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構築外交――中國與伊朗關係能走多遠？

能源構築外交――中國與伊朗關係能走多遠？

2005年07月24日

“中國和伊朗接近的最大原因是石油。”美國伊朗關係理事會（American-Iranian Council）主席、新澤西州拉特格斯大學中東問題教授胡山·阿米拉馬迪（Hooshang Amirahmadi）對《華盛頓觀察》周刊說，“短期而言，中國不會挑戰美國的超級大國地位，但是20年後，中國對能源的渴求將是巨大的。那時，它將和美國角逐整個中東的主導權。簡言之，未來50年中，哪個國家能控製伊朗、伊拉克和沙特三國，它就能控製全球的石油。”

在中國為自己打造的“能源版圖”中，伊朗成為一塊備受關注的熱土。作為歐佩克第二大石油生產國，伊朗擁有占世界12%的石油儲量和18%的天然氣儲量。而其約占世界石油總產量的5%，和儲量相比之下，伊朗在石油生產上還有很大的增長空間。於是，日益密切的中伊貿易引來兩國政治合作的聯想。

“伊朗希望將中國作為其長期的戰略夥伴，它正不惜一切機會向中國尋求這種可能。”美國杜克大學（Duke University）政治係訪問學者傑裏·洛山德爾（Jalil Roshandel）在接受《華盛頓觀察》周刊采訪時說，“但是，中國感覺到了來自美國的壓力，因此在避免和伊朗發生某種形式的戰略關係。在其外交日程中，中美戰略關係無疑是比中伊關係重要得多。”


中國填了伊朗的貿易真空

“中國和伊朗的關係已經發展了近20年，經曆了兩個階段。”洛山德爾說，“在兩伊戰爭期間，伊朗並沒有將中國作為一個‘夥伴’，而是提供武器和資源的對象。在當時的冷戰背景下，伊朗顧忌蘇聯和中國的意識形態色彩，沒有與之過多的接觸。但是兩伊戰爭結束後，伊朗麵臨美國的禁運和經濟製裁，逐漸轉向東方，填補這個外交缺口。伊朗前總理穆薩維曾積極推動和亞洲國家――包括中國、印度和日本――的關係，試圖用石油貿易換取伊朗的政治、經濟利益。”

基於此，洛山德爾認為，中伊之間的兩個外交階段是有本質區別的。長遠看，第一個外交階段是臨時的、過渡性的；20世紀90年代以來，兩國才進入長期而有意義的第二個外交階段。

即將在2006年出版“中伊關係”專著的喬治亞理工學院外交學院教授高龍江（Dr. John Garver）這樣分析伊朗向中國走近的動因：“伊朗之所以選擇中國作主要貿易夥伴，是因為中國在國際上有競爭優勢。相比於法、德、英這些歐盟國家，中國的工業產品價格更加低廉；進而，中伊貿易額的擴大，為伊朗在服務行業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提供了可能。”

“更重要的是，中國在國際舞台一向奉行經濟關係獨立於政治，不在貿易往來中摻雜政治問題。”高龍江在美國著名研究機構伍德羅--威爾遜國際中心(Woodrow Wilson Center) 7月14日舉行的“中伊關係”研討會上說，“美國和歐盟總是用人權、核武器擴散等政治議題‘敲打’伊朗，動輒使用經濟製裁。比如，在兩伊戰爭期間，美、英、德、法等國就出於政治考慮撤出了伊朗市場，將絕好的貿易機會留給中國。戰爭結束後，雙邊的貿易額增長也相對緩慢，1991年隻有2%，2003年不足8%。”

如此語境之下，中國從伊朗獲得了大量的訂單。高龍江的研究揭示：中伊之間的經濟合作項目遍布於伊朗各個重要的經濟部門，如汽車、住房、采礦、糖業、漁業等；另一邊，中國則從伊朗進口石油、原油和礦產資源，如銅、鋅、鉛、大理石等等。其中，石油進口占到80%，礦產資源占14%。

