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楊振寧談政治：中國現在很民主 我是保守革命者
文章來源: 中國新聞周刊 於 2011-10-28 08:40:33 -
首位獲得諾貝爾獎的中國人楊振寧日前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專訪時表示，社會結構的基本原則，是以整個人民的生活狀態跟前途為第一要義的，這才能叫民主。從這個意義來說，中國現在很民主。並稱自己是個保守的革命者。
今年9月，三聯書店剛剛出版了《楊振寧傳》。台灣作家江才健於2002年寫就的《規範與對稱之美：楊振寧傳》最近也在大陸公開出版。在楊振寧的兩本傳記相繼出版之際，《中國新聞周刊》對楊振寧進行了專訪，於10月28日刊發了楊振寧專訪內容。
我得諾獎最大作用是改變中國人自卑
楊振寧說，而這兩本，比較像西方的寫法。“《楊振寧傳》的作者楊建鄴是物理學教授，他的物理知識很多，又讀了大量的文獻，對我的工作有很多詳細的、半通俗的描寫。江才健的好處是，他在美國訪問了很多人，可能有100多人，都是我人生不同時代的朋友，所以也有他的特色。如果把這兩本書加起來的話，我人生經曆過的，有80%都在裏頭了。”
楊振寧說：“我得諾獎最大的作用，就是改變了長久以來中國人自己覺得不如人的心理。”楊振寧把自己的健康長壽歸結於“幸運”，他說他人生的每一個轉折點都選擇了正確的道路，所以“這一輩子簡直可以說是沒法子更幸運了”。被他稱為幸運的，還有上帝給他的“最後的禮物”比他年輕54歲的妻子翁帆。楊振寧用自己的晚年生活來詮釋的這段“不對稱”之美，似乎比讓他獲得諾貝爾獎的“宇稱不守恒”定律更讓世人驚奇。
說起和李政道的關係，楊振寧說：“我跟李政道的關係是很長、很複雜的一個關係，這裏頭有學術的關係，也有感情的關係。不過大體上是怎麽回事，這兩本書裏麵都已經有了。這是一個很不幸的事情，不過我不覺得我做了任何真正錯誤的事。”
中國現在很民主
6月，在邵逸夫獎頒獎儀式上楊振寧曾表示，不民主的政治對科學的推動可能要比民主的政治作用更大。對此，楊振寧談到，當時有人問，一個民主的政治和一個不民主的政治，對於科技的發展，哪個來得快？“我想，在合適的情形之下，一個腦筋清楚、做事果斷而有遠見的、不那麽民主的政治，把科技推上去的本領更大，因為它有效率。中國在一窮二白的情況下，能研製出原子彈來，雖然中國(實行的)不是美式的民主，但有遠見，有決心，有能力。”
楊振寧說，“一般人的印象，以為競選就是民主，但這隻是民主的‘一個’解釋。我認為，社會結構的基本原則，是以整個人民的生活狀態跟前途為第一要義的，這才能叫民主。從這個意義來說，中國現在很民主。你不知道1920年代我出生的時候，中國是個什麽樣子！從新中國成立以來，不管這裏麵發生了多少事情，但你算一下總賬，今天13億人的生活情形，以及對前途的看法，跟我小時候是完全不一樣的，所以這符合我剛才所說的民主。”
我是個保守的革命者
1999年5月，在楊振明的榮休學術研討會上，楊振寧的好友、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教授弗裏曼·戴森曾稱楊振寧是“保守的革命者”。
楊振寧說，“他說得非常對！當年發現了‘宇稱不守恒’，這不是物理學的局部問題，而是改變了整個物理學的前沿的，因此是‘革命性的’。同時，我又是比較保守的。比如，清末民初，錢玄同和傅斯年發表文章說，中國落後的原因是漢字導致的，因此他們主張廢除中文，要用拚音文字，對於這樣的一些過於激進的做法，我是完全不同意的。所以總的來說，我的確是一個‘保守的革命者’。”
科技界風氣不好緣於社會風氣和資金分配
另外，目前中國的科技界，也有很多不好的風氣和弊端。因此有人持悲觀態度，認為即使再過很多年，中國依然沒有人能夠拿到諾貝爾獎。對此，楊振寧說：“中國科技界的問題，我歸納起來有兩點：第一點是，社會上風氣不好，作假很多。這個風氣已經從商業領域蔓延到學校、科研機構。為什麽會有這個現象，是很複雜的問題，但這是不是就會阻止中國科技的發展？我不相信。但如果能改正，是不是有好處，我認為肯定是有。”
“第二點是關於資金的分配。國家現在有些錢了，在資金分配的問題上，吵得很凶。這方麵有需要改進的地方。不過，我們要看到，中國發展的模式、速度，都是史無前例的。中國現在忽然有了很多錢，想要合理地分配出去，這在任何國家都是個難題。可是因為有這個問題，就要將中國科技發展置之死地，是不對的。”
