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中、英軍事衝突，42名英軍被共軍擊斃 (圖)

圖：當時我任7085部隊團部作戰參謀，親身經曆了整個事態的發展變化。


1967年中、英軍事衝突，42名英軍被共軍擊斃


1967年初，香港九龍一家塑料製品廠部分人（絕大多數與台灣國民黨有聯係和站在國民黨反共立場）舉行反共大暴亂，他們攻擊的對象是有愛國主義思想和親近大陸的工人。
自英國在香港實行殖民統治後，曆史上“左派”工人從來都是受港英當局的排擠、壓製。因此，左派與右派工人的力量對比，前者顯得勢單力薄。在暴亂的初期，左派工人受到嚴重的攻擊，當時港英當局采取袖手旁觀、坐山觀虎鬥的態度，放任自流讓雙方打架鬥毆。

為此，我國政府向港英當局提出嚴正抗議，要求港英政府製止右派工人對左派工人的迫害。與此同時，左派工人也迅速組織力量進行反擊。雙方除了使用器械打架鬥毆外，還使用土製炸彈進行四處爆破活動。鬥爭的雙方互不相讓、對立摩擦愈演愈烈。

在這種嚴峻的形勢下，港英當局對我國政府的嚴正抗議置若罔聞，對左派工人一方進行鎮壓，不但出動警察和防暴隊（裝備精良的警察），而且出動了英軍。名曰維持治安，實則偏重於鎮壓左派工人。首先挑起事端的右派分子一方，由於得到了港英當局的偏袒而受到保護，氣焰更為囂張？

隨著事態的發展，港英當局的武裝力量竟然代替了右派分子的角色，從事鎮壓行動。在這種情況下，右派分子逐漸退出了打鬥，並在一旁看著港英當局鎮壓左派工人的熱鬧。左派工人麵對嚴峻的形勢，樹起了“反英抗暴”的旗幟，不屈不撓地與港英武裝警察展開了英勇的鬥爭，反抗鎮壓。

1967年，正好是內地“文革”的第二年。對全國人民發號施令的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統一全國人民思想和傳達信息的權威報刊是《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和《紅旗》雜誌(當時統稱“兩報一刊”)。當時的情況是，正在港英當局鎮壓左派工人的時候，“兩報一刊”不斷發表消息和評論，在輿論導向的影響下，全國人民紛紛舉行集會和*示威，聲討港英當局的暴行。

北京的紅衛兵造反派還放火燒毀了英國駐北京代辦處（當時尚未升格為大使館）。

惠州地區的寶安縣縣城深圳鎮的民眾亦頻繁地集會和示威*。在*隊伍行進到了羅湖、文錦渡等邊界地區的時候，大家高呼口號，群情激昂。*示威的深圳民眾對邊界上敵方炮樓的英警英軍怒目而視，*隊伍久久不願離開。

中英關係進入了極度緊張狀態。此後，我方深圳屬下的羅湖、羅芳、蓮塘……等地的農民在通過境界線耕作時，常常被英警無故刁難或打罵。

農民群眾為此怒發衝冠，在英警無理打罵下亦不示弱。於是，生產隊挑選青壯年社員過界耕作，在遭到英警野蠻逞威時，就用鋤頭扁擔作武器揍對方。有一天，在文錦渡從事過境搬運工作的工人（頭戴紅帽子作標誌，無需通行證件，雙方守關人員都不用檢查就可讓他們自由進出，人們叫這些搬運工為“紅帽子”）還將兩個巡視邊境的英籍警官捉了過來。

在這種雙方互相敵視的氣氛日益增加的情況下，香港英警防暴隊和英軍大量集結在邊境線地區，從元朗落馬洲至沙頭角一帶都駐紮了大量英軍。

我駐軍7085部隊（廣東省軍區守備部隊的一個團）也做了相應的作戰準備工作。當時我任7085部隊團部作戰參謀，親身經曆了整個事態的發展變化。上級指示要抽調一部分“三支兩軍”（支援左派、支援工業、支援農業，軍事管製簡稱軍管，軍事訓練簡稱軍訓）的軍官歸隊，我就是被抽調歸隊的人之一。我回到團部後，立即部署各營、連集結前沿。由於我所在的邊防部隊——7085守備團長期駐守在邊境第一線，邊境地區的作戰地形環境較為熟悉。同時，部隊官兵也對英軍的所作所為非常憤怒。全團都作好了隨時隨地作戰準備。除增加崗哨和巡邏以外，也做了最壞的打算——戰鬥打響後，團部軍官的家屬小孩撤出深圳，到廣東省北部的連平、和平等山區隱蔽。

