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散人民公社20年後－－－談談人民公社

解散人民公社20年後－－－談談人民公社

作者: 老閑 20:41:20 02/04/2003


(一)水利建設與人民公社

由於中國地處東亞季風帶的緣故，降水量無論從時間還是空間的分布來看，都是極不均勻的。每當春季來臨，太平洋上空的暖濕氣團萌動，侵入歐亞大陸幹冷氣團盤踞的華夏大地。通常，冷暖氣團在長江流域拉鋸，形成江南一帶的連綿淫雨。而此時廣大的華北大地，正時“春雨貴如油”的春旱時分。少許一些降水都可以直接增加夏糧的產量。待到雨區向北推移，對黃河流域的夏糧作用已經不大了。因此黃河流域小麥收成的好壞主要靠著冬季的降雪，故有“瑞雪兆豐年”一說。而入夏以後集中的降雨，又往往造成黃淮地區的澇災。待亞熱帶高壓穩固地控製了中國東部和中部，沒有冷暖鋒麵帶來的降水，大部分地區進入了秋旱，隻有垂直氣流形成的雷陣雨，才多少削減了壓在農民心頭的旱象。

幾千年來，中國以農為本，靠天吃飯，農民上香盼的是風調雨順，皇帝祈天求的也是風調雨順。可歎的是，遍布各地的龍王廟，並沒有給農民帶來多少好天氣。倒是西門豹、李冰父子治水的故事千年傳頌，傳達了中國人人定勝天的願望。

依靠農民發家的共產黨一旦掌了權，立即將水利建設擺上了議事日程也就毫不足奇了。1952年，毛主席就發出了“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號召。著名的佛子嶺水庫等成了新中國成立後第一批興建的水庫，為迅速改變淮河流域十年九災的局麵立下了豐功偉績。但是，中國是一個既大又窮的國家，要完全依靠國家的投資來解決水利問題，至少在時間上是不可能滿足翻身農民追求幸福生活的迫切要求的。

合作化運動的高漲為中國水利問題的解決提供了一條可行之道。組織起來走上了集體化道路的農民，看到了聯合起來的力量，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來解決水利問題。

1957年9月24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聯合發出了《關於在今冬明春大規模開展興修農田水利和積肥運動的決定》。到12月份，全國已經有8千萬勞動力投入了水利建設的工地。正是那場群眾性的水利建設運動吹響了大躍進的號角。然而，熱氣騰騰的群眾性水利建設高潮，引出了一個新的問題，修建比較大的水利工程不僅需要投入大批的勞動力和資金，也要求勞力和資金的投入單位與受益單位的基本一致。而這些問題往往超出了一個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經營範圍和經濟能力，涉及到村與村、鄉與鄉、區與區甚至縣與縣之間的關係。

套一句現時流行的話：“改革中產生的問題，隻有在深化改革中才能解決。”走上集體化道路，初步嚐到了組織起來的甜頭的農民，自然地想到了用進一步組織起來的辦法來解決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經濟能力過小和經營範圍有限的問題。於是，一批大社在水利建設的高潮中應運而生，成為人民公社的前身。正如毛主席後來所說的，辦人民公社是群眾的創造，他沒有發明之功，隻有推廣之勞。在各地農村都出現了一些把若幹個高級社合並為一個大社的現象，盡管在初期大社的名稱迥異，有的叫集體農莊，有的叫合作農場，甚至有叫社會主義大家庭的。

河南遂平縣查岈山區是中國第一個人民公社的誕生地。解放後，農民成了自己土地上的主人。但是，查岈山區荒山遍野，連年山洪衝走瘠薄的土地，阻礙了生產的發展和農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農民迫切地希望興修水利，綠化荒山，改善自然條件。

在興修水利的高潮中，魏樓的先鋒一社計劃在流經鄉裏的小青河上修一座水庫，攔住河水，變旱地為水田。可是庫址會淹掉二社和叁社的幾十畝土地。協商不成，一社隻能降低圍堰的高度。結果因為堰低蓄水少，種下了50畝水稻隻收獲3畝。叁官廟村修了座水庫，而地處上遊的窗戶台村又建一座，致使叁官廟水庫滴水未有。更有下宋村的農民，因為下宋水庫淹了該社上百畝土地，掂著木棍追打信陽地區的水利科長。

在綠化荒山的過程中，魏樓地處山區，有荒山35000畝待綠化，卻隻有220個勞動力；相鄰的韓樓地處平坡，早就完成了植樹任務。韓樓的社長熱心，對魏樓的支書說，咱們一起幹吧。兩人一合拍，再經鄉黨委同意，發動了5個社共3000人上山，奮戰3天就完成了12000畝荒山的綠化任務。

