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蘇在援越抗美問題上的矛盾與衝突

中蘇在援越抗美問題上的矛盾與衝突（１９６５－１９７２）

李丹慧

　　１９６５年初至１９７２年末是美國派遣美軍及其附屬國軍隊進入越南南
方，擴大對越南北方的轟炸，將對越南的入侵由“特種戰爭”升級為局部戰爭
，繼而又實行“戰爭越南化”方針；而越南北方和南方解放武裝力量與美國進
行軍事上和政治上全麵較量的階段。此期蘇聯調整其對越政策，改“脫身”為
“插手”，不斷加強援越力度，特別是加強對越南的軍事援助，並且主要提供
的是中國當時不能生產或生產不多的先進武器裝備，蘇聯在越南的地位隨之大
大提高，蘇越關係趨向密切。

　　與此同時，中蘇關係在蘇聯領導人更迭之時卻未能出現轉機，蘇聯新領導
集團對中國的對蘇政策做出了更為強硬的反應，兩國關係持續緊張，至１９６
９年一度走到戰爭的邊緣。進入７０年代後，中蘇關係逐漸由敵對走向對抗。
此期中蘇關係的惡化，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毛澤東對蘇聯軍事實力和戰略目標
的再認識。這種認識成為中國觀察國際、國內形勢和調整對內、對外戰略方針
的基礎，其在很大程度上製約了中蘇兩國共同援越抗美的行動。麵對越蘇將走
到一起的前景，中國在大力援越的同時憂慮與戒心倍增，中越關係出現裂痕。

　　應該說，中蘇兩國攜手援越對於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國鬥爭無疑是一件好事
。但是，從蘇聯方麵來說，要向對其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東南亞地區進行政治
滲透、實施控製的主要渠道就是越南，在與中國關係進一步惡化的形勢下，蘇
聯必須緊緊籠絡住越南這個盟友，才能實現對中國的戰略全包圍態勢，以保證
自己在中美實現和解後不至處於十分被動的地位；就中國方麵而言，要讓越南
這個地區性大國始終同中國站在一起，就不能容許蘇聯取得對越關係的主動權
，將越南納入其戰略勢力範圍，進而填補美國撤離越南後的空白，從南麵威脅
中國，合攏其對華包圍圈。[１]而對於越南來說，即便在６０年代末即已決定
與蘇聯結盟，[２]但為了不失去中國的最直接、最及時的大量援助，還是在中
蘇對峙中一直努力維持表麵上的中立態度。

　　上述種種因素，決定了中蘇兩國在援越問題上不但不可能重新攜起手來共
同行動，而且還注入了相互較勁、爭奪越南的利害衝突的成分，從而使中蘇雙
方在同時援越的過程中摩擦不斷，有時甚至發生激烈的矛盾與衝突。本文擬根
據有關的檔案材料，對這種矛盾衝突發生的背景，及其發展變化情況，做一個
曆史考察。[３]

　　一、毛澤東關於外患與內憂的思路

　　中蘇兩國在援越抗美時期矛盾鬥爭的發展，是與毛澤東對外患與內憂問題
的認識，以及在此基礎上的中國對外戰略調整的過程密切聯係在一起的。關於
外患，即外部對中國國家安全的威脅問題，包括兩個方麵：一是對美國入侵中
國的估計；二是對蘇聯進攻中國的可能性的估計。關於內憂，則是從意識形態
上的防修反修，發展至對中國共產黨隊伍純潔與否、無產階級專政穩固與否的
關注。而毛澤東表述這種認識，以及開始思考調整中國對外戰略問題的關鍵年
份，是１９６４年；特別是１９６４年６月，是毛澤東對中國戰略防禦問題進
行思考的一個轉折點。

　　（一）毛澤東對外患的認識

　　其一，關於美國侵略中國問題的思考。

　　盡管毛澤東在６０年代初提出了反帝、反修，重點是建立廣泛的反帝統一
戰線的外交方針和政策，中國在輿論宣傳上也將美帝國主義當作“第一號帝國
主義”，是中國和世界人民最主要的敵人，但實際上，毛澤東在分析世界政治
格局時卻並不認為美國視中國為自己的首要敵人。麵對美國在越南進行“特種
戰爭”，中國周邊環境明顯惡化的局勢，他於１９６３年１２月時仍然指出：
英、美對社會主義國家的政策不是武力進攻，而是和平演變。[４]１９６４年
１月１７日，他又在接見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等人時特意詢問：“美國現在
主要是注意蘇聯，還是注意中國”？“美國現在是不是在積極準備打第三次世
界大戰”？並同意愛德樂關於當前蘇聯是美國主要敵人的看法，認為美國現在
他手伸得太長，十個手指按十個跳蚤，一個也抓不住。[５]即便在“東京灣事
件”發生，越南戰爭升級之後，毛澤東在向越南等國領導人分析形勢時仍然說
：看來美國人不想打，你們不想打，我們也不想打，幾家都不想打，所以打不
起來。他認為，美國要打越南北方，打一百年，腿拔不出去，因此他要考慮一
下。而美國人如果要打中國，他一國不行，得拉日本、南朝鮮，日本不參加，
美國就不敢打，因為他管的事太多了。[６]周恩來在與範文同談到中國進行戰
備總動員的情況時也表示：在緊張了一段時間以後，需要適當地放鬆一下了。
[７]

　　毛澤東對美國的這種認識與本文下麵要談到的，他對蘇聯威脅和國內政治
形勢的估計，以及發動一場政治大革命的設想聯係到一起，實際上決定了中國
對美國升級越戰的反應，即一方麵大張旗鼓地支持和援助越南的反美鬥爭，一
方麵又向美國發出信號，為實現雙方之間的克製尋求某種默契。

　　１９６５年２月初美國對北越境內的若幹兵營和軍事通訊中心實施空襲後
，中國通過第三者示意華盛頓：中國人民解放軍沒有在南部中越邊界地區集結
。[８]而美國則於擴大越戰，並不斷派遣飛機入侵中國領空，轟炸中越邊境等
地區的同時，在華沙中美大使級會談中聲明說，美國決無意同中國作戰。英國
也得到美國的確認：決不把戰爭擴大到中國。[９]針對這一情況，周恩來一麵
於是年４月２日請即將訪美的阿尤布·汗向約翰遜轉達中國方麵的幾點意見：
“一、中國不會主動挑起對美國的戰爭。二、中國人說話是算數的。三、中國
已經做了準備”；[１０]一麵在４月１２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
論《中共中央關於加強備戰工作的指示》時，主張晚一點提“援越抗美”的口
號，[１１]指出：我們現在是支援越南反美鬥爭，還是以越南為主；並於５月
１９日向參加中央軍委作戰會議的全體人員解釋“準備大打”問題，說：並不
是現在就岌岌不可終日了，還是有時間給我們準備的。[１２]

　　為了使給美國的信息切實傳遞過去，中國方麵又在阿尤布·汗訪美之行推
遲之後，另尋途徑與美方溝通。１９６５年５月３１日，陳毅約見英國駐華代
辦霍普森，請其向約翰遜轉達中國關於越南問題的四點意見，並說明周恩來的
這個口信原本托阿尤布·汗代為傳遞，但其未能送達；倘若英國政府能將之轉
告美方，中國方麵表示感謝。另據後來霍普森的報告，陳毅同日還會見了蘇聯
駐華大使拉賓，告知：“不僅美國政府知道中國不會挑起對美戰爭，而且中國
人也知道美國人將不會進攻他們。”[１３]

　　霍普森於當日即將與陳毅會談的內容電告英國外交部，次日，英外交部便
把該電文及其複印件分別發送給美駐倫敦大使館和英駐華盛頓大使館。６月２
日英外交官及時將霍普森的電報遞交美國務院遠東事務助理國務卿威廉·Ｐ·
邦迪；翌日，英方又進一步由其駐美大使帕特裏克·迪安將中國的口信傳達給
美國國務卿臘斯克。美方分析家認為，周恩來傳遞過來的幾句話“出奇的溫和
”，它是要表明“中共不想直接介入戰爭”，為此“告誡美國應避免進行反對
中國的行動”。６月４日，美方告訴英方，他們將通知北京，華盛頓已確切無
誤地收到了中方的口信；並通報說，約翰遜閱電後可能會於次日舉行會議，討
論如何答複中國人。三天以後（６月７日），霍普森告訴中國外交部西歐司官
員，英方已將周恩來的口信轉交給了臘斯克。[１４]與此同時，周恩來為確保
中國方麵的信息通達美國，於６月８日結束訪問坦桑尼亞時再托尼雷爾向美國
轉達上述四句話。[１５]中美雙方緊鑼密鼓地互發信號，反映了兩國都在謹慎
克製地行事，竭力避免發生直接的軍事衝突。而對於美國對中國的態度，中國
方麵實際上也是心中有數的。

　　此後，美國明知中國在大規模援越，中國支援部隊在越作戰，也並未做出
什麽反應。約翰遜政府在決定美軍卷入越戰，對南越進行地麵戰爭，對北越實
施空中襲擊的同時，有一條明確的底線，即不允許美國的戰爭行動越過中國所
劃出的界限。[１６]１９６６年３月１６日，美方在華沙第１２９次中美會談
中突出強調美國對中國沒有敵意。說最近中國報刊和領導人關於美國把中國作
為主要敵人，打算進攻中國大陸的說法，是不正確的；約翰遜早已講過，戰爭
不會由美國引起，如果北京還有理智，戰爭也不會爆發。並要求王國權大使把
美國“真誠的保證”轉達給北京政府領導人，表示希望改善中美關係，增加雙
邊接觸等等。美大使還主動與王國權握手寒暄，邀請王吃飯。[１７]美國做出
的種種姿態，無疑進一步影響了毛澤東對國際形勢的分析，以及對美國威脅問
題的判斷；而麵對中蘇關係惡化的現實，這種分析和判斷又使他開始不斷地權
衡，究竟是美國還是蘇聯對中國的國家安全構成了更大的威脅。

　　其二，關於中國受到蘇聯威脅的憂慮。

　　中國的西北、東北與蘇聯接壤，邊界線長達７３００餘公裏；北部的鄰國
蒙古作為蘇聯的盟友，接受其軍事保護。蘇軍從１９６２年起重新在蒙古布防
；並於１９６３年７月蘇蒙簽訂“關於蘇聯幫助蒙古加強南部邊界的防務協定
”後開始大量進駐該國。這種周邊環境對中國來說，在中蘇友好時期無疑是一
種保障，而當兩國關係惡化，邊界爭端肇始後，即變成了一種無形的壓力。

　　中蘇之間，從１９６０年８月在中國新疆博孜艾格爾山口附近地區發生第
一次邊境事端起，至１９６４年９月止，兩國邊境事件已達２７９２起。[１
８]其中１９６３年發生的中蘇邊界事件，據蘇方材料記載，計有１７５起。[
１９]是年３月，《人民日報》社論公開指出：《璦琿條約》、《北京條約》
和《伊犁條約》是沙皇俄國政府強迫中國政府簽訂的不平等條約；９月２７日
，中國外交部又照會蘇聯政府，正式提出了不平等條約問題。這引起蘇方的密
切關注，１１月２１日蘇聯外交部複照詢問說：為什麽現在中國的官方文件中
又出現了並不存在的“不平等”條約問題？在蘇聯方麵看來，中國是在“覬覦
蘇聯的領土，把‘不平等條約’問題作為蘇中關係中當前需要解決的問題”。
[２０]此後，１９６４年６月８日蘇共中央做出決議，指責蘇聯的教科書、學
術書籍和曆史地理地圖對蘇中兩國之間國境線的確定問題有著不正確的闡述，
對《尼布楚條約》、《璦琿條約》、《天津條約》、《北京條約》及其他條約
和協定的評價不確切，將從來沒有屬於過中國的領土列入到中國的版圖裏。為
此，要求對這些出版物進行刪除和修改，以正確的立場闡述蘇中關係和蘇中國
境線劃分的曆史。[２１]是年，蘇聯並開始大力加強駐蘇中邊界的部隊。[２２
]

