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對聯”始末

文革“對聯”始末

朱老忠

　　（一）

　　文革中１９６６年七月下旬開始的“對聯”事件，簡單地用一個“血統論
”來評議，已經成為一種過於膚淺的官方說法。“對聯”是“血統論”的一個
突出體現，反映了“血統論”的本質，但“對聯”又不等於“血統論”，即便
沒有“對聯”也照樣有“血統論”，“對聯”的產生和發展，有其社會基礎和
曆史條件，把“血統論”歸罪於“對聯”是一個極大的曆史誤解。

　　六十年代文革以前大家就都知道﹕黨的階級政策是“有成份論，不唯成份
論”。什麽是“成份”？就是１９４８年以後解放初期“一錘子定音”人為造
就的“階級”，這個“成份”極少有後來更改和糾正，若沒有改革開放，大約
應該是一輩子就鐵定了。

　　一輩子還不算可怕，可怕的是下一代的“成份”還要“世襲”，二十年後
新的一代，“出身”就是他們的“成份”。這才是真正的“血統論”。“有成
份論，不唯成份論”這個“黨的階級政策”，就這樣毫無疑義地被沿用在了“
出身”上麵。

　　可以說“出身論”就是“血統論”。

　　（二）

　　“出身論”和“血統論”本應該不是一回事，血統是先天的因素，出身應
該是後天初期的影響。不過大多數情況血統和出身一致，收養抱養的則不一致
。而文革中所說的“血統論”實際成了“出身論”的代名詞。那階段當公開表
示不同意見時經常會被責問﹕“什麽出身？”，沒有誰會問出“什麽血統？”
這樣的話來。

　　也可以說，“血統論”是當初某種思潮故意強加給“出身論”的。

　　還有一個《出身論》，那是一篇文章。有人說，遇羅克因為在這篇文章中
提出反對“對聯”的觀點而被槍斃，事實並非如此。

　　筆者沒有保留這篇《出身論》，因為當時似懂非懂。記憶中，其論點不僅
僅是反對“對聯”，而且反其道而行之，認為出身好的反而更靠不住，並在此
文中以“財產和權力的再分配”為理論依據。提及了“權力”，想當然地觸怒
了“無產階級專政”，這才是遇羅克被槍斃的真正理由。當時就連“聯動”死
對頭的“三司”，也由司令蒯大富出麵公開聲明反對這篇《出身論》。

　　筆者這樣憑記憶說可能不十分準確，但這些都是有據可查。眾所周知，“
對聯”始終就不是什麽依據，也不可能成為什麽依據。反對“對聯”就要被槍
斃，這也是為了否定“對聯”故意杜撰出來的。

　　筆者這樣說，並不想給“對聯”翻案，隻是想告訴大家曆史的本來麵貌，
每個人都可用正常的邏輯來思考，不要隨大流人雲亦雲。

　　也許有些反對“對聯”人士立即會追問筆者﹕什麽出身！那筆者就隻好認
為，這樣的反對者已經演變成了擁護者。老實坦白一句也無妨﹕筆者並非出身
“紅五類”的“好漢”。

　　（三）

　　筆者是文革時高三學生，雖不是“紅五類”，卻偏偏結交了很多“紅五類
”的朋友，其中不僅包括若幹“聯動”分子，後來甚至還認識了骨幹的“聯動
三平”（牛皖平、鄒建平、向東平）之一。因此，對文革“對聯”的興衰有些
直接和間接的了解。

　　１９６６年上半年的寒假開學以後，北京中學流傳著這樣一條“毛主席語
錄”，大體內容是﹕幹部子弟在學校中政治表現是中等的，積極的是那些出身
不好的。但不管這些人表現怎樣，革命重擔不能落在他們身上。

　　準確的原文沒有記下來，但至今沒有聽說過這條“語錄”是假的。與這條
“語錄”同時流傳的還有老毛和毛遠新的談話，和王海蓉的談話。內容和形式
也體現了和那條“語錄”類似的精神。