正反兩方麵的教訓使基層幹部和群眾看到了聯合起來的優點和力量。58年4月，由27個小社合並而成的查岈山衛星社成立了。

6月初，中宣部編印的《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社會》問世。書中的第一條語錄摘自恩格斯1845年2月8日在愛北斐特的演說，提出：“共產主義的基層組織叫公社。”7月1日出版的《紅旗》雜誌中，陳伯達的文章中首次使用了“人民公社”這個名詞。不久，查岈山衛星農業社在全國第一個掛出了人民公社的牌子，改名為“查岈山衛星人民公社。

8月初，毛主席巡視河南、河北、山東，6日到達新鄉縣七裏營人民公社。看著大門上的牌子，毛主席高興地說：”人民公社這個名字好！“毛主席的話被記者報道出去後，給各地正在並社的幹部和群眾以極大的鼓舞，一個大辦人民公社的全民運動迅即在全國範圍內展開。在一個多月的時間裏，全國已經基本實現公社化。按照9月底的數據，全國共成立了23000多個公社，入社農戶1億多，占全國總農戶數的90%以上。

因此完全可以說，人民公社是大興水利的產物，是廣大農民的一個創造。而人民公社化的實現，確實也沒有辜負農民的厚望，為在中國實現水利化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在人民公社期間，中國農村共建起了七、八萬座大小水庫以及相應的灌溉渠網絡，以至於翻開新舊兩本中國分省地圖一對照，星羅棋布的人工湖泊就呈現在眼前。由此，我國的灌溉麵積在1980年以前以每年1700萬畝(3.5%)的速度增加。到1980年達到7.33億畝。

1964年毛主席又發出了“農業學大寨”的號召，全國農民為大寨改造虎頭山的壯舉所激勵，掀起了以改土治水為中心的大規模農田基本建設的高潮，建成了大片的旱澇保收田。從六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中期，河南駐馬店地區調集了成千上萬的勞力，奮戰近十年，建成了以板橋水庫為中心的自流灌溉係統，使受益的確山、遂平、泌陽、西平、汝南五縣的相當大區域內成為水稻種植區，畝產高達800-1000斤。

人民公社化帶來的農田麵貌與農業生產條件的質的飛躍，在相當程度上改變了農業靠天吃飯的麵貌，到七十年代，基本上結束了我國數千年來“大旱大澇必大災”的曆史。1978年是特大幹旱之年，我國不僅避免了可能發生的人口事件，全國農業總產值反比上年增長9.8％，糧食產量首次突破3億噸大關。一批人民公社成立以來建成的水利骨幹工程對此起到了關鍵性作用，從而保住了農業豐收。

遺憾的是八十年代初的“分田到戶”運動中斷了我國水利建設的良性發展。人民公社的解體，使廣大農村回到了過去小農經濟的時代。個體化的農民，不要說建設新的水利設施，就連現有的水利設施也無力維護，更糟糕的是分田單幹還帶來了對現有水利設施的嚴重破壞。

在分田到戶發源地的安徽農村，大量灌溉支渠和農渠被無數壩埂節節斬斷，形成了竹節狀的“血管堵塞”。淮北地區在六、七十年代共建機井13萬8千眼，可灌溉500萬畝良田。然而到85年7、8月大旱時，整個淮北地區能投入抗旱的機井隻剩下4千多眼了。

在河南農村，上述駐馬店地區十年辛勞建成的自流灌溉係統，就因為沿渠農戶不斷扒渠、開缺而毀於一旦。盡管幾次組織整修，可屢修屢毀。每年冬季修，春季毀。好端端的一方高產水稻區如今變成小麥、玉米產區，兩熟還趕不上過去一熟。

當年各地農村在溝坡興修的大寨式旱澇保收田，由於被分割而無力管理，至今大多被山洪衝毀。肥土流失，留下滿灘壘坡的大小石頭，令人見之，不勝唏噓。

在“六五”期間，我國的灌溉麵積首次下降，淨減少700多萬畝。除澇麵積也減少了25%。大片農田回複到過去靠天吃飯的局麵。譬如河南農村，在水源充足的地區，種水稻畝產1000多斤不成問題；在能灌上水的地，種麥子每畝能打700斤；而靠天吃飯的地，正常年景還能收300斤，遇上災年就可能絕收了。

現今中國已經跨入21世紀，然而中國現有水利設施中的80%以上仍然是70年代以前修建的。由於管理不善，水利設施已經嚴重老化，病庫、險庫、淤庫越來越多，抵抗自然風險和災難的能力大幅度下降。連曾經譽滿全國的河南林縣“紅旗渠”，也因常年失修，裂縫、滲漏嚴重，再加上上遊農民截水、扒水和搶水，87年7月大旱時瀕於斷流。全縣16%的土地基本絕收，9萬人靠遠程買水吃。

