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中的正麵戰場 —— 蔣介石戰爭指導水平的拙劣

抗日戰爭中的正麵戰場 —— 蔣介石戰爭指導水平的拙劣

2005年08月12日

中國抗日戰爭是在第二次國共合作條件下進行的，在反對日本法西斯侵略的統一戰略目標下形成的正麵與敵後兩個既彼此獨立又相互配合、相互依存的戰場。這一特殊的戰爭形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絕無僅有。國民黨正麵戰場為爭取抗日戰爭的勝利，特別是粉碎日本法西斯3個月內滅亡中國的戰略企圖，做出了重大貢獻。但由於國民黨最高當局的錯誤指導，抗戰進入完全戰略相持階段之後，正麵戰場的地位逐步下降到次要位置。

1937年7月至1938年10月是日軍展開戰略進攻、中國軍隊進行戰略防禦的階段。中國軍隊在正麵戰場的頑強抵抗，為粉碎日本法西斯企圖3個月滅亡中國的侵略計劃做出了巨大貢獻

毛澤東同誌曾肯定地指出：“國民黨在1937年和1938年10月內，抗戰是比較努力的，同我黨的關係也比較好。”的確，在戰略防禦階段，國民黨正麵戰場先後進行了忻口、淞滬、徐州和武漢4次大規模的戰略性防禦戰役，對於打破日本帝國主義“3個月滅亡中國”的“速戰速決”戰略企圖、消耗日軍兵力和戰爭資財、迫使日軍由戰略進攻轉為戰略防禦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七七”事變後，國民黨蔣介石曾幻想就地“和平解決”，但日本侵略軍輕而易舉地攻占了平（北平）津（天津）地區，取得了進一步擴大侵略戰爭的前進基地，隨即又陸續調集30萬人的兵力，沿平綏、平漢、津浦鐵路展開戰略進攻，企圖迅速奪取冀、察、晉、綏、魯5省，控製黃河以北廣大地區。8月13日，日軍又在上海發動大規模登陸作戰，企圖速占上海，威脅南京，迫使國民黨政府就範，以求在2至3個月內滅亡中國。

由於國民黨政府對和平解決中日戰爭的希望破滅，終於使國民黨政府采取了對日逐漸強硬的態度。1937年8月14日，國民黨政府外交部發表了《自衛抗戰聲明書》，表示：“中國之領土主權已橫遭日本侵略。中國決不放棄領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唯有實行天賦自衛權以應之。”8月15日，國民黨政府下達總動員令。8月20日，國民黨軍事當局頒發《戰爭指導方針》，正式確定“以持久戰為基本主旨，以空間換時間，逐次消耗敵人”的戰略方針，以轉換優劣形勢，爭取抗戰勝利。為此遂決定在平漢、津浦兩線設立3道防線，以陣地戰阻擊日軍進攻；同時在上海開辟戰場，迫使日軍改變作戰方向，避免侵華日軍集中主力在華北與我決戰。

1937年10月中旬的忻口、太原戰役，國民黨第2戰區集中了第2、第6、第7、第14、第22五個集團軍，34個師另13個旅，共約28萬餘人的兵力，在八路軍的密切配合下，依托山地有利地形，與日軍展開激戰，殲敵2萬餘人，遲滯了日軍沿同蒲路南犯，造成了華北有利局勢。

“八一三”開始的淞滬抗戰，國民黨先後調集64個師70餘萬人的重兵，在人民群眾的大力支援下，頑強堅守陣地，抗擊日軍22萬餘人對上海的進攻。第一階段，國民黨軍對日軍各據點發動多次圍攻，戰役中期堅決抗擊日軍以重兵切斷寧滬鐵路，從西南方向封閉上海的企圖，並以6個師（旅）對日軍實施了大規模的反擊，作戰中湧現了許多愛國將領和廣大士兵與敵浴血奮戰的英勇事跡。如在上海市蘇州河北岸擔任掩護任務的第88師第524團800餘人在副團長謝晉元的指揮下，堅守四行倉庫，連續抗擊日軍四晝夜的猛攻。毛澤東曾高度讚譽“八百壯士”將與“平型關”、“台兒莊”的勇士同列為“民族革命典型”。淞滬抗戰前後阻敵達3個月之久，斃傷日軍6萬餘人，給日軍以沉重打擊，粉碎了日本帝國主義速戰速決的企圖。

