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軟件業並不風光，民族軟件美夢正在破滅

印度軟件業並不風光，民族軟件美夢正在破滅

消息源：金融時報

在班加羅爾街頭，汽車總是與牛、摩托車、小三輪並行
印度報紙驚呼：“偉大的民族軟件美夢正在破滅。”

編者按：印度是一個盛產神話的國度。古代神話演繹成印度曆史， 現代神話則是印度軟件業。印度用了短短10年就一舉成為僅次於美國的軟件出口大國。然而，被譽為“印度光輝”的軟件業更多是一種創匯產品，其實並不風光。為什麽這麽說呢？請看記者從印度發回的報道。

　　
軟件業為何能迅速發展
　　
印度矽穀班加羅爾的發展和軟件業的發展緊密相連。政策、人才和文化是托起印度軟件業的三根支柱。印度經濟改革比中國晚了10年多，但是印度在改革之初就確立了“優先發展軟件業”的政策。印度第二大軟件出口商信息技術公司（Infosys）總裁穆西在1981年同6位軟件設計員創業時，苦等了18個月才拿到營業執照。當時電腦硬件的進口關稅高達335%，進口軟件關稅是160%。
　　
1991年，拉奧政府製定了開放的新經濟政策，給投資軟件業者一路開綠燈，同時還製定了減免進口軟件關稅、免征出口軟件利稅的政策。同年，班加羅爾軟件園成立。它是印度軟件園中發展最快和規模最大的一個，到2004年上半年，班加羅爾軟件園的注冊公司總數達1300多家，占據印度軟件業半壁江山。信息技術公司執行經理納丹·尼勒卡尼對記者說： “現在即使要辦理價值上百萬美元的設備進口許可證，最多也隻需要半天的時間。”

有了這個政策的起跳板，印度軟件業又曆史性地遇到了千載難逢的起跳時機。這就是進入新千年前的“千年蟲大戰”。印度軟件公司抓住機會，在消除“千年蟲”一項上就進賬25億美元，使得一大批軟件公司成功起飛。
　　
印度軟件業有豐富的人才儲備。具體地說有以下幾個途徑：一是依靠高等院校。印度有400餘所大專院校設置了計算機專業，印度政府為其中250餘所提供一定的教學經費，每年培養畢業生1萬餘人。二是依靠民辦或私營機構培訓人才。目前這類機構有700餘家，每年取得證書的軟件人才有數萬人。三是軟件企業自身建立培訓機構。印度政府還在全國250個機構開設電腦課程，在大約3000所中學推出“中學計算機掃盲和學習計劃”。
　　
目前，印度每年可培養約7萬名軟件技術人員。現在，印度科技人才多達350萬人以上，居世界第三位。難怪美國《商業周刊》和《福布斯》雜誌感歎道：“印度有著無窮無盡的技術人才儲備。”
　　
而且，印度的文化底蘊和家族經濟模式十分契合軟件設計的特點。電腦鍵盤濃縮了當今世界的主流文化，即有代表英語文化的字母和代表計算的數字。英語和數字在印度文化中占有突出地位。印度學校主要使用英語授課，英語自然成了最常用的交流工具，所以印度人編寫軟件時沒有語言障礙。
　　
數學則一直是印度人邏輯思考的原動力，代表印度教文化的廟宇結構和舞神濕婆像都嚴格遵循著數學推算出的和諧比例。印度教強調個人修行和內心思辨，它削弱了個人與社會的聯係，卻鞏固了家族內部的和諧和次序。這使得印度人熱衷於家族式經營。首都新德裏沒有一家大型超市，原因是民眾不習慣在一個巨大空間裏進行消費。每個商業區都是齊肩挨臉的小店鋪，如同一塊電子線路板上密密麻麻的電子元件。店鋪看似普通，實則富有韌性和活力。即使幾個“電子元件”出了問題，整個“電子線路板”照樣工作。這種密實的商業區折射出了印度人的經營理念。幾個軟件工程師購買幾台高性能的電腦，就能開辦一家軟件開發公司。

　　
軟件業發展遭遇硬件瓶頸
　　
印度政府精心培育軟件業，其重要目的是建立高效的電子政府、遠程教育和電子商務。無奈印度通訊硬件相對落後，嚴重製約了軟件的應用。在印度1.8 億戶居民中，隻有約500萬戶擁有電話。如果按人口計算，平均34個人才擁有1部電話。一下暴雨，幾乎所有電話都會癱瘓，需要耐心等上一兩天才會恢複。城市電力供應也嚴重不足。盡管我住在新德裏的高級住宅區內，每個星期也至少停電5次，到了用電高峰，平均每天停電3次，發電機就成了每家每戶的必備品。
　　
印度鐵路在1986年就采用了電腦訂票和售票係統，是印度最早的計算機聯網係統。我卻從中感受不到效率和便捷。購票者需要先乘車趕到火車站售票廳，把自己的姓名、年齡和旅行目的地填在一個表格內，然後再花一兩個小時排隊購票。排到窗口後，購票人先把表格遞上去，售票員將這些信息輸到電腦裏後，才能打印出一張火車票。這還不算完。乘客在上列車之前，還要與車廂門口貼出的乘客名單核對，隻有找到自己的名字後才能上車。