1990年代以來我國相繼發生洪災、沙暴、旱災、蝗災，尤其1999年以來又是連續叁年大旱，致使糧食連續兩年大幅減產，重新引起了人們對曆史上災害的可怕記憶。

政府又開始在冬天組織農民修水利了。然而單幹的農民對沒有直接好處的水利建設根本就沒有任何積極性，從分田到戶開始，如何搞農田水利建設，至今沒有找到一個有效的辦法。因為關鍵問題還在於：誰來投入？誰來實施？誰來管理？誰來受益？

國家沒有錢，個人沒能力，隻有靠集體。人民公社被砍掉的前後各二十餘年中水利事業正反兩方麵的事實，不是雄辯地證明了這一點嗎？



(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

1958年8月初，新華社記者報道了毛主席巡視河南、河北、山東的消息。毛主席關於"人民公社好"的話給各地正在並社的幹部和群眾以極大的鼓舞。毛主席得訊後，擔心地說："哎呀，糟糕，捅出去了！政治局還沒有討論呢。"毛主席迅速采取補救措施。四天後，在北戴河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討論人民公社問題列入了議程之中。8月29日，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一個大辦人民公社的全民運動迅即在全國範圍內展開。在一個多月的時間裏，全國已經基本實現公社化。

一哄而起的公社化，伴隨著大躍進的高潮，使人們的熱情達到了沸點。急切追求幸福生活的人們渴望一步就能跨入共產主義，各地紛紛提出兩、叁年內實現共產主義的宏偉計劃。片麵地追求"一大二公"，企圖廢除商品生產，使得農村中刮起了一股"共產風"。

是毛主席首先發現了公社化高潮中出現的問題，並立即著手解決。這離人民公社化開始還隻有一個多月的時間。

58年11月2日，毛主席召集了第一次鄭州會議。在會上，他著重指出：必須分清全民所有製和集體所有製、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界限；人民公社不能急於向全民所有製和共產主義過渡；在社會主義時期，商品生產還要大大發展；廢除商品，對農產品實行調撥，實質上就是剝奪農民。

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毛澤東又在武昌主持召開了八屆二中全會，通過了他親自主持起草的《關於人民公社若幹問題的決議》。其中主要強調了叁點：一、企圖在條件不成熟時勉強進入共產主義是一種空想；二、向全民所有製和共產主義過渡必須以生產力一定程度的發展為基礎；叁、堅持繼續發展商品生產和保持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社員的個人財產永遠歸個人所有。

59年2月27日，毛主席又主持召開了第二次鄭州會議，並同步召開了河南省6級幹部會議。與前二次會議主要是糾正"共產風"的錯誤不同，毛主席敏銳地從農村的混亂現象和緊張的關係中，發現了人民公社的症結問題是公社在所有製方麵走得過遠了。根據毛主席的意見，這次會議中強調了所有製方麵的整頓，提出了"統一領導，隊為基礎；分級管理，權力下放；叁級核算，各計盈虧；分配計劃，由社決定；適當積累，合理調劑；物資勞動，等價交換；按勞分配，承認差別。"其中的關鍵點就是將基本核算單位退回到生產隊，即原來合作社的水平上。簡言之，就是"叁級所有，隊為基礎"。會後，各省市也迅速召開5、6級幹部會議，目的是將毛主席糾左的指示一竿子插到底，直接傳達到生產隊長。

能在這麽短的時間裏，透過如此複雜的現象，抓住問題的症結所在，並給出正確的解決方法，這就是毛主席高人一籌之處。

可惜廬山上的風波和叁年困難時期的曲折，幹擾了人民公社問題的及時解決。但是，盡管一些人鼓吹"人民公社辦早了，辦糟了。"另一些人則明裏暗裏地推行"包產到戶"政策，人民公社製度還是在農村中堅持了下來。61年中央製訂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即六十條)。62年2月13日，中央發出《關於改變農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單位問題的指示》，正式規定了公社一般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

"叁級所有，隊為基礎"的提出是一個創造，它較好地處理了所有製水平和經濟發展階段之間的矛盾，既堅持了集體化的社會主義方向，又貫徹了實事求是的原則。

正如前文所述，由於水利建設的問題往往超出了一個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經營範圍，迫使農民尋求更大範圍內的聯合，從而催生了人民公社。但是，農民的主要經營項目還是農業生產。對於日常四季的農業生產，就我國當時的機械化程度，仍然處於小生產水平，尚沒有達到規模經營的要求，所以，在原來的合作社，即生產隊水平上的聯合就足夠了，將生產隊作為基本核算單位，獨立經營，組織生產，是與實際情況相適宜的。完全的公社所有製則超脫了生產發展的階段。

然而，大隊和公社這兩級經濟也是不可缺少的，因為一些在生產隊的範圍內難以容納的生產經營項目，如水利的興修和管理、農村工業的發展、大型農機具的使用和管理，以及發展農村的醫療衛生和教育事業等種種，還需要根據不同情況選擇在大隊和公社的層麵上來加以解決。

