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美資深外交家傅立民：關注中國40年 中不是“崛起”而是回歸
環球時報
2006 年3 月16 日
編者按：傅立民(CharlesFreeman)，美國資深外交家，1972年曾任美國總統尼克鬆訪華之行的首席翻譯，70年代後期擔任美國國務院中國科科長，1981年至1984年任美國駐華公使。自上世紀90年代起，傅立民先後擔任美國國防部負責國際安全事務的部長助理和美國駐沙特阿拉伯大使。傅立民熟諳全球事務，尤其對中國文化有深入研究，現在是華盛頓多家國際事務研究機構和外交智庫的董事會成員。日前，傅立民接受本報專訪，暢談了他幾十年的中國感受以及對中美關係的看法。
祖傳“傅”姓是山東總督起的
我的中文姓氏“傅”是從爺爺JohnRipleyFreeman那裏傳下來的。他是一位著名的水文工程師，曾在清華大學任教，還曾為孫中山先生工作，並且是三峽大壩的最初設計者之一。不過，當時他有足夠的理由離開中國，因為他知道三峽大壩是不可能在他的有生之年興建的。我爺爺的“傅”姓是當時的山東省總督給起的，而我的名字“立民”的發音和我的英文名“Freeman”很接近。之所以是“立”而不是“利”，是因為我覺得，從取名上講，“站立”要比“利益”更合適。
“八一七公報”的起草是在北京我的餐桌上進行的
有意思的是，我同中國結下不解之緣並非因為家庭因素，我真正對中國感興趣是在法學院讀書期間。當時，所學課程非常乏味，於是我就給自己製訂了一項學習和閱讀計劃，想更多地了解世界不同地方和民族的曆史文化。當我讀到中國部分時，我完全被吸引住了。那是上世紀60年代初，當時的我感到全球的戰略結構很不穩定：蘇聯和中國漸行漸遠，美中的最終接近似乎不可避免。
我有一種衝動和暗想：當美中啟動交往時，我要參與這個過程。
幸運的是，日後我果真參與了這項曆史性的工作。我參與了1973年在北京建立聯絡辦事處的工作。在美中關係正常化後不久的一段很有意義的日子裏，我負責美國駐華使館的工作。當時我從事和參與的工作還有美中關係正常化和美中建交談判、安排鄧小平訪美以及“八一七公報”的起草。我還記得“八一七公報”的起草是在北京我的餐桌上進行的。十分幸運地參與了美中關係滄海桑田般的變化過程，對我來說可謂夢想成真。
從北京街頭的一個麵攤感受中國的改革開放
我對中國的文化傳統和語言文字深懷敬意，對中國和中國人民有很深的感情，我總覺得中國是我的第二故鄉。第一次感受到中國改革風潮帶來的影響是在1979年的北京街頭。那天我在天安門廣場附近見到一個麵攤，在經過文革之後，這對我來說就像是春天裏見到飄落的雪花那樣不同尋常。我一直覺得，小吃是中國文明的獨創之一。我走過去買了一碗麵，並問攤主他是哪個單位的。他的回答是：“個體戶”———一個我從未聽說過的名詞。我問他那是什麽意思，他說:“我不屬於任何單位，我是一個人的公社。”我若有所思，感到這個社會正在發生巨大的變化。
中國不是“崛起”，而是回歸其在國際社會的正常位置
哲學家赫拉克利特曾說過：“人不能兩次踏入同一條河流。”你也不可能兩次訪問同一個中國。中國目前的變化是快速而多層麵的。我到重慶等內地城市，親眼目睹它們在很短的時間內發展成為超級的現代城市，這非常令人興奮。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喜歡我所看到的所有東西，如環境汙染，還有一些魯莽和目無他人的年輕人等，我對禮儀和慢節奏生活的消失感到遺憾。但是，每次去中國我都能學到新東西、新概念和新詞匯，人們的生活正在變得更好。
