雷登父親在中國傳教時，傅涇波家裏出現變故，父親離家出走，母親帶著兒子傅涇波，還有親戚家的兩個孤兒，生活很艱難，傅的母親幾近發瘋。住在當地的司徒雷登的母親對傅母很關心，經常拉著她的手進行安慰，給了她很大的勇氣。後來，傅母神經恢複正常，與司徒雷登一家的關係自然非同尋常。

　　傅涇波經司徒雷登推薦進入燕京大學，曾有一段時間，傅涇波交不起學費，司徒雷登替他交了學費。司徒雷登對傅涇波很欣賞，兩人建立了十分密切的師生關係。畢業後，傅涇波當起了司徒雷登的私人秘書。美國任命司徒雷登擔任駐中國大使時，他仍要傅涇波繼續擔任他的秘書。可見傅對司徒雷登的重要性。

　　生活拮據

　　人們一般會認為，司徒雷登擔任過美國駐華大使，怎麽說也該算個有錢人。但司徒雷登比較特別，他一生中大部分時間是在中國度過，辦的是教育，根本沒有多少積蓄。回到美國後，與頭麵人物的關係不深，密切的親友也不多，而且年老體衰，掙大錢的機會極少。

　　好在身邊有個可靠的傅涇波，不隻照顧他的生活起居，還能幫他出出點子。司徒雷登剛回美國後，采納了傅涇波的主意，沒有辭去大使職務。當時他們有兩個考慮，一是擔心美國派新的大使去台灣，給美中關係造成麻煩；二是從現實著想，不辭職就可繼續享受大使待遇，每月拿1000多美元。但兩三年後，美國國務院還是從多方麵施加影響，司徒雷登不得不辭職。辭職後就沒了薪水，美國的一家慈善性機構“基督教高等教育聯合委員會”每月給司徒雷登600多美元的生活費。1954年，司徒雷登出版了《在中國50年》的英文回憶錄，內容主要是來自於他的日記。成書過程中，也是傅涇波與他一起商量、推敲。出版此書的藍登書屋給了點稿費，但由於印數不多，也沒有再版，出書隻是賺了幾個小錢。

　　兩個遺憾

　　司徒雷登雖然經濟拮據，但在傅涇波夫婦的悉心照料之下，晚年生活得還算幸福，直到1962年他不幸患病，在醫院去世。傅涇波也於1988年去世。

　　司徒雷登在最後13年，也一直關注中國的事情。他常常念叨一生中有兩個遺憾：一是1949年夏天沒有聽傅涇波的話，來個“先斬後奏”，在向美國國務院請示之前，就從南京前往北京(當時稱北平)與中共接觸，造成既成事實。但司徒雷登骨子裏還是個牧師，害怕說謊遭上帝懲罰。二是沒有機會再回中國。他中風初期，積極參加康複鍛煉，內心中潛在的一個意念是，恢複健康後再回中國去。他常說，他回到中國“可以更正一些事情”。

摘自《環球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