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國神社之“結”

靖國神社之“結”

　　新年伊始，萬象更新。在這樣的時候，去神社和寺廟參拜，為自己和家人在新的一年裏的幸福祈禱，是日本社會古已有之的習俗。

　　但是，今年1月5日，筆者動念去位於東京九段的靖國神社看一看，卻並非為了拜神祈福，而是想要知道，人們到底以怎樣的姿態來造訪這個明顯已成為日中間麻煩與摩擦的象征的設施。

　　乘地鐵在九段下站下車，爬過長長的階梯，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位於九段阪對麵的靖國神社醒目的大鳥居。到達靖國神社需上一個陡坡。這一帶在15年前有一個中國研究所，是筆者在學生時代經常光顧的去處。

　　穿過略顯古舊的大鳥居，與日本其他的神社一樣，參道的兩側，有迎合新年的各式各樣的貨攤、賣點。大阪鍋烙、烤墨魚、糖炒栗子等小吃攤點和猴戲雜耍倒也令人賞心悅目。

　　過了大鳥居再往前，是有名的大村益次郎銅像。這個近代日本軍隊的締造者、戊辰戰爭（明治維新之際，發生於新政府軍與舊幕府軍之間的一係列戰事）的最大功臣，明治維新之後不久遭士族暗殺的長州藩（今山口縣）出身的軍人，其戎馬倥傯的一生，被作家司馬遼太郎寫進小說《花神》，由小說改編的同名電視劇於1977年在NHK熱播了一年。對於在小學生時代，《花神》逢播必看的筆者來說，大村益次郎是一個再熟稔不過的名字。

　　穿過飾有象征日本皇室的菊花紋章的大門，就到了本殿。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居然全然不見平時在新聞中屢屢提及的、身穿軍服的老兵和右翼分子的身影。滿眼所見，淨是穿和服的年輕女性、放學回家的小學生等尋常的男女老幼，僅就這一點而言，與日本其他的神社佛閣相比，似乎並沒有什麽兩樣。

　　在拜殿的前麵，一位女子正雙手合十。一般日本人在參拜神佛時默不出聲，但那位女子嘴裏卻叨念著一位好萊塢影星的名字。我想，她大概是在祈禱有一天能親眼見到她所崇拜的名星吧。旁邊那位穿學生服的小學生，也許在祈禱“成績不斷提高”，或者“想要的玩具快快到手”……無論如何，“再次武力侵略亞洲”，肯定不會是他們此時此刻內心的祈禱。

　　沿拜殿的右側往裏走，就是著名的“遊就館”。5年前陪同中國學者來參觀的時候，這裏還是古舊的建築，3年前已被修葺一新。隻有在這兒，才能感受到其他神社所不具備的、為靖國神社所獨有的“特色”。在落地玻璃窗的新館裏，陳列著“零式”戰鬥機和在戰場上使用的蒸汽機車的車頭；與明治維新以來的各種兵器、軍服、戰爭繪畫一起展示的，是在昭和以降的各個戰事中陣亡的軍人的遺書、遺照。

　　館藏資料顯示，作為國內最古老的軍事博物館，於明治15年（1882年）開館的“遊就館”曆來宣稱其具有如下之“使命”：“為近代國家之成立，為我國之自衛圖存，進而從世界史的視角出發，為達成無關皮膚顏色的自由、平等之世界，發生了諸多難以規避之戰事。為這些戰事奉獻了寶貴生命的是我們的英靈，而彰顯英靈之武功、遺德，真實地重現英靈們所走過的近代史之曆程，乃本館一向所秉持的使命之所在。”

　　批判、抨擊如此之“曆史觀”，即使是作為日本人的筆者也當義不容辭。盡管我不認為近代以來的日本曆史全部是錯誤的，但就其結果而言，給近鄰諸國造成偌大的傷害是不爭的事實。對此，理應謙遜地反省，而不是自我評價。

　　雖說如此，我們卻不應忘記靖國神社還有另一個側麵，即對戰歿者的慰靈與追思。在館內，有一個84歲的老母獻給於昭和20年（1945年）4月在衝繩戰死的兒子的偶人，旁邊是一封信：“每當想到吾兒以尚未婚娶的23歲年紀而撒手人寰，都會感到柔腸寸斷。今天把這個漂亮的花嫁偶人給汝，權當……”

　　誠然，這個士兵作為日本軍國主義者的走卒，曾經是侵略戰爭的協力者。但更加重要的是，因戰爭而失去兒子的母親的悲痛，是一種全人類共通的情感。在《遙遠的山河——東大戰歿學生手記》等文獻中，從那些戰爭後期的所謂“出陣學徒”，被強製征兵後戰死的學生所留下的手記裏，多少能讀出一種雖然祈願和平，對法西斯主義和戰爭抱有疑問，但終難對抗殘酷命運的鬱悶與苦痛。後世的日本人，有必要在心中銘記，今天的和平，正是建立在這樣的士兵，乃至亞洲眾多生命的犧牲之上。作為一個能夠激發這種戰爭曆史記憶的場所，應該說，靖國神社有其一定的存在理由和價值。

　　但是，我們卻不能不質疑那種把策動並親自指揮了那場戰爭的人物，當作“英靈”來祭祀的做法。因為，正是他們驅使眾多的青年走向沙場，加大害於無辜，進而化國土為廢墟，直至把日本推向毀滅的邊緣。即使從日本人的角度來看，也不容將其行為正當化，更不容許一國之政治領袖拜謁其陰魂。

