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林彪葉群的關係 ——詩人郭小川在政治運動中的檢討書 zt

我與林彪葉群的關係 ——詩人郭小川在政治運動中的檢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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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７１年，還在鹹寧幹校的郭小川居然成了一位炙手可熱的人物，先是被武漢軍區借調參與紀錄片《前進在光輝的五七道路上》解說詞的寫作，後又應蘭州軍區之約撰寫另一部紀錄片的解說詞，跟著是沈陽軍區的誠懇相約。三大軍區爭相約請，鼓舞了郭小川，讓他產生了重返主流社會的衝動。

　　１９７２年９月，郭小川被借調到國家體委，為莊則棟撰寫報告文學。

　　曆時半年，《新體育》雜誌把凝聚著莊則棟思想、署名郭小川的文章《笨鳥先飛》搬上了雜誌。同年７月，《體育報》刊發郭小川歌頌領袖、歌頌“文革”的長詩《萬裏長江橫渡》。《橫渡》一經刊出，即引來圈內圈外人士一片好評。文藝界名流何其芳更是讚譽有加，說：“中國詩壇的希望寄於小川同誌。”就在一片喝彩聲中，激情洋溢的郭小川又參與了反映乒乓球隊生活的話劇《友誼的春天》劇本的改寫。就是這台話劇在不久之後成了第三次批判郭小川的導火索。

　　１９７４年３月底，於會泳公開指責《友誼的春天》是“攻擊文化大革命的大毒草”。其實，並非是郭的作品有問題，而是江青有意要整他。５０年代初，江青作為中宣部電影處處長，在批判《武訓傳》《清宮秘史》中，下屬郭小川讓江青很失望，用江青的話說，郭批《武訓傳》不積極，批《清宮秘史》不熱心。這筆賬在江青那裏一直沒有勾銷，隻是到了“文革”江青才進行清算。

　　江青等人大舉封殺郭小川，徹底擊碎了他的創作夢想。受到批判之後，郭小川在致友人王榕樹的信中，曾戰戰兢兢地說：“這以後，如不是中央領導同誌分配我寫作任務，我無論如何不敢再寫了。”而從他在致女兒們的信中更能看出他的絕望：“從此後，決心與文藝工作告別，自己不寫了，別人的也不幫了。將來到農村，隻想為一個生產隊或大隊的事當當參謀，勞動學習，了此一生。”“與文藝告別，這不是‘傷心話’，我實在是不敢搞了，這工作太容易出問題，我的年齡、身體都不能勝任了。”

　　１９７４年４月１５日，郭小川以戴罪之身，被勒令返回鹹寧幹校。與此同時，文化部奉命在加緊搜集郭小川的“黑材料”。這次對他重點審查的兩大罪狀是他與“林彪反黨集團‘關係密切’”，那首“‘萬裏長江橫渡’是明目張膽地為林彪反黨集團搖幡招魂”。根據是林彪案專案組在審查葉群筆記時，在其中發現了“文藝問郭”的字句；而《橫渡》被認定是歌頌林彪的黑詩，則是因為郭１９７０年７月在武漢暢遊長江產生創作《橫渡》的衝動之時，林彪恰巧在武漢，懷疑詩中“嶄新的太陽”是在暗指林彪。

　　１９７４年９月２７日，郭小川交代了他與林彪和葉群的關係。

　　關於葉群　我認識葉群大約在１９４１年秋天以後。因為我的愛人杜惠是女大的，葉群當過女大的幹部科長，她們在女大認識。我和杜惠確定了愛人關係是在１９４１年九十月，大概是她來看我時，她見了葉群，我才和葉群認識的。認識以後，是比較接近的，特別是杜惠來了的時候，我們常和葉群談談玩玩。既然接近，就必然有共同的思想基礎。我記得，那時候的葉群是以“政治開展”自命的，她說她是北平女二中（或女一中）的學生，１９３５年就入了黨，在女大又當過科長，所以我們談話時也談國內抗戰形勢和世界大戰形勢（那時我對戰爭形勢相當熟悉），但主要是談外國作品和身邊瑣事。我記得最清楚的是：她談她和宋某的感情關係，說她既不能奪她的好朋友陳某某（當時已與宋某結婚，被派往重慶工作）的丈夫，又有很大矛盾，她實在是愛宋某。我想把她介紹給另一個人，不讚成她跟宋某發生那種曖昧關係。她說：她也知道不對，隻是控製不住感情，結果我並沒有把她介紹給叢一平。她談這個問題不止一次，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再就是整風前夕，那時林彪追她，頭一天，他們談崩了。第二天在校門口遇見我時，她大罵林彪，說他品質很壞等等，我還勸過她，說：可以不愛他，但不要對領導幹部采取這種態度。

