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為毛澤東拍“內片” -- zt

我為毛澤東拍“內片” zt

作者不詳

　　在紀念毛澤東110周年誕辰時，我從報上讀到記者采訪著名二胡演奏家閔惠芬的報道：

　　1975年，她接到了一個任務：要為毛澤東主席錄製一批京劇唱腔。用二胡來演奏京
劇唱腔，既要展現京劇演唱的韻味，又要保持二胡自身的特點，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好在閔惠芬曾在不同的文藝團體工作過，又具有相當高的二胡演奏

　　功力，再加上當時年紀輕，於是，她決定全力以赴攻克這個難關。為了掌握京劇聲腔的特性，那段時間，閔惠芬在京、滬兩地到處求教京劇名家，不但自己學唱，還仔細揣摩不同流派的區別。功夫不負有心人，在不長的時間裏，她跨進了京劇的大門，並且用二胡錄製了一大批京劇唱腔。……不久前，她從新華網的一篇《毛澤東遺物故事》中得知，毛澤東主席生前收藏著許多唱片和錄音磁帶。文中寫到“在眾多樂曲中，毛澤東更喜歡閔惠芬演奏的二胡曲。他生前特別喜歡聽閔惠芬獨奏的《逍遙津》、《斬黃袍》、《臥龍吊孝》、《連營寨》、《哭靈牌》等名曲。”她讀後不禁淚水盈眶。

　　我在遇上閔惠芬的時候，也不由得跟她聊起當年拍攝京劇唱腔“內片”的情形。

　　如今，已經很少有人知道“內片”是怎麽回事。那是28年前，我奉命為毛澤東拍攝“內片”……

　　1976年5月初，根據來自北京的指示，上海成立“內片”攝製組。我突然被任命為上海“內片”攝製組導演。

　　當時我在上海電影製片廠工作。這一任命，不僅完全出乎我的意料，而且使我的同事們都驚訝萬分。因為我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文藝黑線幹將”、“大毒草作者”，遭到抄家，在“五七幹校”度過3年，然後則去“深挖洞”——挖防空洞及做煤渣磚。這樣的“臭老九”，怎麽可能去拍攝“內片”呢？

　　在當時，所謂“內片”，也就是保密性極高的影片。進入“內片”攝製組的每一個人，都必須經過嚴格的“政治審查”。

　　接受任命之際，我理所當然提出自己的疑問。經過解釋，這才明白，這些“內片”是“中央直接交辦”的，是專為中央首長拍攝的娛樂性影片——代號為“文集內片”。

　　當時，對“內片”的要求是質量高，速度快，限時限刻完成。在任務下達之後，必須在半個月以至一星期完成影片——這在當時簡直是不可想像的速度！

　　上海一共成立了兩個“文集內片”組。我所負責的這個組有50多名工作人員，趕拍《馴獸》以及京劇唱腔音樂。另一個組則拍攝京劇“舊戲”———才子佳人戲。這在當時簡直是不可理解的事！

　　後來才知道，這些“內片”專供病重的毛澤東觀看，在北京與上海兩地各成立“文集內片”組。

　　後來才知道，我作為“臭老九”，突然被起用，其原因是：為了確保如期完成“中央直接交辦”的“文集內片”，必須挑選“手腳快”的導演。在諸導演之中，選中了我———因為我在同行之中向來有著“快手”之譽，不僅劇本寫得快，拍攝影片也快。

　　於是，在毛澤東病重的那些日子裏，我變成了“忙人”，兼編導於一身———自己寫劇本，自己導演。從1976年5月接受任務，到9月9日毛澤東去世，短短4個多月中，完成了9部影片。

　　由於“文集內片”的拍攝處於極端秘密之中，關於其中內幕，我隻在1992年第二期的《炎黃春秋》雜誌上，見到齊英才的一篇回憶文章：《“文化大革命”中秘密拍攝傳統戲始末》。齊英才原是著名京劇演員，當時擔任上海內片組總負責人。

　　他回憶道：

　　1975年深秋，天氣特別陰冷。一天上午，當時上海市文化局負責人孟波同誌突然來到我家，很神秘地對我說：“老齊，咱們倆有些事要馬上去北京。”他這沒來由的話，把我弄得如墜雲霧，不著邊際。那時，我剛被宣布解放，雖然說是讓我和陸漢文、胡冠時等同誌負責上海京劇團(即現在的上海京劇院)黨委工作，但我是心有餘悸，處處小心，大事小事都請示，生怕再被靠邊批鬥。出於謹慎，我問：“是什麽事情？”孟波不露聲色地說：“到了北京就知道了。”他秘而不宣。我更加要刨根問底：“你不說清楚，我就不去！”他犯了急：“嗨，你這個人真死心眼，告訴你，是搞傳統戲的事。”一聽說是搞傳統戲，我急忙搖頭說：“這個事情我不能去，打死我也不去。”孟波見我如此認真，便朝我麵前湊了湊，輕聲說：“你放心，這是中央最高領導要看，不會有問題。”他特別強調“最高領導”，使我感到有了幾分安全感，於是便點了點頭。孟波見我同意，便交代了第二天去北京的事宜，留下機票後告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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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上飛機，孟波和我相鄰，待飛機升空，他瞧瞧前後左右，對著我的耳朵悄悄地說：“是毛主席要看，因為你熟悉京劇，所以非你莫屬。”我這才恍然大悟。在當時的政治形勢下，也隻有他老人家能作出這樣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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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指示要搞傳統劇目的錄音、錄像、拍電影。這個決定使江青等感到為難，頂著不辦，主席那裏交代不過去；辦，等於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否定了這十幾年來的所作所為。所以江青幾次找於會泳等商量對策，結果是打出“給中央負責同誌作調查研究”、“給今後文藝革命古為今用，推陳出新留下寶貴資料”的旗號，來掩蓋他們的空虛，並且盡可能縮小範圍、對象，嚴加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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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文化部於會泳“對外要嚴加保密”的指示，上海拍攝地點選在泰興路文藝俱樂部(也叫麗都花園，即現在的上海市政協)。這是一座花園式的別墅庭院，門口有大鐵門，院子裏很寬敞，有遊泳池、辦公樓、會議廳、放映廳等，大門一關，即與外界隔絕，確是一個理想的拍攝點。按照拍攝計劃，各路人員很快進入拍攝點，成立由我擔任組長、上海電影製片廠副廠長齊聞韶為副組長的領導小組。參加拍攝的人員都按照樣板團的夥食標準，免費供應中、晚兩餐，菜肴不錯，這在“36元萬歲”的年代，還是頗為實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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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片子送審通過後，隻準印四個拷貝，一個送中央，一個送國務院文化部，一個送釣魚台，一個送中央電影局資料庫。這種種的神秘色彩像是一道無形的鞭子，催促著我們日夜加班，不停地趕拍，不到半年，就完成了二十餘部戲的攝製。這種速度現在看來確實驚人。

　　迄今，我手頭還保存著當年的一份“內片《馴獸》情況匯報”。

　　“文集內片”的攝製，隨著毛澤東在1976年9月9日去世而戛然停止。

　　在毛澤東去世之後，我除了把已經拍攝的內片完成收尾工作之外，又奉命寫攝製小結。

　　我在1976年9月22日寫出攝製小結初稿，9月26日改出二稿。

　　在我改定這份小結，過完國慶節休假後，便從北京傳來振奮人心的喜訊：“四人幫”被粉碎了！

　　從此，我這個“臭老九”走上了新的電影創作之路，並在1980年捧得第三屆電影“百花獎”的獎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