　　在此前不久發表的，據說以總書記老鄧為主撰寫的《九評蘇共中央的公開
信》，更是在最後以黑體字寫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條件”，後來證
實是老毛加上的。這其中雖然沒有什麽“出身”“成份”，但就“接班人”的
問題與後來流傳的“語錄”相呼應。

　　再加上“有成份論不唯成份論”的階級政策，就虛擬出了一個“嚴峻形勢
”——從中學起的下一代人之間會有權力之爭。

　　北京中學的幹部子弟，就這樣獲得了一種“社會責任感”﹕一是要防修反
修，準備接班；二是要掃除接班的競爭者——在老師校長眼中表現積極的那些
非“無產階級”出身學生。

　　“紅衛兵”就是這樣，在清華附中自發組織起來，而且在“地下”開始活
動。因為在當時的中學裏，這屬於組織非法“小集團”，是不可能公開的。

　　當時北京海澱區的高中大都實行住校（還有一種對犯錯誤學生的處分叫做
“勒令走讀”呢），這些幹部子弟的行為被發現，這種“脫離黨組織”的“集
團”，理所當然地受到學校黨組織的批評，多數學生也是持“擁護黨組織”的
態度跟著批評“紅衛兵”。

　　恰恰在這個時候，“文化大革命”爆發了。請注意，是５．２９先有“紅
衛兵”，６．１以後爆發“文化大革命”，而不是爆發“文化大革命”而造就
的“紅衛兵”。這裏說的是“爆發”時間，本文不打算討論“文革”準確的“
開始時間”。

　　（四）

　　所謂的“文革”“爆發”，是指那１９６６年６月初“大轟大嗡”的開始
。從北大聶元梓的大字報公布起，中學生在學校就坐不住了，在學校貼大字報
，還成群結夥跑到北大看大字報、貼大字報。但這都是按照中央的調子，表示
對聶等“革命派”的支持。一時間，北大校園裏就象趕集那麽熱鬧，在北大的
“集”上還出現過田華等名人的蹤跡。這實際上就是最早的“串聯”。

　　當時很少有人知道聶元梓的行動是來自康生的指派，因此六月初的北大，
還剩餘了很多批評攻擊聶元梓是“右派向黨進攻”的大字報。從中可看到聶元
梓最初反對學校黨委，也是受到來自領導和群眾的多方壓力。

　　與此同時也傳出了清華附中“紅衛兵”受到校領導“壓製”的消息，很多
幹部子弟就手又跑到清華附中，開始了中學間的“串聯”。

　　在諸多譴責“紅衛兵”的大字報群中，出現了支持“紅衛兵”的大字報。
不僅僅是受到北大氣氛的影響，更是有“接班人條件”、“階級政策”以及上
文所提到的那條“語錄”為信念的支柱。所以，那些支持“紅衛兵”的大字報
用的署名，基本上都寫的是“某某中學紅衛兵”。盡管那時其它中學大部分並
沒有真正成立“紅衛兵”組織。

　　記得是那年的６月８日，更多支持“紅衛兵”的以幹部子弟為主的中學生
來到清華附中，總數大約兩百人左右，被校方擋在了校門外麵。校方大概是看
到來了過多的外校學生，而且在對“紅衛兵”的態度上和本校學生不一致，很
容易引起衝突，因而采取的措施。

　　校外的學生不肯走，其中有人出麵維持秩序，避免和校內的學生發生語言
衝突。校外學生所在學校也來了校領導，勸本校學生返回學校。但因此更加造
成“校領導壓製幹部子弟”的對立局麵。