6月26日，時值盛夏，天氣格外的熱。酷熱難耐，我在作戰處忙了一天，感到精疲力竭。傍晚6點半左右，我正端起飯碗吃飯，突然一輛吉普車急停在家門口。通訊員陳德才進屋二話沒說就拉著我的手，要我立即上車，說去沙頭角有緊急任務。

聽說沙頭角有戰鬥任務，我即刻意識到問題嚴重，飯也顧不上吃，急忙收拾了幾件衣服塞進軍用挎包，背起軍用水壺和手槍上了吉普車。

在開往沙頭角的路上，團參謀長石長福歉意地對我說：“老葉，叫你連飯都吃不成，實在對不起，咱們到了6連（沙頭角駐軍）後，我讓炊事班給你做餃子吃。情況匯報說沙頭角鎮有一民兵被英軍開槍打死，我方群眾無比激憤，看來要出大事。團部領導班子剛才研究決定，成立一個臨時指揮部。你是我特意點的將，因為你是老作戰參謀，對沙頭角的情況又較熟悉，擔當此重任非你莫屬”。

我聽完參謀長的話後，對他開玩笑說：“有什麽樣的‘好事’，你總是忘不了我”。

他用拳頭捶了我一下：“誰讓你是我的老戰友呢”！

晚上8時，我們的車子到達沙頭角。

臨時指揮部由6個人組成：參謀長石長福和我、兩個警衛員、兩個通迅員。下車後，立即選房子、接通電話、布置作戰地圖和建立指揮係統。一切就緒之後立即向上級報告：臨時指揮部的人員和指揮係統已經就位。

接著連夜召集駐軍幹部開會討論，了解敵軍新動態和基本情況。之後我們布置了任務。

剛剛散會，電話鈴就響了，我拿起話筒一聽，原來是中央軍委打來的。我當時真有點緊張，因為自從1949年入伍以來，打過交道的最高機關就是軍區。

作為多年的作戰、偵察參謀，我深知上級領導對下級機關發問時，從來不準下級軍官說些模棱兩可的話。如什麽也許、可能、或者、不太清楚等用語，而且數字也必須絕對準確無誤，不能用模棱兩可的話回答。

由於我們剛剛開始工作，人員剛到不久，生怕軍委首長提出什麽難以回答的問題。

話筒裏隻聽見軍委首長問了我的姓名、職務後，接著問：“你們現在有幾部電話”？

我回答：“3部”。

對方說：“那好，你把它們編上號，l號直通中央軍委，2號通團部和軍區，3號是你們指揮部與所屬戰鬥部隊通話用的。3部電話全都不用搖機，拿起話筒就能直接對話”。軍委首長接著又說：“把你們的作戰方案簡要地說一下”！

我當時心慌意亂。因為指揮部根本就沒時間研究作戰方案，但又不敢實說。我隻好用眼睛瞟了一下參謀長，沒料到這時候的石長福額頭上冒出了冷汗，他接過話筒嘴唇動了一下連話也說不清楚。

在這種尷尬的情況下，我急中生智搶過話筒說：“我們的作戰方案主要有3點：① 目前敵人還沒有動作，雙方正在對峙著，我方正在嚴密監視，及時掌握敵情動態並采取相應措施。同時，不主動挑起事端，不打第一槍，部隊多帶些機關槍在陣地前沿隱蔽好，防止敵人突然襲擊；② 若敵人首先發起進攻，我軍不要急於堵回去，要放進來打，誘敵深入後，則命令部隊從北麵的伯公坳向西南方向直插敵境內的沙頭角與聯和圩交界處的石衝坳，切斷敵人退路和阻擊敵增援部隊，要多捉俘虜；③ 我方群眾越界惹事引起敵人開槍射擊，並有向我發起進攻的跡象，對此我們有兩個辦法，一是我軍換上便衣越界出擊，二是將部隊的武器發放給民兵，讓民兵越界戰鬥”。

