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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痛失親子詳記 —— 周秉德記述

(2007-02-11 14:03:00) 下一個

周恩來痛失親子詳記 —— 周秉德記述


(編者按)今年1月8日是敬愛的周恩來總理逝世26周年祭日,特發周總理的親侄女、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新聞出版社原副社長周秉德女士的這篇回憶文章以示紀念。

我自從12歲來到伯父周恩來、伯母鄧穎超身邊,就知道兩位老人家沒有兒女,隻有一位幹女兒——我的維世姐姐。我和弟弟妹妹們來到中南海西花廳的家中,兩位老人家對我們都是諄諄教誨,嚴格要求,同時又關懷備至,疼愛有加。對一些戰友和烈士的子女,也常常關心、照顧、教育、培養。他們實際上是關心所有的革命後代。

1962年4月的一個周末,我又照例回到西花廳,隻見院子裏幾株海棠樹,盛開著一簇簇白色、粉色的花朵,使這古樸的院落增添了熱烈、歡快、繁榮的氣氛,一片生機盎然。

伯父從來沒有什麽周末休息,他有太多做不完的工作要做,現仍在外麵辦事,尚未回家。

伯母見到我,很高興地聽我談了些工作、生活及我的父、母、弟、妹的近況後,又無不傷感地對我談起了一些我從未聽說,而又非常遺憾的往事:

“秉德,你一直以為我和你伯伯沒有自己的親生孩子,是吧?其實1927年4月我在廣州時,生過一個男孩,因為這孩子體重太大,有10磅(相當於9.07市斤)超出正常標準,我在醫院難產,三天三夜生不下來。雖然是德國的教會醫院,條件算是好的,但當時的技術還沒法進行剖腹產手術,隻能用產鉗幫助,因用力過大,孩子頭部受到嚴重損傷,沒能成活!不然到現在也有35歲了,比你整整大10歲呀!”

聽了這話我實在非常惋惜,不然我這位大哥,在伯父、伯母的培育下,如今一定會是位剛毅、果敢、英俊、熱情、足智多謀的好大哥,他會在艱苦的工作崗位上勤奮地工作……想著就不由得大叫:“太可惜了,太遺憾了!那當時伯伯見到自己的大胖兒子了嗎?”伯母從容地說道:“那是大革命的年代,你伯伯已在1926年12月,由廣州調到上海的黨中央去工作了。我在醫院由我母親陪同。”接著伯母又嚴肅地回憶起這之後的往事:

“孩子沒保住,我的身體虛弱,但卻無法安心調養。當時正趕上‘四·一二’蔣介石叛變革命,突然、大量地逮捕、屠殺共產黨人,各大城市一片白色恐怖。你伯伯在上海已經轉入地下,我在報紙上已經看不到他的任何消息,廣州也已吃緊。

“這時,一位打扮入時的貴夫人,戴著耳環、塗著口紅,走進我的病房,我以為她走錯了房間,可定睛一看,原來是陳鐵軍。她和我都是在我們黨的廣東省委婦女部工作的,她平時著裝儉樸,現在情勢緊急,為了避免暴露身份,她有意這樣裝扮,專門來通知我:現在上海、廣州都發生反革命事變,黨組織讓我來通知你,趕快設法離開廣州!隨即我母親在外麵剛好收到你伯伯從上海發來的電報,讓我們設法到上海,以我母親的名義在報紙上發尋人啟事找他。

“我在分娩時,孩子沒能存活,我雖然難過,但對醫生、護士沒有一句責備的話,反而安慰她們說:我知道你們盡了最大的努力,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醫生、護士們對我很同情,很尊重,關係處得非常好。這時我隻好把這緊急險惡形勢告訴了我的醫生王德馨,這位醫生馬上幫我想了個辦法:醫院定期派護士坐德國領事館的船隻去香港采購藥品和醫療器械,她們可以把我打扮成護士,讓我母親扮做工友,乘坐德國使館的小電船去香港。

“但當時還沒到日期,當前怎麽辦?隨時可能有軍警來搜捕,這位醫生又把我們安排在後院的一間小屋中,反鎖著門,一天三餐都是護士送進來。

“果然,那天我剛離開病房,就有一名軍官帶了幾十名士兵,衝進醫院,追問鄧穎超在哪間病房?王德馨醫生回答他們:是有位姓鄧的產婦,但孩子死了,人已出院了!軍官就指揮士兵搜查,這時德國院長聽到吵嚷聲,走過來厲聲喝道:這裏是德國教會辦的醫院,決不允許中國軍隊搜查!一見洋人出來,那個國民黨軍官帶著士兵灰溜溜地走了。

“幾天後,我和母親在巡邏軍警眼皮底下,順利離開廣州,去了香港。又買船票去上海。海上風浪大,船顛簸得厲害,我又身體虛弱,真的把黃水都吐出來了。”

伯母站起來,在房間裏踱著步,邊走邊說:“我們是5月1日到的上海,馬路上到處是巡捕在巡邏,氣氛很緊張。我們找到一個旅館住下,母親就去上海最大的《申報》登了尋人啟事:‘伍豪(伯父的代號、筆名,當時國民黨還不知道)鑒:你久已不要你的妻子。現在我帶她到上海找你。你見報後速到某某旅館來,嶽母振德(伯母的母親名楊振德)。’

“你伯伯住在工人家的小閣樓上,仍在緊張地工作,那天他看到了這則尋人啟事,很高興,認為我總算脫險了,大大地鬆了一口氣。但仔細一看旅館名字,卻又大吃一驚。正是前一天,就在那個旅館裏剛剛抓走幾個外地到上海來找黨中央的幹部。你伯伯馬上派人趕到那個旅館,把我轉移到一家日本人開的福民醫院養病。過了兩個星期,你伯伯找到一處隱蔽、安全的房子,我才跟他見了麵。”

這段幾度脫險的經曆,當時已過去整整35年了,伯母講起來已經很坦然。但我聽了之後卻久久不能平靜,至今都無法不為伯父、伯母痛失愛子而惋惜,也為伯母的幾次脫險而深感慰藉。

如果不是為了革命,伯伯會在伯母懷孕六個月時調離廣州嗎?如果伯父在伯母臨產前守在身旁,完全可以提醒醫生,使用產鉗時,動作輕柔些,那麽我的這位大哥該給我伯父、伯母帶來多大的快慰與幸福啊!退一步說,大哥未能成活,至少伯伯可以親眼看到自己的這肥肥胖胖的大兒子呀!

伯母在這過程中的幾次遇險,如果不是她對人友善、可親,幾位醫生、護士會冒著風險,為她做掩護嗎?如果沒有陳鐵軍烈士當時冒險送信,沒有醫生、護士的掩護,伯母在白色恐怖下,能脫離險境嗎?在上海,如果不是伯伯及時發現那一旅館的危險性,立即設法將伯母轉移,她也可能同前一天的同誌一樣被抓捕,犧牲。

這使我更深刻地體會到伯父、伯母經常對我們說的一些話:我們參加革命,是隨時準備犧牲的,必要時,是不能考慮個人安危的。我們這幾十年的革命,犧牲了多少優秀的同誌,是那些千千萬萬革命先烈,用他們英雄的壯舉,用他們寶貴的鮮血和生命,才換來我們今天的幸福和安寧。他們的光輝形象在人民革命的曆史中熠熠生輝,永不磨滅!伯伯和伯母經常講:我們能活到今天,隻是革命隊伍中的幸存者,我們要時刻想到他們。這樣我們還有什麽權利考慮個人的得失呢?有什麽權利不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全身心地為人民服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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