“相應地，中國能從與伊朗的貿易關係中得到雙重利益。”與其他學者不同，高龍江除了看到中國在伊朗能得到的能源之外，還剖析了更深層的原因：“首先，當中國對外敞開國門時，其輕工業產業積極吸引外資，但是中國幾十年建立起來的強大的重工業和一些高技術產業卻需要向外尋找市場。於是，巴基斯坦、孟加拉、緬甸、伊朗就成為其重要出口地。其次，這才是中國對石油的渴求。尤其是90年代以後，中國不僅僅是經濟發展的需要，也是戰略需要，如在台海問題上的軍事儲備。”


伊朗的戰略選擇：向東看

同樣在研討會上，積極推進伊朗油氣戰略的安泰·巴哈（Atieh Bahar）谘詢公司負責人畢傑恩·凱傑普爾（Bijan Khajehpour）則從伊朗的角度回顧了中伊關係的發展。

“1979年，伊朗爆發革命，推翻巴列維王朝以後，伊朗采取的是‘不依靠東方，也不依靠西方’的政策，即發展自己的經濟與政治。”凱傑普爾回顧說，“1989年兩伊戰爭結束後，伊朗開始尋求政治和經濟上的國際地位，要求聯合國的成員國席位。而經濟上，歐盟國家――而非中國――成為當時伊朗經濟、技術的主要提供者。伊朗開始和西方發展新的外交關係。1997年，雙方曾進行了重要的貿易對話。但是，經濟‘蜜月’之中也有政治挑戰。伊朗在人權、核武器等問題上與西方國家的不同調，讓它最終無法在‘靠向西方’的道路上走下去。”

他說，“於是，伊朗開始向東看，而它首先選中的是日本。但作為美國在東亞的主要盟友，日本在與伊朗的外交關係中麵臨很多美國的壓力。如此局麵下，伊朗才開始轉向中國和印度。”

2004年，在伊朗的對外貿易統計中，歐盟仍是首要貿易夥伴，但是中國和印度都位列前五，增長勢頭更加迅猛。最近，中伊剛剛簽署了25～30年的長期石油貿易協定。相反，據伊朗媒體報道：2003年美伊貿易額達2.6億美元，而2004年兩國貿易額為2.36億美元，減少了10%。伊朗“向東看”的勢頭日漸明顯，政治上也向中國走近。

“在克林頓時代，尤其是90年代後半期，中國和美國的關係非常好。中國更重視和大國發展外交，而非像伊朗這樣與其切身利益並非密切相關的小國。”洛山德爾對《華盛頓觀察》周刊表示，“但是10年之後的今天，情況完全不同。中國已經發展為更加現代化的國家，它還在對外尋找市場，進口更多的商品，因此和伊朗開始走近，成為一大石油客戶。”

阿米拉馬迪則從文化曆史的角度分析說：“伊朗和中國都是亞洲國家，在文化和地理上比較接近。在曆史上，伊朗從來沒有把中國當作自己的敵人，或是對其有什麽負麵的印象或是感覺。兩個國家都曾發生過革命，經濟體係中都有很強的國有成分。因此，政府間打起交道來也更加容易。”

同樣作為中東問題專家，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中東學院代理院長加裏·斯克（Gary Sick）向《華盛頓觀察》周刊揭示了伊朗在政治利益上的考慮：“在伊朗一方，它政治上麵臨美國的製裁和國際圍剿，因此需要中國對它的國際支持，尤其是中國在安理會的一票否決權。如果有一天美國將伊朗的核武器問題提到安理會，伊朗希望中國將能為之解圍。”

出生於伊朗的洛山德爾和凱傑普爾一樣，言談中往往流露出一些“故土”情結：“在中東，伊朗希望成為確定的、被接受的主要政治角色。但是做到這一點並不容易。伊朗的睦鄰關係並不算和睦，它和埃及還沒有建立外交關係，而其它親美的中東國家在與伊朗發展外交關係中也猶猶豫豫。”