"叁級所有，隊為基礎"方針的最大優點是提供了一個很大的回旋餘地，能夠適應不同的經濟發展水平的需要。由於我國是一個大國，各地農村的經濟發展水平存在著相當巨大的差異，因此"一刀切"的方法往往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分級管理和核算使得各地都能有所適從，在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可以多發展大隊、公社二級經濟，壯大集體經濟的實力；在經濟比較落後的地區，也能立足於生產隊這個基點，因地製宜逐步求發展。

實踐證明，"叁級所有，隊為基礎"方針的貫徹，效果是好的，它極大地促進了農村經濟的發展。

1962～1980年期間我國糧食產量年平均增長率達4.30％，它既高於1953～1957年準集體化時期的3.58％，也高於1981年～2001年分散經營製度下的1.86％。1976年糧食總產量達到28630萬噸。

耕地複種指數，由1965年的1.38提高到1977年的1.51，相當於增加播種麵積1800萬公頃。普遍建立的農技推廣係統發揮了巨大的效益，袁隆平等人於1973年育成的□型雜交水稻優良品種開始在南方推廣，取得顯著成效，平均每畝增產108公斤。

農業機械化有了大幅的進步，農機總動力1980年比1957年增長120多倍，農用拖拉機、農用排灌動力機械、聯合收割機、農用運輸車的數量都有了數十倍到成百倍的增長。從65年到75年，我國拖拉機和手扶拖拉機分別增產了6.7倍和66倍。相應的，以57年為基準，1980年的機耕麵積增加了15.55倍，占到總耕地麵積的42.4%。

水利建設方麵的巨大成就不再贅述。農村水電事業也有了長足的發展。1957年前，全國僅有農用小型水電站544個，到1980年增加到79775個，是原來的140多倍。75年農業用電平均每畝14度，比65年增加了近5倍。

人民公社的開出的一朵光彩奪目的奇葩是社隊企業，即今日的鄉鎮企業。在公社化的帶動下，58年社隊企業如雨後春筍般發展起來，在一年內就達到600萬家。盡管其中大部分企業在六十年代初被整頓掉了，但是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間，社隊企業再次獲得了驚人的發展。到76年，社隊企業的工業產值已達到120多億，勞動力已達到2827萬。為逐步實現農村的工業化和縮小工農差別，打下了最初的基石。

總的來說，經過二十多年的發展，大部分公社的社、隊二級經濟都有了一定規模的發展。從全國範圍來看，搞的好的和比較好的人民公社，占總數的叁分之二。可以說，農業集體化運動在中國是經受住了曆史的考驗的。



(三)"大包幹"帶來的變化

雖然說，經曆了二十多年的風風雨雨，人民公社經受住了曆史的考驗，農村集體經濟不斷地發展和壯大，然而，全國農村的發展是不平衡的。有一些地區由於自然條件比較差，幹部力量比較薄弱，生產比較落後，集體經濟的優越性沒有得到充分地發揮，因此農民的私有觀念仍然比較頑固，這反過來又拖住了集體經濟的發展步伐，農民的生活得不到改善。這些落後地區的農民自然對搞集體生產不滿意。

1978年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的18戶農戶簽字畫押，決定實行"大包幹"，也就是分田到戶。在萬裏等的推動下，安徽農村首先推行所謂"聯產責任製"。

對於那些連生產隊的經營管理也搞不好，農民堅決要求實行分田到戶的地區，按照思想解放的原則，在叁級所有以外，再加上家庭經營一個層次，本也不失為實事求是的良策。或許一開始，某些支持這項政策的人也是這樣想的，因為至少在文件上提的是，包產到戶隻是集體合作經營的一個層次，有統有分，宜統則統，宜分則分。可令人遺憾的是，在實際上推行的時候，除了土地公有和承包關係以外，基本上隻有家庭經營一個層次了。實質上將一種僅僅適應於集體經濟落後地區的方針，不適宜地作為了全國農村的基本政策，形成了"全國一刀切，向後進看齊"的不正常局麵，最終導致了人民公社的解體

如此推行分田單幹，自然遭到了在社會主義道路上已經走了二十多年的大部分地區的農民和農村基層幹部的抵製。剛開始時，幾經討論都包不下去。如北京紅星人民公社，85%的農民投票要求將土地歸還集體經營。即使在萬裏控製的安徽省，也傳出了討伐"大包幹"的民謠："集體幹分掉了，人心幹散掉了，幹部幹癱掉了，耕牛幹死掉了，農具幹毀掉了，機械幹鏽掉了，公房幹倒掉了，大田幹小掉了，科學幹停掉了，公活幹歇掉了，教育幹低掉了，貧富幹大掉了。"但是，由於自上而下的高壓，強行推廣，到81年12月的全國農村工作會議時，全國90%以上的生產隊建立了不同形式的生產責任製。

