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尋找，嫁給名人的機遇，。。。。。 (圖)

怎樣尋找，嫁給名人的機遇，。。。。。


蝶之女回憶：1966年嫁給李宗仁後的日子(圖)

人民網

胡友鬆的特殊身份不僅在於她是電影明星胡蝶的女兒，更在於她27歲那年嫁給了前國民黨政府代總統李宗仁，並且陪他度過了人生最後的三年。在《我與李宗仁極不尋常的最後三年》這部書中，胡友鬆回憶了她那短暫卻極不尋常的婚姻生活。

等待工作突遭求婚

1966年，我對自己幹的護理這一行實在感到厭倦，於是，請偶然認識的上海名記者張成仁幫忙換個工作。他一口答應。

這年6月初，張成仁碰到了老朋友也即李宗仁的秘書程思遠，得知李宗仁的夫人郭德潔在回國後不久因病去世了，李宗仁情緒十分低沉，而程思遠正想私下給李宗仁物色個伴兒，照顧他晚年的生活。張成仁就推薦了我。

張成仁找我要了一張近照，說是介紹工作用。



李宗仁與嬌妻胡友鬆

我見到的李宗仁，雖已是76歲的老人，但外表氣色很不錯，腰不彎，背不駝，說話聲音很響亮，身上既有一種凜然正氣的軍人氣質，同時又不失儒雅和善。

第一次交談，李宗仁一直稱我小胡姑娘，問我願不願意到他這裏來工作，主要是幹些文秘之類的事情。我表示願意。李宗仁慈祥地點點頭，對我說，我每個月給你100元工資。我在醫院裏累死累活才拿幾十塊錢，現在感到來到了心境平和的世外桃源。

一周之後，李宗仁讓我參觀一下公館，熟悉環境。他帶著我先看了廚房、臥室，給我介紹書房裏圖書的擺放位置，並語氣懇切地說，希望我能夠盡快到他這裏來工作，當他的機要秘書。我點點頭。他還說為了工作方便，請我住在他這裏。我也沒多想。接著，李宗仁又問了我的年齡，有沒有男朋友，我也就直截了當回答，雖然我現在還沒有合適的對象，但將來總會遇到的，我要正常地戀愛結婚。我話音剛落，隻見李宗仁明顯地愣了一下，但他趕緊掩飾失態的表情，裝作很自然的樣子對我說，那是當然的，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就在這時，李宗仁突然上前一步，用兩個手臂抱住我，在我的臉上親了一口。我本能地慌忙躲開，又嚇又羞，一下子漲紅了臉，心怦怦直跳。我想這也許是他在美國學的禮節習俗吧，沒什麽大驚小怪的。

不久，第三次見到李宗仁，他直接對我說，你到我這裏來做的工作是保健秘書。我心裏不是滋味，回去的路上一直在想，機要秘書莫非要另選他人？正當我捉摸不透時，李宗仁又一次派車把我接過去。想不到這一次發生了極有戲劇性的一幕——李宗仁快步迎上前，一把拽住我的手，開口對我說了一句叫我心驚膽戰的話:“小胡姑娘，你能不能跟我結婚？”我突然全身像中了高壓電流一樣。讓我給一個年邁的異性老人當保健秘書本來就已經勉為其難了，萬萬沒想到他還會當麵向我求婚，多麽荒誕呀！我才27歲，而他已是70好幾的老頭子啊！

我難以形容當時的複雜心情，既不感到李宗仁對我的求婚是對我的侮辱，也不認為這是天上掉餡餅的好事。殘存的理性告訴我，不能當麵回絕，隻好低聲對他說，請你給我半個月的時間考慮一下。