　　在延安整風中，不記得她有什麽活動，現在一點印象也沒有。隻記得，她罵林彪不久，就和林彪結婚了。她和林彪結婚的具體時間，我不知道。我對她的突然改變，是不滿意的。

　　在１９４３年三四月審幹初期，見到她一次。那時，她已調到本校（中央研究院已改為黨校三部）組教科了。她一見我，就訓我一通，說：“你這人太單純了，太沒有警惕性了。這些外來的知識分子百分之八九十都是特務，你都不知道。”我聽了，對於特務這樣多感到驚奇，同時，我對她這個人也不滿，我心想：過去你不也“沒有警惕”嗎？你什麽時候知道百分之八九十是特務呢？

　　這以後好像就見不到她了，沒有她的印象。

　　一直到１９４９年末或１９５０年初，宣傳部長趙毅敏把葉群分配到宣傳處，但她隻翻譯蘇聯報刊上的宣傳員文章，業務由趙毅敏直接領導，我們隻管她的生活，在樓下給她找間辦公室。但她很少來上班。幾個月以後，她就根本不來了。這期間，我和她閑談過一兩次，她談到，她在東北這幾年因為生孩子，沒有做什麽工作，又哭哭啼啼地說了林彪和彭真等人的“鬥爭”，她談了很多細節，我至今還記得，因為當時我聽了也很激動，認為林彪“了不起”。

　　此外，去年或前年發現我家的照相冊上有一張林彪全家的照片，可能是葉群送給我的老婆杜惠的，也有可能我和杜惠一塊兒去過她家，但我一點印象也沒有，她的孩子我也從未見過，——這張照片，是我老婆發現的，她要燒掉，我想，燒不燒有什麽關係，反正我們與葉、林二賊早已沒有接觸，放在那裏算了。以後，去年冬天，我們的鄰居告訴我，《人民日報》領導已經決定：把林彪寫的語錄統統燒掉，因為有人出國時在海關發現帶出的書籍中就有林賊寫的語錄，這時，我才整理一下，連相片和語錄以及林賊的像一起燒掉了。

　　１９６０年國慶，我在天安門前觀禮時，又見到了葉群。我們談了一兩個小時，主要談了十年來的各自生活和工作情況，以及一些熟人（如陳伯達的前妻文菲等）的情況，因為我聽說林彪從１９５２、１９５３年起一直生病，後來才在彭德懷垮台後當了國防部長。我不知道他們這些年都在哪裏，葉群好像說，她和林彪經常不在北京，而在外地休養，由於對領導人的行蹤不便過問，她也不肯多說，談談就算了。我記得最清楚的，就是她要我介紹中國小說，林彪想找一些生動的語言，作為教育戰士的口號。我說：我沒有看過多少古代小說，也就是《三國》《紅樓夢》這些書，別的，我也沒有看過。另外，說到林彪時，她說：“林彪這個人確實是能想問題的。”我說：“當然，他甚至是一個偉大的將領。”

　　我和葉群的接觸情況，就是上麵這一些，從來沒有通信，也沒有除上麵所交代以外的往來。

　　關於林彪——林賊的名字，我早於１９３７年看斯諾的《西行漫記》時就知道了。他指揮的平型關戰鬥，我當時就聽說了。以後又在八路軍《軍政雜誌》中，看過他的文章。不過，我第一次見到他，是在延安黨中央召開的歡迎周恩來同誌回延安的大會上（時間可能是１９４２年初）。林彪講了幾句話。我在延安時，隻見過這一次。

