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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對失去大陸的反省:至少我是一個最大的罪人

(2007-02-11 14:03:02) 下一個

蔣介石對失去大陸的反省:至少我是一個最大的罪人


中興網消息:1949年12月10日,在人民解放軍解放大西南的隆隆炮聲中,蔣介石攜蔣經國匆匆離開成都官邸,乘機直抵台灣。至此,號稱擁有800萬軍隊和500萬黨團員的國民黨及其政府,土崩瓦解,徹底失敗,中國曆史翻開了新的一頁。

  中國革命的勝利,引起了全世界的震驚。特別是在美國,一場政治風暴隨之而起,從國會、國家安全委員會以至各大媒體,都在質問“國民黨是怎樣倒下去的”?本來,美國政府支持國民黨政權,是明白無誤的,是從未動搖的。單從1945年到1948年,美國援助國民黨540餘架飛機,69個師的武器裝備,希望國民黨能夠長期統治中國,以維護美國在中國以至在遠東的利益。不料隻經過了三年的戰爭,國民黨竟兵敗如山倒,不得不離開大陸,退守台灣一隅。在這種形勢下,以麥卡錫為首的右翼勢力,向美國政府提出了質詢,並掀起了反共浪潮。首先受到攻擊的是被稱為“三個出賣了中國的約翰”,即範宣德、戴維思、謝偉誌。接著是對傳媒界、文化界、影視界的許多正直人士,由胡佛領導的聯邦調查局進行了審查,有的被稱為“共產黨同路人”,有的被定為“共產黨間諜”。再接著在國家安全委員會聽證會上,麥卡錫等人直接指責華萊士、赫爾利、馬歇爾、司徒雷登、史迪威等人為“親共分子”。在這種紛紛擾擾中,國務院發表了《對華關係白皮書》,對國民黨失敗的原因含糊其辭。但《紐約時報》評論說:“白皮書向人們透漏的信息是,中國並不是被某個陰謀集團出賣的,而是國民黨自己倒下去的。”

  在台灣,蔣介石對自己的失敗,更如骨鯁在喉,箭穿於心。離開大陸前,蔣經國慨歎道:“大好河出,幾無立錐之地!且溪口為祖宗廬墓所在,今一旦拋別,其沉痛心情,更非筆墨所能形容。此一切,究竟誰為為之?孰令致之?”到台灣後,蔣介石慨歎道:“我們的整個大陸都淪陷了,究竟我們大陸的這種悲劇,這種浩劫,是誰為為之?孰令致之?”那麽,蔣介石的敗退,到底是誰為為之、孰令致之的呢?光慨歎是不行的,麵對著撤退到台灣的文武百官、殘兵敗將,蔣介石不能不有所交代。

  早在兩年以前,蔣介石說:“自從戡亂以來,我個人每經一次戰役,對於這次戰役的成敗利鈍,無不加以詳細的研究和檢討,而且每一天、每一時刻,我都在研究我們國軍所遭受犧牲的原因。”但據蔣經國敘述,他父親真正思考和研究失敗的原因,是在引退於奉化之後。他說:“三十八年一月二十一日,父親引退,離開南京。回到溪口故鄉之後,父親便開始埋頭研究戰爭失敗的原因,以及重整局勢和改造革命隊伍的方案。”這樣,蔣介石在台灣“複行視事”後,便根據他研究的“原因”,在陽明山舉辦了“革命實踐研究院”,分批集訓高級幹部和高級將領,蔣介石親自主持,親自督導,發表了連篇累牘的“訓詞”。在這些訓詞及其他各種演講中,對國民黨的失敗有痛切的指陳。

  首先,蔣介石認為國民黨的失敗,責任在於“國人”。他說:“抗戰以後,我確信可以在兩年之內,削平匪亂。不幸個人的主張,不能取信於國人。由此之故,在國內外種種阻力下,剿匪軍事受到了挫折。”

  不僅如此,蔣介石還認為:“戡亂”以來,“軍民風氣囂張,國家紀綱掃地,黨不成其為黨,軍不成其為軍,國民不成其為國民。”而“風氣囂張”的原因,又是因為學校教育不良,“教不成教,學不成學,師不成師,弟不成弟。所謂校風校規,掃地殆盡;師道人格,蕩然無遺。卒致今日國破家亡。”

  蔣介石的這種分折,真是一竿子打翻一船人,黨政軍學,無一幸免。說“黨不成其為黨,軍不成其為軍”,似已稍有過分,而國民怎麽就“不成其為國民”了呢?國民黨以“國民”為號,國民政府以“國民”為紀,如果“國民不成其為國民”,那麽這個黨這個政府的最高領導者又成了什麽呢?