徹夜未眠，心如亂麻。

李宗仁又一次派司機來接我時，我的心情極不平靜，而他卻像什麽事也沒發生似的，開門見山地說:“我們倆的事情，通過國管局已向周總理作了匯報，總理說隻要你同意，就讓我們名正言順正式辦理結婚手續。小胡姑娘，我看，這事我們就這樣確定下來吧？！”我還有什麽可說的？不是什麽行政命令，更沒有任何人的強迫執行，關鍵是我看到眼前的這位受人尊敬的老人，心裏什麽話也說不出來了，更說不出任何不同意的理由來。我頓了頓，對李宗仁說:“既然是中央決定，周總理又有具體安排，我服從組織決定。”隻見他一臉激動，跨步上前，再次用他那雙有力的手，緊緊地摟住我，還輕輕在我的臉上親吻了一下。

紅旗轎車卷起波瀾

我稱李宗仁為“德公”。婚後就趕上“文革”。1967年的一天，德公照例要到北京飯店理發。這次，我半撒嬌地對他說，我的頭發也該整整了，幹脆我陪著你去吧，德公很爽快地答應了。

那時候，給德公專配的是一輛黑色的紅旗牌大轎車，在與德公結婚近一年的時間，我從來都沒有坐過。下午5點多鍾，我們理完發後，我對德公說現在時間還早，不如順道去一趟北京醫院，再去給德公拿些藥回來。當紅旗轎車駛進醫院大門時，人們都不由自主地向我們的車子圍過來。我取完藥後，朝轎車走來時，隻聽得旁邊的人對著我指指點點，竊竊私語地評頭論足。有人突然衝著我大吼一聲:“你這個資產階級的少奶奶，別走！”這一喊，人群頓時炸開了鍋。兩邊的人們一下子聚攏過來，就差沒對我一陣劈頭蓋臉的毒打了。好在司機一見氣氛不對頭，把車後退了幾步，正好停在我撒腿起跑的地方，我慌忙鑽進車裏。轎車“哧溜”一聲跑出了醫院大門。

回到李公館，我驚魂未定地沒緩過神來，再看德公，他把臉繃得緊緊的，沒有吭聲。我趕忙向他道歉。難得德公是個好脾氣，一邊安慰我，一邊又說以後我們要千萬小心。

德公的老友邵力子夫婦聽說我們的遭遇，好心地告訴我趕快把大波浪給剪掉，不要再穿高跟鞋，要換上布衣布鞋，還說如果紅衛兵真的要闖進家裏，你一定要及時給國務院機關事務局打電話，要保護好德公的人身安全。如果紅衛兵問你為什麽要跟李宗仁結婚，你要說是為人民服務。

這事傳到了周總理那裏，他很重視，並請相關人員具體落實對這件事情的處理意見，我的心緒才漸漸平靜。

夫妻恩愛靜水流深

德公對我一直疼愛有加。每天吃什麽飯菜，他都讓廚師先征求我的意見。而我為了德公，也情願當家庭主婦。我經常下廚燒菜，記得德公很喜歡吃我調餡包的餃子，還有老北京的炸醬麵。

哪曉得我跟德公僅生活三年就永別了，每次想到這，我都心痛不已。我清楚地記得結婚那陣，我還不習慣這樣的“老少配”，我們從北戴河度蜜月回來後，我的肚子受涼了，感覺好難受，德公趕快讓我到醫院去檢查。醫生說是肚子裏有蛔蟲，奇怪的是沒開打蟲藥，隻開了四兩南瓜子。回家後，德公卻笑嗬嗬地說這個大夫不錯，沒開打蟲藥是怕吃了有副作用，用偏方來打蟲很有效。德公邊說邊親自幫我嗑開一粒粒的瓜子皮，然後還非要親自看我吃下去。我當時真有些受寵若驚，不知說什麽才好。當晚，我由於不舒服躺在床上，德公就邊講故事邊給我嗑瓜子，後來我就迷迷糊糊地睡著了。次日起床後，我感覺肚子不疼了。而我旁邊的德公還在睡覺，我很奇怪，因為他平日生活很規律，有早睡早起的好習慣，這次怎麽一反常態還沒醒？莫非是他的身體也不舒服？我突然緊張起來。我正要靠近正在熟睡的德公去看個究竟時，瞅見一旁桌子上的果盤裏盛滿了嗑好的南瓜子。頓時，我明白了，在我睡著之後，德公一顆顆地為我嗑完全部的南瓜子後才休息。我再轉過頭，看著依然熟睡的德公，突然間，我真切地感覺到，眼前這個真心愛我的人就是我最理想的丈夫。