文章來源: 中國新聞周刊 於 2011-10-28 08:40:33 -
首位獲得諾貝爾獎的中國人楊振寧日前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專訪時表示，社會結構的基本原則，是以整個人民的生活狀態跟前途為第一要義的，這才能叫民主。從這個意義來說，中國現在很民主。並稱自己是個保守的革命者。
今年9月，三聯書店剛剛出版了《楊振寧傳》。台灣作家江才健於2002年寫就的《規範與對稱之美：楊振寧傳》最近也在大陸公開出版。在楊振寧的兩本傳記相繼出版之際，《中國新聞周刊》對楊振寧進行了專訪，於10月28日刊發了楊振寧專訪內容。
我得諾獎最大作用是改變中國人自卑
楊振寧說，而這兩本，比較像西方的寫法。“《楊振寧傳》的作者楊建鄴是物理學教授，他的物理知識很多，又讀了大量的文獻，對我的工作有很多詳細的、半通俗的描寫。江才健的好處是，他在美國訪問了很多人，可能有100多人，都是我人生不同時代的朋友，所以也有他的特色。如果把這兩本書加起來的話，我人生經曆過的，有80%都在裏頭了。”
楊振寧說：“我得諾獎最大的作用，就是改變了長久以來中國人自己覺得不如人的心理。”楊振寧把自己的健康長壽歸結於“幸運”，他說他人生的每一個轉折點都選擇了正確的道路，所以“這一輩子簡直可以說是沒法子更幸運了”。被他稱為幸運的，還有上帝給他的“最後的禮物”比他年輕54歲的妻子翁帆。楊振寧用自己的晚年生活來詮釋的這段“不對稱”之美，似乎比讓他獲得諾貝爾獎的“宇稱不守恒”定律更讓世人驚奇。
說起和李政道的關係，楊振寧說：“我跟李政道的關係是很長、很複雜的一個關係，這裏頭有學術的關係，也有感情的關係。不過大體上是怎麽回事，這兩本書裏麵都已經有了。這是一個很不幸的事情，不過我不覺得我做了任何真正錯誤的事。”
中國現在很民主
6月，在邵逸夫獎頒獎儀式上楊振寧曾表示，不民主的政治對科學的推動可能要比民主的政治作用更大。對此，楊振寧談到，當時有人問，一個民主的政治和一個不民主的政治，對於科技的發展，哪個來得快？“我想，在合適的情形之下，一個腦筋清楚、做事果斷而有遠見的、不那麽民主的政治，把科技推上去的本領更大，因為它有效率。中國在一窮二白的情況下，能研製出原子彈來，雖然中國(實行的)不是美式的民主，但有遠見，有決心，有能力。”
楊振寧說，“一般人的印象，以為競選就是民主，但這隻是民主的‘一個’解釋。我認為，社會結構的基本原則，是以整個人民的生活狀態跟前途為第一要義的，這才能叫民主。從這個意義來說，中國現在很民主。你不知道1920年代我出生的時候，中國是個什麽樣子！從新中國成立以來，不管這裏麵發生了多少事情，但你算一下總賬，今天13億人的生活情形，以及對前途的看法，跟我小時候是完全不一樣的，所以這符合我剛才所說的民主。”
我是個保守的革命者
1999年5月，在楊振明的榮休學術研討會上，楊振寧的好友、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教授弗裏曼·戴森曾稱楊振寧是“保守的革命者”。
楊振寧說，“他說得非常對！當年發現了‘宇稱不守恒’，這不是物理學的局部問題，而是改變了整個物理學的前沿的，因此是‘革命性的’。同時，我又是比較保守的。比如，清末民初，錢玄同和傅斯年發表文章說，中國落後的原因是漢字導致的，因此他們主張廢除中文，要用拚音文字，對於這樣的一些過於激進的做法，我是完全不同意的。所以總的來說，我的確是一個‘保守的革命者’。”
科技界風氣不好緣於社會風氣和資金分配
另外，目前中國的科技界，也有很多不好的風氣和弊端。因此有人持悲觀態度，認為即使再過很多年，中國依然沒有人能夠拿到諾貝爾獎。對此，楊振寧說：“中國科技界的問題，我歸納起來有兩點：第一點是，社會上風氣不好，作假很多。這個風氣已經從商業領域蔓延到學校、科研機構。為什麽會有這個現象，是很複雜的問題，但這是不是就會阻止中國科技的發展？我不相信。但如果能改正，是不是有好處，我認為肯定是有。”
“第二點是關於資金的分配。國家現在有些錢了，在資金分配的問題上，吵得很凶。這方麵有需要改進的地方。不過，我們要看到，中國發展的模式、速度，都是史無前例的。中國現在忽然有了很多錢，想要合理地分配出去，這在任何國家都是個難題。可是因為有這個問題，就要將中國科技發展置之死地，是不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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