　　在解放戰爭中，我在熱河工作，屬東北局領導。那時，對林彪的宣傳是很多的，還流行一個歌子，開頭就是“林司令員，林司令員……”他的所謂“六個戰術原則”，我也聽說過。從這時起，我就更崇拜他了。

　　我第二次見到他，是１９４９年，劉、鄧大軍路過武漢時，中南局開了一個會，林彪在會上致了歡迎詞。

　　第三次見到他，是１９４９年７月１日，在紀念黨的２８周年的大會上，他做了“把工作重點放到農村”的報告。在這次報告中，他就講天資問題，宣揚了他的反動的“天才論”（對此，我在批林整風中寫過揭發材料）。我當時想：林彪的天資是很高的，聯想到我自己，覺得自己的天資也不低，就是受了他的毒害，對我以後犯錯誤有相當大的影響。

　　第四次見到他是在中央局黨報委員會上，這次會議是鄧老主持的，人數不多，１０人左右，主要由廖井丹匯報《長江日報》的情況。我坐的位置離林賊不遠，我曾注意他，他在會上一言不發。
　　第五次，是他把我叫到他的家中，讓我給他寫一個談國際問題的廣播稿。過去，我認識他，他不認識我，這一次，他也認得我了。他不多說話，交代給我這個任務後，我就出來了。

　　第六次，是幾天以後，我把稿子寫完，就送到他家，他看了一遍，說：“很概括。”此外，便不說話了，我也離去。

　　經過我再三考慮，我見過他隻有這六次；當然，解放後，我每次觀禮時，都用望遠鏡望主席，有一兩次也望到過他，但我並不太注意他，我注意的是主席、總理、朱德同誌還有劉少奇。

　　我雖然很少見到他，而且多是在大會上（工作接觸隻有寫廣播稿那一次），但是，他對我的思想影響是不能低估的。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主要是他的“天才論”。文化大革命以後，我拚命讀他的語錄。而且，幾十年來我從未聽說他在曆史上犯過什麽錯誤，從未聽過有人說他做的壞事，我知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主席寫給林彪的信（大概是在延安聽說的），但不知道是批評林彪的，所以一直對他沒有壞印象。到他“自我爆炸”以後，我對這個反革命的認識才越來越清楚了。

　　不過，１９６６年十一中全會後，我也想過，毛主席的接班人為什麽不是總理，而是他？我對他的崇拜，怎麽也超不過主席及總理。

　　這裏有一件事是可以說明問題的。１９６３年夏，我在上海“南京路上好八連”采訪時，曾與當時的《解放軍報》副總編唐平鑄談過一次話，我對全軍學習毛澤東思想的運動是完全擁護的；但我以請教的態度提出了一些問題，主要是我對“好八連”中提到的“學一點，用一點”“立竿見影”這些口號有些懷疑；我說：為什麽不可以多學點呢？而且學習毛澤東思想應該是學習毛主席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似乎不能隻學一句話、兩句話。此外當然還說了一些別的話。唐平鑄卻立刻把我的話用電話告訴了當時在北京的《解放軍報》社一副總編輯胡癡（他們傳的與我說的話有不少出入），胡癡很快報告了蕭華，蕭華又報告了總理，總理又送給《人民日報》的吳冷西，吳冷西給我看了，我說：與我的原話有不少出入，吳冷西叫我寫個更正材料，我便寫出交給他。此事，當時就算完了。但到了文化大革命初期，唐平鑄當上了《人民日報》負責人，在我被群眾審查批判時，他又把１９６３年他揭發我那個材料拿了出來，交給群眾批判，說我反對毛澤東思想，也反對林彪（其實１９６３年我確實不知道那些口號是林彪提的）。這一批，真是把我批得心服口服，我從心裏認為我是錯的，而林彪是對的。從此，我更崇拜林彪了。我在檢查材料中和受審查的人的?上，經常引用林彪的語錄，他那些反動的話，我都一句一句地接受，再不敢有什麽懷疑。所以，到１９７１年春我在武漢軍區拍攝的紀錄影片《前進在光輝的五七道路上》的解說詞上那樣“歌頌”林賊，就不是偶然的了。

　　我向黨保證：我和這些人從無不正常的關係，有的隻是思想影響，主要是林彪對我思想有影響。這個事實，是不難審查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