如那位萬裏，一開始推行"包產到戶"遭到大家反對時，還說"你走你的陽關道，我走我的獨木橋"。然而當他在鄧小平的支持下在82年掌握了農村改革的大權後，就變了臉，逼著全國農民與他一起走獨木橋。而且撕破了"完善生產責任製"的遮羞布，直接推行分田單幹。83年中央發文解散了人民公社。

河南省是83年才全麵推行分田單幹的。上頭行政命令下來，非分不可，分得越徹底越好，連水渠也切成一段段的分掉了。多年的集體積累，一夜之間化為私有，還稱之為"分光吃光，不留後遺症"。

為此，曾被譽為南方大寨的四川省劍閣縣化林大隊黨支部書記張正濤以自殺來表示抗議。但是，即使在如此高壓之下，仍然有一些生產隊和大隊的幹部和農民硬頂住了壓力。到92年底，全國農村仍然有7036個村或隊堅持著集體經營。

人民公社的解體被一些人吹捧為我國農民的第二次解放。然而，84年底全國90%的農村剛剛完成分田單幹，85年起中國的農業就走入了困境。85年糧棉大幅度減產，直至89年糧油棉都沒有恢複到84年的產量。

事實嚴酷地證明了，小農經濟條件下個體農民能夠釋放的個人致富的積極性是十分有限的。我們的農民兄弟長年麵對黃土背朝天，勞動強度已經非常非常大了，勞動時間已經非常非常長了，即使能將他們的精力和體力完全榨幹，又能有多少油水呢？

事實而且證明了，幾億個體農戶直接麵對市場的盲目的致富積極性效益是很差的。二十年來，價格完全放開的農副產品價格暴起暴落，從豬、菜、禽、蛋、水產品，到煙草、茶葉、棉麻、兔毛、羊毛，穀賤傷農的事時有所聞。89年河南煙農揮舞鐮刀、鋤頭將已經成熟或即將成熟的煙草搗碎、焚燒，共毀煙田64450多畝，直接經濟損失超過600萬。北方的農民砍掉剛開始結果的蘋果樹當柴燒，南方的農民任滿山的桔子爛在樹上。實質上，這完全是一場又一場的經濟危機，造成農村生產力的巨大破壞，大批農民的投資和辛勤勞動完全打了水漂。洞庭湖區的農民不由得感歎道："現在種田就象賭博，大賭大輸，小賭小輸，要想不輸，隻有戒賭。"

由於種田劃不來，農業中素質較高的農民紛紛棄農而去。據四川省調查，目前農村中種田的53%是婦女，老弱病殘占了四分之一，文盲和半文盲則高達31%。越來越多的農戶種糧隻是為了滿足自己的需要，因此商品糧的水平一直上不去。為此，我國每年進口的糧食數量迅速地從文革期間的210萬噸躍升到八十年代初的1345萬噸，再到95年的2081萬噸，以至於美國人開始驚慌，下個世紀中國將造成全世界的糧食饑荒。

分田到戶對農業機械化和水利化的破壞就更是罄竹難書了。幾年過去，大型農機具早已成了一堆鏽鐵，甚至連耕牛也大量減少，87年四川瀘縣就出現了300多個無牛村，出現了人拉犁或收了早稻不犁田的情況。

分田到戶分散了人心，農民對農業的投入普遍減少，反而進行掠奪式的生產，造成了對生產資源的嚴重破壞。由於木材緊缺，價格高，亂砍濫伐屢禁不止。83年湖南祁陽縣農民哄搶國營林場，在一個月的時間裏，毀林1700多畝；湖北通山縣農民哄搶集體山林，毀林2000畝。85年群眾性大規模哄搶國營林場和自然保護區林木的事件席卷南方9省，共毀林146萬畝。中藥甘草是自然生態平衡最脆弱地帶的固沙植物。盡管國家從83年就限製出口，但高價爭購引發的"挖甘草熱"從東叁省到內蒙古、陝甘寧，一路挖去，一直挖到新疆，逼近邊境。甘草大軍所過之處，草去坑留，滿目荒沙。類似的還有挖發菜，使沙漠不斷南侵，已經威脅到北京城。

包產到戶更使農村百業蕭條。農業科技推廣體係解體，"遠看象要飯的，近看象燒炭的，一問才知道是農技推廣站的。"成了農技人員自編自嘲的口頭禪。農技人員紛紛搞起了種子公司，坑農害農的事層出不窮。農村集體合作醫療體係全部瓦解，原公社衛生院也大批關門，伴隨著的則是農村人均發病率明顯增高。一些被抑製了多年的地方病，如血吸蟲病卷土重來。即使在經濟發達的廣東省農村，仍有20%的農戶看不起病。江蘇省的貧困戶，有叁分之一是因病致貧。

