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408萬！魯迅一生如何掙來這些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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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為生
半個世紀以來，“魯學”一直享有“顯學”的至高學術地位。但是在作為顯學的魯學研究中，卻很少涉及魯迅的經濟生活背景。文化人一向出於清高“恥言錢”、或出於隱私“諱言錢”，然而他們內心，大都懂得錢的重要性。
我持續20多年的研究闡明了：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以後魯迅的穩定收入，保障了他在北京四合院和上海石庫門樓房的寫作環境。在法西斯文化圍剿中，魯迅能夠自食其力、自行其是、自得其樂，堅持了他的自由思考和獨立人格。這使魯迅永遠成為文化人的榜樣。
經濟自立，是魯迅堅持“韌性戰鬥”的基礎。離開了錢的魯迅，不是完整的魯迅、更不是真正的魯迅。
從小就在語文課上學習魯迅。老師說：“魯迅吃的是草，擠出的是牛奶、血。”在青少年心目中，他身著樸素的中式長衫，再冷的冬天也不戴手套、圍巾，一年四季穿一雙黑帆布麵膠底鞋。亂蓬蓬頭發很長也不剃。聽老師說，國際友人史沫特萊邀請魯迅在大飯店赴宴，西崽竟然看魯迅衣衫樸素而不準他進門！許多回憶錄記載：魯迅雖然生活簡樸，卻節省很多錢支援革命。
在那個“史無前例”的時代，25歲的我，從中國科學院被押送到勞改農場。不發工資，每月僅15元人民幣的最低生活費。身披無產者的勞動服、頭戴資修反的“帽子”。人拉犁、扛石料，幹牛馬活、吃豬狗食之餘，還是改不掉老九的臭毛病，一休息瞪著雙眼就想看書。當時隻準學“馬恩列斯毛林江”。幸好農場還有一套《魯迅全集》，這是作為革命文獻發下來給群眾輪流自學的。
我這個“專政對象”，當然在傳閱“革命文獻”方麵最靠邊站。《魯迅全集》前幾卷精彩的部分，如《呐喊》、《仿徨》等，都被“內部矛盾處理”的別人搶去看了，連《兩地書》、《集外集拾遺》都輪不到我，讀書預備隊排得挺長挺長……，隻有那上下兩冊簇新精裝的《魯迅日記（1912—1936）》誰都翻了翻也不願過目，扔在角落裏。好罷，我就在冷而又冷的角落，自學這冷而又冷的《魯迅日記》罷。沉沉的兩大本，厚厚的千餘頁。那是多麽枯燥、瑣碎、繁複、乏味的流水帳啊！記得魯迅自己描述過：
“我的日記……寫的是信劄往來、銀錢收付……例如：二月二日晴，得A信；B來。三月三日雨，收C校薪水X圓……尤其是……薪水，收到何年何月的幾成幾了，零零星星，總是記不清楚，必須有一筆帳，以便檢查……”
但是，旗手的帳，總不能算作“變天帳”罷。
百無聊賴之際想：好罷，我正好是學數學出身的，就來查查魯迅的帳罷。“中國文化人經濟狀況”的自選研究課題，原來是這樣開始的。
首先注意到魯迅每年都買很多很多書，每年日記後麵都專門附有一篇長長的“書帳”。從1912年5月魯迅抵達北京，到1936年10月魯迅在上海病逝，在24年零5個月的漫長歲月裏，魯迅一共記載了25篇書帳（每本日記一篇），共計購書9600冊，古碑、刻石、畫像等拓片6900張，真是洋洋大觀！一看書名就像翻開菜譜一樣：那都是很好的書，其中有許多很珍貴的書！這是我最羨慕的！