　　毛澤東則於１９６４年開始明確提出了蘇聯攻打中國的問題。是年２月，
他在會見金日成時指出：蘇聯在壓中國屈服的各種措施都不能奏效之後，“還
有打仗”這一條。[２３]７月１０日，毛澤東在接見日本社會黨人士時首次對
外提出中蘇邊界問題，說：“大約一百年以前，貝加爾湖以東地區才成為俄國
領土，於是，海參崴、伯力、堪察加等地也就是蘇聯領土了。這筆賬我們還沒
有算。”[２４]雖然毛的這一表示，意圖在於“采取攻勢，說些空話”，以期
在當時進行的中蘇邊界談判中掌握主動，“達到一個合理的邊界狀態、邊界條
約”，[２５]但卻在國際上引起重大反響，特別是蘇聯的強烈反應。其後，毛
澤東多次在會見外賓時詢問：“赫魯曉夫會不會打我們”？“派兵占領新疆、
黑龍江，打進來，甚至內蒙古”，“有可能沒有可能”？[２６]盡管這時毛澤
東認為蘇聯大規模進攻中國還不大可能，但是在他看來，與美國的威脅相比，
蘇聯的威脅似乎更為現實，也更加緊迫。因此他明確表示，“我們要準備”。
[２７]

　　１９６６年１月，蘇蒙又簽訂了為期２０年的具有軍事同盟性質的“友好
合作互助條約”。[２８]這一情況與蘇聯向蘇中邊界地區增兵的現實相結合，
使毛澤東進一步感受到了蘇聯對中國的軍事壓力。３月２８日毛澤東在接見宮
本顯治時，於提到準備美國人從東海岸，上海、廣州、青島、天津等地方打進
來之後，著重談了蘇聯進攻中國的問題。他說我們要“準備修正主義來打，打
進滿洲，東三省，打進新疆，中央突破，從外蒙古打進北京”。指出蘇聯“在
外蒙古設立了原子彈、氫彈陣地，運來了原子彈和氫彈，駐紮了兩個師。在中
亞西亞的新疆那一邊的哈薩克斯坦增加兵力。在赤塔以北的伯力、海參崴增加
兵力”。並表示還要“準備美蘇合作，瓜分中國。以淮河，隴海鐵路為界，蘇
聯占領北邊，美國占領南邊”。[２９]

　　毛澤東對蘇聯威脅的這種估計，不僅不斷堅定了他關於蘇聯已經變成資本
主義國家，蘇聯的黨已經完全成為資產階級政黨、法西斯黨的認識，[３０]而
且更重要的是，進一步影響到了他對中國國內形勢的判斷，使他愈益把國內的
政治形勢和無產階級政權的鞏固與否同蘇聯修正主義的影響聯係到一起，戒備
蘇聯向中國滲透，進行裏應外合的顛覆活動。這一方麵，為他繼續強化國內的
階級和階級鬥爭問題提供了理論的和現實的依據；另一方麵，將蘇聯納入威脅
中國國家安全的假想敵之列，也有利於他利用緊張局勢的壓力，調動國內的一
切積極因素，掀起一場反對中共黨內蘇聯修正主義代理人的政治運動。

　　（二）毛澤東對內憂，即所謂亡黨亡國問題的警惕

　　毛澤東在１９６４年１月就曾批示解放軍總政治部和公安部有關負責人，
注意“我國軍隊、公安部隊、機關中和社會上是否有被蘇修布置的人”。[３
１]不過，據鄧力群回憶，毛澤東最早提出國內防修反修問題是在１９６４年
的春節，他找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愛潑斯坦等人談話時說：中國有三個部
搞修正主義。這三個部是農工部、聯絡部、統戰部。[３２]

　　這次談話實際表明了毛澤東對１９６２年以來中國國內政治形勢的不滿，
特別是對主持中共中央一線工作的劉少奇的不滿。緊接著，他就在３月１７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上表示：近一年我的主要精力花在同赫魯曉夫的鬥爭
中，現在應該再轉到國內問題上來，聯係國內防修反修問題；[３３]並在５月
２７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說到要加強抵抗蘇聯入侵的準備時指出：赫魯曉夫
從蘇共二十大以來的行徑表明，社會主義國家會產生修正主義，甚至篡奪黨和
國家的領導權。因此，我們必須在我們黨內、國內防修反修；在６月８日中央
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談到赫魯曉夫是慣於搞政變的人，提出從中央到省一級
黨委的第一把手要抓軍事。[３４]６月１４日，他又在十三陵水庫接見參加中
共中央工作會議人員時強調提出：“要特別警惕像赫魯曉夫那樣的個人野心家
和陰謀家，防止這樣的壞人篡奪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要求“大區書記要抓
軍隊，不能隻要錢，不要槍。”[３５]

　　是年末，毛澤東在對當時進行的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性質的評判上與劉
少奇產生嚴重分歧，他在１２月１５－２８日中央政治局召開的全國工作會議
上批評了劉，並指責說北京有兩個“獨立王國”。[３６]其間，陳伯達找王力
說：毛主席剛才口授要起草一個文件（即後來的二十三條），“主席要整少奇
同誌了”。[３７]此後不久，毛澤東在１９６５年１月接見斯諾時即談道：中
央將來怎麽辦？有可能出修正主義。[３８]而由他主持製定、中共中央１月１
４日發布的《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簡稱《二十三
條》）則明確宣布：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３９]這實際上已將鬥爭矛頭直接指向中央，指向了劉少奇。

　　至此，毛澤東基於對上述外患內憂問題的認識，開始準備發動一場文化大
革命，以解決中國國內的防修反修、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而進行一場大
規模的政治運動，需要消除外患，保持一個穩定的國際環境，這對毛澤東而言
，就是要解決蘇聯對中國的威脅問題。於是，他將目光投向軍事防禦戰略，並
進而開始考慮調整對外戰略。

　　（三）毛澤東對中國戰略防禦問題的思考[４０]

　　中國自５０年代以來，采取的一直是針對美國的戰略防禦方針，其重點防
禦方向一直是東南沿海和西南的中印邊界。１９６２年，林彪又提出了“北頂
南放”的軍事防禦設想，即從北麵頂住美國聯合日本對中國發起的進攻，而放
其從南麵進入中國。這種方針實施的基礎在於中蘇關係友好，中蘇同盟穩固，
中國的軍事防禦可以以蘇聯為依托。在此指導思想下，５０年代至６０年代初
，中國的主要工業企業基本都設在東北和華北地區，華南隻有一處，上海以南
地區屬於放棄地帶。

　　但是到１９６４年中，毛澤東的對外戰略防禦設想開始發生變化。是年６
月，他在中央軍委作戰會議和中央工作會議期間，對林彪的戰略防禦方針提出
了疑義。[４１]毛澤東此時已認為蘇聯不可倚靠，他在考慮失去這個依托後，
北邊是否還能頂得住。因此他提出：如果南邊放，他不進來，而北麵又頂不住
，怎麽辦？要防止敵人從中間突破，認為美國有可能搞空降兵，占領北京；敵
人有可能走八國聯軍的老路，從天津、塘沽進來。[４２]而林彪尚未摸清毛澤
東的思路，依然按原定的方針思考問題。因此，當他聽了楊成武匯報的毛澤東
關於戰略防禦設想等問題的講話後，聯係到毛關於要警惕赫魯曉夫式人物的論
述，內心十分不安。[４３]這種分歧表明，毛澤東此時已從戰略防禦問題上關
注蘇聯對中國國家安全的影響。

　　與此同時，５月２７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上指出，從赫魯曉
夫大反華的趨勢看，我們要考慮到萬一他甘冒天下之大不韙，竟然把戰爭強加
在我們頭上。因此我們必須下大力氣加強抵抗武裝入侵的準備；[４４]並提出
：在原子彈時期，沒有後方不行。“三五計劃”要考慮解決全國工業布局不平
衡的問題，要搞一、二、三線的戰略布局，加強三線建設，防備敵人的入侵。
[４５]正是在這種指導思想下，周恩來在解釋“三線”地區的劃分時指出：“
對修正主義，西北、東北各省是第一線”。“真正的三線是青海、陝南、甘南
、攀枝花。”[４６]

　　此外，６０年代中期，毛澤東還特別指出：我們不能隻注意東邊，不注意
北邊；隻注意帝國主義，不注意修正主義，要有兩麵作戰的準備。根據毛的指
示，主持軍委工作的林彪要求全國設防重點轉到北麵，全軍要調２／３的工程
建築團到北部設防。參加軍委工作的賀龍、劉伯承、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
等人也分別就國防工業、戰略問題、東北在未來反侵略戰爭作戰的指導原則等
問題進行研究，提出了重要意見。[４７]

　　總之到１９６４年，毛澤東因開始警惕蘇聯對中國的外部威脅，而更加憂
慮於中國的最高領導權被修正主義分子所篡奪；由準備發動文化大革命，而更
要對外患做出防備，兩者相輔相成。由此，中國加強備戰，進行對內對外戰略
方針調整的基點實際已不完全是為了防備美國對中國的侵犯；中共中央將三線
地區作為全國的戰略大後方，其出發點也已不僅是針對來自美國的威脅，而且
還帶有了防備蘇聯的成分。[４８]這樣，當越南的抗美戰爭進入高潮時，中國
軍事防禦戰略的重點實際上卻開始了由南向北的轉移。[４９]

　　在上述諸項因素的影響下，中國已不可能如越南所希望的那樣，與蘇聯重
新團結起來，在援越抗美問題上協調行動。

　　中蘇在對越援助問題上的矛盾衝突，開始於１９６５年蘇聯大規模援越之
後。此時中蘇關係惡化的現實，已將兩國重新合作的道路封死。當蘇共中央、
蘇聯部長會議於１９６５年４月致函中共中央、國務院，提出舉行越、中、蘇
三國最高級會晤，把分歧撇在一邊，采取聯合行動的建議後，７月，中國方麵
即複函予以拒絕，並指責說：你們所說的“聯合行動”，就是要兄弟黨服從你
們老子黨的命令，就是要兄弟黨、兄弟國家成為你們推行美蘇合作主宰世界政
策的工具。[５０]

　　１９６６年２月末日共代表團訪華，日方同劉少奇等中共領導人討論通過
的公報草案不僅在批判修正主義時未點蘇聯的名，而且還提出了關於建立包括
蘇聯在內的反美國際統一戰線、與蘇聯統一行動援助越南的問題。對此，毛澤
東向日方表示：你們這種態度是受到蘇共領導歡迎的，但是我們不歡迎。決定
不發公報，隻發消息。同時，毛澤東還否定了宮本顯治所說的：雖然不直接同
蘇共領導采取聯合行動，但可以同其領導下的群眾團體采取聯合行動的意見。
他認為：國際民主團體的活動用處不大，不可過高地估計它的作用。就是寫出
最好的決議也沒有用。[５１]對於毛澤東而言，中國決不可以與修正主義蘇聯
在援越問題上搞聯合，雙方隻能是分別行動，各援助各的。[５２]

　　隻是，中蘇兩國在援越抗美大目標下各行其是的同時，因所處地理位置的
不同，又不能不在對越援助的過程中發生接觸，進行某種形式的協作，這樣，
矛盾和衝突也即由此而生。特別是，由於越南在其抗美救國戰爭中力爭得到中
蘇雙方的最大援助，使得這種糾葛更加突出起來。


　　二、１９６５－１９６９年中蘇之間的矛盾衝突

　　１９６５－１９６９年是中蘇兩國關係逐漸走向敵對的階段。此期中蘇兩
黨關係破裂，國家關係進一步惡化，至１９６９年３月中蘇雙方在珍寶島發生
較大規模的武裝衝突，８月蘇聯又在中國新疆裕民縣鐵列克提地區采取報複行
動，製造了嚴重的流血事件，中蘇關係緊張達至頂點，進入敵對狀態。與此同
時，隨蘇聯對越軍事、經濟援助的不斷加強，越南與蘇聯的關係開始升溫。

　　在這種背景下，此階段中國援越抗美進程中出現兩個值得注意的問題，一
是至１９６９年９月胡誌明去世之前，中國的援越方針在大原則不變的前提下
，於某些方麵發生了一些微妙的變化，如開始向越南強調不能過分依賴他國的
軍事援助，應當嚴格遵循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針，更適當地使用本國的人
力資源；多次向越方指出，越南的經濟建設戰線拉的太長，希望其“立足於戰
爭”，經濟建設應以“急需的、小型的、分散隱蔽的”為主，意即減輕要求中
國提供經濟援助的壓力；１９６９年半年內僅完成中越援助協議的３１．４%
；直到１９７０年末外貿部下屬各進出口總公司還拖欠有１９６７年以來的無
償援越物資，尚未執行完畢等等。[５３]當然，導致此微妙變化的主要原因應
在於中國對越蘇親近的不滿，其中有對越施加壓力的成分，並不意味著中國對
越總方針的改變。

