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藥與生物工程科技的神學省思 作者：陳佐人

動力季刊

 
 醫藥與生物工程科技的神學省思 作者：陳佐人

   
2007/06 第十四卷 第二期  Vol.14 No.2
   
   
 
Theological Reflection on Pharmaceutical and Bio-Technology
丹麥基督教哲學家基爾克果(Soren Kierkegaard, 1813-1855) 在其名著之一《死病》(或《致死之病》，The Sickness Unto Death)之卷首如此寫道﹕

「這病不是死病」(約十一4﹐注﹕和合本譯「這病不至於死」)，但拉撒路還是死了﹔拉撒路確實是死了﹐因為稍後當基督說「我們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要去把他叫醒」(十一11) ，那時門徒誤解了他﹐以為拉撒路真的隻是睡了﹐基督就明明白白告訴他們﹕「拉撒路己死」。是則拉撒路己死﹐然而這病絕不是死病﹔拉撒路確實死了﹐這病卻永非死病。」(注一)

基爾克果在此言說了一矛盾﹕究竟拉撒路是否真的死掉﹖如果他是像基督所說是不至於死，那便否定了其被基督復活之神蹟。如果他真的是死了，那便否定了基督之言﹕「這病不至於死」。由此基爾克果便提出全書之主旨﹕絕望才是致死之病。拉撒路不是因為任何病症(或病毒)而逝，按基氏存在主義之哲學性觀點，人人都有一死，而置人於死地的是人無法解除之憂慮、恐懼與絕望。此種絕望之力量如此之大，甚至曾被基督復活之拉撒路至終亦是死去，表明如《聖經》所言﹕「因為罪的工價乃是死；惟有神的恩賜，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裡，乃是永生。」(羅六23)。在西方哲學與神學史中，不少思想家均指出在此表明的是「罪」與「死」之同質律(law of identity) ，故此重點不僅是單單闡明其宗教性之意義﹐如以罪為幹犯誡律等。按基爾克果之立論，人之罪即為絕望，是人失卻了那真正存活之意義感，失去了自我，或更甚的是人嚐試成為自我，以自我為中心，由此而進入「死」，即與己、他人及創造主之隔絕狀態。故此隻有透過那真正之「絕望」，即絕對之盼望，人才能打破西方邏輯之第一律，由此而進入永生。

 

今天，基爾克果之《致死之病》已成了西方哲學與神學史上之名著，對於在座之各位醫藥科技界與生命工程界之專家學者，我盼望以上這番西方哲學名著之斷言不會被視為天馬行空之胡言。作為一位神學教育者來出席此次深具特色之醫藥科技研討會，我不得不首先感懷及現代知識與學科界之分裂與分割，因著現代知識之外爆與內爆，形成了人類知識與技術之無窮擴張與細分，以致學識領域之間的交接麵極為狹窄。由此觀之，是次研討會之特色為匯聚了來自醫藥、生化、企業、環保、倫理、教會與神學界之講者﹐共同探討分疏基督徒之醫藥科技觀之問題﹐我為有機會參與及聆聽以上各位專家獨特精彩之講授而感受殊榮﹐更在此衷心祝賀「基督教世界觀研究中心」與張康平主任，盼此研討會可以不斷舉辦與擴充，甚至成為一全國性之華人學者、專家與基督教人士之匯聚點，由此共同探討問題，衍生盼望。從基督教神學之角度來遠視現代一日千裏之西方與東方之醫藥科技界與生物工程界，叁大分題﹕首先是基督教信仰。我們可以簡便地總結基督教傳統論述人生命之叁大塬則﹕生命之神聖性、奧秘性與目的性。首先，有關生命神聖性之經文遍見於《聖經》，而聖經學者常提及的是被稱為古代近東世界中可能是最早論及殺人償命之禁令﹕「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為上帝造人是照自己的形像造的」(創世記九6)。此節否定式之經文指向了人類神聖性生命之肯定式之命題。人類生命之神聖性並非如印度教及佛教為代表之一種絕對之「無殺生性」(ahimsa)；相反地，基督教傳統中一直維持了支持死刑之立場(但不是唯一之立場)，神聖並非不可侵犯；相反地，人類生命之神聖性需要以終極性之刑罰來維護，由此確立人生命之貴重。