太原、上海失陷後，中日戰爭的主戰場轉移到以徐州為中心的黃淮地區。到1938年2月，國民黨第5戰區的防禦地域，已縮小到以徐州為中心，南北與日軍對峙的縱深僅各200餘公裏。國民黨第5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采納周恩來提出的陣地戰與運動戰相結合、守點打援、各個擊破敵人的作戰指導方針，采取“北攻南守”的戰法，集中67個師（旅）計45萬餘人的兵力，從2月12日起，以兩個集團軍分別攻擊濟寧、鄒縣日軍，殲敵數千人。3月中旬，日軍第10師團沿津浦路南下，逼進台兒莊，企圖從東北越過運河襲占徐州。國民黨軍一部在台兒莊拚死抵抗，隨後組織7個師對當麵之敵進行反擊，殲滅日軍2萬餘人，迫使日軍放棄對台兒莊的攻擊。4月中旬，日軍采取南北對進，側翼迂回的戰法，對徐州展開猛攻。國民黨軍進行了頑強的抗擊，在傷亡近20萬人、力量不濟的情況下，最終放棄了徐州，但也取得了消滅日軍3萬多人的重大戰果。

1938年6月l8日，日軍大本營下達了“以初秋為期攻占武漢”的預備命令，同時集中了11個師團25萬餘人的兵力及大量飛機、艦艇，發動了對當時國民黨軍指揮中心——武漢的進攻，企圖逼迫國民黨政府投降，盡快結束中日戰爭。為保衛武漢這個華中腹地及水陸交通樞紐的大城市，國民黨以第5戰區、第9戰區的部隊共約14個集團軍，124個步兵師，49艘艦艇，700餘架飛機，並在蘇聯援華誌願飛行大隊的支援下，進行了武漢保衛戰。國民黨軍在武漢地區堅守3個多月，斃傷日軍2萬餘人。

從“七七”事變到武漢失守，曆時1年零4個月，國民黨軍共斃傷俘日軍25萬餘人，牽製日軍70萬人以上，而且付出了重大犧牲，其正規軍損失達104.4萬餘人。在這一階段，國民黨正麵戰場廣大官兵不怕犧牲，英勇殺敵，創造了無數可歌可泣的愛國主義事跡，為粉碎日本帝國主義3個月內滅亡中國的侵略計劃做出了重大貢獻，且使日軍兵力分散，戰線拉長，為戰略相持階段的到來，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同時，它客觀上也為我八路軍、新四軍等抗日武裝挺進敵後，開辟抗日根據地創造了條件。

但是，另一方麵，由於國民黨執行持久消耗戰略，因而在戰役指導上采取消極的單純防禦方針，主要實行線式防禦陣地戰，按照蔣介石的要求“多築工事，層層布防，處處據守”，否定運動戰和遊擊戰，作戰樣式呆板，從而使其組織的幾次大的戰略性防禦戰役最後都被日軍擊破，出現大潰敗局麵，國民黨中央政府被迫遷都退守重慶，在15個月內丟失華北、華中大片國土和華南要地共13個省100多萬平方公裏土地，這是國民黨正麵戰場的極大失利，其原因主要是蔣介石戰爭指導水平的拙劣所致。

需要指出的是，1938年11月至1940年，中國抗戰由戰略防禦向戰略相持階段過渡。在此階段，雖然日本侵略中國的策略發生了較大變化，但由於國民黨政府仍堅持抗戰，因而，侵華日軍進攻的重點仍然放在國民黨正麵戰場，還沒有轉移主要兵力到敵後戰場上去。在1939年至1940年的兩年間，正麵戰場先後進行大的戰役有：南昌會戰（1939年3月~5月）、隨棗會戰（1939年5月）、第一次長沙會戰（1939年9月~10月）、1939年冬季攻勢（1939年11月~1940年3月）、桂南會戰（1939年11月~1940年11月）、綏西作戰（1939年12月~1940年4月）和棗宜會戰（1940年5月~6月）等。這7次戰役的規模都很大，地域涵蓋華東、華北、華中和西南廣大地區。每次戰役日軍投入的兵力均在8至10萬人，中國軍隊投入的兵力至少在20萬人以上。特別是1939年“冬季攻勢”和綏西作戰，國民黨軍先後調動10個戰區132個師、9個獨立旅，共100多萬人投入對日作戰；國民黨軍在棗宜會戰中亦先後調集第5戰區55個師40萬人，抗擊日軍第11集團軍8個師團10萬餘人的進攻。它接近戰略防禦階段4次大會戰的規模。

不過，國民黨在武漢失守後，其政策亦發生了變化，在政治上加強了反共。如1939年1月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通過《限製異黨活動辦法》，秘密頒發《共黨問題處置辦法》等。但由於日軍進攻的重點仍然對準正麵戰場，因而，國民黨的積極反共還無力並難於付諸於軍事行動上，這在客觀上逼迫這一階段的國民黨仍須用主要力量來抵抗日軍的進攻。

可見，正麵戰場在1939年至1940年的兩年裏，對日軍的進攻仍進行了較為堅決的抵抗，因而給日軍較大打擊，共斃俘日軍26.3萬餘人，自己也付出了101.9萬餘人的重大傷亡，與1937至1938兩年的傷亡人數大體相等，這也是國民黨在這一階段抗戰仍較積極的一個表現。

（中國國防報 軍事科學院 劉庭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