聽完了我的這番話後，軍委首長說：“很好！你們團指揮部想得很周到。但是，部隊絕對不能換上便衣化裝越界出擊”。

通話完畢，站在一旁的參謀長聽了我的這番話臉上頓時露出了笑容。他高興地將我抱起來。把我放下後，他指著我的鼻子說：“我還不知道你小子有這兩下子，快把你剛才說的寫在作戰日誌上”。

當我認真地寫完後，炊事班長端來了一大盆餃子，我剛吃了兩個，1號電話鈴響起。對方說：“軍委同意你們的作戰方案，但要定具體實施辦法。外交部羅貴波副部長也同意你們的方案，他要求你們注意掌握分寸，掌握民兵的情緒，不要隨便越境鬧事，授人以柄”。

然後我記錄好電話內容。這時參謀長對我說：“我在這裏守電話，你抓緊時間吃晚飯”。

不料我剛端起碗，3號電話又響了，是梧桐山觀察哨報告英軍炮兵調動情況，我隻好放下飯碗將情況做了詳細記錄，在作戰地圖上做好標記。然後，立即向上級匯報。為此，又忙碌了一個小時。

這時已經是深夜12點了。也許是餓的時間過長加上沒有歇息——哪怕是短暫的歇息都沒有，我這時候連餃子也不想吃了，隻想喝水。

參謀長見此情景，細聲地對我說：“不管怎樣你還是要盡量吃點東西，看情況這種局麵短期內不會結束，別把身體搞垮了”！他又吩咐炊事班長把涼餃子煎了再端上來，我隻好胡亂吃了幾個，便和他一道研究作戰方案的細則並及時向上級匯報。

上級經過仔細研究後批準了我們的方案。於是我們連夜召集營、連、排幹部開會部署作戰方案細則。部署完畢後天已經亮了。極度緊張的第一天就這樣度過了。

這時我剛想躺下合一下眼，又有連隊幹部進來報告：“沙頭角鎮內有幾十個青年人在追趕中英街的英警，把他們攆回炮樓後，還向對方扔石頭和玻璃瓶……”。

聽完報告後，我急忙與連隊的幹部前往現場。

在現場，我耐心地規勸民兵們：“不要主動挑起事端，令自己有理變成無理，對方的暴行和挑釁行為，我們部隊會處理的”。民兵們聽了我的話之後便很快散去。

其實，“文革”期間，軍人說話特別管用。可是，我們離開之後，一些民兵和群眾還是照樣向對方扔石頭和玻璃瓶，不分白天黑夜地扔。所幸沒有造成傷亡。他們采取分散流動的打擊方法，使對方的炮樓底下、街道和公路變成了垃圾堆，對方沒有人敢出來清掃。

沙頭角雖說是彈丸之地，但是其為名揚四海的世界上4個分裂地區（點）之一：朝鮮三八線將朝鮮半島分裂成兩個國家——朝鮮和韓國；越南北緯17度一線也曾將南北方分成兩個政權——南越和北越；德國的柏林牆又曾將德國分成兩個國家——聯邦德國和民主德國；再就是我國的深圳沙頭角中英街了。前3個分裂地區是第二次世界大戰（1945年）以後形成的；而沙頭角中英街則是清朝光緒年間所定。

昔日朝廷所立的高1米寬0.4米的石碑立於中英街的分界線上，將一條長約300米、寬5米的街道分成兩個世界。我方當時的行政區劃上屬於沙頭角公社，是惠陽地區所屬的寶安縣境內地域範圍最小、人口最少（約1000人左右）、地理位置偏僻的一個公社。

沙頭角公社隻有7個自然村：徑口、田心、沙井頭、沙攔下、庵上、官路下和沙頭角鎮村，沙頭角鎮村內隻有10多間商店和200個居民。從內地進入沙頭角鎮從東向西經過一座長10米、寬5米的水泥橋便是中英街口，街口中間就立著那塊分界碑。