但在凱傑普爾眼種，如今的伊朗已經更加自信：“如果說15年前，伊朗的經濟發展才剛剛起步，還隻能依賴於西方國家的話，如今伊朗人可以十分自信地說，‘我們有錢，我們能對外購買技術。’同時，它在挑選合作夥伴時，靈活性也更大。”

“長期來講，我並不認為伊朗和西方的關係就此完結，而是伊朗和東方的關係日益緊密。”他說，“（在這樣的外交依托下，）伊朗的目標是，做中東地區的經濟和技術強國。它不僅要做能源供應國，也要做技術的主要出口地。”


核問題：中、美、伊解不開的結

雖然伊朗在戰略上頻頻向東方國家“目送秋波”，但在中國的外交天平中，美國因素仍然是不容被忽視的。

“中國也明白，伊朗和美國關係不好。中伊走近會讓美國產生不安。”斯克對《華盛頓觀察》周刊說道，“在美國和伊朗之間要做出外交選擇，對中國來說很困難，而我們也無法確定中國現在是否已經做了選擇。但是最近中國高級官員訪問伊朗，表示其對伊朗在政治上的支持。”

伊朗之所以和美國結下深仇，核武器是個重要原因。斯克認為，伊朗發展核燃料循環 （nuclear fuel cycle）主要是為了和平用途，就像日本、瑞典也在將核技術運用於民用事業一樣。

“但關鍵在於，美國並不信任伊朗。”斯克話鋒一轉，“美國總是擔心伊朗在擁有足夠的核技術後，會改變初衷，以之製造核彈。因此，堅決不許其擁有這樣的核能力。但是，中國應該相信，伊朗並無製造核彈的意圖，即使要冒很多風險。”

他說，“中國會盡其所能在政治上支持伊朗。起碼，它能利用否決權延緩伊朗核問題在安理會遭受製裁的命運。而伊朗麵臨歐盟和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的壓力，也會努力在國際上集聚力量。比如，以中國的關係拉法國、俄羅斯一起軟化安理會對其的強硬態度，或利用這幾國手中的否決票避免製裁。”

然而，阿米拉馬迪在這個問題上與斯克意見相反：“我不認為中國會和伊朗發展戰略性的外交關係，或是會運用手中的安理會否決權在核問題上幫助伊朗。在我的記憶中，中國從來沒有行使過這一否決權。中伊之間的關係是‘注重實效的（Pragmatic）’，而非戰略性的。而這樣的關係還將繼續下去。”

“在最敏感的核技術出口中，中國在看俄羅斯如何行事。如果俄羅斯能順利向伊朗出售核技術並成功解決核廢料回收的問題，中國可能會考慮效仿。”洛山德爾對此也不樂觀：“但是，我很懷疑中國會這樣做（向伊朗出口核技術），或者說，它根本不會。對中國而言，中美戰略關係無疑更加重要。中美之間的貿易額要以10億美元為單位計算，相比之下，中伊貿易量則是小巫見大巫了。”

阿米拉馬迪比洛山德爾表達得更加直接：“美國對中伊關係最大的擔心就是核技術的出口。美國一直在阻止中國這樣做，而中國在美伊之間一向是走中間路線，尋找妥協方案。中國目前的外交政策非常謹慎，盡量在世界事務中處於低調，不願樹敵。”

然而，斯克則認為：“雖然美國不高興看到中伊接近，但這不是美國外交中最憂心的問題。美國若要對此事做出強烈反應，需要付出很大的政治代價。美國必須考慮和中國的貿易關係，中國在朝鮮核問題上的立場，以及敏感的台灣問題等等。”

“但是下個月，歐盟將就伊朗恢複核試驗一事向聯合國做出報告，如果安理會要對伊朗進行製裁，危機發生的可能就會增加，而中國也將會被牽扯其中。”在斯克看來，這一問題未來升級的可能性很大。

李焰，《華盛頓觀察》周刊第2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