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康斯坦丁是個叛逃到美國的前克格勃特工。他曾負責搜集中國情報。9月中旬，他在華盛頓對筆者透露，對華工作是克格勃最困難的行動之一，讓中國公民充當間諜基本無望，克格勃不得不把目光投向中國周邊。
康斯坦丁今年54歲，發福得厲害，走起路來臃腫不便。在華盛頓的街頭晃來晃去，有點像隻企鵝。在一家日式餐廳坐定後，康斯坦丁幾乎沒看菜單就點好了餐。他喜歡日本清酒，幾杯下肚，康斯坦丁向筆者講起了冷戰時期他在前蘇聯克格勃搜集中國情報的往事。
以請漢語老師為名，在東京招募中國特工
日本曾是克格勃從事對華間諜活動的一個重要基地。1980年至1985年，康斯坦丁被克格勃派往東京情報站，其官方身份是蘇聯塔斯社記者。他的主要任務是征募中國人做間諜。
開始，康斯坦丁的工作進展不大。1983年，他認識了一個在東京學習的香港人，當時香港還是英國的屬地。康斯坦丁認為這個香港人應該容易打交道，便帶他去飯店，花數小時和他談論中國藝術、曆史和美食等。但當康斯坦丁談到核心議題時，這個香港人變得警覺，康斯坦丁決定不再見他。
在日本的最後一年，康斯坦丁改變了工作方法。他以請私人漢語老師的名義和中國留學生接近。康斯坦丁特地把授課地點安排在豪華飯店裏，學習之前先請中國留學生吃晚餐。留學生一般比較窮，他們會盡情享用美食。酒足飯飽後，待他們鬆懈下來，康斯坦丁便會借機說：“我們下次再講課吧。今天為了補償你寶貴的時間，我願意支付100美元。”中國學生一旦收錢，就算被克格勃召募了。
康斯坦丁用這種方式找了十幾位中國留學生當“老師”。當然，他的漢語並沒多大長進。
一開始，康斯坦丁會讓留學生們完成一些簡單的任務。比如收集中國駐日本大使館內共產黨員的名單。這種信息雖然中方是保密的，但在日本反間諜機構看來並不算是國家機密，因此暴露的可能性很低。康斯坦丁向提供情報的留學生支付了報酬。此後，康斯坦丁對留學生的要求越來越高，任務的風險也越來越大。這時康斯坦丁忽然意識到，“中國人有強烈的民族情感和愛國熱情”，他很怕為他留學生轉過來對付克格勃，於是主動和其中大部分人疏遠了。
招年輕學者做間諜，受到克格勃總部表彰
在日本期間，康斯坦丁以記者的身份為掩護，常到東京一些大學采訪，努力想結識來自中國的實習生。在日本的中國實習生一般在40歲左右，有些已經是成熟的學者了，自然比一般的大學生更有“價值”。1983年，康斯坦丁結識了正在東京科技研究所實習的一位中國學者。
這位學者是光化學方麵的專家，他的專業與製造武器相關。這令康斯坦丁如獲至寶，他決心將這名學者發展成自己的下線。
康斯坦丁不僅用金錢向學者行賄，還投其所好幫他完成英語作業。這位中國學者雖然日語很好，但英語卻很差。康斯坦丁自己忙著招募間諜，無暇做功課，於是把學者的作業轉給了克格勃翻譯局的同事，每件翻譯支付100美元。
經過兩年的“培養”，康斯坦丁終於說服這位學者充當克格勃的間諜，還要求他遞交了一份合作協議書。康斯坦丁把協議書翻譯成俄文，通過秘密外交信函交回莫斯科。克格勃總部欣喜若狂，時任克格勃一總局局長的克留奇科夫親自發函表彰了他。
間諜身份敗露，狼狽逃回莫斯科
好景不長，這位學者在向克格勃出賣中國情報的同時，也捎帶著向蘇聯提供一些日本方麵的相關情報。這引起了日本反諜報機關部門的注意。當時，這位中國學者聲稱得到了一份“足以給中國帶來道德上的打擊”的情報。這可把克格勃樂壞了。克留奇科夫親自拍板，決定把他培養成“超級間諜”，並引見給時任克格勃主席的切布裏科夫。
克格勃要求康斯坦丁教那位學者學習無線電密碼知識，以便他能直接將秘密數據發到莫斯科。康斯坦丁買了一台小小的收音機，改裝成收發報機。把中國學者帶到公園裏訓練，因為“在公園裏我們很不起眼”。