在常人眼裏我和德公是極不般配的一對，但德公對我的憐愛、體貼，讓我感受到了從未嚐過的人間溫暖。（胡友鬆口述 劉澍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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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周恩來促成我婚姻

1965年，在周恩來總理的斡旋下，多年旅居美國的李宗仁，終於返回了祖國。這位曾經的國民黨代總統的回歸，在當時是頗具象征意義的重大事件。而此時，正在通縣醫療隊勞動的胡友鬆，也從廣播裏第一次聽到了李宗仁的名字。“第一條新聞，國民黨代總統李宗仁回國。我想國民黨的總統回到共產黨這兒，驚訝。他待遇很高，除了毛澤東以外，國家領導人都上機場迎接他，我覺得這個人了不起！”胡友鬆不會想到，一年後，27歲的她竟然會嫁給這位已76歲高齡的李宗仁，成為李宗仁的第三任太太。
1966年，剛歸國一年的李宗仁夫人郭德潔因乳腺癌病逝。老年喪偶的李宗仁在孤獨中萌生找一個人陪伴的想法，秘書程思遠著手為他物色人選。這時，程思遠的一個朋友，曾經給胡蝶改過劇本的翻譯家張成仁想到了胡友鬆。院領導於是找胡友鬆去談話。“他們沒告訴我李先生的事情，就問我，你不是覺得醫院太疲勞了，我說是啊，待遇又低。他們說，那以後給你調一個工作好不好？我說那太好了，太謝謝你們了”……
20多年前和幹媽們坐著高級轎車出入十裏洋場的情景已經逐漸淡去，此時，胡友鬆終於又拾回了童年的記憶，她重新坐上了小轎車。“我說你們接我上哪兒啊？他們說到時候你就知道了。”轎車駛進一個大門，胡友鬆走下轎車，“一位穿軍裝的警衛過來開門，那個走廊很長，走到大客廳他們說，這是李宗仁先生。”30年後，回憶起當初見李宗仁的那一幕，胡友鬆十分清晰，“我想象李宗仁一定挺高大的，其實不高。可是，很有軍人那個氣質，說話很洪亮。”
而李宗仁，對於遺傳自胡蝶容貌的胡友鬆，十分著迷，“他見到我特別高興，說我就喜歡大眼睛，李先生跟程思遠表白。吃飯的時候，給我夾菜。吃完飯，我說我要走了，他還舍不得呢，還親了我一下。外國人禮節嘛，我接受不了我就趕緊躲”。
胡友鬆說，李宗仁本打算找一個貼身的保健護士，但是周恩來卻對此事做了另外的批示。“總理說，告訴李先生，咱們這個國家和美國不一樣，沒有私人秘書，即使做護理也是按上下班製度，到下班一定要走，就不能留在這兒。所以李先生要是喜歡我，就要名正言順。”李宗仁當然無異議，隻是擔心比他小48歲的胡友鬆不同意。為此有關領導專門找胡友鬆做思想工作。盡管是白發配紅顏，但胡友鬆很快同意了這樁婚事。說起此事，胡友鬆的坦率令人驚訝：“隻要跟李宗仁結婚，我的一切都改變了。醫院不用去了，生活條件變了，個人處境也變了，我可以徹底地走出那個老太婆（幹媽）的家了。”
1966年，中國的社會正開始經曆著劇烈的動蕩，迫切想要改變生活境遇的胡友鬆，幾乎是想也沒想地就服從了組織的安排。生活需求，輕而易舉地將胡友鬆初戀失敗時永不嫁人的誓言，擊得粉碎。“沒想愛情不愛情，那麽大歲數談什麽愛情啊，我就是覺得我去了，我就是主人了。尊重曆史嘛。你看昭君出塞、文成公主、楊貴妃，人家怎麽樣，我不就是現代版的一個例子嗎？我沒考慮以後。”