界線以南是中方，麵積約0．5平方公裏；北麵為英方轄區。來往的人們按照國際慣例，港英居民和軍警從北麵走，中方居民和解放軍值勤人員從南走，兩方來往人員幾乎可以並肩行走。自東向西走到中英街的盡頭轉向南，為海旁路（雙方同名），路中間有一條寬5米深6米的水泥結構水渠，長400多米，直通到海邊。以渠道為界，西麵為英方轄區，街兩邊全是店鋪；東麵為中方轄區，沿著水溝有一條行人道，人行道的下麵分布著全都背向西麵的住房。

南麵就是大鵬灣，在大鵬海岸上，我部1營6連1排的營房就坐落在那裏。按規定，凡是海水所到之處均屬於英方。大鵬灣時常有英軍艦和水上警察的巡邏艦艇四處遊弋，我方僅限於漁船能在大鵬灣海麵活動。

英界香港範圍內的沙頭角僅有鄉的建製。在香港境內有一條水泥公路從上水向東直達沙頭角地區。公路兩旁有很多商店，除了中英街有30餘家商店外，從海旁街出沙頭角往上水方向1000米處店鋪林立，沙頭角聯鄉辦事處、警署和一些大商店就設在這裏。

在雙方的商店裏，除了吃用的日常消費品應有盡有外，還有金鋪、鍾表店等高檔商品。在當時我方老百姓看來，黃金和鍾表均屬於奢侈用品。英界沙頭角鄉附近的村莊分布大致是：北部有山嘴、擔水坑、鹽寮下；南部有榕樹坳、鳳坑、雞骨樹下等。南北部的村莊皆與英界沙頭角陸地相連，而與中方沙頭角則由小海峽相隔。

南北部的所有村莊與我方陣地相距很近，均在機槍和六零炮的射程之內。香港居民曆史上從未屈服和認同過英軍的占領，祖先曾因反抗英軍暴行而遭到大屠殺。在抗日戰爭時期，日寇占領香港後在此肆意殘殺老百姓。於是，這裏的青年男女紛紛加入了抗日遊擊隊（東江縱隊所屬的武裝力量），到內地參加抗日救國或在當地打擊日寇。他們和自己的祖先一樣，曆來都認為自己是中國人。

英軍、英警鎮壓香港左派工人和在邊界製造事端的行徑使他們怒不可竭，男女老少天天成群結隊到防暴隊駐地——聯鄉會大樓抗議，並到中英街附近地區*示威，隻要英軍英警有什麽新的動向，就及時派人過來向我方報告。

為了阻止雙方老百姓的匯合示威，英警將處於中英街街口的一座高30多米的大炮樓，在樓下用鐵絲網封鎖起來，企圖阻擋管界兩方的群眾匯合聚集。可是，雙方的群眾經常派人去扒開，對此，英警就施放催淚彈或從炮樓下來用警棍追打群眾，這樣的情形一直延續到7月5日。

我們臨時指揮部的工作就是及時了解並掌握敵情，向上級機關報告。在緊張局勢最嚴重的10天裏，團部增派了3個參謀，不然的話，縱然我是三頭六臂亦難以應付嚴峻的局麵。

7月5日下午，英軍大量增兵，附近的村莊都住滿了英軍。英軍的武器裝備大多是輕、重機槍和炮。這時候，英警的防暴隊又增加了100多人進駐聯鄉會，加上原有人馬共有200多人，而且配備了幾十挺機槍。我把這些情況向上級作了匯報。

與此同時，我軍也采取了相應措施：駐紮在橫崗、鹽田等地的野戰部隊視情況變化，隨時待命出發增援。處在第一線的仍然是我團的2、3營和機炮連。我們在戰地和陣地上進行了周密部署：在沙頭角鎮所有高建築物上都堆上沙包，架起輕、重機槍和高射機槍。此時此刻，火藥味愈來愈濃，戰事一觸即發。為了與民兵配合作戰，我找來沙頭角鎮民兵連長羅九，要求他作好全體民兵和群眾的思想工作。一要做好戰鬥準備，二要嚴守紀律，千萬不可先打第一槍和主動挑釁。