　　二是中蘇兩國圍繞援越問題產生了一係列的矛盾衝突，有時甚至是尖銳的
鬥爭。

　　（一）中蘇在實現蘇聯援越軍事行動計劃上的糾紛

　　１９６５年２月柯西金訪越結束後，蘇聯製定了一個新的援越軍事行動計
劃。２５日，蘇共中央、蘇聯政府根據此計劃，通過蘇駐華使館向中國提出口
頭聲明，要求１、派一個旅的戰鬥部隊和其他現役武裝人員４０００人通過中
國鐵路去越南；２、在中越邊界地區撥出一到兩個機場（如昆明機場），供蘇
的一個米格－２１截擊機大隊使用，並駐紮５００名蘇現役軍人，用以保證機
場的安全；３、在中國領空開辟空中航線，供蘇聯運送米格－２１飛機和其他
武器及蘇聯在越軍事人員所需的物資。為了進一步表明此項要求的迫切性，蘇
政府又於２月２７日通過其駐華使館提出：事情很急，他們應越南的要求，要
用４５架安－１２飛機空運１８門高射炮和７５挺高射機槍去越南。[５４]

　　３月１０日，中國政府通過外交途徑正式答複蘇聯政府２月２５日的口頭
聲明說：蘇聯提出的軍事計劃超出了通常的軍事援助範圍。對於第一條要求，
中國以越南方麵並不讚成蘇聯的作戰部隊進駐越南為由加以拒絕。關於第二條
建立空軍作戰基地的要求，中國則強調，按照蘇聯通知的米格－２１飛機的飛
行距離，把昆明作為作戰基地，根本起不到保護越南領空的作用，故此也回絕
了。而對於第三條在中國建立“空中走廊”的要求，此前中方已於２月２８日
回複說，大規模空運不符合蘇聯主張的絕對保密原則，建議改為陸運。此時再
次重複說明，蘇聯給越南這麽一點武器和作戰物資，卻要派蘇聯飛機長期在中
國領空飛來飛去，這不僅不能嚇退敵人，還會立即暴露給敵人知道。中國的“
答複”指出，像這樣的重大行動，沒有經過越、中、蘇三方協商，是強加於人
。因此，中國方麵不能同意蘇聯的這種軍事行動計劃。“答複”並指責說：蘇
方的要求，實際上就是把中國、蘇聯、越南三國置於目前就開始對美國公開作
戰的地位，這將使當前越南人民反美鬥爭的形勢複雜化。總之，在中國政府看
來，蘇聯的這些要求是另有所圖。例如，蘇方要求緊急空運高射武器去越南，
但是卻直到３月８日才將這批飛機和高射武器交給中方，中方於當日兩天內全
部起運交付越南。為此，中國方麵認為，如果蘇聯真的那麽急於運，何以拖延
８天才運來呢？[５５]蘇聯的行為令中國疑慮重重，感到在中蘇關係目前的狀
況下，蘇聯提出這些要求，實際是對中國主權的侵犯和對中國國家安全的威脅
。

　　莫斯科則利用中方的答複進行攻擊，大作中國阻止蘇聯援越的文章。蘇聯
領導人於莫斯科三月會議上披露說：由於盡快掩護北越城市免遭美國空軍襲擊
至關緊要，我們請求中國當局允許載有軍事技術裝備和必要數量軍事專家的蘇
聯運輸機穿越中國領空。但中國政府拒絕了這一請求，理由是蘇聯飛機在中國
上空飛行可能被敵人發現，從而“造成不必要的損失”。沒過幾天，中國領導
人又想出了新的十分可笑的借口。他們把蘇聯航空兵部隊經中國飛往越南的建
議完全看成了“想控製越南和中國”的企圖。他們竟不為這種荒誕的論斷害羞
，似乎在越南民主共和國邊境地區的幾百人“可以控製”有６．５億人口的中
國。蘇方進而責備說：由於中國的這一立場，盡管美國在越南的侵略行為不斷
加劇，我們給越南提供的必要的軍事技術裝備，主要是防空裝備，隻有用鐵路
運輸，而這是需要很長時間的。不過經我們的努力，部分蘇聯裝備還是運到了
越南。[５６]

　　對此，中國外交部雖然提出目前尚不宜公開表態進行駁斥，但認為，為了
消除蘇方宣傳所造成的影響，有必要向有關人士吹吹風，由中方涉外人員在同
國外左派和中間派人士的談話中澄清事實，說明：蘇聯在“莫斯科分裂會議”
上“掀起了一個所謂中國阻撓蘇聯援越的謠言攻勢，煽動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來
反對中國”。但謠言的影子隻有１８門高射炮和７５挺高射機槍。中國認為這
批武器空運不好，也無必要，建議陸運，本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對越南需要，
而且蘇聯同意給的軍事物資，中國無不全力以赴，予以協助。過去如此，現在
仍然如此。關於這一點，越南同誌知道，蘇聯同誌也知道。事實總是推翻不了
的。而蘇聯歪曲事實，誣蔑中國阻撓他們援越，是一種預謀的反華行動。[５
７]

　　１９６７年５月，蘇聯又向中國提出要經中國領空轉運米格－１７和米格
－２１型飛機各１２架。蘇聯關於空運問題的舊話重提，自然再次遭到中國拒
絕。中國方麵認為，蘇聯提出空運飛機的建議是在有意識地將軍事秘密暴露給
敵人，是一個陰謀。這樣一個大的軍事行動，蘇聯不經協商就要迫使中國接受
，是十足的大國沙文主義態度。越南方麵在傳達蘇聯的這個要求時，估計到中
國不會同意，所以同時提出通過鐵路運輸飛機的方式，為中國所接受。[５８]

　　（二）中蘇在援越物資過境問題上的糾葛

　　由於社會主義國家向越南民主共和國運送物資比較便利和現實的途徑是通
過中國的領土，因此，在整個援越抗美期間，中國鐵路成為免費轉運蘇聯和朝
、蒙、東歐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援越物資至越的一條重要通道。[５９]此期，中
蘇雙方圍繞蘇聯援越物資經中國鐵路過境的問題，展開了尖銳的鬥爭，其糾葛
過程複雜，更為突出地表現了中蘇之間在援越中的矛盾衝突。

　　１９６５年２月，柯西金訪越兩次途經北京時，向周恩來談道：美國轟炸
越南北方以後，蘇聯可以放手援越了。蘇將無償向越南提供大炮、坦克、地對
空導彈。周恩來表示：希望蘇聯快給越南武器，中國鐵路可以幫助運輸。毛澤
東在２月１１日會見柯西金時也指出，中國將協助把蘇聯的軍事技術裝備盡速
運往越南。此後，中蘇兩國政府於３月３０日達成協議，簽訂了關於轉運蘇聯
政府供應越南民主共和國的特種物資過境議定書。中國方麵隨即把轉運蘇聯援
越軍事物資放在優先地位，成立了專門小組負責此項工作。[６０]４月，蘇聯
援助越南的首批地空導彈裝備，包括１３列火車、４０３個車皮、２８２名專
家，及部分旅團指揮器材（大部為舊貨），相當與兩個火力營、兩個技術營、
１個指揮營，開始經中國過境運往越南。中共中央、中央軍委要求必須及時、
安全地將這批裝備和人員運抵越南，並由副總參謀長李天佑親往廣西憑祥檢查
布署工作。４月１４日至５月２０日，中越蘇三方在憑祥進行了此批物資過境
的交接手續。６月，範文同等人在莫斯科與蘇方達成有關軍事援助的意向後來
華，羅瑞卿在同文進勇會談時闡明了中國對運送蘇聯軍援物資的立場：你們向
蘇聯要裝備，理直氣壯。但要有重點，逼他海運。要我們運也可以，但不許他
搞陰謀。什麽提供空中走廊、機場、港口等，過去、現在、今後我們都不幹。
羅瑞卿表示：關於蘇聯援越物資的過境運輸，我們還是像過去一樣免費運輸。
他們的專家過境，我們也會招待的。此後不久，劉少奇於７月３日與阮維楨會
談時指出：蘇聯和東歐的援越物資，今後應主要從海上運輸。中央援越領導小
組辦公室隨即提出：蘇聯援越物資，大部分應要求蘇方海上運輸。凡過去與我
達成協議由我負責轉運的物資，我們負責。如有少量急需或特種物資要求我轉
運，可適當安排。海上運輸遇空襲要求在我港口待避，可視情況臨時商定。中
央領導人批準了這一方案，周恩來、羅瑞卿並指示說：空運物資也可答應，因
為其不同於開辟空中走廊和撥給機場。[６１]７月，中越運輸代表團在北京舉
行會談，並於２６日簽訂了會談紀要。據中越雙方達成的協議，１９６５年下
半年蘇聯及東歐等國過境中國的物資計劃為１４．８５萬噸，其中軍事物資５
．５萬噸，一般物資７．５萬噸。雙方商定，優先安排運輸軍事物資。[６２]
根據中國的材料，１９６５年３月，中國方麵根據蘇方提出的貨單運送了１５
０車皮以上的物資去越南；４－１０月，蘇方計劃有４０列車左右的軍用物資
過境。５月２６日，蘇越雙方又在莫斯科達成由蘇聯向越南提供一批補充物資
的協議，要求中國轉運。從１９６５—１９６８年，通過中國鐵路轉運的援越
物資共１７９列火車５７５０個車皮。中方認為，中國自始至終都忠實地履行
了自己的諾言，嚴格按照協議，全部、及時、安全地轉運了蘇聯的援越武器。
[６３]

　　但是蘇共中央於１９６５年７月初致函中共中央，指責中方沒有及時轉運
蘇給越的補充物資。對此，中共中央７月１４日複函蘇共中央予以駁斥。此後
，蘇聯方麵繼續提出：中國當局違反毛澤東同誌的保證，從蘇方一開始向越南
運送軍用物資時起就製造困難。在蘇聯和越南民主共和國之間達成了關於增加
提供軍事技術裝備和加速運送這些裝備的協議後，中國行政當局的代表阻撓運
輸蘇給越的物資。[６４]

　　那麽事實究竟如何？這其中的是是非非能否說清呢？

　　對於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援越物資過境問題的處理，中國曆來的做法
是在援助國提出申請之後，首先征求受援國越南的意見，然後協調好中越兩國
的運輸計劃，再同援助國達成相應的協議。１９６５年８月２６日，蘇聯方麵
向中國對外經濟聯絡委員會遞交了一份關於１９６５－１９６７年補充供應越
南的軍事技術物資過境的申請。中國方麵依照慣例辦理，通過中國駐越大使於
９月２日通知越南外交部蘇方申請之事，並在是月１７日、２７日和１０月７
日連續催請越方答複。同時由中國對外經濟聯絡委員會的有關人員於９月１８
至１０月１８日接連５次向蘇對外經濟聯絡委員會代表和駐華武官說明情況，
表示一俟得到越南的答複，即與蘇方商談簽訂協議之事。但直至１１月初，越
方仍無回音。中國於是將蘇聯的申請暫時擱置。對於１０月７日蘇對外經委代
理代表請中國對外經委盡快簽協議的要求，中方回複說：在搞清蘇聯的這批軍
事技術物資“哪些是越南方麵首先必需的，它希望在什麽期限內收到，以及為
了接受這些技術裝備在技術上有哪些可能性”之前，中國方麵將不接受蘇聯給
越南的軍用物資。據此，中方向蘇代表聲明，拒絕讓一係列載有蘇軍援物資的
運輸車輛從中國過境，其中涉及到１０輛軍機修理車以及４０門高射炮的轉運
。[６５]

　　不過時隔不久，中國方麵對於特殊問題還是采取了通融的態度，在征得越
方同意後於１０月１２日約見蘇駐華武官，正式提出就上述修理車和高射炮兩
項物資的運輸問題與蘇方單獨辦理換文，以便盡早將其運往越南，而不必等待
補充協議的簽訂。隨後，中方又多次催詢，蘇方卻遲遲不複。在中方人員質問
其用意何在時，蘇武官和代理代表也表示不理解莫斯科的意圖。１０月２１日
，蘇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指責中國有意“拖延簽訂”協議，並拒絕接受轉運
上述物資。對此，中共中央於１１月５日複函澄清說，事實明擺著，這兩項物
資不能及時轉運，責任完全在蘇方。進而回擊蘇聯是“無事生非，蓄意誹謗”
，存心顛倒黑白，目的在於製造口實，作反華文章。[６６]