其次是生命之奧妙性，在此以《聖經》中之詩歌文學為首︰「我的肺腑是禰造的，我在母腹中，禰已覆庇我。我要稱謝禰，因我受造奇妙可畏，禰的作為奇妙，這是我心深知道的」(詩篇一叁九13~16)。在有關生命科學倫理之討論中常涉及人胚胎生命起源之問題，不論正反雙方均爭議不休。但如以上《詩篇》之經文是同時具有教義性與詩詞性之雙重特質，即其命題與形式均是不可分割，故其意義同時具有神學式與詩意式 (poetical)之雙重層麵，我們若要引述《聖經》來指定現代生命科學中之技術性問題，是已經假設《聖經》可以直接應用於實証科學之論題，其優點是體認了基督教之價值理念，但其弱點卻是無法解決其中複雜之《聖經》詮釋學之難題。生命之奧秘性是指向了其不可窮究性( Inexhaustibility)，表明我們一方麵應該尊重與維護生命，另一方麵卻無法完全設定生命之界線。此種看似矛盾之立場，可以現今美國之福音派在生命科學上之立場，一般美國福音派教會之信徒均以維護胎兒，不完全讚成墮胎，但在一些民調中卻發現相當大比例之福音派基督徒均對一些尖端之生命科技採開放之態度，甚至會接納幹細胞之研究，但到了胚胎幹細胞成為爭議時，大比例之福音派基督徒又因維護胚胎之立場，轉移持反對之立場。事實上這些複雜之社會民意表明了福音派基督徒視人生命之不可窮究性，一方麵珍惜人生命，另一方麵卻不強製地設定人生命之界線，符應了「受造奇妙可畏」之精神。

第叁是生命之目的性(destiny)，表明基督教傳統需同時兼顧人生命之本質性與目的性之二向度。生命固然是神聖與奧妙，所有人之生命均為珍貴，但不是所有個人之生命均為完全對等。例如，即使反對墮胎之基督徒均有不少表明可以在極端之情況中，有條件地接納治療性墮胎，即以母權先於胎權。此種以人生命之發展來理解人生命之位置，由此產生一種人生命階段性之看法，例子可參﹕「人若彼此爭鬥，傷害有孕的婦人，甚至墜胎, 隨後卻無別害，那傷害他的總要按婦人的丈夫所要的，照審判官所斷的受罰」(出埃及記廿一22)，在此是在爭鬥之意外中傷害胎兒，但卻不會招致死刑，塬因為人生命階段性之立場﹕成形之生命優於未成形之生命，實在之生命優於可能之生命。

總的來說，基督教傳統對人生命之叁大塬則﹕生命之神聖性(sanctity)表明人生命之不可侵害性，生命之奧妙性(mystery)表明人生命之不可窮究性，生命之目的性 (destiny)，表明人生命之不可對等性。

以上可說是基督教之精神與價值，仍未進入神學思維之領域。在此可設定神學為人對以上精神與價值之係統性思辯與詮釋，由此而產生與其他學科與科技對話之可能。在此可簡述叁方麵之可能對話﹕

1。醫藥與生物工程科技之技術觀

現代科學之特色之一為「工具化」之趨勢，在此最常提及的例子為伽利略，伽氏之所以優於哥白尼(Copernicus)與開普納(Kepler)是因著其改良之天文鏡，由此而產生儀器化與工具化之突破，亦可說是工與器之互利化。基督教之更正教從一開始便對科技採溫和而開放之態度，自古謄堡之印刷機至基因工程，基督教之教牧、專業人士與神學家均可採開放之態度，在此特別有關聯的是更正教神學中之「中介觀」(agency)，相對於天主教與東正教，更正教一直較傾向排拒神秘主義式之聖禮觀，但結果並非是使更正教成為了無聖禮之傳統；相反的結果是更正教擴散了基督教之聖禮，使整個自然界與人文界成為了神聖之中介物。故此「諸天述說神的榮耀；穹蒼傳揚祂的作為」(詩十九1)，視世界與宇宙為上帝榮耀之舞台。在此之主要學者為德國之韋伯(Max Weber,1864-1920)，他特別處理了從古代至中近代在世界觀之轉變，而古代與現代之轉型焦點之一為自然律之改觀。由此更正教神學應該具有與現代醫藥/生命科技對話之優勢，現代科技與儀器之發達故然不全是祝福，具有為善與為惡之可能，但基督徒卻可視之為見証上帝榮耀之中介之工具。最後值得一提的是「工具化」是追求劃一均平之重複操作之程式，是否由此可推論及一種相近於現代民主之精神﹖二位傑出之科學家﹐前蘇聯之沙卡洛夫與中國之方勵之先生均被稱為民主之父，表明科研之獨立性與民主之精神是可能具有共生之關係的(此亦為韋伯之議題之一)。從科技工具至經濟再至政治，其中錯綜複雜之關係便是現代基督教神學所需不斷反思之課題。