7月6日傍晚，我方有一家群眾的小孩子得了急病，沙頭角公社衛生院的醫療設備簡陋而無法醫治。按當地人的習慣，要到英界內的香港醫院醫治。但是由於進出口處被英警嚴密封鎖，根本無法通行。我方派出聯絡人員懇求炮樓上的英警放行，他們對此無動於衷、不屑一顧。

我方群眾忍無可忍，於是派了10多個青年人用鎬頭去扒障礙物，英警見狀隨即施放催淚彈。民兵張天生從商店裏取出一桶火水（即柴油）澆濕棉被扔到炮樓底下，正準備點火時，炮樓英警用機槍向他射擊，張天生立即倒在血泊裏。

麵對敵人的殘暴行徑，我方軍民極為憤慨。但當時又沒有得到上級的命令，我軍不能擅自開槍。

這天晚上，團長李廷閣來到前線，省軍區某師白政委等人也來了。

7月7日，沙頭角群眾舉行了集會抗議，甚至連沙頭角鎮以外的村莊和鹽田公社的群眾都來參加集會*，整個籃球場擠得滿滿的，群情激奮地聲討港英當局的罪行。當天，英界那邊各村莊群眾也自發地集合起來，數百人到聯鄉會前強烈抗議，他們不顧英警施放催淚彈，振臂高呼：“打倒港英當局！血債要用血來還”！等口號。一直堅持到下午才散去。

7月8日淩晨2時，我剛躺下床，突然電話鈴聲響，我立即拿起話筒。電話裏傳來一位女同誌的聲音：“我講話的聲音清不清晰”？

我回答：“很清晰”。之後對方什麽也沒說了。我心裏明白這是話務員在試機，同時也深知這個時候舉國上下都在關注著沙頭角。

因為長時期處在緊張狀態，我感到十分疲勞，但又無法入睡，我躺下來強迫自己睡覺，哪怕是合一下眼也好，以防疲勞過度造成精神恍惚出差錯，可不管怎樣就是無法入眠。於是幹脆下床起來把行軍水壺灌滿茶水，軍用挎包裏裝上一些壓縮餅幹。

此時，司務長走進來送來兩隻熟雞。我這時候根本就沒有食欲，就對司務長說：“你去把雞切開7、8塊，整隻雞太難吃了”。

司務長下樓去不久就加工好了，還送來幾十個饅頭。自從進入沙頭角以來，我們已經沒有一日三餐的概念了，反正感覺餓了就吃，不分白天黑夜。最難受的就是睡眠不足，實際上是睡不著覺，經常覺得口幹舌燥，隻是一味地想喝水。

這時候的沙頭角，各路人馬匯集。除了部隊各級的軍事指揮員外，還有地區、縣、公社的一些地方幹部（他們負責後勤供應工作），同時還有人民日報等報社的記者。一切跡象表明，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感覺。

7月8日早晨，我方群眾又集會*。*示威的隊伍從中心球場出發，經中英街到海旁路，之後轉到海邊，然後再回到中英街。大家搖旗呐喊直到中午。

在群眾*示威期間，有幾個民兵經過悄悄商議，決定從英界中英街後麵大菜園角（地名）插到距聯鄉會大樓400至500米處的稻田裏觀察動靜。不料很快被聯鄉會裏麵的英警防暴隊發現，敵人見有荷槍實彈的民兵，立即用機槍掃射。

民兵就是民兵，他們不懂得利用地形地物前進或後退，隻好死死地臥在稻田裏不敢動彈。幸好稻田裏有稻草作隱蔽，不然的話就會有去無回。

敵軍機槍的槍聲大作時，我們指揮部不知道發生了什麽事情，一來我方沒有彈著點，二來又不見敵人運動。

我用望遠鏡一看，聯鄉會大樓裏人頭攢動，知道那裏是出事地點，但又不知道出了什麽事。於是，我命令距離聯鄉會大樓比較近的十多挺機槍分別各就各位、一挺機槍瞄準一個窗戶，嚴密監視敵人的動靜。不一會，民兵連長羅九氣喘籲籲地跑來報告，說有幾十個民兵越過邊界，躲藏在稻田裏現在撤不回來。羅九問，怎麽辦？