　　由於最終清華附中“紅衛兵”得到老毛的支持，這次大規模的“聯合行動
”順理成章地成為“革命行動”，並成為各校“紅衛兵”壯大力量的一種模式
。

　　（五）

　　在１９６６年的六月上旬，傳出北京市委徹底“爛了”的消息，各單位學
校都有人開始揭批“黑幫”，揪本單位“走資派”——“根子”爛了，那“稍
兒”還好得了嗎？但還是有消息不靈通、或者對這號“小道消息”不相信的，
認為是又一次“右派向黨進攻”。直到各單位學校進駐了工作組接管了領導，
正式宣布了本單位原領導是“走資派”，學校裏才合法停課，開始“鬥、批、
改”。老百姓在此之前對原領導的態度，就是最初“造反派”和“保皇派”的
分界。同時，為了掃清運動的障礙，還開始了鬥“保皇派”。這也是最初的“
派性”和“群眾鬥群眾”。很多老師在這期間就被定為“保皇派”或“走資派
的爪牙”。

　　中學裏的幹部子弟並不都一樣，大部分都以“受校領導壓製”和及時的“
小道消息”而最先“造反”，但也難免有些不認為“受壓製”的，成為工作組
眼中的“保皇派”；原校領導內部也有矛盾和鬥爭，下麵的學生自然也有支持
這個的或支持那個的。誰個“反”，誰個“保”，可就不是憑工作組就能說清
楚的了。

　　以幹部子弟為主的“紅衛兵”在各中學紛紛成立，也有學生或工作組對此
不以為然，仍然認為是“脫離黨領導”的“非法組織”。於是，中學的幹部子
弟，要麽是受了原校領導的壓製，要麽是受了新校領導——即工作組的壓製。
為壯大“紅衛兵”的勢力，各中學之間的幹部子弟不斷串聯，在那些“受領導
壓製”的學校支持“紅衛兵”。有些學校的工作組因“壓製幹部子弟”而被趕
走。

　　大家的觀念中，“文化大革命”是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應該“講階級”，
用“毛主席語錄”來說就是﹕“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
是革命的首要問題。”想當然地，也是“文化大革命”的首要問題。

　　那麽怎麽“講階級”，唯一的根據就是“黨的階級路線”，也就是那個“
有成份論，不唯成份論”。而在學校裏，“本人成份”清一色是“學生”，“
階級”的劃分，就隻有“出身”了。

　　在幹部子弟的“紅衛兵”得勢的學校裏，出身不好的學生成為“階級敵人
”、“修正主義的苗子”。有些地方的幹部子弟出於嫉妒心，趁機對文革前與
其它出身同學的各種矛盾進行報複。

　　（六）

　　雖然在５．１６通知中已經宣布成立“中央文革小組”（後被簡稱“中央
文革”），但直到１９６６年的七月份才開始公開行動。那時的北京中學已經
鬧得天翻地複，多數學校中幹部子弟的“紅衛兵”組織占了上風，但仍有些學
校情況不同。即便在文革以前，各學校的幹部子弟的表現，以及給普通學生老
師的印象，也並不是都一樣的。

　　七月下旬的一天（大約是２５，６日），許多學校的“紅衛兵”來到北京
外國語學校，這是北京市唯一的一所外語中專，來這裏聲援仍處下風的該校“
紅衛兵”。就在這一天，該校“紅衛兵”成員某某某（年代已久，沒記住名字
）寫下一個對聯，叫“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代代相傳”。

　　這個對聯被北航附中“紅衛兵”看到，認為不妥，將“英雄”改為“革命
”，將橫批改為“基本如此”，具體的修改者是嶽？？。在次日的繼續聲援行
動中公開打出了這個對聯。

　　外國語學校的“紅衛兵”是否在修改前被動，或者在修改後變為主動，筆
者沒有直接的了解。隻知道就在當天的晚上，江青在展覽館劇場接見了“紅衛
兵”，公開了對“紅衛兵”的支持。參加的有許多學校的“紅衛兵”，當然包
ㄇ寤　街瀉捅貝蟾街小１貝蟾街械摹昂　辣　弊櫓掛？叫“紅衛兵”叫“紅旗
”，但那首“拿起筆，作刀槍，集中火力打黑幫”的《造反歌》，就是北大附
中吳？？所作。