　　另外，在運送蘇聯過境物資時，中國方麵堅持按協議辦事，不願意遷就蘇
聯，改變自己的運輸計劃。蘇聯方麵則強調非常時期，援越不必完全照章辦事
，可以作特殊處理。故而蘇聯常常違反同中國簽訂的運輸協議，或不按時提交
計劃，或不按計劃發車，有時甚至既無計劃，又不通知，突然將列車開進中國
邊境站。中國方麵認為，這種情況不僅打亂了中方的計劃，而且使中越兩國的
運輸計劃無法銜接，是破壞協議的行為，極大地影響了援越物資的正常運輸。
９月２日，中國對外經委副主任李強約見蘇對外經委代表，指出：蘇聯的做法
就是要造成一種形勢：如果我們接運你們違背協議運來的物資，你們就可以任
意打亂中越兩國的運輸計劃；如果不接運，你們就造謠說中國阻撓蘇聯援越物
資過境。李強表示堅決反對蘇方的這種做法。蘇代表則保證說，今後一定采取
措施，按協議辦事。隻是此後情況並未發生變化，僅９月一個月內，蘇聯方麵
無計劃和不按計劃發車數即占總批數的７２%。為此，中方從９月１８日至１
０月２３日，先後１０次向蘇方提出這一問題，聲明此事如不加以解決，誤了
運輸時間，一切責任完全由蘇聯方麵承擔。蘇代表一麵感謝中方“由於我們的
過錯而造成的工作障礙所表現的巨大耐心”，表示要找出症結所在，消除己方
工作中存在的缺點，一麵懇請中方“不要把我們看成是不可救藥的”。[６７]

　　但遺憾的是，以後此類事情仍有發生。如是年１１月２５日，一批由中國
代越儲存的蘇聯、波蘭炸藥和爆破器材提前到貨，給中國對外貿易總公司的工
作帶來困難。１９６６年４月上旬，一批從波蘭發往越南的炸藥、雷管由蘇聯
方麵換票發運時在手續上造成了紊亂，運單與貨物名實不符，如未發現即辦理
換裝和發運，又會成為中蘇之間的一場過節。[６８]

　　１９６６年４月末，蘇國防部長馬利諾夫斯基在訪問匈牙利期間談到，由
於蘇聯同越南沒有共同邊界，蘇的援越物資非經過中國不可。如果中國不阻撓
蘇聯援越物資過境，這種援助會更加有效。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旋即於５月４日
發表聲明駁斥說：蘇聯交運的援越軍事物資，中國方麵均優先、迅速、免費轉
運給了越南。至１９６５年底，中國已轉運蘇聯援越軍用物資４．３萬餘噸。
聲明指出：蘇聯援越的軍用物資無論在數量還是質量上，都是同它的國力很不
相稱的。所有武器都是過時的，有些還是破損的。數量也很少。１９６６年第
一季度，蘇聯要求中國準備１７３０個車皮的運輸力量，中國方麵予以同意，
並備好了車輛。但蘇聯方麵實際交運的物資隻裝了５５６個車皮。蘇聯與古巴
沒有共同邊界，而且距離遙遠，但卻可以把火箭核武器運過去又運回來；為什
麽對離得並不那麽遠的越南，連常規武器都運不過去呢？蘇聯同印度也沒有共
同邊界，但蘇聯可以由海上把大量物資運去，幫助印度打中國，為什麽蘇聯不
能由海上把它的物資運到越南，支援越南人民打美帝國主義呢？[６９]

　　７月初，《人民日報》又特別發表評論員文章揭露“蘇修製造謠言”，宣
稱：“越南方麵同意接受的軍援物資，中國方麵一律同意協助轉運，從未阻撓
；蘇聯援越軍事物資到達中國邊境，中國鐵路都立即以特快的軍運辦法予以轉
運，從未拖延，也根本沒有發生過積壓的現象；中國鐵路對所有軍援物資的轉
運都是免費的，我們從來沒有向蘇聯政府收取過一個盧布、一塊美元、半個格
蘭姆黃金，更不用說什麽地對空導彈之類的實物了。”[７０]

　　中蘇之間在蘇聯援越物資經中國鐵路過境問題上的唇槍舌劍，頻頻交鋒，
令急於獲得大量援助物資的越南左右為難。為保證軍事物資優先過境抵越，越
南政府一方麵於１９６６年初正式通知中國：他們已同蘇聯和東歐國家達成協
議，今後援越經濟物資大部分安排直接海運越南港口；[７１]一方麵在不得罪
蘇聯的前提下對中國進行維護，於６月１９日授權越通社發表聲明，將批駁的
矛頭直指西方說：“中國對蘇聯等國援助越南的軍事物資都盡力幫助按計劃轉
運過境，西方通訊機構散布的所謂‘過境援越物資受阻’完全是捏造和極為卑
鄙的挑撥陰謀。”並在１９６７年２月２８日再次聲明指出：中國“把蘇聯和
其他一些國家的援越物資妥善地並且按照預定的時間運到越南。”[７２]

　　由於蘇聯的軍援物資繼續主要經中國鐵路運送，因此，１９６８年２月１
０日，中蘇雙方又就通過中國鐵路轉運蘇聯援越軍備物資問題達成一項新的協
議。隻是，這項協議的執行過程依然存在問題。１９６９年初，蘇聯方麵指責
中國拒絕運送蘇方交付越南使用的軍用車輛，迫使蘇聯在１到３月期間幾次推
遲發出援越導彈技術物資列車。根據蘇方材料記述，５００餘輛裝載導彈武器
的汽車被定期重新裝貨發往中蘇邊境，而後又不得不返還原處。蘇聯外交部聲
明說，３月初，蘇對外經委代表為通告據１９６８年２月蘇中協議而發出的一
列軍車事，多次求見中國對外經委有關部門。中方起初以“忙”為借口推托，
旋即又在會見時以消息傳遞太遲為由斷然拒絕接受此項通知；而且中方代表語
調粗暴，帶有一股反蘇激情。聲明指責中國違反蘇中雙方達成的新協議，重新
開始為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援越軍事物資過境運輸設置障礙。越南方麵
此時對越中之間就１９６９年將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援助物資轉運至越
問題進行磋商的結果，極為關注，曾對蘇方強調指出：中國要使越南脫離蘇聯
，因此他們給援越物資的運輸製造困難。這樣，軍援物資的運送也將變得非常
艱難。是年，由於中蘇之間戰爭氣氛的日趨濃重，中國方麵停止了蘇聯援越物
資的過境運輸。[７３]蘇聯一度隻能依靠海路向越南輸送援助物品。同年，蘇
越另行開通了經老撾、緬甸、印度的空中運輸航線。

　　另外，除鐵路運送援越物資過境外，中國的港口也承擔有轉運蘇聯援越物
資的任務。但中蘇之間在蘇援物資經中國鐵路過境及推動越美和談等問題上的
矛盾衝突，實際上影響了從中國港口轉運蘇東援越物資任務的具體落實，蘇聯
的大部分物資是直接海運去越的。

　　１９６５年７月中越兩國運輸代表團簽訂的會談紀要中關於“海路運輸”
一項規定：對於其他國家過境中國鐵路運輸的援越物資及一般貿易物資，如遇
越南鐵路接運能力不足時，越方將與有關用貨部門協商安排改為海運。海運物
資的運力由中方盡力安排，及時發運。[７４]不過，此協議簽署時間不長，中
國方麵即在駁斥蘇方關於“中國阻撓蘇聯援越物資過境”的言論時質問說：你
們為什麽不用你們為數眾多的遠洋船舶，運送你們援越的軍事物資呢？你們今
年２月份答應給越南同誌的海軍艦艇，又為什麽至今還不直接開往越南的軍港
，而要運到中國的港口轉交給越南同誌呢？你們辯解說，美國封鎖了越南，蘇
聯與越南不接壤，通過中國領土運輸是“唯一現實的途徑”。事實果真是這樣
嗎？誰都知道，到目前為止，各國的船隻仍然能夠進出越南港口，中國船經常
去，蘇聯船也不是不去。你們就是不敢用你們的船隻裝運軍事物資去支援越南
人民。你們是害怕美帝國主義。[７５]

　　現在看來，中國方麵的指責有些牽強。因為軍用物資通過鐵路運輸，確實
比海運省時、安全，而且優先、迅速轉運援越軍事物資也是越南方麵的迫切願
望，所以，蘇聯才提出用中國鐵路運送其軍援物品。此外，蘇聯亦並非完全依
賴中國的陸路和海運能力，除軍用物資外，１９６５年下半年蘇聯、東歐計劃
運往越南的一般物資總量為５２．２９萬噸，其中未經中國港口直接海運越南
量為４４．７９萬噸，分別約是此期計劃鐵路過境中國的一般援助物資（７．
５萬噸）及軍事物資（５．５萬噸）的６倍和８倍，其比重不可謂不大。[７
６]其實，如果中蘇之間沒有矛盾，無論鐵路還是海路運送蘇聯的援越物資，
本來都是不成問題的。

　　至１９６６年，蘇聯方麵未曾中斷過從蘇聯港口派遣裝載貨物的船隻開往
越南，約２０餘艘船連續不斷地從事向越南的運輸活動。截至是年７月１８日
，準備運、正在運和已運達的物資計１１萬餘噸。隻是蘇方海運部報告說，越
南海軍當局人為地拖延蘇聯船隻卸貨，認為在海防港地區蘇聯船隻越多，該港
口就越安全。而且越方引水員引導中國船隻繞過危險水域，卻有意識地讓蘇聯
的輪船通過危險水域，以檢查是否有深水水雷。[７７]為此，蘇聯方麵希望中
國承擔更多的海運任務。１９６７年４月，範文同在與周恩來會談時向中方轉
達了蘇聯的建議：１、中國增加蘇援越物資的船運量，從每月１萬噸增至３萬
噸；２、中國開辟２或３個港口裝卸蘇聯的物資。對於前者，中國方麵表示，
中國不能在情況不明的條件下答複此項提議。而對後者則明確回複說，目前越
南的海防港並未遭到轟炸，因此還沒有必要使用中國的港口。並且懷疑蘇聯要
求使用中國的港口不僅隻是為了運送援越物資，而且還有其他的目的。[７８]


　　三、１９７０－１９７２年中蘇之間的矛盾衝突

　　１９７０－１９７２年是中蘇關係由敵對開始轉入進行政治與軍事對抗的
階段。此期中國著重進行對外戰略的調整，即改變麵對美蘇兩麵受敵的被動局
麵，實現與美國的和解，聯合美國與中美的首要敵人蘇聯進行對抗。

　　在此背景下，這一階段中國的援越抗美進程顯現出兩個突出的特點，一個
是與６０年代相比較，對越物質援助的力度大大加強。發生這種變化的基礎在
於，第一，１９６９年９月胡誌明去世後，越勞黨的領導權實際已完全為親蘇
勢力所控製。鑒於此期中蘇關係的狀況，印支地區對中國的國家安全來說顯得
尤為重要。故而，中國對蘇越關係的發展更加敏感，希望通過加強援越來拉住
越南，防止其被納入蘇聯的勢力範圍。第二，中越要搶在越戰結束、國際監督
之前，把更多的武器軍火運到越南南方去，[７９]為隨後越南北方進行統一南
方的戰爭做準備。第三，中國要支持越南在南方戰場上對美展開的戰略進攻態
勢，以取得更大的軍事勝利，督促美國從速由越戰泥潭中拔足；同時勸說越南
在和談問題上做出讓步，以求盡快結束戰爭，避免因越戰的拖延不決而妨礙中
國聯美抗蘇戰略目標的及早實現。[８０]

　　由此，早在１９６９年９月末以後，廣東、廣西、雲南、湖南四省區即根
據毛澤東在會見範文同時提出的可以將這幾個省區作為援越基地的意見，迅速
成立了援越領導小組，開始與越南的受援省談判確定各種援助項目。[８１]進
入７０年代後，１９７０年９月，周恩來向越南領導人表示：中國方麵一定要
基本上滿足你們的要求，將盡最大的力量幫助你們。毛澤東更是特意對範文同
強調說：任何認為我們也有困難而說不要幫助你們的人都是反動派；並且於１
１月批示將援贈越南南方受災省２００萬人民幣的物資，“增至５００萬”。
中國對外貿易部則發出通知，督促各進出口總公司，將所拖欠的尚未執行完畢
的１９６７年以來的無償援越物資，抓緊清理一次，並采取措施設法完成。[
８２]此後１９７１年３月，中共中央確定了進一步加強援越的方針。[８３]１
９７１－１９７３年成為中國向越南提供援助最多的三年，簽訂援助協定的總
額近９０億元人民幣，單就軍事援助來說，近兩年的援助物資即超過以往２０
年的總和。[８４]援越的規模十分龐大。