團長李經閣聽了很生氣，問是誰叫他們過界去的？

民兵連長羅九結巴了。

遇到這種事情，真是棘手難辦。進軍肯定不行，100多人的民兵出擊也不行。

我當時提議：“最好的辦法就是叫民兵們潛伏不動，待天黑後再偷偷地潛回來”！

團長同意我的辦法，就問：“誰去通知”？

我聽這麽一說，又啞口無言了。是啊，到達民兵的潛伏地點要經過一片開闊地，它在敵人的射程之內。派誰去通知都不合適，都有危險。指揮部裏的每個人都為此事傷透了腦筋。

對方打了一陣子槍後，見民兵沒有動靜，也就不再打槍了。

幾十個民兵在稻田裏泡了幾個小時，心裏非常著急。

到了下午4點，對方可能認為天黑後事情不好辦，一來擔心民兵會借助夜色偷襲；二來他們又想捉俘虜做證人，抓住我方入侵的把柄。於是，從聯鄉會大樓裏出來了幾十人，分兩路包抄民兵。與此同時，大樓窗戶前站滿了英軍在觀看。從大樓出來的英軍向稻田裏猛烈開火。

在這千鈞一發的時刻，指揮部接到開火的命令。於是，我向作戰部隊正式下達“開火”命令。

說時遲，那時快，幾十挺機槍同時射擊，子彈射向大樓的所有窗戶和正在向民兵隱蔽地點進發的兩路敵人，由於事先研究定下了戰鬥方案——每挺機槍對準一個窗口射擊，命中率相當高。

我方的機槍足足打了15分鍾，把對方打得鴉雀無聲。

對方在公路上遺留下10多具屍體。

稻田裏的民兵也撤回來了，沒有任何損傷，隻是有一個民兵摔得像泥猴似的，連槍杆裏也塞滿了泥巴。當天晚上，我們獲悉，共打死防暴警察和英軍42人，絕大部分是胸部中彈。估計聯鄉會大樓窗戶前的敵人一個不剩。

後來，香港同胞逢人就說：“解放軍真是神槍手，個個都是打中胸部”。第二天一大早，英方下半旗致哀。軍警儀仗隊站在中英街口的炮樓下，麵向我方，打鼓吹喇叭和奏風笛，表示哀悼。

英國倫敦的報紙發表文章：《中國老虎真地吃人》，港澳同胞為此揚眉吐氣。

其實，在我方的機槍響後，深圳梧桐山我軍觀察哨來電報告：“英界沙頭角幾個村莊的炮兵陣地上大炮紛紛將炮口對準我方”。

在我身邊的通訊員和司機兩人得知這個情況後，驚恐地問：“葉參謀，仗打起來後我們往哪退”？我對他們說：“不能退，也沒有路可退。我們全在敵人的炮火和機槍的射程之內，唯一的退路就是去見馬克思”。他們聽了我的話都低下頭，深沉地咽了幾下口水。

我知道他們害怕，就安慰說：“你們放心，仗不會打起來的。英國人真要發動戰爭，就不會在這個彈丸之地開戰。隻要敵人的大炮一響，深圳正麵就沒有邊界了。我軍隻需用一個軍的兵力就能徹底地占領香港，到那時，你們說英軍往哪裏退”？他們聽了這番話後，高興地笑了。

當天晚上，野戰軍機關領導不斷來電話詢問：“要不要什麽支援？如果需要支援可隨時來電”。

我們說暫時不需支援，如果情況惡化，會馬上請求支援。

這時，地方政府機關和群眾送來了大量餅幹和罐頭，這在當時對我們軍人來說，算得上是奢侈品了，因為當時的市場上是買餅幹憑糧票、買罐頭憑領導的批條。

7月8號以後，雙方都不願將事態擴大，再也沒有打槍了。英警也不敢上中英街巡邏。我們隻是警惕地注視著敵人的動靜。直到8月9日，臨時指揮部撤消，我才離開沙頭角回到團部與家人團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