愛人：是大我50歲的李宗仁

1966年7月26日，27歲的胡友鬆與76歲的李宗仁在北京的“李宗仁公館”舉行了婚禮。結婚晚宴規模不大，參加的隻是李宗仁的一些老部下和幾個民主人士。在結婚現場，當司儀給李宗仁夫婦帶上新郎新娘的胸花時，胡友鬆的內心突然揪了起來。“我突然覺得，我怎麽這樣了？怎麽到了這種地步？”之後，胡友鬆借口醉酒，獨自一人走到樓上的臥室。一進門，她的淚水就止不住地湧了出來。“我說這是我的歸宿嗎？我將來怎麽辦啊？因為程思遠跟我說了，他說李宗仁有病，也七十八九了，最多活幾年。再有幾年，我還不到四十歲，我將來路怎麽辦？一起睡覺，旁邊睡個這麽老的先生，很難受。”不過，心裏再怎麽難受，胡友鬆也明白，這段“梨花伴海棠”的婚姻肯定是要繼續下去了。
婚禮以後，李宗仁和胡友鬆被安排到北戴河休養。從這個陌生的地方，這對老夫少妻開始了他們的婚姻生活。“他又像我的長輩，又是我的丈夫，反正很難用語言來表達那種我那複雜的心情。”的確，在那樣國家動蕩的時局下，和這樣一位特殊身份的人物一起生活，胡友鬆的複雜心態可想而知。但是，說起和丈夫相處的細節，你依然可以感到胡友鬆從這段婚姻中獲得的溫暖，哪怕這些溫暖帶來的感動隻是在一瞬間。
“我在我的臥室睡覺，他每天夜裏要從他的臥室上我那兒看一看，給我蓋個被子什麽的。後來我就煩了，跟他說以後不要來吵我，因為那時候我神經衰弱很厲害。後來他還是去，但是光著腳不穿鞋，怕吵我。”還有一回，胡友鬆肚子疼，李宗仁告訴她吃4兩南瓜子可以解痛。“我就發怵，我說這怎麽吃。晚上，李先生把4兩瓜子全嗑成了瓜子仁兒。第二天我一醒，哎呦，那一盤啊。李先生說，若梅我把瓜子都給你嗑出來了，你就這麽吃吧。”
麵對丈夫的體貼，胡友鬆哭了。“我真是找到一個知己的人了，那麽疼我的人。我真的要死心塌地跟他過日子，我要好好照顧他。”從未體味到家庭溫暖的胡友鬆，被李宗仁的細心和關愛融化了。
當胡友鬆從這段忘年婚姻中，漸漸品味出幸福與歸屬的時候，窗外的世界已經因為那場史無前例的政治運動而風雨飄搖。看著身邊的那些將軍司令紛紛被批鬥，原本談笑風生的李宗仁變得沉默了。不久，一場“燙頭大字報”風波更是讓胡友鬆切身體會到了政治運動的威力。一日，胡友鬆隨李宗仁去北京飯店理發。喜歡打扮的她，燙了一個頗為時髦的卷發。然後，兩人坐著汽車從飯店到了醫院。“醫院的人，是嫉妒我。他們想你不以前就是個護士嗎？現在你這樣了，紅旗車一坐少奶奶似的，他們心理不平衡，給我貼了張大字報。寫我資產階級思想，頭燙成什麽樣，穿的什麽。”看到大字報，邵力子的夫人就上我那兒去了，說：“哎呦，我的夫人，你看看，趕快把你那頭發剪了吧，你還這麽大摩登的，頭發這麽燙，外頭人說你呢，快剪了吧。”於是，大波浪改成了革命頭，皮鞋改成了布鞋，胡友鬆總算躲過了一劫。
1966年10月1日，李宗仁忽然被邀請上國慶慶典的天安門城樓，那一天，毛澤東與他親切握手。但他不知道，這將是他最後一次踏上這座象征著最高權力的城樓了。1968年9月30日，在人民大會堂參加國慶晚宴的當晚，李宗仁突發重病，住進了北京醫院。檢查結果是直腸癌。想到丈夫的年紀，想到風雨飄搖的社會環境，胡友鬆跑到衛生間大哭了一場。“我知道這麽大歲數一得癌，在那個環境下，大夫都被批鬥，怎麽辦？後果我也預料到了。”
1969年1月30日，78歲的李宗仁的生命走到了最後一刻。這個曾經威振日寇的將軍國民黨的最後一為代總統，臨死之前身邊隻有他年輕的妻子。對於李宗仁辭世前的細節，胡友鬆拒絕回憶，她顯得十分低沉和煩躁。可以想象，那是她生命中最痛苦的時刻。在那一刻，她生命之中唯一給過她溫暖的人即將離去，她所將要獨自麵對的複雜的政治環境，她日後的生活會是什麽樣，那時候的心情，又豈是一個“痛”字可以形容。