班加羅爾因軟件業而獲得財富，也因此而付出了代價。班加羅爾城市人口由300萬增加到了600萬，使得這個城市的水電供應緊張，房屋租金上升。印度第三大軟件出口商維普羅公司的首席執行官阿齊姆·普雷姆吉說：“所有人都覺得這裏的基礎設施問題嚴重。在過去5年裏，班加羅爾的基礎設施沒有任何改善。而且，我們也難以預見未來5年會有所改善。我們的公司在班加羅爾很難持續發展。”
　　
更大的社會代價是交通堵塞、空氣汙染、公共設施處於超負荷狀態。在這個城市中，狹窄的道路被200萬輛機動車占滿。據交通部的官員說，每天還有 500—600輛機動車上牌照。去年，死於交通事故的達 886人。一家軟件開發公司的總經理阿維納什·瓦希斯塔說：“毋庸置疑，這裏的基礎設施每況愈下，班加羅爾不再是一個理想的生活之地。”
　　

外包模式導致軟件市場萎縮
　　
幾年前，中國人去國外工作或旅遊時大都有這樣的經曆：原以為自己買到了物美價廉的外國名牌，打開一看卻赫然發現了“中國製造”的字樣。印度軟件主要是為外國公司量身定做，讓印度人心存不滿的是，他們連個“印度製造”的字樣也找不到。2003年，印度軟件行業銷售總額達160億美元，其中80％用於出口。顯然，印度“軟件外包”的最大缺陷是沒有自主知識產權。
　　
印度軟件業不得不完全依靠海外市場，印度國內的軟件市場並不活躍，電腦普及率僅1％。新德裏的尼赫魯廣場是印度北方最大的電腦城，那兒簡直是一個巨型大雜院，地上低窪不平，廣場上賣衣服和賣舊書的小販不停地吆喝，幾隻牛慢悠悠地走著。上百家店擁擠在一起，裏麵能看到的硬件產品主要來自韓國、中國大陸和台灣地區。一位印度軟件工程師告訴我，盡管許多著名軟件由印度人設計和編寫，但是產品上印的是歐美公司的名字。印度軟件人才的大腦連接在美國人掌控的鍵盤上，印度軟件人才更多是打工仔，如同“軟件大樓”的建築工人。
　　
印度軟件人才眾多，薪水隻有美國軟件人員的1/6。美元與盧比的匯率使得印度軟件在國際市場上具有價格優勢。這降低了軟件開發和編寫的成本。美國得克薩斯儀器公司在班加羅爾建有高科技研發中心，它的印度分公司經理理查德·戈爾回憶當時下決心來印度辦公司的情形時說：“印度有很多天才的軟件設計員，我們雇不起歐洲的軟件設計員。印度培養的軟件設計員有些過剩，而且薪水低廉，所以我們就來了。”
　　
印度的“軟件外包”業務之所以紅火，除了政策鼓勵、投資環境改善和薪水低廉之外，印度所處的地理位置也是一個重要因素。印度與美國有12個小時的時差。每天下班前，印度的軟件人員要把當天編寫的程序傳遞給大洋彼岸的合作夥伴，合作夥伴接著編寫。通過巧妙地利用時差，大大縮短了編寫程序的時間。跨洋軟件設計和編寫已經成了印度軟件業的一個重要特征。1988年以前，90%以上的軟件編寫都是在現場進行。到了2000年，現場設計與跨洋設計各占 50%。2002 年之後，印度公司基本上都是在本土為外國客戶設計軟件，保證了按時交貨和軟件質量，同時也降低了設計費用。
　　
然而，同樣也是由於外包，印度軟件業受到國際市場，尤其是美國市場低迷的嚴重影響。美國經濟較長時間不景氣，大量美國企業不得不節省開支，包括軟件預算，而印度軟件業產值中的63%來自美國。在過去的兩年裏，印度軟件市場萎縮﹐班加羅爾有100多家軟件公司業績下滑，占印度軟件出口公司總數的 40％。以至於印度報紙驚呼：“偉大的民族軟件美夢正在破滅。”

　　
信息產業沒有消除貧富差距
　　
印度政府一直希望利用信息技術來消除貧困差距、消滅文盲，但是此舉收效並不大。班加羅爾的高科技園具有濃厚的現代化氣息。當年建造這個園區的工人多達3500人。工人們每天工作10 至12個小時，卻隻掙1美元。這裏的軟件設計師每天薪水平均是40至80美元。大樓的裏麵，如同一個積累財富的天堂。大樓的外麵，不乏生活窘迫的窮人。

在印度最發達的城市孟買，有600萬人口生活在貧民窟中，他們每天需要排隊等候送水車送水。這些人沒有廚房和廁所，每天早上 6點鍾後，男人和女人分時分段地蹲在火車道附近“方便”。這種赤貧現象實在令人震驚。如今，印度農民占全國人口的60％，工人占15％。這個10億人口的大國裏，仍有3.5億人生活在貧困的鄉村和城市的貧民窟中。全國有1/4的人每天收入不到1美元。
　　
2004年的全國大選為印度的信息業做了令人深思的評價。為了贏得連續執政的機會，執政的印度人民黨競選總部給選民發出了400萬份電子郵件，並向1000萬部座機和手機自動播發了瓦傑帕伊總理的問候。
　　
然而，5月13日晚的統計結果卻出乎執政黨的意料：印度人民黨及其聯盟敗給了國大黨及其陣營。有“計算機部長”之稱的印度人民黨黨魁奈杜在他一手締造的“軟件之都”海得拉巴遭遇了滑鐵盧，被迫辭職。
　
一項調查顯示，隻有5％的民眾認為信息技術給百姓帶來了實惠，81％的民眾認為信息技術與自己的生活毫無關係。窮人需要糧食、水電和住房，奈杜卻總是提倡電腦和手機。由此看來，印度政府利用信息技術提高全民族生活水平的宏偉計劃，實施起來並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