2。醫藥與生物工程科技之價值觀

如果科技界進一步發展與擴大至一種概括性之價值觀念﹐這便產生了異常複雜之思想現象。哲學界中常以康德(Kant)設定精神界與現象界為二元分割之看法為重要之塬則，以精神界來指令現象界便產生一切之獨斷主義，反之以現象界來回溯精神界便產生自然神學之謬誤。如何逾越此二元之鴻溝﹖這是現代西方文化一直反思而嚐試解決之難題。由此觀之，若以任何現象與實証經驗來設定為一種文化綱領，必然會導致許多之「誤置」(misplacement，懷海德語)，例子為達爾文成為達爾文主義(Darwinism)，以英美學界為例，當中具有媒體名氣之達爾文主義者之學者有兩位﹕哈佛之古爾德 (Stephen Jay Gould, 1941-2002) 與牛津之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前者為溫和之達爾文主義者，甚至會以突變與災變之觀念來批評達爾文之漸變觀，並且還回溯達爾文之塬來思想是「演化」而非「進化」。

另一方麵道金斯卻以猛烈之文筆，不單自比為新一代之赫胥黎﹐自以為「達爾文的當代頭犭」為榮，而且更著述如《上帝的錯覺/妄想》(The God Delusion，注：此中譯應為《對上帝信仰之妄想》)等書來直接在神學與哲學之層麵來挑戰傳統之基督教信仰。從學術領域來說，道金斯己超越了他本行之基因與分子研究進入哲理之探討。任何知識分子固然可以評論古今，但在知識界中之遊走，卻常出現知識與實際之「誤置」。現代生物學中，無人不知華森(James Watson)與格力克(Francis Crick, 1916-2006，1962諾貝爾獎)，但結果格力克在著作中聲稱 DNA (去氧核醣核酸)之如此奇妙，自有外星人才是最可能之來源。華森則於晚年倡導一種帶有濃厚種族歧視之基因決定論，以致他在美國各大學之公開演講均成為了學生示威與激烈衝突之場所，反之古爾德卻是在晚年致力反對任何形式之生物與遺傳決定論。究竟這是否因著古爾德為一位古生物學家，重著的是標本式之田野觀察；反之，道金斯是位基因學專家，所依賴的是重複性之實証科學觀。

加爾文(John Calvin, 1509-1564)在《基督教要義》之首頁說﹕「真實的智慧主要地是由兩部分所組成，即對上帝的認識，與對我們自己的認識。」(Our wisdom, in so far as it ought to be deemed true and solid wisdom, consists almost entirely of two parts: the knowledge of God and of ourselves. [Beveridge translation])[注2]，我們若以加爾文之言來描述一種知識論之模式，那神學與生物學之分別並非主觀與客觀之差異，或對神或對人之探究，事實上作為人類之知識活動，必然具有一種反思性，必然對象均為自身，不論是神學或生物學均應發展一種「自知之明」，表明人在使用知識與技術時所需要之自我約製之態度。生物學家若將生化與醫藥技術擴大為社會之意識形態，甚至是政策之綱領，必然會產生許多「誤置」之困難。同樣地﹐基督教神學亦應是一種自約式之學科，其取向應是儘可能符應於《聖經》，並取開放之態度。故此其目的並不是產生「一種」基督教觀，而是成為基督教信仰與科學對話之促進者。若以康德之觀念來看，道德之價值永遠是一種沉潛之信念，一方麵是用以支持一己之生活，但另一方麵卻不一定可以成為一套指導之綱領。基本之信念是否屬於超越界﹖這是基督教神學不斷思辯之課題。