貧富差別急劇擴大。95年的統計數字顯示，農村有36%的農戶沒有任何存款。年均收入低於平均數的農戶占86%，即使如溫州地區，人均純收入超過2000元，但68%的農民不足720元。更令人遺憾的是，在自然條件完全相同的地區，許多農民就因為勞力弱、智力低、生病而陷於貧困，無法自拔。

公社沒有了，鄉政府機構卻急劇擴張，從原來公社時的20人擴大到現在的近300人。國家隻能負擔極小一部分錢，其餘的全靠向農民攤派。隨著鄉鎮幹部的生活水準節節升高，苛捐雜稅的名目越來越多，農民的負擔越來越重。所謂"頭稅輕，二稅重，叁稅四稅無底洞"。幹群關係急劇惡化，以至於逼死人命的惡性事件時有所聞。93年時為副總理的朱熔基在廣西考察時說："攤派非常嚴重，攤派到農民上吊，我們查出來的就有九件跳水、跳河的。我們不去查的有多少，不知道。"因此河南有民謠曰："(幹群)七十年代是魚水關係，八十年代是油水關係，九十年代是火藥關係。"

看來人民公社解體的唯一好處，用農民的話來說，就是現在自由了。其結果是為城鄉私人經濟的大發展準備了豐富而廉價的勞動力，而重現了資本主義初級階段的一幕。大批瀕臨破產的農民盲目地湧入城市，使得"包身工"一類早已被人們遺忘的慘劇重現中國大地。

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當今農村共同致富典型村無一不是當年沒有搞包產到戶，或搞過承包又回到集體勞動方式的生產隊和大隊。如河南新鄉縣七裏營鄉劉莊大隊，北京房山縣竇店村，唐山市開平區半壁店村，四川宜賓縣喜捷鎮下食堂村，山東黃縣下丁家村，河南臨穎縣南街村以及江蘇江陰的華西村等等。

散布於全國各地的7036個堅持集體經營的村或隊，普遍具有集體經濟發育水平高，經濟發展勢頭強勁，各種生活設施建設、文化教育、思想政治工作以及幹群關係、社會風氣，均呈現出嶄新的麵貌。農民收入普遍較高，生活質量顯著提高。

就在當年毛主席視察過的七裏營鄉，五十年代的全國勞模史來賀領導劉莊人民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走集體化的道路，實現了集體富裕。現在全村隻有41個人務農，農業生產完全實現了機械化，達到了規模經營的先進水平。而大部分農民就地轉化，成為了村辦企業的工人。十餘年來，全村的總產值以每年41%的速度增長，九十年代初就達到了4500萬元。現在全村住在集體出資興建的雙層小樓，享受著免費入學、免費醫療和大部分免費供應的糧油、副食品。家家過上了富裕的日子，包括象嚴重缺勞戶餘德祥家。餘本人年老多病，又是啞巴，兒子早逝，留下一個半傻的兒媳和年幼的孫子。這樣一家人家，無論在舊社會還是在今天分田單幹的地方，又怎能逃脫悲慘的命運？

就以曹錦清九十年代在河南農村作調查時記錄下來的一段話作個總結："就從河南農業來說，集體化實在沒有象有些人指責的那樣糟糕。事實上，到七十年代末，河南已有不少大隊的小麥單產上了千斤。如按原來路線走下去，小麥單產普遍達到目前水平(畝產六、七百斤)是沒有大問題的，而且沒有貧富嚴重分化，政府機構也沒有如今這樣龐大，官吏也沒有如今這樣腐敗，社會治安狀況也較良好。那時真可以說做到了'道不拾遺，夜不閉戶'了。一旦分田單幹，過了十幾年，這些問題都出來了，而且有越演越烈的趨勢，誰也找不到一個徹底根治的辦法。"(見《黃河邊的中國》一書)



(四)中國的農村向何處去

進入九十年代以後，中國農村的矛盾越來越突出。為此，中央黨校提出了要加強對“三農”(農民、農業、農村)問題的研究，希望能拿出解決農村問題的辦法來。

小戶經營的局限性和破壞性已經越來越明顯，包產到戶已經越來越嚴重地阻礙和破壞了農業生產力的發展。小農經濟確實已經走到頭了。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早就正確地指出，小塊土地所有製本身是以生產資料、資金和生產者無止境的分散為條件的。它不但造成了人力、物力和財力的巨大浪費，而且按其本性來說，根本就排斥社會勞動力的發展、勞動的社會形式、資本的社會積累、大規模的畜牧和科學的不斷擴大的應用。因此，在市場條件下，生產條件的日益惡化和生產資料的日益昂貴是小塊土地所有製的必然規律。對於這種生產方式來說，好年成也成為一種不幸。

小農經濟的必然結果是兩極分化和土地兼並。一千多年來，中國社會就在大部分自耕農逐漸變為雇農，最後淪入赤貧而揭竿造反的圈子裏循環無已。隻有在資本主義條件下，集中到少數人手中的土地，借助於現代技術和工具的使用，逐漸走上集約化經營的道路而發展出現代化的農業。