　　從首句的“打黑幫”可看出，這很可能是在五月份開始批判“三家村”時
寫的，而未必是“大轟大嗡”以後的產品。歌名則大概是後來加的。“造反有
理”這個“語錄”，最早公布於《人民日報》一則不起眼的國際短評《漢弗萊
的哀歎》，時間大約在１９６６年的五月底或者六月初。

　　在這次接見大會（時間大約是１９６６年的七月２７日）上，“紅衛兵”
唱著《造反歌》，打著各校“紅衛兵”的旗幟，支起“對聯”的大字標語，象
慶祝勝利一樣。實際上也確是一個階段性的勝利，此後“紅衛兵”的對立麵在
各中學統統處於劣勢。隻有對立麵同樣也是以幹部子弟為核心的少數組織還在
苦苦支撐。

　　在這次接見會前不久，北大附中“紅旗”女首領彭小蒙發表了一個有名的
演講（在事後也被老毛在給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信中所肯定），就在這次接
見大會上，彭小蒙帶領大家高呼口號，就喊出了“老子革命兒好漢”，“老子
反動兒混蛋”，江青在一旁接言﹕“基本如此嘛！”

　　“對聯”就是這樣產生，並在這次大會上這樣被“肯定”下來的。在這次
大會上，江青還講出過“要革命的站過來，不革命的就滾蛋”這樣的話，後來
還被加上“國罵”和“對聯”編成了一首歌﹕

　　老子革命兒好漢，

　　老子反動兒混蛋。

　　要革命的你就站過來，

　　要是不革命，就滾他媽的蛋！

　　但參加這個大會的人，畢竟為數有限。

　　（七）

　　在這一節，筆者首先感謝知情人士的指正。

　　當然，筆者一沒有造謠的習慣，二不認為告訴筆者這些消息的人都是有意
混淆視聽。比較滿意的解釋大體應該是，筆者所述這一過程來源的北航附中丁
某，雖然組織了若幹次“對聯”的大辯論，但對這一“對聯”的具體過程並不
完全了解。丁某誤以為是“原著”的外語學校某某人，大概是隻知道在北大附
中最初“代代相傳”，而被丁某看到“執筆”修改成“基本如此”的嶽某，倒
有可能對“對聯”的發展過程更清楚。

　　記憶中的東西，地點往往不容易出錯，但時間卻總是未必很準確。但由此
似乎可以認為，北大附中的對聯辯論，與外語學校的聲援，在時間上間隔不大
。

　　不過，筆者寫到（六）才出來的“對聯”產生情節，並非故意要在這幾句
話上“憋”什麽“寶”。對什麽人執筆的具體過程，筆者沒有過多的興趣，不
管是誰執筆，筆者都不會認為他們就是什麽十惡不赦曆史罪人。筆者著重強調
的都已經寫在前麵，那就是“對聯”產生的曆史的和社會的條件。

　　不妨再重複一遍﹕“對聯”是“血統論”的一個突出體現，反映了“血統
論”的本質，但“對聯”又不等於“血統論”，即便沒有“對聯”也照樣有“
血統論”，“對聯”的產生和發展，有其社會基礎和曆史條件，把“血統論”
歸罪於“對聯”是一個極大的曆史誤解。

　　對於彭小蒙的講演是在什麽時間地點，筆者也沒有記得很準確，但這也並
非筆者所要強調的地方。筆者要說的是江青在大會上以接下句的方式，公開表
示了對“對聯”的支持，而知道這事的人隻是那些參加了該次展覽館劇場大會
的部分“紅衛兵”。

　　這就是事後“紅衛兵”有恃無恐地宣傳鼓吹這個“對聯”的原因。

　　“對聯”之所以能夠泛濫，決不是北京的幹部子弟的“能量”所能夠決定
的，江青的支持也僅僅是少數人知道。所以說“對聯”泛濫的基礎，還是早在
文革之前就已經存在的“血統論”。

　　在江青公開支持“對聯”以後，北航附中的“紅衛兵”先後在北航、化工
學院、河北北京師範學院及清華等大專院校主動挑起大規模的辯論，意在爭取
成為“紅衛兵運動”的核心。