我不太同意“中國崛起”這一說法，我覺得中國隻是在國際社會中回歸到一個屬於自己的正常位置。現在我們到處可以聽到關於如何發展一個國家軟實力的討論，其實這是孟子的思想，他雖然沒有用軟實力這個名詞，但他注重的是一個國家的道義影響力。“五四運動”後，中國不斷地向國外尋找效法模式，從德國、日本、美國到俄國，等等。而現在，我覺得沒有多少人會認為中國應移植或師從某種外國模式。眼下，中國倡導建立和諧社會，我覺得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回歸孔孟思想的要義，而這同移植西方理念的努力相比是一種很大的進步。
台灣問題將由兩岸人民妥善解決
美中關係是一個多方位多層麵的雙邊關係，總體來說是比較健康的。當然，也有一些麻煩的地方，如雙方的軍事關係就不盡如人意，其中的因素很多，有些是理念上的，有些是行事方式上的，有些是戰略上的。對此我並沒有過多的擔憂，因為在我看來，影響美中關係的台灣問題，最終會被兩岸的中國人自己妥善地加以解決。
我覺得，發生在兩岸之間的民間交流和往來，就像是珊瑚礁形成的過程一樣———個體慢慢生成累積，成形過程中並沒有任何設計方案，直到它從底部不斷往上成長，最後浮出水麵。台灣人民會理解到，在兩岸間構築這樣的珊瑚礁最符合他們的利益，而美國的立場則會顯得無關緊要。在我看來，和平解決的方案目前正在逐漸得以繪製成型。
炒作美中貿易問題非常無聊
在兩國的經貿關係方麵，我認為指責中國操縱匯率是最沒有根據的。美國對華貿易赤字隻占美國貿易赤字的1/4，如果中國製造的產品在美國市場上的競爭力下降的話，其他國家如印尼等會馬上填補空白。因此，這不是什麽美國與中國的問題，而是美國與世界的問題。但是，一到選舉，與中國的貿易問題就會被拿出來炒作一番，非常無聊。
環球時報
2006 年3 月16 日
編者按：傅立民(CharlesFreeman)，美國資深外交家，1972年曾任美國總統尼克鬆訪華之行的首席翻譯，70年代後期擔任美國國務院中國科科長，1981年至1984年任美國駐華公使。自上世紀90年代起，傅立民先後擔任美國國防部負責國際安全事務的部長助理和美國駐沙特阿拉伯大使。傅立民熟諳全球事務，尤其對中國文化有深入研究，現在是華盛頓多家國際事務研究機構和外交智庫的董事會成員。日前，傅立民接受本報專訪，暢談了他幾十年的中國感受以及對中美關係的看法。
祖傳“傅”姓是山東總督起的
我的中文姓氏“傅”是從爺爺JohnRipleyFreeman那裏傳下來的。他是一位著名的水文工程師，曾在清華大學任教，還曾為孫中山先生工作，並且是三峽大壩的最初設計者之一。不過，當時他有足夠的理由離開中國，因為他知道三峽大壩是不可能在他的有生之年興建的。我爺爺的“傅”姓是當時的山東省總督給起的，而我的名字“立民”的發音和我的英文名“Freeman”很接近。之所以是“立”而不是“利”，是因為我覺得，從取名上講，“站立”要比“利益”更合適。
“八一七公報”的起草是在北京我的餐桌上進行的
有意思的是，我同中國結下不解之緣並非因為家庭因素，我真正對中國感興趣是在法學院讀書期間。當時，所學課程非常乏味，於是我就給自己製訂了一項學習和閱讀計劃，想更多地了解世界不同地方和民族的曆史文化。當我讀到中國部分時，我完全被吸引住了。那是上世紀60年代初，當時的我感到全球的戰略結構很不穩定：蘇聯和中國漸行漸遠，美中的最終接近似乎不可避免。
我有一種衝動和暗想：當美中啟動交往時，我要參與這個過程。