然而這項任務卻徹底暴露了康斯坦丁的間諜身份。1985年7月的一天，莫斯科克格勃總部開始向日本東京發送無線電，目的是考核中國學者使用無線電密碼的能力。無線電的內容沒有實際意義，一個中年男性用俄語很慢地念出一長串數字：7、5、11……中國學者需要捕捉並記下這些數字。之後按計劃，康斯坦丁會將他的筆記發回給莫斯科，以判別正誤。
計劃沒能實現。日本無線電反間諜部門截獲了這些電波，並當場抓住了他們。
康斯坦丁在兩個小時後被釋放。日本警方要求康斯坦丁第二天到東京的中央警察局。但克格勃的上級不許他去，他被強行送回了莫斯科。中國學者後來也被立即遣送回了中國。
負責中日、朝鮮半島地區，對華情報工作屢屢受挫
康斯坦丁離開克格勃前的最後一份工作是在克格勃科學技術情報部門當顧問，主要負責分析中國、日本和朝鮮半島方麵的情報。
康斯坦丁透露，前克格勃主席尤裏·安德羅波夫曾下令在中國以外的國家開展對華情報工作。這樣做是因為中國有極強的反間諜能力。克格勃的對華情報工作不僅在中國國內屢屢受挫，即便是在國外也常常是铩羽而歸。上述那位學者隻是一個個例。
一次，一名蘇聯情報人員在瑞典斯德哥爾摩大街上接近一名中國留學生，並用漢語跟他搭訕，中國學生很警覺，扭頭就走。有時候，克格勃在參加國際會議的名單中發現曾接觸過的中國學者。但“中國學者對克格勃‘老朋友’非常冷漠和謹慎，他們甚至索要克格勃官員的電話號碼，這讓克格勃官員因害怕泄露身份而逃之夭夭”。
康斯坦丁說，克格勃對華工作是最為困難的行動之一。這不僅因為讓中國公民充當間諜基本無望，更因為中國人了解克格勃的思維習慣。
蒙古曾是主陣地，運送測謊儀到緬甸
康斯坦丁透露，蒙古曾是克格勃對華工作的主要陣地。蒙古被蘇聯認為是最親密的“衛星國”，嚴重依賴蘇聯的經濟援助，克格勃在蒙古“感覺就像在自己國家一樣”。
蒙古安全部有大量蘇聯人，目標就是對華諜報工作。據康斯坦丁講，蘇聯駐蒙古大使館中的克格勃官員多達上百人。蒙古安全部所有部門負責人都配有蘇聯顧問。“這些顧問才是各部門真正的領導者。”但康斯坦丁說，蒙古安全部的很多官員有中國血統，他們會在暗地裏破壞克格勃的行動。
為了開展對華情報工作，蘇聯還曾利用中緬邊境寬鬆的通關政策派遣間諜，在緬甸開展對華情報工作。由於這些人中，有些也為台灣情報部門工作，克格勃還特地通過外交郵袋從雅希涅瓦(位於莫斯科的俄羅斯情報部門總部)將笨重的測謊儀運到緬甸。測謊試驗一般在蘇聯駐仰光的外交官家中進行，測試語言是漢語。
此外，克格勃還專門成立了哈薩克斯坦情報局。在20世紀80年代，這個情報部門的負責人被調到莫斯科，成了克格勃一總局六處的負責人，六處是專門針對中國的情報機構。
康斯坦丁說，在冷戰時期，克格勃對中國進行的情報活動很多。他透露說：“克格勃在世界範圍內展開對華情報作業。”(本文作者是上海太平洋國際戰略研究所秘書長、高級分析員)
克格勃已退出曆史舞台
克格勃的全稱是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克格勃”即是該委員會三個俄文首字母的音譯。克格勃1954年3月12日成立，總部設在前蘇聯首都莫斯科。
克格勃曾有諜報人員50餘萬。據說，其中4萬多人在蘇聯外從事間諜工作。克格勃分為4個局：第一總局為對外諜報局，第二總局是國內防諜局，第三局空缺，第四總局是邊防總局，第五總局為秘密警察局。
克格勃設有專門“技術學校”，訓練間諜。科目包括電報術、攝影術、竊聽術、爆破術、密寫術、毒殺術、外語、格鬥、擒拿和射擊。
1991年，隨著蘇聯的解體，克格勃作為一個機構退出曆史舞台。當時的俄羅斯總統葉利欽在繼承了前蘇聯的情報力量後，在克格勃的基礎上成立了俄羅斯三大情報機構：負責反間諜工作和國內治安的聯邦安全局、負責對外諜報工作的對外情報局和負責保護俄羅斯要員的聯邦保衛局。來源：世界新聞報