魯迅愛逛琉璃廠、淘古物字畫，愛吃館子、擺酒席，孝敬老母，資助親友，前期在北京住四合院時就雇傭女工和車夫；後期在上海住大陸新村三層樓房，他和許廣平、幼子海嬰三人更雇有兩個女傭，晚年經常帶全家乘出租車看電影、兜風、赴宴席……。但那麽大的開銷，需要多少錢啊？
中國文化人，一向出於清高“恥言錢”、或出於隱私“諱言錢”，然而我在牛棚裏，沒有錢，才懂得錢的重要性。魯迅1923年曾向我們的祖父母一輩人（那時都是莘莘學子）作過“娜拉走後怎樣”的報告。一針見血挑明——
夢是好的；否則，錢是要緊的。錢這個字很難聽，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們所非笑，但我總覺得……錢，——高雅的說罷，就是經濟，是最要緊的了。自由固不是錢所能買到的，但能夠為錢所賣掉。……為準備不做傀儡起見，在目下的社會裏，經濟權就見得最要緊了。（《魯迅全集》第1卷第161頁）
那麽魯迅一生究竟掙了多少錢呢？沒有人精確統計過。太費事了！隻有像我這樣的傻瓜，才幹這樣的傻事。我慶幸“十年浩劫”沒有白過，收獲之一就是算清了魯迅24年零8000多天的帳。他的錢來自下列四方麵：
（1）公務員收入
民國一成立，魯迅就應蔡元培之召，擔任教育部公務員，時間長達14多年；這是魯迅在北京時期的正式職業。他的名義收入如下——
1912年5—7月，每月津貼60銀洋；8—9月，每月“半俸”125銀洋；10月後定薪俸220銀洋；
1913年2月後薪俸240銀洋，12月後僅有九成即216銀洋；
1914年8月薪俸增為280銀洋；
1916年3月後增為300銀洋。
1924年1月（民國十三年一月）重繕之《社會教育司職員表》載有周樹人應得四等三級“年功加俸”（每年加薪）360銀洋。但是20年代以後教育部經常拖欠，實發2／3即平均月付200銀洋左右。
（2）教學收入
五四運動以後魯迅除了供職教育部以外，還先後在北京八所學校兼課，時間長達六年（1920—1926）。1920年8月接受北京大學蔡元培校長聘請，兼任北大國文係講師，同時又兼任高等師範學校（後為北京師範大學）講師，每周各一小時，講授《中國小說史》月薪各18圓，共36大洋。魯迅兼職的其他六所學校是：世界語學校（1923年開始，月薪15圓）、女子師範學校（1923年開始，月薪13圓5角），中國大學（1925年，月薪10圓）；黎明高中（1925年，月薪6圓），大中公學（短期），另有一處“集成國際語”學校是義務講課。
但當時北京各校經常拖欠薪金。從1921年4月以後《魯迅日記》才有“往高師校（北京高等師範）取薪水”的記錄，9月以後才有“往（北京）大學取薪水”的記錄。1921年《魯迅日記》載收入講課費52圓（並非全部）；1922年日記缺失；1923年《日記》載收入講課費129圓。1924年《日記》載收入講課費808.5圓；1925年《日記》載收入講課費728.3圓。其間他去西安講學一個星期，得講學費300圓大洋。
1924年在魯迅的經濟生活中是一個轉折點，他的年收入構成中，第一次出現了本職收入（教育部薪水）少於業餘收入（講課費及稿酬、版稅）的情況。業餘講課和寫作收入占59％，超過一半；而本職收入僅占41％，也就是不到一半。
1926年8月魯迅離開北京赴廈門大學，由林語堂推薦專任廈大國學院研究教授，月薪國幣400圓；
1927年2月魯迅在廣州中山大學受聘擔任文學係主任兼教務主任，月薪國幣500圓。
（3）大學院特約撰述員收入
從1927年12月到1931年12月，整整四年又一月中，由蔡元培推薦，魯迅受聘為“大學院”特約撰述員，得月薪300圓大洋（1929年1月起《魯迅日記》中改稱為“教育部編譯費”，實質上是一回事）。由大學院和教育部定期支付49個月之久，未曾拖欠，共計14 700圓大洋，折合黃金490兩。