晚年：不要遺產隻要幸福

　　李宗仁和胡友鬆的結合曾經引起不小的風波，許多人指責胡愛慕虛榮，看中了李宗仁帶回來的巨額財產。胡友鬆是個要強的女人，一進李公館，就向工作人員聲明：“我不管錢，所有存折、鑰匙都不管，也不繼承財產，我隻是照顧李先生的起居。”胡友鬆履行了她的諾言。在李宗仁臨終前的日子，正是她無微不至的看護，使李宗仁倍感欣慰。從1966年到1969年，胡友鬆和李宗仁的婚姻持續了不到3年，但它卻是胡友鬆人生履曆上最重要的一筆。3年時間，幾乎定義了她的全部人生。
李宗仁過世後，胡友鬆的厄運便接踵而至。文革愈演愈烈，胡友鬆被趕出李公館，隨後被扣上港台特嫌的帽子，下放到武漢幹校勞動。在最難熬的日子裏，胡友鬆改名為王曦，一個“曦”字，道盡了她對美好生活的企盼。一年後，在周總理的關照下，胡友鬆回到北京。也許是命運捉弄人，偶然一次機會，胡友鬆聽說了初戀情人的消息。
“別人告訴我他在大興，我說怎麽調那兒去了？哎呦，我當時心裏特別慌。我要拋棄一切，頂著任何壓力，我也要去看看他。”於是，胡友鬆一路顛簸，終於在大興的一個醫療站裏，再次見到了她的初戀情人——那個五官科大夫。
一切恍如隔世。“他變得更黑了，但是五官還在。”在農村衛生院裏，兩個人並沒有說太多的話。“他說等他休息看我去。”之後，那位醫生確實是去看了胡友鬆。不過胡友鬆明確強調，“看我去是因為我們清清白白的，沒有越過雷池一步。”
李宗仁逝世後，周恩來總理曾經批示：李宗仁的遺產上繳國庫，郭德潔的遺物由胡友鬆繼承。從1969年至今，胡友鬆先後把李宗仁留下的20餘萬元現金上繳國庫，並把李宗仁的大量遺物捐贈給中國曆史檔案館、廣西李宗仁官邸和山東台兒莊史料館。
文革結束後，胡友鬆被分配到調入了國家第一曆史檔案館工作。80年代初胡友鬆又結了一次婚，但這次婚姻並不幸福，她很快又離了婚。
1989年，81歲高齡的胡蝶在加拿大病逝。她的臨終遺言是，“蝴蝶要飛走了。”幾年後，胡友鬆才在北京得知胡蝶去世的消息。她不知道母親老年的樣子，她更不知道，在胡蝶飛走的那一刻，母親心裏是否想起了她，這個遠在祖國的女兒。
若梅，友鬆，王曦，這是胡友鬆一生曾使用過的名字。但其實無論在哪個階段，她始終是生活在兩個傳奇人物——胡蝶、李宗仁的盛名之下，也正因如此，她的命運注定與眾不同。當問到她如何評判自己時，她說，她是一個曆史人物。而讓她總結自己的一生，她隻說了四個字：一聲歎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