  其次,蔣介石認為,國民黨的失敗,在於國民黨本身的腐朽。他說:“抗戰勝利以來,我們一般同誌精神墮落,氣節喪失,把本黨五十年的革命道德精神摧毀無餘。甚至毀法亂紀,敗德亂行,蒙上欺下,忍心害理。”他說:“我們黨和團的組織複雜、散漫、鬆懈、遲鈍,黨部成了衙門,黨員成了官僚,在社會上不僅不能發生領導的作用,反而成了人家譏笑侮辱的對象。”他甚至氣憤地說:“自抗戰以來,本黨在社會上的信譽一落千丈,我們的革命工作苟且因循,毫無進展。老實說,古今中外,任何革命黨都沒有像我們今天這樣的沒有精神,沒有紀律,更沒有是非標準。這樣的黨,早就應該被消滅淘汰了。”

  過去在大陸,國民黨是不能被批評的,因批評國民黨而被逮捕、囚禁、暗殺的,不計其數,甚至連國民黨內元老級的人物如胡展堂、李濟深、鄧演達等也在所難免。到台灣後,蔣介石自己批評起來了,雖然隻是泛論,沒有具體指出諸如搜刮民脂民膏的孔宋家族,殘民害民的中統、軍統特務,勾心鬥角、爭權奪利的上層官吏,但能指出國民黨的腐朽,甚至認為“早就應該消滅淘汰”,也算是一點進步。

  再次,蔣介石認為國民黨的失敗,是由於國軍的作戰不力。他說:“目前我們部隊的情形,各長官嫖賭吃喝,無所不為。尤其是賭博一項,相沿成風。共軍的紀律那樣嚴肅,而我們的軍紀如此廢弛,試問這樣的軍隊,怎麽能不被敵人所消滅?”他說:“軍民感情的隔膜,可以說惡劣到了極點。我們國民革命軍原是以愛國救民為目的,而事實的表現,不僅不能愛民,而且處處擾民害民。”

  過去,對國軍也是不可以批評的。早在1946年,蔣介石說:“共黨在國內外大肆虛偽的宣傳,說本黨如何專製,政府如何腐敗,政治如何黑暗,尤其侮辱我們國民革命軍如何擾民,甚至說我們軍官人人都營私舞弊。”到了台灣,他大講特講“軍不成其為軍”的種種表現,這至少證明過去人民對國民黨部隊的厭惡,並非“虛偽的宣傳”。

  在指責國軍的作戰不力時,蔣介石對高級將領的批評尤為嚴厲。他說:“我們此次大失敗的恥辱,不僅是由於一般黨員喪失了革命精神,背叛了革命主義,尤其因為我們多數將領氣節掃地,廉恥盡喪,敗德亂行。”蔣介石曆來提倡“不成功,便成仁”,因而對那些臨戰而未“成仁”的將領特別憤恨,即使是嫡係親信,亦不肯有所寬宥。以湯恩伯為例,他稱得上是蔣介石的心腹愛將,在國民黨敗退前夕,他不僅向蔣介石密告了自己的恩師陳儀,而且幫蔣介石秘密運走了國庫所有的黃金、白銀與外匯,最後將華東地區的國民黨殘餘部隊帶去台灣。所以蔣經國曾稱湯恩伯為“國之幹城”,說:“父親引退之後交我們辦理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定海的飛機場建築起來。到了淞滬棄守,湯恩伯將軍的部隊,就是靠了由定海起飛的空軍的掩護,才安全地經過舟山撤退到台灣,而成為現在保衛台灣和將來反攻大陸的一支重要兵力。假使這一支部隊在上海就犧牲了,對於我們重建武力將增加很多困難;乃至我們能否安然度過三十九年(指1950年)上半年那一段最暗淡的時期,也許都成了問題。”蔣經國在這篇文章裏著重描述了蔣介石對湯恩伯的愛護和倚重,但蔣介石本人並不如是觀。1954年湯恩伯在日本病逝,蔣介石發表演說道:“假使湯同誌當時能夠在他指揮的上海保衛戰最後一個決戰階段,犧牲殉國的話,那對他個人將是如何的悲壯,對革命曆史將是如何的光耀。可惜他當時在上海撤退的時候,未能為主義為革命捐軀殉職,卻在五年以後的今日病死日本,雖多活了一些日子,但失去了一個為國家、為民族、為千秋曆史重若泰山而死的機會。”真是天威難測,連自己的兒子也摸不準。

  又次,蔣介石把在大陸的失敗還歸咎於知識分子。他說:“我們在大陸的失敗的最大的症結,就是在學校教育。當時在校的青年和教授們,幾乎大半都作了共黨的外圍,成為敵人的工具。”他說:“一般知識階級隨風逐浪,道聽途說,以共黨所好好之,以共黨所惡惡之,以共黨之是為是,以共黨之非為非,就是這樣斷送了我們的大陸。”他說:“一些自命為自由民主主義的人們,直接間接幫助共黨,在政府區域內開展反內戰運動。政府為剿匪的動員,特別是征兵征糧,到處遭受這一運動的阻礙。這些民族的敗類,無恥的漢奸,更利用‘和平’的美名,粉飾其投共投俄的罪行。反共陣營因而動搖,而士氣民心亦為之頹喪。”這裏所指的是1947年在國統區開展的反迫害、反饑餓、反內戰運動,這一運動給國民黨的獨裁統治以沉重的打擊。因而蔣介石每提到這一運動,就發出切齒之聲。