（4）寫作、翻譯和編輯收入
1907—1908年曾有《人之曆史》等多篇論文在東京《河南》雜誌發表，稿酬約為千字2銀圓大洋，共約得100銀圓；他和二弟周作人一起翻譯外國小說也得到大約200銀圓左右的稿酬，主要貼補家用。
但是1918年魯迅在《新青年》上發表小說、詩歌、論文、雜感，都是不計稿酬的無私奉獻（詳見下文）。到1923年他的日記中才開始有收入稿酬的記載。
後期魯迅在上海生活，“賣文為生”也就是作為自由職業者，依靠版稅、稿酬和編輯費。一開始北新書局每月支付給魯迅的版稅是國幣100圓和《奔流》雜誌編輯費100圓；他在報刊發表文章的稿酬為每千字5—15圓，魯迅每月收入至少500圓，生活比在北京時寬裕得多。但是北新書局經理克扣大筆版稅，1929年8月魯迅找律師與之談判，維護了自己的著作權，索回兩萬多圓應得版稅（詳見後文）。
到1932年“大學院”津貼撤銷以後，版稅和稿酬成為魯迅主要經濟來源。
我統計的結果：1912年春—1926年夏魯迅在北京期間，共收入銀洋大約41000圓（1922年日記殘缺、為估計數）月平均245圓；
1926年夏—1927年秋魯迅在廈門和廣州期間整一年，共收入教學費國幣5000圓，月平均417圓；
1927年秋—1936年在上海期間他共收入國幣（法幣）75278元4角1分，月平均697圓。
那麽，按照實際購買力計算，魯迅24年的收入相當於今天人民幣多少錢呢？根據曆史資料換算，1912年一塊銀洋約合今人民幣40元，1927年1圓“國幣”約合人民幣35元；1936年1圓法幣約合今人民幣30元。
也就是說：
魯迅前期（北京時期）是以公務員職業為主，14年的收入相當於今人民幣164萬元，平均月收入相當於今人民幣9000多元；
中間（廈門廣州時期）1年專任大學教授，年收入相當於今人民幣17.5萬元，平均月收入相當於今人民幣1.4萬多元；
後期（上海時期）完全是自由撰稿人身份，9年收入相當於今人民幣226萬元，平均月收入相當於今人民幣兩萬元以上。
若不計入1922年的收入（日記缺失）則23年間共收入119 873.3圓，相當於今人民幣408萬元以上。
從公務員到自由撰稿人，他完全依靠自己掙來足夠的錢，超越了“官”的威勢、擺脫了“商”的羈絆。值得注意的是，他作為自由撰稿人的年收入，超過他作為公務員年收入的兩倍。
錢，是他堅持“韌性戰鬥”的經濟基礎。魯迅為了寫作、譯述、教學、研究等購置的圖書就達到1.6萬多冊（幅），24年中共計耗資1.3萬多銀圓，相當於今人民幣50萬元人民幣，占他總收入的1／9左右。……然而，他有了那麽多的金錢之後，卻絲毫不為金錢所動，而始終保持勤儉奮鬥的本色。
我在牛棚裏算清了魯迅一生的經濟帳目，才睜開眼睛看清：離開了錢的魯迅，不是完整的魯迅、更不是真正的魯迅。
多少夜晚在牛棚暗淡的燈光下，透過一千多頁密密麻麻的銀錢帳目的算草，我解讀了魯迅和錢的紐帶。令我感到欣慰的是：魯迅以他的腦力勞動所得，總收入相當於今人民幣408萬元以上，成為名副其實的“中間階層”即社會中堅。他受之無愧。
從“而立之年”以後的24年間，魯迅平均每年相當於今17萬元人民幣、每月9000—20000元人民幣的收入，保障了他在北京四合院和上海石庫門樓房的寫作環境。在殘酷無情的法西斯文化圍剿之中，魯迅能夠自食其力、自行其是、自得其樂，堅持了他的自由思考和獨立人格，這使他永遠成為文化人的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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