　　在諸多次辯論中，“血統論”的“對聯”占了上風。這並非“紅衛兵”如
何擅長雄辯或以勢壓人，關鍵在於“黨的階級路線”確實如是執行的。因此擁
護者還是占了多數，根子上的原因是“相信黨”和“相信黨的政策”。

　　（八）

　　首先聲明，在本文中老忠有可能“以訛傳訛”，但並不想美化曆史上的自
己，因此沒有任何“故意”的必要。非常歡迎知情人士來指正。要說“埋沒了
誰誰的文革功績”老忠認可，但要非說是“誤導無知青年”那實在是言重了。

　　本文所述的“道聽途說”都是來自知情的“曆史見證人”，如今的知情人
士的敘述對老忠來說也仍然是“道聽途說”而已。老忠不堅持以往的“道聽途
說”都是曆史事實，也以同樣的態度對待現在的“道聽途說”。老忠隻不過以
為，當初在１９６６年還是幾天以前發生的事情都不能說得清，到了三十多年
以後憑一句“見證人”就指望說清楚，是絕對不可能的。

　　任何一個曆史事件，即便同是現場目擊者，由於觀察的角度不一樣，敘述
的都會有區別。這沒什麽可奇怪的。“道聽途說”統統放在這裏，留給考據學
家們去爭論。再次強調一下﹕本文著重要說的是“對聯”所代表的思潮，才真
正是“對聯”產生的起因。

　　就在那次天橋大會上，“紅衛兵”和江青發生了爭執。會前“紅衛兵”還
在為“對聯”爭“頭功”，清華附中、北大附中、北航附中等好幾個學校的“
紅衛兵”都說“對聯”是自己首先提出來的，但是大會上，江青卻矢口否認了
對“對聯”的支持。

　　會後，“紅衛兵”認為受到了捉弄，拿出錄音磁帶放給江青聽，江青卻說
﹕“這不象我的聲音，磁帶沒收！”但此舉實在拙劣，因為她沒收的不過是一
盤拷貝。

　　要說“紅衛兵”要專門對付江青才進行了拷貝，在那時大概還不至於。比
較合理及解釋是﹕複製多份用來做為四處宣傳“對聯”的殺手　。

　　以上內容１９７２年“聯動”分子石某對筆者所述。如果這段錄音現在還
有人保留，則是一個非常有趣的曆史見證。

　　此後，北京的“紅衛兵”不再宣傳和辯論“對聯”，但“對聯”及其代表
的思潮早已流毒全國。不過隨著文革的深入，“走資派”被不斷揪出，“好漢
”一夜之間變成“混蛋”的也比比皆是。“五類分子”加上一個“資（本家）
”變成“黑六類”，又進一步加上一個“黑（幫）”成為“黑七類”。雖然到
了１９６６年的１２月份還有堅持“絕對如此”的，但已屬極個別。

　　（九）

　　“血統論”最風光的時候是１９６６年８．１８接見以後。在學校裏，是
按照林彪所說的“打倒資產階級保皇派，打倒一切牛鬼蛇神”，“紅衛兵”的
反對派自然就是“保皇派”，老師校長就都成了“牛鬼蛇神”。這就是那段後
來被稱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時期。

　　在社會上是“破四舊”抄家，先抄“黑六類”乃至“花七類”同學的家，
然後又抄與本校沒有聯係的。這樣一交叉，被抄多達五、六次的也並不新鮮。
帶領抄家的當然是“紅五類”，而被抄的卻包括了在六月份還屬“紅五類”的
“黑幫”，其子女即是從“好漢”變成的“混蛋”。

　　可惜在“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兩年後，那些“紅衛兵”在運動初期的體
罰、打人、逼供信等手段被“造反派”在“清理階級隊伍”中完全地繼承下來
。１９６８年的八月份一天的下午，筆者來到高教部某機關，見到院子裏“撅
著”幾排“噴氣式”，還有單獨一個“噴氣式”撅在隊伍前麵，口中還念念有
辭，反反複複就是在說“我是反動分子某某某，我是牛鬼蛇神……”與１９６
６年七、八月份北京中學裏的情景別無二致。區別僅僅在於﹕周圍站著的監管
人員都是三十朝上的成年人，而且沒有穿紮武裝帶的舊軍裝。