康斯坦丁今年54歲，發福得厲害，走起路來臃腫不便。在華盛頓的街頭晃來晃去，有點像隻企鵝。在一家日式餐廳坐定後，康斯坦丁幾乎沒看菜單就點好了餐。他喜歡日本清酒，幾杯下肚，康斯坦丁向筆者講起了冷戰時期他在前蘇聯克格勃搜集中國情報的往事。
以請漢語老師為名，在東京招募中國特工
日本曾是克格勃從事對華間諜活動的一個重要基地。1980年至1985年，康斯坦丁被克格勃派往東京情報站，其官方身份是蘇聯塔斯社記者。他的主要任務是征募中國人做間諜。
開始，康斯坦丁的工作進展不大。1983年，他認識了一個在東京學習的香港人，當時香港還是英國的屬地。康斯坦丁認為這個香港人應該容易打交道，便帶他去飯店，花數小時和他談論中國藝術、曆史和美食等。但當康斯坦丁談到核心議題時，這個香港人變得警覺，康斯坦丁決定不再見他。
在日本的最後一年，康斯坦丁改變了工作方法。他以請私人漢語老師的名義和中國留學生接近。康斯坦丁特地把授課地點安排在豪華飯店裏，學習之前先請中國留學生吃晚餐。留學生一般比較窮，他們會盡情享用美食。酒足飯飽後，待他們鬆懈下來，康斯坦丁便會借機說：“我們下次再講課吧。今天為了補償你寶貴的時間，我願意支付100美元。”中國學生一旦收錢，就算被克格勃召募了。
康斯坦丁用這種方式找了十幾位中國留學生當“老師”。當然，他的漢語並沒多大長進。
一開始，康斯坦丁會讓留學生們完成一些簡單的任務。比如收集中國駐日本大使館內共產黨員的名單。這種信息雖然中方是保密的，但在日本反間諜機構看來並不算是國家機密，因此暴露的可能性很低。康斯坦丁向提供情報的留學生支付了報酬。此後，康斯坦丁對留學生的要求越來越高，任務的風險也越來越大。這時康斯坦丁忽然意識到，“中國人有強烈的民族情感和愛國熱情”，他很怕為他留學生轉過來對付克格勃，於是主動和其中大部分人疏遠了。
招年輕學者做間諜，受到克格勃總部表彰
在日本期間，康斯坦丁以記者的身份為掩護，常到東京一些大學采訪，努力想結識來自中國的實習生。在日本的中國實習生一般在40歲左右，有些已經是成熟的學者了，自然比一般的大學生更有“價值”。1983年，康斯坦丁結識了正在東京科技研究所實習的一位中國學者。
這位學者是光化學方麵的專家，他的專業與製造武器相關。這令康斯坦丁如獲至寶，他決心將這名學者發展成自己的下線。
康斯坦丁不僅用金錢向學者行賄，還投其所好幫他完成英語作業。這位中國學者雖然日語很好，但英語卻很差。康斯坦丁自己忙著招募間諜，無暇做功課，於是把學者的作業轉給了克格勃翻譯局的同事，每件翻譯支付100美元。
經過兩年的“培養”，康斯坦丁終於說服這位學者充當克格勃的間諜，還要求他遞交了一份合作協議書。康斯坦丁把協議書翻譯成俄文，通過秘密外交信函交回莫斯科。克格勃總部欣喜若狂，時任克格勃一總局局長的克留奇科夫親自發函表彰了他。
間諜身份敗露，狼狽逃回莫斯科
好景不長，這位學者在向克格勃出賣中國情報的同時，也捎帶著向蘇聯提供一些日本方麵的相關情報。這引起了日本反諜報機關部門的注意。當時，這位中國學者聲稱得到了一份“足以給中國帶來道德上的打擊”的情報。這可把克格勃樂壞了。克留奇科夫親自拍板，決定把他培養成“超級間諜”，並引見給時任克格勃主席的切布裏科夫。
克格勃要求康斯坦丁教那位學者學習無線電密碼知識，以便他能直接將秘密數據發到莫斯科。康斯坦丁買了一台小小的收音機，改裝成收發報機。把中國學者帶到公園裏訓練，因為“在公園裏我們很不起眼”。
然而這項任務卻徹底暴露了康斯坦丁的間諜身份。1985年7月的一天，莫斯科克格勃總部開始向日本東京發送無線電，目的是考核中國學者使用無線電密碼的能力。無線電的內容沒有實際意義，一個中年男性用俄語很慢地念出一長串數字：7、5、11……中國學者需要捕捉並記下這些數字。之後按計劃，康斯坦丁會將他的筆記發回給莫斯科，以判別正誤。
