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真對付批鬥

彭真對付批鬥

關於批評和自我批評，父親有段很有趣的話，他說：一個人做事基本上對的時候，他作自我批評容易。基本上做錯的時候，就難作自我批評了。所以要有別人批評幫助。

“文化大革命”初，一些紅衛兵衝進家裏批鬥父親。那天我回家聽父親說：紅衛兵要我下跪，我說你們不是“破四舊”嗎？下跪是封建的，怎麽還要我下跪？紅衛兵也不好再要我下跪了。“文化大革命”後父親曾提起：受批鬥要會對付。反正批鬥要揪後脖領子，要鬥我時，我領口從來不扣，他就勒不著你了。冬天批鬥時，他反正不讓你戴帽子，所以那些年冬天我就是露天也從不戴帽子，也就不感冒。父親還曾提起：專案組審問，都是上邊讓他們來的，沒有事實根據亂問，我就不理他們。說得我上火了，我就和他們吵一架。回到牢房，沒有開水，喝一大缸子自來水，火就下去了。

父親多次談到：我隻管一萬，不管萬一。不能事無巨細都管。他複出工作後擔任中央政法委書記時，也是如此。父親回憶說：我是負責協調政法政策，不是批具體案子。那時我隻批過咕咕兒子的一個案子。我批的是，不能因為是咕咕的兒子就放縱，也不能因為是咕咕的兒子就重判。那也是談政策問題，不是具體談案子。上世紀80年代父親主持修改《憲法》時，我對修改草案想提點意見，寫成一封信。還給母親寫了封信：“媽媽：憲法中一點問題老想和爸爸談一下，但總看他很疲勞，就寫了一下，等爸爸有空時看一下。”父親把信轉給王漢斌、項淳一、胡繩同誌閱：“漢斌、淳一同誌：這是傅洋的一點意見，請閱後退我，也可給胡繩同誌看看。因為他也是個公民、群眾，當然這是句笑話。”“還有我的小兒子的一封家信，也附上一閱後退我。”家中政治紀律之嚴，由此可見一斑。

　　摘自《深圳周刊》傅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