幸運的是，日後我果真參與了這項曆史性的工作。我參與了1973年在北京建立聯絡辦事處的工作。在美中關係正常化後不久的一段很有意義的日子裏，我負責美國駐華使館的工作。當時我從事和參與的工作還有美中關係正常化和美中建交談判、安排鄧小平訪美以及“八一七公報”的起草。我還記得“八一七公報”的起草是在北京我的餐桌上進行的。十分幸運地參與了美中關係滄海桑田般的變化過程，對我來說可謂夢想成真。
從北京街頭的一個麵攤感受中國的改革開放
我對中國的文化傳統和語言文字深懷敬意，對中國和中國人民有很深的感情，我總覺得中國是我的第二故鄉。第一次感受到中國改革風潮帶來的影響是在1979年的北京街頭。那天我在天安門廣場附近見到一個麵攤，在經過文革之後，這對我來說就像是春天裏見到飄落的雪花那樣不同尋常。我一直覺得，小吃是中國文明的獨創之一。我走過去買了一碗麵，並問攤主他是哪個單位的。他的回答是：“個體戶”———一個我從未聽說過的名詞。我問他那是什麽意思，他說:“我不屬於任何單位，我是一個人的公社。”我若有所思，感到這個社會正在發生巨大的變化。
中國不是“崛起”，而是回歸其在國際社會的正常位置
哲學家赫拉克利特曾說過：“人不能兩次踏入同一條河流。”你也不可能兩次訪問同一個中國。中國目前的變化是快速而多層麵的。我到重慶等內地城市，親眼目睹它們在很短的時間內發展成為超級的現代城市，這非常令人興奮。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喜歡我所看到的所有東西，如環境汙染，還有一些魯莽和目無他人的年輕人等，我對禮儀和慢節奏生活的消失感到遺憾。但是，每次去中國我都能學到新東西、新概念和新詞匯，人們的生活正在變得更好。
我不太同意“中國崛起”這一說法，我覺得中國隻是在國際社會中回歸到一個屬於自己的正常位置。現在我們到處可以聽到關於如何發展一個國家軟實力的討論，其實這是孟子的思想，他雖然沒有用軟實力這個名詞，但他注重的是一個國家的道義影響力。“五四運動”後，中國不斷地向國外尋找效法模式，從德國、日本、美國到俄國，等等。而現在，我覺得沒有多少人會認為中國應移植或師從某種外國模式。眼下，中國倡導建立和諧社會，我覺得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回歸孔孟思想的要義，而這同移植西方理念的努力相比是一種很大的進步。
台灣問題將由兩岸人民妥善解決
美中關係是一個多方位多層麵的雙邊關係，總體來說是比較健康的。當然，也有一些麻煩的地方，如雙方的軍事關係就不盡如人意，其中的因素很多，有些是理念上的，有些是行事方式上的，有些是戰略上的。對此我並沒有過多的擔憂，因為在我看來，影響美中關係的台灣問題，最終會被兩岸的中國人自己妥善地加以解決。
我覺得，發生在兩岸之間的民間交流和往來，就像是珊瑚礁形成的過程一樣———個體慢慢生成累積，成形過程中並沒有任何設計方案，直到它從底部不斷往上成長，最後浮出水麵。台灣人民會理解到，在兩岸間構築這樣的珊瑚礁最符合他們的利益，而美國的立場則會顯得無關緊要。在我看來，和平解決的方案目前正在逐漸得以繪製成型。
炒作美中貿易問題非常無聊
在兩國的經貿關係方麵，我認為指責中國操縱匯率是最沒有根據的。美國對華貿易赤字隻占美國貿易赤字的1/4，如果中國製造的產品在美國市場上的競爭力下降的話，其他國家如印尼等會馬上填補空白。因此，這不是什麽美國與中國的問題，而是美國與世界的問題。但是，一到選舉，與中國的貿易問題就會被拿出來炒作一番，非常無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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