計劃沒能實現。日本無線電反間諜部門截獲了這些電波，並當場抓住了他們。
康斯坦丁在兩個小時後被釋放。日本警方要求康斯坦丁第二天到東京的中央警察局。但克格勃的上級不許他去，他被強行送回了莫斯科。中國學者後來也被立即遣送回了中國。
負責中日、朝鮮半島地區，對華情報工作屢屢受挫
康斯坦丁離開克格勃前的最後一份工作是在克格勃科學技術情報部門當顧問，主要負責分析中國、日本和朝鮮半島方麵的情報。
康斯坦丁透露，前克格勃主席尤裏·安德羅波夫曾下令在中國以外的國家開展對華情報工作。這樣做是因為中國有極強的反間諜能力。克格勃的對華情報工作不僅在中國國內屢屢受挫，即便是在國外也常常是铩羽而歸。上述那位學者隻是一個個例。
一次，一名蘇聯情報人員在瑞典斯德哥爾摩大街上接近一名中國留學生，並用漢語跟他搭訕，中國學生很警覺，扭頭就走。有時候，克格勃在參加國際會議的名單中發現曾接觸過的中國學者。但“中國學者對克格勃‘老朋友’非常冷漠和謹慎，他們甚至索要克格勃官員的電話號碼，這讓克格勃官員因害怕泄露身份而逃之夭夭”。
康斯坦丁說，克格勃對華工作是最為困難的行動之一。這不僅因為讓中國公民充當間諜基本無望，更因為中國人了解克格勃的思維習慣。
蒙古曾是主陣地，運送測謊儀到緬甸
康斯坦丁透露，蒙古曾是克格勃對華工作的主要陣地。蒙古被蘇聯認為是最親密的“衛星國”，嚴重依賴蘇聯的經濟援助，克格勃在蒙古“感覺就像在自己國家一樣”。
蒙古安全部有大量蘇聯人，目標就是對華諜報工作。據康斯坦丁講，蘇聯駐蒙古大使館中的克格勃官員多達上百人。蒙古安全部所有部門負責人都配有蘇聯顧問。“這些顧問才是各部門真正的領導者。”但康斯坦丁說，蒙古安全部的很多官員有中國血統，他們會在暗地裏破壞克格勃的行動。
為了開展對華情報工作，蘇聯還曾利用中緬邊境寬鬆的通關政策派遣間諜，在緬甸開展對華情報工作。由於這些人中，有些也為台灣情報部門工作，克格勃還特地通過外交郵袋從雅希涅瓦(位於莫斯科的俄羅斯情報部門總部)將笨重的測謊儀運到緬甸。測謊試驗一般在蘇聯駐仰光的外交官家中進行，測試語言是漢語。
此外，克格勃還專門成立了哈薩克斯坦情報局。在20世紀80年代，這個情報部門的負責人被調到莫斯科，成了克格勃一總局六處的負責人，六處是專門針對中國的情報機構。
康斯坦丁說，在冷戰時期，克格勃對中國進行的情報活動很多。他透露說：“克格勃在世界範圍內展開對華情報作業。”(本文作者是上海太平洋國際戰略研究所秘書長、高級分析員)
克格勃已退出曆史舞台
克格勃的全稱是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克格勃”即是該委員會三個俄文首字母的音譯。克格勃1954年3月12日成立，總部設在前蘇聯首都莫斯科。
克格勃曾有諜報人員50餘萬。據說，其中4萬多人在蘇聯外從事間諜工作。克格勃分為4個局：第一總局為對外諜報局，第二總局是國內防諜局，第三局空缺，第四總局是邊防總局，第五總局為秘密警察局。
克格勃設有專門“技術學校”，訓練間諜。科目包括電報術、攝影術、竊聽術、爆破術、密寫術、毒殺術、外語、格鬥、擒拿和射擊。
1991年，隨著蘇聯的解體，克格勃作為一個機構退出曆史舞台。當時的俄羅斯總統葉利欽在繼承了前蘇聯的情報力量後，在克格勃的基礎上成立了俄羅斯三大情報機構：負責反間諜工作和國內治安的聯邦安全局、負責對外諜報工作的對外情報局和負責保護俄羅斯要員的聯邦保衛局。來源：世界新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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