　　隻是，中國這時也更加積極地鼓勵越南向蘇聯要東西。[８５]如葉劍英對
李班等人說：“你們向他們要武器、吃的、用的，都送來，越多越好。如運不
走，就存放在中國。”李強則詢問越方：是否要求蘇聯多發運些軍火？長征來
華時，周恩來也囑其多向蘇聯要汽車。等等。[８６]中國這麽做固然有減輕己
方負擔的目的，但也含有藉此製造越蘇矛盾的意圖，希冀越方在蘇滿足不了其
要求時因不滿而生出嫌隙，由此增加對蘇聯的離心力。

　　與上述情況相對應，此期中國援越抗美進程中的另一個突出特點便是，中
國對蘇聯加強援越、特別是對蘇聯援越物資過境的態度和方針也發生了變化，
中蘇兩國在大規模援越行動上的矛盾和衝突趨向緩和。尤其是越南南方解放武
裝力量１９７２年３月開始發動全麵軍事攻勢以後，這種變化表現得更為明顯
。

　　其一，此階段中國不僅同意蘇聯大批援越軍事物資過境，而且還主動讓越
南催促蘇方盡速發運貨物過來。１９７２年１月和３－４月，中國分別與蘇、
德、保、羅等國簽訂了關於１９７２年轉運特種物資的議定書。[８７]此後不
久，周恩來在５月２０日晚會見李班和越南駐華大使吳船時即提出：“對蘇聯
和東歐國家已答應通過鐵路提供的物資，凡得用的，越方應催他們快點運來。
中國給予免費過境運輸。”８月下旬，中國方麵又要越方催促蘇聯將原定在該
月海運但仍未見到貨的５萬噸麵粉，趕快通過鐵路運來。[８８]另外，中國還
為加速運送蘇東援越物資事積極出謀劃策，向越方建議增辟公路運輸，開辟新
的線路，中國援越導彈與過境軍事物資分走不同的公路；一些物資也可通過鐵
路聯運的辦法運來等等。[８９]

　　其二，中國方麵同意蘇方押運特種物資人員隨車從中國過境，並且在不到
半年的時間裏，將允許的數額從不超過４６名，增加到不超過６０名，直至由
周恩來批準蘇聯４００名軍事人員不帶武器隨物資過境。[９０]

　　其三，１９７２年６月１８日周恩來向黎德壽表示同意蘇聯、古巴及東歐
各國的過境物資船在中國港口卸貨後，中國方麵重新對蘇聯打開了由海運轉送
援越物資之門。對此，越勞黨中央政治局非常感謝，認為這是對越南抗美救國
戰爭極其巨大的援助。其後，中越雙方於７月１０日就此事達成協議，確定通
過陸路或海路轉運蘇方海運至中國港口的糧、鋼、油、糖及袋裝化肥等幾種物
資。[９１]８月初，李強旋即又對越方表示，蘇東物資除個別品種如黃鐵礦、
土豆種、鮮活商品外，中國方麵同意都接卸，即便是孵小雞的機器設備也不例
外。[９２]而這種東西實際上已不是戰爭所急需的了。此時，中國不隻是準許
蘇聯利用中國的港口卸貨，甚至還同意蘇供越的“米—６”直升飛機海運到湛
江港後，在湛江機場安裝並試飛。[９３]１９６５年時的“空中走廊”之虞，
至此似已大大減弱。

　　其四，恢複代越儲存蘇聯等國援越物資。[９４]１９７２年６月，黎清毅
擔心因美國４月份開始轟炸越南北方，５月布雷封鎖越港口，蘇東各國有可能
以１９７２年援越協議尚未執行為由而不同越方進行１９７３年援助的談判，
特指示李班與李強商量，並報李先念批準，請中國同意將越南非常急需的蘇東
國家援助物資運來並寄存在中國。同時表示，這些物資（主要是糧、鋼、油）
可請中方先使用，到越南有能力接運時，用中國的物資運交越南。另外，越方
還要求中國恢複１９６６－１９６７年的做法，提供倉庫寄存蘇聯運來的軍用
物資。對此，中國方麵均予以同意，並向越方提交了儲存物資換文的草案，獲
其首肯。[９５]

　　關於越南讓中國先使用海運至中儲存的援越經濟物資問題，主要出於對蘇
聯方麵能否及時供貨一事的擔憂，如越方希望蘇提供的２６萬噸糧食在三個月
（９－１１月）內全部運抵中國，但是倘若這些物資不能盡早運來，蘇方便有
可能因適逢糧食歉收而交不了貨，故而請中國幫助將其無力接運的部分消費掉
；認為１９７２年蘇聯援越物資共１００多萬噸，而半年過去了，仍有１００
萬噸尚未交付。這些東西“放在他們那裏，還是他們的，運來放在中國，才是
越南的”。[９６]另也含有顧慮中國不願儲存蘇聯物資，由此為達目的而以優
惠條件促中國接受的因素。這樣，中國方麵用掉了不少糧、油、化肥等蘇供越
物資，表示將來以相同的或他種物資歸還。[９７]不久，中國又決定將越方不
急需而中國用得著、將來能歸還的蘇東各國援助物資，先用掉，中國不用或無
法返還的存入在華中、東北的倉庫，不再征求越方的意見。[９８]

　　上述狀況盡管表明此階段蘇聯援越物資從中國過境之事發展比較順利，但
是中蘇雙方在此問題上的矛盾衝突依然存在，隻是程度有所降低罷了。下麵，
略舉數例：

　　１、中國對蘇聯在援越問題上的一些宣傳舉措十分反感，認為這是向美國
作姿態、向中國施壓力，既而做出強烈的回應。例如，１９７２年５月上旬柯
西金致函周恩來，要求在中國港口卸貨，然後通過中國鐵路運越；出席巴黎和
談的越政府代表團團長春水和河內也就此事向中國傳話或作了通報，希望中蘇
之間能達成這個協議。此意向原本可以經過協商妥善解決，但是由於塔斯社報
道了中國駐蘇大使到機場送春水由莫斯科前往北京的消息，周恩來在５月１４
日會見春水時即尖銳地指出，蘇聯是想製造一種空氣，使人覺得此協議可能已
經達成，蘇的援越物資可以避開美國的水雷進入越南了。目的到底是什麽？如
果真有這麽回事，你不就是要美國人來轟炸鐵路嗎？如果是假的，你不就是要
壓中國同意嗎？到底是要認真商量事情還是放空氣呢？為此拒絕重新向蘇聯開
放港口。５月２０日周恩來又繼續對李班強調說：“蘇聯船我們仍不同意進來
。”[９９]隻是在越方的一再請求下，中國才答應讓蘇船駛入自己的港灣。

　　此外，１９７２年６月蘇聯援越的導彈運至中國，由於蓋的是油毛氈而未
如以往那樣用篷布遮蔽，到中國境內時都破了，蘇方為此提出要中方以篷布加
蓋。中國方麵認為，憑祥鐵路越忙，蘇聯就越要增加過境運輸，而且還放風說
給越南新的軍援，要運導彈過境；且不蒙結實的篷布，這不僅是想讓中國人看
到他們過境的是什麽東西，更是“讓美國人看的，美國的地球衛星可以看到”
。從而質問蘇方：為什麽發運時不蓋篷布？！[１００]

　　２、中國不願意蘇聯介入接運援越物資的商談和安排等項活動。當１９７
２年７月２７日蘇聯海運部副部長要求由河內乘機來京商談有關問題時，李強
斷然表示：“歸根到底一句話，我們隻同越方談。我們代替越方在港口收貨。
至於說貨到中國境內如何運，他不能管。”並且告知李班：“今後轉運物資都
在北京談，我使館不辦理。”[１０１]以此將該項談判權力牢牢控製在中國，
避免蘇越之間私下達成什麽協議。

　　中國並提議與越南采取聯運的辦法處理蘇東等有關國家經海運從中國過境
的援越物資，即這些國家的船隻到中國港口後就無須再管他們的貨物，餘事均
由中越雙方解決，運抵哪個港口由中方決定。越方表示明白並讚同說，船到港
後“這些國家的事情就結束了，他們別再問貨物到越南了沒有，到了多少等等
。他們的貨物交到中國港口後所發生的費用、損耗、運輸等問題，由越南方麵
負責”。“這個問題隻有我們雙方知道，不對他們說”。[１０２]這樣，中國
通過此種防範措施嚴格地將蘇聯排斥在該項事務之外，有關轉運的時間、地點
等諸般細節蘇方皆無權過問。

　　３、蘇聯對中國也是小心提防。１９７２年８月越方通知中國：在中方同
意接運的蘇供越４條小船問題上，蘇方不願意按軍事物資過境辦理手續，建議
越方派人到海參崴接貨，然後由蘇方負責與越方人員一起用三艘大船將小船運
到中國南方港口，並在大船上安裝完畢，請中方將之吊下水由越方接運，蘇船
隨即辦理離港手續，人員不上岸。反映了蘇聯對中國的防範心理。對此，中方
答複說：“須研究一下。他那麽怕中國人，連上岸都不上了，以後運導彈怎麽
辦！？”[１０３]

　　４、中國極力反對蘇聯政府官員插手援越物資過境問題。１９７２年１１
月中國批準轉運蘇供越反幹擾設備及蘇４００名人員過境後，蘇聯提出擬準備
６個專列運送，列車上武裝警衛的吃、住全部由蘇方負責，而且蘇駐華使館將
派代表上車。為便於聯係，也請越、中幹部上車。對此，中國方麵認為此項要
求不合理。“蘇聯妄圖整個武裝專列不受監督、不受檢查地通過我領土是不能
允許的”。並且拒絕讓蘇駐華使館派代表隨行。對於蘇駐華使館派代表去湛江
港參與接運蘇供越導彈艇的要求，中國告訴越方準備在快艇被接走後再答複蘇
方：“不同意他們派人去。”[１０４]

　　５、中國在重新啟用海路轉運援越物資之初，對海運物資的種類進行嚴格
的限製，堅持規定隻運送糧食、鋼材、油料、糖四種。１９７２年６月２７日
越方提出，除安排運來６０萬噸糧鋼油糖之外，考慮再增加包括黃鐵礦、石棉
瓦等在內的３０萬噸物資；中方當即回絕說：周總理同黎德壽同誌講可以多運
一些來，指的是越方急需的（四種）物資，其他的以後再具體談。[１０５]對
於海運來的四種之外的貨物品種，中國還堅持須經越方提出處理意見後再卸。
這種做法耗時很長，致使波、捷、匈三國抵黃埔港的船隻遲遲未能卸貨，招致
蘇東方麵的指責。對此，中國一方麵指出這是造謠生事，一方麵隻得打破四種
物資的限製，決定不論蘇東國家運來什麽物資，越方急需與否，全都接下來。
[１０６]造成這種矛盾衝突的原因可能有幾點，一是越方要貨多多益善，故沒
有向蘇東方麵強調海運過境隻限四種物資；二是中方不願讓非越方急需物品長
期積壓在中國，造成存儲困難；三則為蘇東國家有意不按中方的意思辦。這裏
前兩者的成分更多一些。


　　簡要結語

　　在１９６５－１９７２年末越戰期間，中蘇兩國援越抗美的進程是在中蘇
分裂，兩國關係不斷惡化，直至走到敵對，進而轉入全麵對抗的背景下展開的
，加之中越、蘇越關係的發展變化交織其間，致使這一進程呈現出一種複雜的
局麵。考察其中的是非恩怨，可以得出幾點認識：