那幫右翼經濟學家早就在叫嚷要開放農村土地的自由買賣，或稱土地使用權的自由交易，以順應小農經濟必然瓦解的過程。可是，伴隨著資本主義農業兼並的必然是大多數農民的破產和離鄉。這是一條漫長而悲慘的道路。當美國走上資本主義農業兼並道路時，大量的西部土地正等待著開發，還可以為破產和離鄉的農民提供一條出路。而今天的中國一旦走上這條道路，等待他們的隻能是當今第三世界農民上天無路、入地無門，欲進入城市充當廉價勞動力而不得的處境。曆史將重現明末、清末流民劇增，社會爆炸的局麵。因此，盡管那幫右翼經濟學家叫喚了多年，終於沒有人敢於跨出這一步。

堅持土地承包製30年或50年不變，用行政手段抑製了小農經濟條件下土地的自然兼並過程，必然阻礙了農業的現代化進程，但是，它對於防止了農民陷入赤貧境地，維持農村的最低限度的穩定又是必不可少的，因為這一小塊承包地成了瀕臨破產的貧苦農民的最後一道社會保障。畢竟當今的“地主”是中共掌權的國家，實在交不起租子，國家也不會抽租田的。盡管有些地方官吏橫征暴斂，但是真逼出了人命還是得吃不了兜著走的。

資本主義道路既然走不通，剩下的就隻有走社會主義道路了。

95年在一些報刊上出現了適度發展規模經營、發展集體經濟的聲音。要求對條件確實成熟了，大多數群眾確實自願向集體化、集約化方向發展的，應該因勢利導，不要阻擋。但是，根據京郊順義縣的總結，要發展規模經營，必須具備兩個條件：一、鄉和村(原公社和大隊)的集體經濟有一定的實力來支援農業的機械化和現代化；二、鄉鎮企業和其它經濟有較大的發展，保證離開土地的農民有廣闊的就業機會。這就是南街村、華西村等一大批先進典型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發展壯大村級集體經濟，達到規模經營走過的路。由此更可以看出，由於當年推行包產到戶對集體經濟造成的毀滅性破壞，種下了多大的惡果。當年鄧小平在談到“包產到戶”時說：“有的同誌擔心，這樣搞會不會影響集體經濟。我看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可惜二十多年的實踐證明，鄧小平是完全錯了。

1995年在全國25個省區的“百縣百村”進行的問卷調查顯示，74%的村幹部和農民認為有必要健全農村的集體經濟組織。隨著農村經濟的專業化和社會化的發展，各地農村已經自發地出現了一大批專業合作經濟組織，涵蓋了農村的各個領域，包括生產經營，加工銷售，技術服務等等。到94年底，全國共有社區性集體經濟組織218萬個，在全國農村具有很高的覆蓋度。農民們對於合作服務、合作開發、合作積累和合作保障的需求是十分強烈的。之所以如此，說到底，完全是因為集體化這條社會主義道路關係著廣大農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和發展需要。

重新回頭發展集體經濟的路是艱難的。這不光是因為“分田到戶”的實施，糟蹋了原來二十年的集體積累，破壞了集體經濟發展的已有基礎，還因為“人心散了，黨風壞了，幹部貪了，凝聚力沒了”。尤其是嚴重的黨政腐敗，使得農民不敢將財物的管理權交回給鄉村幹部。然而，比這一切都更重要的問題還在於思想上的嚴重束縛。譬如朱熔基就說過：“剛剛按小平同誌的指示搞了聯產承包責任製，又讓農民用土地來入股。這不是人民公社又回來了嗎？”一頂“否定農村改革”的帽子砸過來，能頂得住嗎？

翻開那本號稱是“三次思想解放運動實錄”的《交鋒》，從頭到尾字裏行間透出的卻出兩個新“凡是”：凡是改革開放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鄧小平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逾地遵循。明明有一大批堅持了集體經營，鞏固和發展了集體經濟的力量，走出了成功的集約化道路，達到共同富裕的先進榜樣放在眼前，那些所謂“思想解放者”卻熟視無睹。看來他們鼓吹的“貓論”也是假的，實際上奉行的是“寧要包產到戶的草，不要人民公社的苗”。

人民公社當然是沒有了，新出現的社區性集體經濟組織也因為黨政領導的不重視而處於完全的自流狀態，隻有那些貫徹了人民公社原則的共同富裕村仍在閃耀著光芒。能否解決“三農問題”，實現中國的農業現代化，很大的程度上取決於當政者能否汲取曆史的教訓，拿出一套正確的方針和政策了。但是，不管中國的農村向何處去，後人將永遠不忘前人在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的領導下，通過人民公社這種製度形式，為徹底改變我國農村的貧窮落後麵貌而奮鬥時所走過的艱苦卓絕的曆程。