  蔣介石在大罵一通大陸的知識分子以後,話頭一轉,指向了台灣。“現在社會上有一種反動分子,像過去大陸的所謂民主人士,假借其民主自由的口號,來搖惑人心,擾亂社會,企圖混水摸魚,投機取巧,以遂其卑鄙無恥、賣國害民的目的。”此處所說的“反動分子”,是指殷海光、雷震等人。殷海光是台灣大學教授,曾給美國一刊物寫過一篇批判國民黨的文章,尖銳深刻地揭露了國民黨政權專製獨裁的本質。雷震算不上什麽知識分子,隻是與知識分子交往較多。大陸解放前夕,他與胡適、傅斯年、王世傑等在上海搞了個“民主抗共”方案,還發表了個“上海宣言”,得到蔣介石的讚許。但胡適非常乖巧,隻寫了封《致潤之先生(毛澤東)》的信,要求中共放棄武力,與國民黨一起“民主建國”,接著便到美國任國民黨大使去了。雷震不知自斂,到台灣後創辦了《自由中國》雜誌,鼓吹民主政治,甚至還想組建一個新黨。蔣介石不斷以大陸知識分子為例,教訓這些“反動分子”,後來忍無可忍,把雷震逮捕下獄。

  此外,對於國民黨的失敗,蔣介石還認為是由於美國支持不力。他說:“美國人對我們訓政的必要,沒有深刻的認識,加上共產黨穿鑿附會,惡意宣傳,因此在美國人頭腦中間,造成了一個牢不可破的觀念,就是中國的政治是獨裁的政治,國民黨是獨裁的政黨。”在大陸時,蔣介石對美國使團人員雖多有不滿,但不敢惡語相向。到了台灣以後,越想越氣,便經常開罵。如稱史迪威“不自量力”,“餘為總司令,史迪威隻係餘任命之參謀長,有何權力未經餘之批準,即建議將武器分給共產黨?如何對付中國共產黨,乃餘之責任,彼絕對不能過問。”稱赫爾利為“無知之輩”,“赫爾利對中國一無所知,彼從延安帶來之協定草案,表麵上都是民主、自由、和平、進步等民主國家人士最喜歡聽的名詞,實際上是國際共產主義的基本戰略。故餘對其‘聯合政府’的提議加以拒絕。”在淮海戰役期間,蔣介石曾要求美國出兵援助,被杜魯門嚴詞拒絕。到台灣後,他不敢指名罵杜魯門,隻是大罵“國際姑息分子”。他說:“鏟除共產黨是自由世界的共同事業,但由於國際姑息分子的盲目短視,養虎貽患,遂造成今日之局麵。”

  當時來中國的美國使團,大多數人對中國確實一無所知,但是他們可以通過觀察和比較,作出自己的結論。許多美方人員經過比較,特別是通過到延安及其他解放區觀察,得出的結論是:一、“中共雖代表少數,但頗強。”二、“中共擴張其地區,係人民之擁護。”三、“中共占領區人民之生活,較國統區為優。”四、“中共之征兵與稅收,亦較國統區公平。”五、“中共受進步之中產階級擁護,有越封鎖線而逃入共區者。”六、“中共之現行製度,較國民黨民主。”七、“中國之小政黨願托附中共,可以得到保護。”八、“國共兩黨應有政治上之協定,組成各黨派聯合政府。”這些觀點,當然也影響了美國的某些決策。但從根本上來講,美國政府對中國共產黨是從不“姑息”的,中國共產黨的力量也不是在美國“姑息”下發展壯大的。當蔣介石大罵“國際姑息分子”時,杜魯門沒有還罵。若幹年後,杜魯門在其《口述自傳》中說:“蔣軍從來不是良好的部隊。我們把大約三十億五千萬元的軍事裝備,送給了這些所謂自由中國人士,結果,從北京到南京的戰線上,蔣介石約五百萬軍隊,卻敗給了三十萬共軍,共產黨拿了這些軍事裝備,把蔣和他的手下,掃出中國大陸。說實話,他一直都不是個東西。他們曾要求我派出數百萬美國部隊去拯救他,被我一口回絕。蔣介石實在無可救藥,他們的腐敗是與生俱來的,我決心不虛耗哪怕是一個美國人的生命去挽救他。我不在乎他們怎麽說。他們繼續嘲罵與控訴,說我對共產主義軟化,又說我庸碌無知,但我不會屈服於這些指責。對於蔣和他的一夥人,我從來沒有改變過自己的看法,這群混蛋一個個都該關進牢獄裏。”

  蔣介石在檢討國民黨在大陸的失敗時,也表現了自責的精神。如在《如何紀念國父誕辰》的演講中說:“在今日紀念國父八十六誕辰的時候,不僅主義未行,曆史垂絕,就是整個的革命基礎,都將要在我們手裏毀滅了。不知道大家對此一殘酷的現實,曾經檢討過沒有?在我個人來說,至少我對總理、對主義、對國家以至對我們的民族、曆史,都是一個最大的罪人。因此我每天無論怎樣繁忙,總要抽出一段時間來,作為反省懺悔的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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