　　“對聯”被公開否定後，江青的出爾反爾，就給那些狂妄的“紅衛兵”一
個極壞的印象。雖然尚不敢明目張膽地反對江青，但議論中則多有微詞。即便
在鎮壓“聯動”以後，這樣的微詞也時有聽到。說“紅衛兵”反江青是可信的
，但反對的根據主要還是江青的出爾反爾。

　　不過說“紅衛兵”反“中央文革”，在當時是一種故意的醜化，現在則是
一種故意的美化。“紅衛兵”其實是隻反江青不反“中央文革”。第一個公開
出麵否定“對聯”的中央領導正是“中央文革”小組長陳伯達，但“紅衛兵”
中立刻反對陳伯達的則隻有不成氣候的極少數。當然，要是以“反江青”、“
反‘中央文革’”，再進而認為北京的“紅衛兵”就是開始反對“文化大革命
”了，那更是大錯特錯的。

　　最終還在堅持“絕對如此”的是少數“革軍”子弟。地方幹部中的“走資
派”雖然已經成為“一大片”，但軍內始終是“一小撮”，“好漢”變“混蛋
”的情況不象地方那麽普遍。稍微理智的人都會看到這個變化十分荒唐，但不
可能要求所有的人都那麽理智，堅信自己永遠“根紅苗正”的人總是有。

　　（十）

　　雖然在１９６６年“８．１８”以後的“破四舊”期間，北京“紅衛兵”
還在自以為是地“鎮壓流氓”，但大約從１９６７年下半年開始，不但和“流
氓”之間沒有了因血統而故意造出的隔閡，反而形成了“兵痞佛三結合”的局
麵。有些“紅衛兵”組織成了單獨的流氓團夥，“血統”矛盾轉變成團夥矛盾
；也有些“紅衛兵”更溶入了社會流氓的團夥中。

　　這些遊手好閑的中學生形成的流氓團夥，在北京城搶劫滋事打群架，用的
凶器也從匕首、三棱刮刀升級到切菜刀，到了１９６８年一度把北京變成一個
可怕的城市。

　　但“血統論”並沒有因為“對聯”的逐漸被忽略而減輕。１９６８年初在
北京從學校裏參軍入伍的公安部某副部長的兒子，兩個月後因老子出了問題而
被“基本如此”地打發複員，回到了學校。“好漢”一夜變“混蛋”是那麽荒
唐，但又是那麽現實。

　　所謂“不唯成份論”是沒有任何“定量”依據的，絕無一個固定的百分比
，隻要有一宗反例就可以稱為“不唯成份論”。所以凡是對“出身”有要求的
崗位，毫無例外都是象當兵那樣執行著這樣的“基本如此”。

　　在農村，執行的是“絕對如此”。貧農的兒子還是貧農，地主的孫子仍然
是地主。直到１９７５年筆者在插隊的村裏還看到，地主的孫子在地裏和大家
一起邊勞動邊閑聊，大家議論諷刺到黨員幹部時，隻有地主的孫子在旁邊一言
不發。大家臨時開個會，隻有他一個人留在地裏幹。大家都知道﹕他也是地主
，沒有和大家一樣的政治地位。可是大家也都知道，他沒有剝削欺壓過任何人
。

　　對這個不滿十八歲的“投錯了胎”的小孩，筆者深深感到社會給予他的不
平等。但這就是“階級路線”，就是“絕對如此”。

　　這種非常現實的情況，早在文革前的１９６５年，筆者在北京四季青公社
北高莊大隊就看到過。但那時看到的是地主的兒子，當時年輕的筆者還認為非
常合理。沒料到十年以後經過文革還看到了地主的第三代，但心情早已一反當
年。所幸如今地主的第四代第五代，想必不會再有這樣的情況發生了。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