　　其一，６０年代中後期中蘇兩國在援越問題上是被動的配合，雙方矛盾尖
銳，紛爭不斷。中國強調援越物資運輸的計劃性，蘇聯則強調非常時期特殊情
況應特殊處理，中蘇之間無法良好地進行溝通。中方強烈的反蘇情緒，蘇方官
僚主義、辦事效率不高和對中國的不滿，以及蘇聯爭取越南，而中國要防止越
南向蘇聯傾斜等種種因素匯集在一起，導致雙方各執己見，矛盾衝突由此而生
。蘇聯的一些做法對中國的運輸通盤規劃確有負麵影響，但是這種情況如果在
兩國關係友好時期是不會成為什麽大問題的，隻是在關係惡化後才構成了嚴重
的事端。這其中，無論中蘇雙方是無意而為，還是有意為之，都有通過此事項
做反蘇或反華文章的成分在內。不過盡管如此，這種狀況卻並未嚴重地影響和
阻礙兩國援越抗美進程的發展。

　　其二，７０年代初，在中國對外戰略方針調整逐步完成；中國隨越南戰爭
形勢的變化與發展加強援越，幫助越南搶運物資到南方，促進戰爭及早結束，
以實現既定的戰略目標；中國顧及到蘇越關係的發展將使自己在中蘇越三角關
係中處於不利的一角，故而注意避免引起越方的過度反感；以及中蘇開始邊界
談判，兩國邊境形勢趨向平穩等諸多因素的作用下，中國與蘇聯在援越抗美問
題上矛盾的尖銳程度較之６０年代中後期有所減低，中蘇雙方在對越物質援助
上基本以配合為主，矛盾衝突雖依舊存在，但已居於次要地位。

　　其三，此期盡管中蘇雙方在對越物質援助問題上矛盾根深蒂固，衝突接連
不斷，但是兩國的援助量都是相當大的，其成效也是十分顯著的。而且，無論
中蘇之間有什麽矛盾，衝突到何種程度，最後的受益者卻是越南。

　　其四，蘇聯加強援越後，越南得到了從赫魯曉夫那裏得不到的東西。對蘇
式先進武器的依賴，使越南與蘇聯的關係日趨密切。而對中國來說，蘇聯這時
卻是國家安全的主要威脅。越蘇走到一起，必然令中國戒心倍增，在中國領導
人看來，越南這個地區性大國如果能始終同中國站在一起，就可以打破蘇聯對
華實行全包圍的企圖。[１０７]由此，中蘇兩國圍繞援越抗美問題進行的激烈
爭執和鬥爭，即帶有了與蘇聯爭奪越南的成分。中國援越的主旨已不僅是發揚
國際主義精神，支援世界革命的問題。中國不能容許蘇聯取得對越關係的主動
權，將越南納入其戰略勢力範圍，進而填補美國撤離越南後的空白，從南麵威
脅中國，合攏其對華包圍圈。而當中國要求越南在一定程度上服從自己重點反
對蘇聯修正主義、霸權主義的戰略構想時，在地緣政治影響，曆史積澱，領土
主權歸屬、邊界、華僑問題等因素的作用下，中越之間的矛盾也帶有了更多的
利害衝突的性質。

　　總之，在國際冷戰格局發展變化的大背景中，在越南戰爭這個舞台上，中
蘇既受到無產階級國際主義，以及國際共運中的形象等問題的束縛，又要權衡
各自的利害得失，並以此為準繩確定自己的方針和行動。故此，中蘇援越抗美
的鬥爭才得以順利發展。隻是從中國的國家安全利益及地緣政治利益的角度看
，中國強硬的反蘇傾向和方針政策也從某種程度上使蘇聯感到了潛在的威脅，
進而下定了介入越戰的決心。從此，蘇越關係趨向密切，中越關係逐漸走入低
穀，蘇聯最終填補了美國撤離越南後的空白。隨越南在蘇聯支持下地區霸權主
義思想的日益膨脹，中國實際處在了一種新的不安全的周邊環境之中。




－－－－－－－－－－－－－－－－－－－－－－－－－－－－－－－－－－

注譯：

　　[１]１９６８年４月２９日周恩來說：現在蘇聯也在包圍中國。除了越南
這部分外，正在形成對華的全包圍。見１９６８年４月２９日周恩來與範文同
的談話。凡本文未注出處的中國領導人與外賓會談記錄等材料，主要來自美國
方麵提供的俄國和越南新解密的檔案文獻，見ＯｄｄＡｒｎｅＷｅｓｔａｄ，
ＣｈｅｎＪｉａｎ，ＳｔｅｉｎＴ?ｎｎｅｓｓｏｎ，ＮｇｕｙｅｎＶｕＴｕ
ｎｇａｎｄＪａｍｅｓＧ．Ｈｅｒｓｈｂｅｒｇｅｄ．，７７Ｃｏｎｖｅｒｓ
ａｔｉｏ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ｎｄ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ｅａｄ
ｅｒｓｏｎｔｈｅＷａｒｓｉｎＩｎｄｏｃｈｉｎａ，１９６４－１９７７，
ＣｏｌｄＷａ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ｏｊｅｃｔ，Ｗｏｏｄｒｏ
ｗＷｉｌｓ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Ｓｃｈｏｌ
ａｒｓｅｄ．，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ａｐｅｒＮｏ．２２。以下不另注。

　　[２]據越南南方共和臨時革命政府司法部長張如磉回憶：“我知道黨早已
決定同蘇聯結盟。向這個方向移動，早在１９６９年就開始了。而胡誌明的逝
世，為正式做出這項決定鋪平了道路。然而沒有發表什麽公開的宣言，因為仍
然需要中國的援助。”張如磉：《與河內分道揚鑣》，世界知識出版社１９８
９年中文版，第２２９頁。

　　[３]整個援越抗美過程中還有一個重要的問題，即越美和談。在這一問題
上，中蘇之間也存在著尖銳的矛盾和衝突。對此，筆者將另文論析；本文著重
論說的是對越物質援助中的中蘇關係。

　　[４]１９６３年１２月１２日毛澤東與秘共左派代表何塞·索托馬約等人
的談話。

　　[５]外交部、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
１９９４年版，第５１３、５１４頁。

　　[６]１９６４年８月１３日毛澤東與黎筍，１０月５日與範文同、黃文歡
等人，１０月７日與崔庸健等人的談話。

　　[７]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６日周恩來與範文同的談話，轉引自《周恩來年譜
（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６７３、
６７４頁。

　　[８]ＣＩＡ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ａｔｅｏｆ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Ｓｔ
ｕｄｙ，"ＴｈｅＳｉｎｏ－ＶｉｅｔｎａｍｅｓｅＥｆｆｏｒｔｔｏＬｉｍ
ｉｔ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ＶｉｅｔｎａｍＷａｒ（Ｐ
ＯＬＯＸＸ）"，９Ｊｕｎｅ１９６５，ＲＳＳＮｏ．０００８／６５，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Ｆｉｌｅｓ－ＣｏｕｎｔｒｙＦｉｌｅｓ（Ｎ
ＳＦ－ＣＯ），ｂｏｘ１９，ｆｏｌｄｅｒ"ＶｉｅｔｎａｍＭｅｍｏｓ（Ｄ
）Ｖｏｌ．ＸＸＸＶ６／１６－３０／６５，ＬｙｎｄｏｎＢ．Ｊｏｈｎｓｏ
ｎＬｉｂｒａｒｙ（ＬＢＪＬ），Ａｕｓｔｉｎ，ＴＸ．轉引自ＪｉｍＨｅｒ
ｓｈｂｅｒｇａｎｄＣｈｅｎＪｉａｎ提交２０００年１月香港"ＮｅｗＥｖ
ｉｄｅｎｃｅｏｎＣｈｉｎａ，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ａｎｄｔｈｅ
ＶｉｅｔｎａｍＷａｒ"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ＩｎｆｏｒｍｉｎｇｔｈｅＥ
ｎｅｍｙ：Ｓｉｎｏ－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ａｎｄｔｈ
ｅＶｉｅｔｎａｍＷａｒ，１９６５"。關於“第三者”，該文作者注釋說：
中情局報告中未予指明，但它使人聯想到了是年２月北京當局組織外國記者赴
中國東南地區參觀考察，以示中越邊境附近並無任何中國軍隊集結一事。

　　[９]參見１９６５年４月２日周恩來與阿尤布·汗的談話，轉引自中央文
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４３９
頁。

　　[１０]《周恩來外交文選》，第４４０－４４４頁；《周恩來年譜（１９
４９－１９７６）》中卷，第７２３頁。

　　[１１]１９６５年４月４日人民日報在第５版的一則報道：“朝鮮人民熱
烈要求抗美援越”中，首次使用“抗美援越”一詞；此後，４月６日和７日又
在第４版接連報道說：“亞洲人民掀起誌願抗美援越浪潮”，“朝鮮、印度尼
西亞人民踴躍要求誌願抗美援越”。關於“援越抗美”的口號，則是在５月１
日人民日報社論中首次公開提出。見１９６５年５月１日《人民日報》頭版社
論：“為加強社會主義建設和援越抗美而鬥爭”。

　　[１２]《周恩來年譜（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中卷，第７２４、７３１
頁。

　　[１３]關於四點意見，其內容除上述周恩來歸納的三句話外，第四點為他
所說的：如果美國對中國進行全麵轟炸，那就是戰爭，而戰爭是沒有界限的。
另，１９６５年６月２日當英國外交官將霍普森給英外交部的電報交給約翰遜
政府遠東事務助理國務卿威廉·Ｐ·邦迪時，得知華盛頓已從巴基斯坦方麵收
到了內容基本相同的口信，隻是沒有英方轉達的清楚和詳細。參見Ｐｅｋｉｎ
ｇ（Ｍｒ．Ｈｏｐｓｏｎ）ｔｏＦＯ（英國外交部），Ｎｏ．７２０，Ｐｒｉ
ｏｒｉｔｙ／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３１Ｍａｙ１９６５；Ｗａｓｈｉ
ｎｇｔｏｎ（ＳｉｒＰ．Ｄｅａｎ）ｔｏＦＯ，Ｎｏ．１４６６，４Ｊｕｎｅ
１９６５；Ｐｅｋｉｎｇ（Ｍｒ．Ｈｏｐｓｏｎ）ｔｏＦＯ，Ｎｏ．７５０，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８Ｊｕｎｅ１９６５，ＦＯ３７１／１８０９９
６，ＰＲＯ（英國倫敦檔案局）．轉引自前引ＪｉｍＨｅｒｓｈｂｅｒｇａｎ
ｄＣｈｅｎＪｉａｎ文；另見《周恩來年譜（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中卷，
第７２３頁。

　　[１４]Ｐｅｋｉｎｇ（Ｍｒ．Ｈｏｐｓｏｎ）ｔｏＦＯ，Ｎｏ．７２０，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３１Ｍａｙ１９６５；ＦＯ
ｔｏ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Ｎｏ．４５４６，ｐｒｉｏｒｉｔｙ／ｃｏｎｆ
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１Ｊｕｎｅ１９６５（ｄ．０２４０，２Ｊｕｎｅ１９６
５）；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ＳｉｒＰ．Ｄｅａｎ）ｔｏＦＯ，Ｎｏ．１４
６６，４Ｊｕｎｅ１９６５，ＦＯ３７１／１８０９９６，ＰＲＯ．ＡＣＡ－
ＬｉｎｄｓｅｙＧｒａｎｔｔｏＦＥ－Ｍｒ．（ＷｉｌｌｉａｍＰ．）Ｂｕｎ
ｄｙ，"ｓｕｂｊｅｃｔ：ＴｈｅＣｈｅｎＹｉ－ＨｏｐｓｏｎＩｎｔｅｒｖ
ｉｅｗｏｆＭａｙ３１－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ＥＭＯＲＡＮＤＵＭ"，
３Ｊｕｎｅ１９６５，ＮＳＦ－ＣＯ，Ｂｏｘ２３８，ＬＢＪＬ．Ｐｅｋｉｎ
ｇ（Ｍｒ．Ｈｏｐｓｏｎ）ｔｏＦＯ，Ｎｏ．７５０，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ｔｉ
ａｌ，８Ｊｕｎｅ１９６５，ＦＯ３７１／１８０９９６，ＰＲＯ．參見前引
ＪｉｍＨｅｒｓｈｂｅｒｇａｎｄＣｈｅｎＪｉａｎ文。

　　[１５]《周恩來年譜（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中卷，第７３６頁。

　　[１６]參見前引ＪｉｍＨｅｒｓｈｂｅｒｇａｎｄＣｈｅｎＪｉａｎ文。

　　[１７]１９６６年４月６日外交部抄發第１２９次中美會談情況的通報，
吉林省檔案館，全宗７７，目錄１２，卷號１，第１２９－１３２頁。

　　[１８]１９６９年５月２４日中國政府關於中蘇邊界問題的聲明指出：從
１９６４年１０月至１９６９年３月，由蘇方挑起的邊境事件達４１８９起，
比１９６０年至１９６４年期間增加了一倍半。見１９６９年５月２５日《人
民日報》。

