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海歸派”華羅庚的轉變 (圖)

早年“海歸派”華羅庚的轉變


1980年，華羅庚最後一次回到他的家鄉金壇。不過此行他的主要任務是在江蘇地區推廣“優選法”和“統籌法”，回家鄉隻是順道。而大多人特別是老百姓熟悉華羅庚，也並不是因為他那幾本流傳青史的數學著作，卻是因為他積極從事“雙法”的推廣。無論怎樣，華羅庚在他最後的二十年裏，不遺餘力地推廣“優選法”和“統籌法”應用於工農業生產，這都是一件值得人思考的話題，畢竟他早年從事的是純粹的理論數學研究。

我至今仍然記得，1985年的某一天，那時我在上小學，我的數學老師在上課前，忽然用一種有些悲哀的語調對我們說：“同學們，告訴你們一個不幸的消息，我們金壇人的驕傲——數學家華羅庚同誌在日本去世了，他是倒在講台上的。”當時，我還小，並不知道華羅庚是個怎樣的人物，怎樣值得我們金壇人驕傲。上初中時，又在語文書上學到一篇華羅庚介紹“統籌法”的文章，這才對他有了更多的了解，知道他是一位自學成才的奇人、赤誠的愛國者、名頭很響的數學家。後來，我又看到許多關於華羅庚的文章，但大多是站在主流的立場上，始終把華羅庚籠罩在“偉大”的光環之下，認為華羅庚積極推廣“雙法”，完全是一種為祖國、為人民的無私奉獻行為。

然而，這正是我所疑惑的——我絲毫不懷疑華羅庚投身新中國建設的決心，在他身上所表現出來的愛國熱情絕對在今日“海歸派”之上；但我認為，我們研究曆史人物，都不可忽視，再偉大的人物到底還是一個人。研究他們，就必須把他們當作一個正常的人來看待，才能還原出真實的曆史。尤其在1950——1970年代，處處以政治鬥爭為綱，知識分子們首當其衝，被迫接受各種改造和批判，根本無法安心於學術研究。在高壓的政治氣氛之下，許多知識分子不得不考慮作為人的首要權利——生存權，向政治低頭。這也是我探討1965年，華羅庚這位早年“海歸派”轉變的重要依據。他的轉變究竟是個人的願望還是政治的需要？



華羅庚學術生命的轉變是在１９６５年，但根源卻要從１９５０年說起。那一年，躊躇滿誌的華羅庚毅然放棄美國的優厚待遇，返回祖國，並發表了著名的《致中國全體留學生的公開信》，呼籲所有的海外留學生投身於新中國的建設熱潮。可以說，華羅庚和錢學森是那個年代“海歸派”的代表。

華羅庚在1982年曾經說過：“50年由美國回來時，好象入伍的新兵，鬥誌旺盛，一心想在祖國建設中盡一份力。”但國內的一切並非華羅庚憧憬的那樣，他回國後首先經曆了一場知識分子工農化的改造運動。如何適應新社會、新政治，是像華羅庚這樣許多黨外知識分子所困惑的，因為，他們實在不知道該向黨坦白什麽，他們到底落後在哪裏。而且，華羅庚當時在中科院數學研究所，與黨支部書記吳肇直的關係並不是太好。吳肇直雖早年留學法國，但在解放前已入黨；同時，吳的研究雖也深奧，但在國防科技上能用得上，還解決了不少大問題，因此，吳那時很受官方器重。而華羅庚的數學研究在一般人看來，是沒有多大實用價值的，與“理論聯係實際”的口號極為不符，受挫在所難免。

到了1957年，在那場反右運動中，華羅庚又成了數學所重點批判對象。一些與華羅庚平時一起研究的數學家為了自保或立功，對華羅庚進行毫不留情地口誅筆伐，讓華羅庚深感人心險惡、世態炎涼。事實上，從1958年，華羅庚的研究工作明顯地放慢了速度。盡管在1962年，華羅庚曾以極大的勇氣整頓數學所，提倡在研究實習員中進行基礎課考試，成績太差的調離，同時開辟“練拳園地”以增強學術空氣。但好景不長，這樣做法得罪了許多人，並被說成是“資產階級的反攻倒算”，這使得華羅庚非常灰心，他幾次對他的研究生說：“數學所的所長我不幹了，沒什麽關係，廁所也是所。”於是，他把工作重心轉到中國科技大學。

但在那個年代，沒有一個安全的避風港。雖然，華羅庚積極改造自己的思想，還於1963年、1964年先後提出入黨申請，但都被拒絕了。所以，華羅庚在科大的日子仍舊經曆著改造的痛苦。這是我們今天討論華羅庚不能忽視的，華羅庚雖然偉大，但他畢竟是人。別忘了，華羅庚乃是一個少年得誌之人，27歲即為教授，他回國前的學術道路可謂一路坦蕩，順風順水。以他這樣的曆程所培養出來的心氣，是不甘於被埋沒、悄無聲息的。更何況他還是一個絕頂聰明之人！早在1946年，華羅庚訪問蘇聯時，蘇聯應用數學的發達就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是“理論聯係實際”的最佳實例。但1960年代，中蘇關係惡化，國內掀起了反蘇批修的風潮，蘇聯的經驗是不可能公開學習的。於是，華羅庚便開始潛心尋找一條“中國特色”的應用數學之路。

１９６４年，華羅庚在一首《西江月》中寫道：“勤學毛著脫凡胎，方能入得門來。”這似乎表明，華羅庚已經發現了一條脫胎換骨的康莊大道。同年，華羅庚帶領中國科技大學部分老師和學生到西南三線建設工地推廣應用統籌法，在修鐵路、架橋梁、挖隧道等工程項目管理上取得了成功。這是他理論聯係實際的嚐試。之後，毛澤東在給華羅庚的信上寫道：“壯誌淩雲，可喜可賀。”１９６５年６月６日，華羅庚在《人民日報》發表了《統籌方法平話》，這是他數學普及工作正式開始的一個標誌。隨後，華羅庚將這篇文章整理成冊，寄給毛澤東。很快，他收到毛澤東的回信，信中說道：“你現在奮鬥，不為個人而為人民服務，十分歡迎。”自己的努力終於得到最高領袖的肯定，無疑令壓抑、彷徨多年的華羅庚激動不已，以致於他在１９７７年懷念毛澤東時，還寫過這樣的話：“在我愚昧無知的時候，是毛主席用自己的經曆啟發我覺悟。在我迷途知返，稍有所悟的時候，是毛主席用‘壯誌淩雲’來鼓勵我前進。在我剛邁出第一步的時候，是毛主席進一步教導我，要不為個人而為人民服務。”此時的華羅庚全然沒有了當年意氣風發的獨立人格。

為了毛澤東的知遇之恩，華羅庚在後半生，甚至不顧健康和家庭，四處奔波，積極宣傳“雙法”，並且“工作到生命的最後一天”。




今天，我們很難判定，華羅庚1965年轉變之後所取得的成就，與他之前所取得的成就孰重孰輕。比起那些才華被政治鬥爭所淹沒的學者，如郭沫若、費孝通等，華羅庚已算是幸運。但華羅庚的轉變，向政治低頭，多少說明了一個時代的悲哀，這應該是我們這個國家應該銘記的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