　　靖國神社的甲級戰犯合祀，肇始於昭和53年（1978年）。據天皇的侍從長，曾服侍天皇從戰前到戰後長達半個世紀之久的德川義寬（已故）的口述（見《侍從長遺言》，朝日新聞社，1997年版。以下簡稱《遺言》）：戰前，靖國神社的合祀者，由陸軍、海軍省決定。戰後，厚生省與靖國神社協調，將認定為“戰爭公務死”者的名單通報給神社方麵。根據名單，由神社方麵實施合祀。靖國神社在昭和34年（1959年），開始了乙、丙級戰犯刑死者的合祀。昭和41年（1966年），在從厚生省發往神社方麵的名單上，追加了12名甲級戰犯的名字。

　　昭和45年（1970年），在神社的運營上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的“崇敬者總代會”決定，視時機對甲級戰犯實行合祀。而當時主持神社工作的、舊皇族出身的築波藤麻呂宮司（神道教神官，相當於佛教寺廟裏的住持）最終也沒能下此決心。真正邁出決定性的一步的，是接替築波任宮司的、舊軍人出身的鬆平永芳，他於昭和53年（1978年）就任宮司後不久，就在是年的秋季大祭上一舉實現了全麵合祀。

　　另據德川的證言，曾不遺餘力地大力推動合祀“事業”的青木一男（曾任東條英機內閣的大東亞相）當初主張，“如果不實行合祀的話，就等於承認了東京審判的結果。”合祀究竟是在一種怎樣的曆史觀之下被操縱出籠的，由此也可見一斑。據說，宮內廳方麵在當時就認為，“厚生省的行政操作與靖國神社的祭神化是不同的問題”，對合祀決定不止一次表達了強烈的不滿。

　　《遺言》還暗示了昭和天皇對合祀方針的抵觸態度。昭和62年（1987年）8月15日，天皇吟誦了一首自創的“禦筆”和歌：“又逢今年之此日（指8月15日，戰敗紀念日），靖國（神社）宮牆，朕的憂思無邊涯。”而在和歌發表之際，向天皇麵陳的（左近人士對和歌的）意見中，雖有“合祀原本怪異，為之糾纏亦屬滑稽。腳踩雙船，不亦說乎？”之說，但實際上，天皇的心情無寧是傾向於前者的。德川本人也認為，“靖國神社之本，旨在‘靖國’，本應祭奠那些為國捐軀的誌士。如將那些陷國家於危亡之中的人也一並合祀的話，就難免會有異議。”

　　事實上，雖然從靖國神社方麵一再傳出請求天皇參拜的呼聲，但自從甲級戰犯合祀之前的昭和50年（1975年），昭和天皇最後一次參拜以來，現在的（平成）天皇除了在皇太子時代的參拜經曆，尚未以天皇身份參拜過靖國神社。

　　而一而再、再而三，對靖國參拜樂此不疲的小泉首相，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成為日本國民心情的“代言者”，筆者深感疑慮。

　　“不問死者前生罪”，這是在靖國參拜問題上，我們被屢屢告知的、日本特有的“生死觀”。但是，我要說，這種“生死觀”，絕非一般意義上的、具有常識性、普遍性的生死哲學。因幕府末期的戊辰戰爭，在薩摩、長州（今鹿兒島、山口兩縣的古稱）及被其攻滅的會津（今福島縣）之間，綿綿遺恨至今難以消弭。筆者從前在福島縣的溫泉旅館下榻的時候，曾與旅館的主人對飲。“戊辰戰爭中，我們會津人可給薩長（薩摩、長州）害慘了”，主人一邊喝酒，一邊流淚向筆者傾訴的情景曆曆在目。

　　日本哲學家梅原猛接受《世界》雜誌的采訪時說，“給鄰人製造了相當的麻煩。對自家人來說，也許是必要的人，但既然給人家造成了麻煩，那麽當著鄰人的麵，默默地祭祀，不要搞得過於紮眼，這難道不是國與國之間起碼的禮儀嗎？因此，要祭祀的話，首相也應該在心裏默默地祭祀才好。”

　　遺憾的是，今天圍繞首相的靖國參拜問題的議論，無一不是在賦予靖國神社以某種“新義”，即作為上述的那種排外、獨善、複古的曆史觀的“牙城”的履新使命。而宣揚這種史觀的書籍就擺放在“遊就館”內的精品店裏。

　　然而，以這種形態讓“英靈”在當代複活，決不是“英靈”們的本來願望。不要打擾我們，再也不要生產像我們這樣可悲的戰爭受害者……這難道不是他們共同的希冀嗎？就讓他們懷抱著這種希冀安息吧，讓靖國神社像遍布日本全土的成千上萬個神社一樣，安靜地存在下去吧。

　　吊詭的是，中國越是要求停止參拜，在日本國內引起的反彈便越是升級，其結果，反而使靖國神社的存在價值一再得以強化。有鑒於此，中國至少應該像韓國那樣，從操作層麵上，把停止參拜的要求與首腦互訪分開來加以考慮、處理。

　　筆者過去雖曾數度造訪靖國神社，但卻從來沒有在祭壇上雙手合十地正經拜祭過，這次也沒有。而與往次不同的是，這一次，麵向祭壇，筆者在心中默禱了片刻：你們，也是戰爭的受害者。但同時，你們中的一部分人，以錯誤的方向誤導日本，並使他國眾多的國民蒙受莫大損害。如果你們承認那是一個錯誤，如果你們真的愛日本的話，就請再也不要讓這個國家挑起、或者卷入什麽戰爭，請保佑這個國家與鄰國的永遠的和平與繁榮吧。

　　（原文發表於《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