　　[１９]１９６３年７月１０日蘇共代表團團長蘇斯洛夫在蘇中兩黨會談第
四次會議上的發言，ＳＤ０８１０９。筆者曾與沈誌華在俄國和美國收集到不
少有關的俄國解密檔案，由於輾轉複印，原檔館藏編號多有脫漏，此處標注的
是自存檔案編號，下同。

　　[２０]１９６３年３月８日《人民日報》社論：《評美國共產黨聲明》；
（蘇）普羅霍羅夫著：《關於蘇中邊界問題》，商務印書館１９７７年中文版
，第２１０、２１１頁。

　　[２１]１９６４年６月８日蘇共中央《關於蘇聯教科書和學術書籍，以及
繪製的地圖中不正確闡述蘇聯與中國邊界確定的曆史決議》，ＳＤ１０３９９

　　[２２]美國中央情報局研究報告：《蘇聯國防開支估計：趨勢和前景》，
轉引自《蘇聯問題譯叢》第二輯，三聯書店１９７９年中文版，第２９４頁。

　　[２３]１９６４年２月２７日毛澤東與金日成的談話。

　　[２４]１９６４年７月１０日毛澤東與佐佐木更三等人的談話。

　　[２５]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７日毛澤東與崔庸健，１０月９日與巴盧庫，９
月１０日與喬治·皮科等人的談話。

　　[２６]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７日毛澤東與崔庸健，１０月９日與巴盧庫的談
話。

　　[２７]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９日毛澤東與巴盧庫的談話。關於中蘇邊界問題
的重新提出、中蘇邊界衝突升級的緣起等問題，詳見筆者《１９６９年中蘇邊
界衝突：緣起和結果》一文，載《當代中國史研究》１９９６年第３期。

　　[２８]該條約規定：締約雙方將“在保證兩國的防禦力量方麵互相提供援
助”；“為保證兩國的安全、獨立和領土完整起見，共同采取包括軍事方麵的
措施在內的一切必要措施”。參見《蘇修社會帝國主義的對外擴張》編寫組編
著：《蘇修社會帝國主義的對外擴張》，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３年版，第５
０頁。

　　[２９]１９６６年３月２８日毛澤東與日共代表團宮本顯治等人的談話。

　　[３０]１９６６年３月２８日毛澤東與日共代表團宮本顯治等人的談話。

　　[３１]１９６４年１月１７日總參情報部印發《阿破獲一叛國案簡況》說
：據悉，該叛國集團的任務是為蘇聯提供情報，暗殺領袖。１月２８日毛澤東
在此件上做出關於“注意我內部是否有蘇聯和蔣幫布置的人”的批語。參見中
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一冊，中央文獻出版社１
９９６年版，第１４－１５頁。

　　[３２]參見１９９９年１１月鄧力群關於文化大革命的若幹問題談話記錄
。毛澤東發此議論所針對的問題是，鄧子恢支持包產到戶，王稼祥提出三和一
少，以及李維漢在提出統一戰線有兩個層次、兩個同盟，即工人與農民的社會
主義勞動者同盟和社會主義勞動者與社會主義愛國者同盟時，沒有講明無產階
級與民族資產階級、民主黨派既有統一戰線的同盟關係，又有階級鬥爭關係。

　　[３３]吳冷西：《十年論戰——１９５６－１９６６中蘇關係回憶錄》，
中央文獻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７３３頁。

　　[３４]《十年論戰》，第７７８、７７９頁。

　　[３５]參見總參《羅瑞卿傳》編寫組編著：《羅瑞卿傳》，當代中國出版
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４７１－４７２頁；馬齊彬、陳文斌、林蘊暉等編：《中
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１９４９－１９８９）》，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１９８
９年版，第２４８、２５０頁。

　　[３６]毛澤東批評劉少奇關於社教運動的性質是“四清”和“四不清”的
矛盾、黨內外矛盾的交叉、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的交叉等提法，提出運動
的性質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批評鄧小平和中央書記處、李富春和國
家計委是兩個“獨立王國”。參見《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第２５４頁。

　　[３７]王力著：《文化大革命紀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
，第１４７頁。

　　[３８]１９６５年１月９日毛澤東與斯諾的談話。

　　[３９]參見《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第２５５頁。

　　[４０]１９９９年９－１０月，筆者曾與徐焰等軍方學者探討過毛澤東的
軍事防禦戰略設想，對此問題有了更進一步的了解，並受到很大啟發。

　　[４１]參見《羅瑞卿傳》，第４７２頁。

　　[４２]參見１９９８年６月軍方學者的談話記錄。

　　[４３]參見《羅瑞卿傳》，第４７６—４７７頁。

　　[４４]《十年論戰》，第７７８頁。

　　[４５]１９６４年５月２７日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期間的講話記錄。轉
引自金衝及主編：《周恩來傳》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１７
６８頁。

　　[４６]１９６４年８月４日、５日周恩來在聽取關於國防工業和計劃工作
匯報時的插話。除上述引文外，其他的解釋為，“除了攀枝花以外，我國周圍
各省都是第一線。東南沿海，舟山是最前邊，東南幾省是第一線。對東南亞來
說，南邊幾省是第一線。對印度來說，西藏是第一線”。“但是各省相互來說
又都是二線三線。比如，西藏有事，內地都是三線。”轉引自《周恩來傳》下
卷，第１７６９頁。

　　[４７]參見劉誌男采訪有關人士記錄。轉引自劉誌男：《１９６９年，中
國戰備與對美蘇關係的研究和調整》，《當代中國史研究》１９９９年第３期
，第４１、４２頁。

　　[４８]有學者根據有關的檔案文獻材料指出：毛澤東提出戰備與三線建設
的意見，同當時的越戰戰況之間無明顯的因果關係。與其說從南方來的戰爭壓
力要大一些，不如說當時人們還是更多地把目光投向了北方。１９６４年提出
戰備問題，更改“三五計劃”的指導原則，是國際反帝反修和國內階級鬥爭所
造成的空前緊張的綜合性產物。參見李向前提交２０００年１月香港"Ｎｅｗ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ｏｎＣｈｉｎａ，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ａｎｄｔ
ｈｅＶｉｅｔｎａｍＷａｒ"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１９６４：越戰在多大
程度上影響著中國國內經濟政治的變動？》。

　　[４９]關於此問題，詳見筆者《中蘇關係與中國的援越抗美》一文，載《
當代中國史研究》１９９８年第３期。

　　[５０]《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一冊，第３９４－３９５頁。

　　[５１]１９６６年３月２８、２９日毛澤東與宮本顯治的談話。

　　[５２]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８日毛澤東與越南勞動黨代表團的談話。毛澤東
說：我們雖然不讚成他們那個聯合行動，但是分別行動嘛，各援助各的嘛！

　　[５３]１９６９年４月１２日周恩來、康生與範文同的談話；１９６８年
８月１日李強與李班關於援越成套設備問題會談紀要，８月１４日李強與李班
關於成套設備問題會談紀要，５月２２日李強、李班四月二十三日會談紀要，
鐵道部辦公廳檔案處，國際聯運局１９６８年，卷號３７９，第３１、２９、
１５頁；１９６９年８月１５日蘇軍情報總局伊萬舒金給魯薩科夫的報告，Ｓ
Ｄ０１８４０；１９７０年１１月１４日外貿部關於下達１９７１年對越南無
償援助物資清單的通知，鐵道部辦公廳檔案處，援外辦１９７１年，卷號２３
，第３頁。關於這個問題及此期中越關係的變化，詳見筆者《中蘇關係與中國
的援越抗美》一文，載《當代中國史研究》１９９８年第３期。

　　[５４]１９６５年４月１日外交部“請審批辟‘中國阻蘇援越’談話提綱
的報告”，吉林檔案館，全宗７７，目錄１１，卷號７，第３８頁；王泰平主
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第２卷，世界知識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２
６５、２６７頁。

　　[５５]參見１９６５年４月１日外交部“請審批辟‘中國阻蘇援越’談話
提綱的報告”，吉林檔案館，全宗７７，目錄１１，卷號７，第３８頁；《中
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第２卷，第２６５、２６７頁。

　　[５６]１９６５年３月２６日蘇斯洛夫關於共產黨和工人黨協商會晤的總
結報告，ＳＤ０８１１６。

　　[５７]１９６５年４月１日外交部“請審批辟‘中國阻蘇援越’談話提綱
的報告”，吉林檔案館，全宗７７，目錄１１，卷號７。

　　[５８]１９６７年５月１３日喬冠華與越南駐華大使吳明鸞的談話。

　　[５９]中國方麵規定，這些國家經由中國運送的援越物資，均免收運雜費
，對內由鐵路向外交部結算。參見１９６５年９月３０日鐵道部關於“蘇聯、
東歐和朝鮮各國經我國鐵路運送援越物資的運送手續和計費結算辦法”，鐵道
部辦公廳檔案處，國際聯絡局１９６５年，卷號６６５（無頁碼）。

　　[６０]１９６５年４月１日外交部“請審批辟‘中國阻蘇援越’談話提綱
的報告”，吉林檔案館，全宗７７，目錄１１，卷號７，第３７－３８頁；１
９６５年１０月２１日蘇共中央給中共中央的信，見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９日中
共中央關於印發我黨中央關於蘇聯援越物資過境問題給蘇共中央的複信的通知
，吉林檔案館，全宗１，目錄１－２１，卷號１３５，第７頁；《中華人民共
和國外交史》第２卷，第２６５、２６７頁。

　　[６１]據２０００年１月筆者采訪有關人士記錄。

　　[６２]此批過境物資中另有越南的貿易進口物資１．８５萬噸。１９６５
年７月２６日對外貿易部《中國運輸代表團和越南運輸代表團會談紀要》，鐵
道部辦公廳檔案處，物資局１９６５年，卷號４０９，第２、７、３頁。

　　[６３]《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第２卷，第２６５－２６８頁；韓懷智
等主編：《當代中國軍隊的軍事工作》（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１９８９
年版，第５４０頁；石林主編：《當代中國的對外經濟合作》，中國社會科學
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５０頁；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５日中共中央給蘇共中央
的複信，見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９日中共中央關於印發我黨中央關於蘇聯援越物
資過境問題給蘇共中央的複信的通知，吉林檔案館，全宗１，目錄１－２１，
卷號１３５，第２頁。

　　[６４]１９６５年７月初蘇共中央致中共中央函，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外
交史》第２卷，第２６８頁；１０月２１日蘇共中央給中共中央的信，見１９
６５年１１月９日中共中央關於印發我黨中央關於蘇聯援越物資過境問題給蘇
共中央的複信的通知，吉林檔案館，全宗１，目錄１－２１，卷號１３５，第
２頁。

　　[６５]１９６５年１０月２１日蘇共中央給中共中央的信，１１月５日中
共中央的複信，見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９日中共中央關於印發我黨中央關於蘇聯
援越物資過境問題給蘇共中央的複信的通知，吉林檔案館，全宗１，目錄１－
２１，卷號１３５，第６、３、２頁。

　　[６６]１９６５年１０月２１日蘇共中央給中共中央的信，１１月５日中
共中央的複信，見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９日中共中央關於印發我黨中央關於蘇聯
援越物資過境問題給蘇共中央的複信的通知，吉林檔案館，全宗１，目錄１－
２１，卷號１３５，第３、６頁。

　　[６７]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５日中共中央給蘇共中央的複信，見１９６５年
１１月９日中共中央關於印發我黨中央關於蘇聯援越物資過境問題給蘇共中央
的複信的通知，吉林檔案館，全宗１，目錄１－２１，卷號１３５，第４頁。

　　[６８]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２５日外貿運輸總公司關於代越儲存炸藥和爆破
器材收貨人到貨站的通知，１９６６年５月３日外貿運輸總公司對越儲運工作
的情況反映，鐵道部辦公廳檔案處，國際聯絡局１９６５、１９６６年，卷號
６６４，第３３頁；卷號６８０（無頁碼）。

　　[６９]《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第２卷，第２６８、２６９頁；另參見
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９日中共中央關於印發我黨中央關於蘇聯援越物資過境問題
給蘇共中央的複信的通知，吉林檔案館，全宗１，目錄１－２１，卷號１３５
，第２、４、５頁。