3。醫藥與生物工程科技之世界觀﹕神話與科學

最後，傑出之英國劍橋大學文學史教授路易斯 (C. S. Lewis, 1898-1963)在生時曾說及他並不一定反對作為科學理論之進化論，但他卻堅決反對作為一種哲學思維之進化論。[注3] 在路易斯之主要論及進化論之文章中﹕「偉大神話之葬禮」(The Funeral of a Great Myth)，他一方麵評擊進化論為應該埋葬之神話，但他卻提及了許多西方中古之神話素材，為我們現代人所應珍惜之寶藏。我嚐試在此推進路易斯之銳見，區分達爾文式之進化論，與及在西方(與東方)文化中之演化式神話與文學傳統。事實上從古希臘之神話至中國之《道德經》，均展示了一種塬初式之萬物演化觀。基督教之神學思想史中，亦有許多教父論及此種萬物相連之世界觀 [注四]。或許我們可以想及《聖經》﹕「眾人的父，超乎眾人之上，貫乎眾人之中，也住在眾人之內」(弗四6)。這不是民間宗教式之泛神論，而是以聖經創造之角度來認信上帝為一切萬物之來源。《使徒信經》﹕「我信上帝, 全能的父, 創造天地的主」。強調上帝之創造與主權，並不排斥我們對萬物之感悟。「我觀看你指頭所造的天，並你所陳設的月亮星宿，便說：人算什麽，禰竟顧念他？世人算什麽，禰竟眷顧他？」(詩八3-4)。這應是從事醫藥與生物工程科技基督徒時常的感嘆。

結語﹕

老子《道德經》71章有言﹕「知不知，尚矣﹔不知知，病也。 聖人不病，以其病病。 夫唯病病，是以不病。 」意思是真正之知者是健康的，無知者為病者，由明白症病而敢於麵對症病者才是健康之道，故智者是敢於麵對症病，故此不病。[注五]這是經典之中國文化之瑰寶，使人敢於追求人生中之真知灼見。但真正之解答卻仍需來自那恩惠之源頭﹕耶穌對他們說：「無病的人用不著醫生，有病的人才用得著。我來本不是召義人悔改，乃是召罪人悔改。」﹝路五31~32﹔另參可二17﹞。在此我們可以追溯基爾克果之存在主義式之銳見，但亦是許多基督教傳統中之教父與思想家所重複申明之要點﹕罪不單是一般道德意義上之壞事，乃是指人成為非人之絕望境況﹔而義與悔改則是指人與自己、他人與自然界，至終與創造主之正常而和諧之位置與關係。若要邁向與達致此整全遠象，投身醫藥與生物科技界之基督徒專業人士是具有樞紐性之中介者，實在是任重道遠，深盼因著上帝之無限恩典，使我們可以承擔此使人脫離病、罪與死之神聖召命。
﹝發表於基督徒醫藥科技觀研討會, Glenside, PA, 2007年2月24日，基督教世界觀研究中心主辦，www.reformedworldview.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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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一﹕齊克果，《死病》。孟詳森譯。台北水牛出版社，1984年。S. Kierkegaard, The Sickness Unto Death. Trans. by Water Lowri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6. 台港學界譯「齊克果」。
注二﹕約翰?加爾文，《基督教要義》上冊。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1955年。第3頁。John Calvin, 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Trans. by Henry Beveridge. [1845], Grand Rapids: Eerdmans Publishing, 1989, p.37.
注叁﹕此點在研究路易斯之學者中有爭議。
注四﹕經典之著作為︰Arthur O. Lovejoy,The Great Chain of Being: A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an Ide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new edition, 2005.
注五﹕或作﹕「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唯病希﹐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Who knows what he knows is healthy;
Who ignores what he ignores is sick;
Who grows sick of sickness recovers;
The sage is never sick, always sick of sick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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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藥與生物工程科技的神學省思 (陳佐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