========================================================================================

參考文章：

人民網>> 經濟>> 農村經濟2003年1月19日22:48


走近蒙陰農村的新型合作社


宋光茂、王明奎


冬閑季節，記者在山東省蒙陰縣野店鎮的北坪村看到，農民群眾在熱火朝天地建設水利工程、修路、整地。6 0 多歲的劉寶存老人邊搬石頭邊說：“加入了農業經濟合作社，大夥聯合起共同出資出力幹人人都受益的事，能不樂意嗎？”該村飛躍二社正在修建一個投資2 0 多萬元、蓄水1 8 萬立方米的大型塘壩，全社4 2 戶6 0 多個勞力，每天早晨天一亮就到工地，天黑才收工，中午在工地上吃飯。記者感到，這裏似乎重現出當年"農業學大寨"的場麵。

農村實行稅費改革後，基層政府不能再讓農民出義務工，不能再讓農民集資修路、修橋、修水利。這減輕了農民負擔，深受農民群眾歡迎。但隨之而來的問題是，農村這些公共設施的建設又由誰來承擔呢？如果公共設施的建設也“撂荒”了，農村發展的後勁必將日益衰竭。蒙陰縣的領導班子及早意識到了這些問題，自2001年冬天在全縣5 個村進行建立農業經濟合作社試點，去年夏天在全縣鋪開，截止目前，已有3 5 1 個行政村成立了農業經濟合作社，占全縣行政村的6 0 % ，共成立合作社1 1 0 3 個，入社人數1 2 . 8 萬人。

合作社由多戶群眾自願優化組合，並由他們選出一個威信高，有種養、經營專長，辦事公道的“能人”當社長，再選出理事會、監事會共同管理合作社的事宜。這是一個地地道道的經濟實體，關係入社成員利益的大事、大項目共同研究、決定；在成員都受益的一些大的建設項目上聯合起來共同出資出力；在農作物的管理上互幫互助；農產品的銷售，聯合起來闖市場；經營上共同商量。但家庭承包經營性質不變，土地等生產資料的歸屬不變。農民入社、退社自由，不強迫，不搞行政命令，不搞一刀切。總的原則是“政府引導、能人牽頭、多戶聯合、優化組合”和“民辦、民管、民受益”。

縣委書記宋法亮曆數新型農業經濟合作社的好處：它促進了農業結構的調整。蒙陰縣建立了農業經濟合作社的村，村民在“自願、有償、依法、規範”的原則下進行了土地流轉。通過土地流轉，一個社中所有農戶的土地集中到一起，成了一大片，社中各戶原在幾處甚至十多處的零散土地集中為一塊，成了一大塊。土地的由零變整，促進了種植結構的調整。該縣聯城鄉許家溝村，去年冬天成立了三個農業經濟合作社後，各社都進行了土地流轉，土地由小塊變了大塊，群眾發展經濟林的積極性空前高漲，僅今年春天便發展蜜桃4 0 0 多畝。據統計，全縣1 1 0 3 個合作社，今年以來發展經濟林2 . 1 萬畝。

它解決了一家一戶辦不了、村裏想辦無力辦的事情。野店鎮朝陽村是一個小山村，年年幹旱，群眾發展的經濟林因幹旱缺水難見效益。村裏也曾計劃修建水利工程，終因資金缺乏和不受益群眾的反對而擱淺。今年8 月，該村成立了五個農業經濟合作社後，不足一個月，共修建攔水壩5 道，大的蓄水1 4 0 0 0 多立方米，戶均投入5 0 0 多元。許多戶把蓋房子的石頭獻出來建了攔水壩。僅野店鎮的1 1 8 個農業經濟合作社今年便開工建設水利項目1 4 0 0 多項，已竣工6 0 0 多項，總投資達4 0 0 0 多萬元，全部是經濟合作社的社員自願集資的。

它大大調動了農民生產投入的積極性。界牌鎮雙河峪村是一個庫區貧困村，去年冬天成立了三個農業經濟合作社後，各社顧來了大馬力拖拉機深耕了土地，去冬今春栽植蜜桃6 0 0 多畝，連片黃煙2 0 0 多畝，修生產路6 公裏，建水利工程2 0 多項，戶均投入2 0 0 0 多元。

它提高了農民的組織化水平，有利於共同富裕。成立了農業經濟合作社，使分散的農戶結成了生產、技術、銷售一體化的利益共同體，大家互幫互帶，組織起來闖市場。該縣野店鎮南宴子村長興嶺社一名社員從親戚家弄來桃樹良種接穗，全社共同使用。社裏懂嫁接技術的無償為大家嫁接，共嫁接2 0 0 0 多棵桃樹，一分錢沒有花。


來源：人民網2003年1月19日（責任編輯：劉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