　　[７０]１９６６年７月７日《人民日報》。關於中國是否向蘇聯索要過轉
運費及軍火，及蘇聯是否散布過此類言論，筆者目前尚未見有中蘇兩方麵的材
料予以支持。

　　[７１]１９６６年３月２４日對外貿易部等四部“關於越南退回借用四處
‘８６９’倉庫和撤走派駐有關口岸和倉庫的人員的通知”，鐵道部辦公廳檔
案處，國際聯絡局１９６６年，卷號６８０（無頁碼）。

　　[７２]轉引自郭明主編：《中越關係四十年》，廣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
年版，第７６頁。

　　[７３]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Ｆ．Ｏｓｔｅｒｍａｎｎ，ＴｈｅＳｉｎｏ－
ＳｏｖｉｅｔＢｏｒｄｅｒＣｌａｓｈｅｓｏｆ１９６９：ＮｅｗＥｖｉｄｅ
ｎｃｅｆｒｏｍｔｈｅＳＥＤＡｒｃｈｉｖｅｓ，Ａｐｐｅｎｄｉｘ：Ｄｏｃ
ｕｍｅｎｔＮｏ．１，２．ＰｒｅｐａｒｅｄｆｏｒｔｈｅＣｏｎｆｅｒｅｎ
ｃｅ"Ｎｅｗ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ｏｎｔｈｅＣｏｌｄＷａｒｉｎＡｓｉａ"，Ｈ
ｏｎｇｋｏｎｇ，Ｊａｎｕａｒｙ，１９９６．

　　[７４]１９６５年７月２６日對外貿易部《中國運輸代表團和越南運輸代
表團會談紀要》，鐵道部辦公廳檔案處，物資局１９６５年，卷號４０９，第
３頁。

　　[７５]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５日中共中央給蘇共中央的複信，見１９６５年
１１月９日中共中央關於印發我黨中央關於蘇聯援越物資過境問題給蘇共中央
的複信的通知，吉林檔案館，全宗１，目錄１－２１，卷號１３５，第４、５
頁。

　　[７６]１９６５年７月２６日對外貿易部《中國運輸代表團和越南運輸代
表團會談紀要》，鐵道部辦公廳檔案處，物資局１９６５年，卷號４０９，第
７頁。

　　[７７]１９６６年７月１８日蘇聯海運部給蘇共中央的報告，ＳＤ０６７
６３。

　　[７８]１９６７年４月７日、１０日周恩來與範文同的談話。

　　[７９]１９７２年１０月１６日李強在答複越外貿部副部長李班關於越方
請中國發運軍事物資的要求時提出：屬於南方要的，盡快運去，不是南方要的
，是否可以慢一步。１１月１３日李班向李強轉達越副總理黎清毅的意見：希
望中國發運重武器。因重武器的生產需要時間，故建議中方先從各單位借來交
付越方，待供越重武器生產出來後再予歸還。如不這樣辦，一旦停戰，國際監
督一實行，運送重武器到南方去就有困難。現在未實行國際監督，又是旱季，
要搶運重武器到南方去。李強在指出越方有貨接不過去，壓車的軍事物資很多
等情之後表示：建議還是想法多運些軍火，正如李班同誌說的在實行國際監督
之前，搶運軍火到南方去。參見１９７２年１０月１６日、１１月１３日李強
與李班會談紀要，鐵道部辦公廳檔案處，辦公室１９７２年，卷號５３，第１
４４、１４７、１４９－１５０頁。

　　[８０]參見１９７２年７月１２日周恩來與黎德壽的談話、１９７２年１
２月１９日毛澤東與阮氏萍的談話。

　　[８１]雲水著：《出使七國紀實——將軍大使王幼平》，世界知識出版社
１９９６年版，第１２７－１２８頁。

　　[８２]１９７０年９月１７日周恩來與範文同的談話、９月２３日毛澤東
與範文同的談話；毛澤東對１９７０年１１月外交部《關於對越南南方五省受
災的慰問和贈款問題的請示報告》的批示，１９６７－１９７１年毛澤東關於
對外宣傳工作和外事工作的批示，長春檔案館，全宗１，目錄１－２３，卷號
２１，第６７頁；１９７０年１１月１４日外貿部關於下達１９７１年對越南
無償援助物資清單的通知，鐵道部辦公廳檔案處，援外辦１９７１年，卷號２
３，第３頁。

　　[８３]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１９４９－１９７６）》
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４４１頁。

　　[８４]薛謀洪、裴堅章主編：《當代中國外交》，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１
９８８年版，第１６２頁；１９７２年５月１９日餘秋裏在援越任務動員會上
的講話，國家計委檔案，２０－０１４９。上述問題詳見筆者《中蘇關係與中
國的援越抗美》一文。另據蘇聯方麵估計，１９７２年中國對越援助額約為５
０萬美元。參見ＵＳＳＲ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Ｍｅｍｏｒ
ａｎｄｕｍ，"Ｖｉｅｔｎａｍ－Ｃｈｉｎａ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Ｊｕｌ
ｙ　４，１９７３．ＳＣＣＤ，ｆ．５，ｏｐ．６６，ｄ．７１，ｐ．８８．
轉引自Ｔｈｅ　Ｓｏｖｉｅｔ　Ｕｎ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Ｖｉｅｔｎａ
ｍ　Ｗａｒ，ｐ．２３１．

　　[８５]１９６５年中共中央確定的援越方針、策略中即有“鼓勵越方向蘇
歐要”一條。對外經委指示各有關部，要堅持此項策略，“以揭露蘇修假支持
，真出賣的麵目”。參見１９６５年９月２４日對外經委關於中越經濟會談初
步總結和今後執行的部署函，鐵道部辦公廳檔案處，國際聯絡局１９６５年，
卷號２９３，第５１－５３頁。

　　[８６]１９７２年６月２８日葉劍英、李先念與李班等談話記錄，１１月
１３日李強與李班會談紀要，１２月２５日李強與吳船、李班會談紀要，鐵道
部辦公廳檔案處，辦公室１９７２年，卷號５３，第７８，１５１，１６５頁
。

　　[８７]所謂“特種物資”即軍需品。１９７２年６月６日、５月２７日、
６月２日、６月１０日中方致該四國的議定書確認函，鐵道部辦公廳檔案處，
辦公室１９７２年，卷號８５，第３８－３９，３４－３７，４０－４１頁。

　　[８８]１９７２年５月２２日交通部《外交活動簡報》特第１０期；１９
７２年８月２２日李強與李班、吳船會談紀要、８月２６日與吳船會談紀要，
鐵道部辦公廳檔案處，辦公室１９７２年，卷號５２，第５３頁；卷號５３，
第１２６－１２７，１３１頁。

　　[８９]１９７２年６月２５日、８月１６日李強與李班會談紀要；１９７
２年８月２２日李強與李班、吳船會談紀要，鐵道部辦公廳檔案處，辦公室１
９７２年，卷號５３，第９５－９６，１１７；１２６頁。

　　[９０]１９７２年６月６日中國外經部致蘇外經委關於確認中蘇雙方協議
函，７月２９日李強致蘇駐華臨時代辦薩福隆關於確認中蘇雙方協議函，１１
月２８、２９日援越小組關於蘇供越反幹擾設備及蘇四百名人員過境運輸問題
的請示及周恩來批示，鐵道部辦公廳檔案處，辦公室１９７２年，卷號８５，
第３８，４２，１－２頁。

　　[９１]１９７２年６月１８日周恩來會見黎德壽談話記錄；６月２８日葉
劍英、李先念同李班等談話記錄，７月１０日李強與李班會談紀要，鐵道部辦
公廳檔案處，辦公室１９７２年，卷號５２，第１９、２１－２２頁；卷號５
３，第７８、９９，９８－９９頁。

　　[９２]中國此時做法改變的目的一是為了不至影響港口卸貨；二則是由於
可以自己使用這些物品。如李強對李班所說的：“你們運不回去我可先使用。
我們希望越方能多運，快運回去，運不過去的，我們就使用掉，當然我使用的
物資是以後能夠歸還的。”１９７２年８月２日李強與李班會談紀要，鐵道部
辦公廳檔案處，辦公室１９７２年，卷號５３，第１１５－１１６頁。

　　[９３]１９７２年１０月１６日李強與李班會談紀要，鐵道部辦公廳檔案
處，辦公室１９７２年，卷號５３，第１４５頁。

　　[９４]６０年代代越儲存援助物資的情況為，１９６５年６月，李先念批
準了越方關於由中方代為儲存蘇東各國援越物資的要求。７月，中越運輸代表
團會談，商定了關於在華設倉庫四處、物資編號“８６９”、倉庫代號“８６
９－１”……、運輸、倉儲手續及結算辦法等具體事項。１９６６年３月，越
方向中方正式提出，他們已同蘇東國家達成協議，以後援越經濟物資大部分安
排直接海運越港口，加之越鐵路改軌後接運能力增大，今後暫不再在中國儲存
“８６９物資”。此後至１９６７年，中國隻代越寄存蘇聯的援越軍用物資。
參見１９６５年６月２１、２２日外貿部關於越南要求我國代為儲存蘇聯和東
歐國家援助物資問題的請示及李先念批示；１９６５年７月２６日中越運輸代
表團會談紀要；１９６６年３月２４日外貿部等四部關於越南退回借用四處“
８６９”倉庫和撤走派駐有關口岸和倉庫的人員的通知；１９７２年６月１６
日李強與李班會談紀要，鐵道部辦公廳檔案處，國際聯絡局１９６５年，卷號
６６４，第４１－４２、４５頁；物資局１９６５年，卷號４０９，第４－５
頁；國際聯絡局１９６６年，卷號６８０（無頁碼）；辦公室１９７２年，卷
號５３，第６９頁。

　　[９５]１９７２年６月１６日李強與李班會談紀要，６月１８日周恩來與
黎德壽談話記錄，８月１６日李強與李班會談紀要，鐵道部辦公廳檔案處，辦
公室１９７２年，卷號５３，第６３－６４，６９；卷號５２，第１９、２１
、２３頁；卷號５３，第１１７頁。

　　[９６]１９７２年８月１６日、６月１６日李強與李班會談紀要，鐵道部
辦公廳檔案處，辦公室１９７２年，卷號５３，第１１８，６４頁。

　　[９７]１９７２年６月２５日、７月１日、７月６日李強與李班會談紀要
，鐵道部辦公廳檔案處，辦公室１９７２年，卷號５３，第９１－９２，８２
，８６－８７頁。

　　[９８]１９７２年７月２４日李強與李班會談紀要，鐵道部辦公廳檔案處
，辦公室１９７２年，卷號５３，第１０７頁。

　　[９９]１９７２年５月１４日周恩來會見春水談話記錄，１９７２年５月
２２日交通部《外交活動簡報》特第１０期，鐵道部辦公廳檔案處，辦公室１
９７２年，卷號５３，第４－６頁；卷號５２，第５４頁。

　　[１００]１９７２年６月１６日李強與李班會談紀要，鐵道部辦公廳檔案
處，辦公室１９７２年，卷號５３，第６８－６９頁。

　　[１０１]１９７２年７月２７日李強與李班會談紀要，鐵道部辦公廳檔案
處，辦公室１９７２年，卷號５３，第１１１、１１０頁。

　　[１０２]１９７２年７月１日李強與李班會談紀要，鐵道部辦公廳檔案處
，辦公室１９７２年，卷號５３，第８０－８１頁。

　　[１０３]１９７２年８月２０日晚李強與李班、吳船會談紀要，鐵道部辦
公廳檔案處，辦公室１９７２年，卷號５３，第１２４頁。

　　[１０４]１９７２年１１月２８、２９日援越小組關於蘇供越反幹擾設備
及蘇四百名人員過境運輸問題的請示及周恩來批示，１１月３０日李強與李班
會談紀要，鐵道部辦公廳檔案處，辦公室１９７２年，卷號８５，第１－２頁
；卷號５３，第１５３－１５４頁。

　　[１０５]１９７２年７月６日、７月１日李強與李班會談紀要，鐵道部辦
公廳檔案處，辦公室１９７２年，卷號５３，第８４－８６，８１頁。

　　[１０６]１９７２年７月２４日下午李強與李班會談紀要，鐵道部辦公廳
檔案處，辦公室１９７２年，卷號５３，第１０６－１０７頁。

　　[１０７]參見１９６８年４月２９日周恩來與範文同的談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