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晚年究竟得了什麽病?

對1972年尼克鬆的訪華可謂眾所周知，許多人對其中的些許細節都耳熟能詳。它實現了中美關係正常化，改變了當時中國和美國的外交格局，甚至國際關係格局，堪稱世界外交史上的重大事件。但尼克鬆下台以後於 1976的訪華內幕就鮮為人知了。當時，尼克鬆因水門事件於1974年辭職，繼任總統福特上任後對尼克鬆予以特赦，但對華政策猶豫彷徨，在推進中美關係正常化上進程緩慢。1976年2月，繼福特總統訪華剛過去不到兩個月，毛澤東作驚人之舉，毅然邀請老朋友尼克鬆訪華，轟動美國，舉世皆驚。尼克鬆訪華期間正值美國大選，福特落選，新任總統卡特進一步認識到中美關係的重要性，他改變了福特對華政策停滯不前的狀態，於1978年與中國簽訂並發表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利堅合眾國關於建立外交關係的聯合公報》。可以說，毛澤東邀請下台的尼克鬆訪華的舉動，乃是他外交史上的又一神來之筆。本文收集有關資料，對尼克鬆訪華的經過作一個較詳細的敘述，以饗讀者。

　　周恩來、毛澤東發出殷切邀請。尼克鬆暫時不能成行

　　1972年6月17日，5名男子在華盛頓水門大廈民主黨全國委員會總部安裝竊聽器被捕，其中一人是尼克鬆競選班子的成員。尼克鬆雖以壓倒優勢連任總統，但水門事件越搞越大，最後，大陪審團把尼克鬆定為掩蓋水門事件的同謀者，要求尼克鬆交出有關錄音帶。尼克鬆雖然一直否認自己參與策劃水門事件，但有口難辯，他將麵臨被國會彈劾的威脅。不得已，尼克鬆於1974年8月9日辭職，由副總統傑拉爾德·福特繼任總統。

　　尼克鬆辭職後，帶著落寞和疲憊回到加利福尼亞。才不過幾天，就意外收到了周恩來的電報，電報表達了周總理對尼克鬆的始終如一的良好祝願，同時，總理還希望尼克鬆再次訪華。兩個月後，當尼克鬆因患靜脈炎住院時，毛澤東親自打來了電話。毛澤東通過翻譯告訴尼克鬆，他認為尼是曆史上最偉大的政治家之一。他還說中國在任何時候都歡迎尼克鬆來訪。這讓心緒不佳的尼克鬆感到無比溫暖。

　　早在7月份，福特旨在簽署赫爾辛基協議的芬蘭之行便使中國十分惱火，有些問題中國政府及毛澤東需要和尼克鬆交流或要通過尼克鬆訪華來表達。8月中旬，中國駐華盛頓聯絡處主任黃鎮又給尼克鬆帶來了毛澤東語氣更為迫切的邀請:如果尼克鬆的身體狀況允許的話，毛澤東希望盡早見到他。這個邀請使尼克鬆的中國之行的願望更加強烈起來。他馬上給基辛格打了電話，說隻要福特不反對，他就準備於9月份動身前往中國。然而，基辛格認為，如果辭職不滿一年的前總統，在現任總統福特本人訪華之前就再度訪華的話，會讓新政府很難堪。尼克鬆覺得基辛格的話很有道理。當即同意再等一段時間。不過他向基辛格暗示:這種等待不會太久。

　　基辛格深深理解尼克鬆的心情，他從中斡旋，很快取得中國方麵同意。1975年12月1日，福特抵華訪問，開始了為期4天的訪華之行。12月2日下午4時15分，毛澤東會見了福特一行。毛澤東雖顯老態，然而思維敏捷。當福特表示中美兩國有必要進行平行的努力來取得對雙方都有好處的結果時，毛澤東以幽默的口氣告訴福特:“我們沒有本錢，就是放空炮。就是罵娘，我們有點本錢。”毛澤東繼續發揮他的幽默天性，對福特說:“你們的國務卿幹涉我的內政。他不要我去見上帝。上帝的命令他敢違抗啊！上帝請我，他說不讓去。”陪同前來的基辛格笑著接過話茬說:“如果你和上帝在一起，你們結合的力量就太大了。”在此之前，福特與鄧小平進行了實質性的會談。福特向中國方麵表示，鑒於美國國內的政治形勢，解決中美關係正常化需待 1976年美國大選後再仿照“日本模式”采取行動，要求中方承諾“和平解決”台灣問題。對此，中國方麵表示，按照“日本方式”解決中美關係正常化的前提是美國必須接受中方提出的“廢約、撤軍、斷交”三原則，但美國與台灣之間的民間貿易關係可繼續保持。至於台灣問題的解決方式，中國方麵重申應由中國自己來決定。

　　對福特此行，中國政府方麵在歡迎同時也表現出些許冷淡，因為福特對蘇聯的態度值得玩味，尤其是不久前福特與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的緊緊擁抱，更對比出中美兩國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的進度緩慢，因為當時中蘇關係仍處於冰凍期。新上任的副總理鄧小平警告福特不要想念蘇聯人。鄧小平說:“關於緩和的花言巧語，掩蓋不了戰爭危險不斷增長的嚴酷現實。”所以，盡快邀請1972年同中國建立外交關係的前總統尼克鬆訪華，其象征意義不言而喻。

　　尼克鬆的女兒朱莉、女婿戴維先行訪華打前站

　　與此同時，中國政府與尼克鬆的接觸還在保持著。在尼克鬆尚不能立即動身的情況下，中國邀請尼克鬆的女兒朱莉、女婿戴維訪華。戴維是美國前總統艾森豪威爾的孫子，和朱莉都是總統的後代。福特訪華返回美國幾天後，中國給朱莉夫婦打來電話，並告訴他們，毛澤東有可能會見他們。這一消息，使朱莉夫婦很激動興奮，他們馬上就同意了。

　　12月29日淩晨，朱莉和戴維飛抵北京。他們帶來了尼克鬆給毛澤東和周恩來的親筆信。遺憾的是，周恩來當時正因癌症住院，並且生命垂危。到北京後46小時，即1976年新年來臨前不到1小時之際，毛澤東召見朱莉和戴維夫婦，地點在紫禁城毛澤東的書齋裏。在黃鎮陪同下，這兩個年輕人來到毛澤東的書齋。當他們進門時，兩名助手扶起了毛澤東，燈打開後，戴維的凝視引起了毛澤東的注意。他問:“你在看什麽？”“我在看您的臉。”戴維說，“您的臉的上半部很……很出色。”聽完譯員的翻譯，毛澤東說:“我生著一副大中華的臉孔。”

　　毛澤東端詳著他倆，問:“總統先生的腿怎麽樣了？”“好多了。”朱莉回答。“好好保養他的腿，他說過還要爬長城呢。把這個話轉告總統先生。”戴維插話:“他已經不是總統了。”“我樂意這麽叫他。”……毛澤東轉而對朱莉說:“馬上寫封信給你爸爸，說我想念他。”“我這句話，可以登報。”他補充說。“現在，在美國，”戴維沉吟道，“反對我嶽父的人很多，還有人強烈要求審判他。”“好，”毛澤東說，“我馬上邀請他到中國來訪問。”然後加重語氣說:“馬上。”毛澤東又轉向朱莉:“信裏再加上一筆，說我等待你父親再次來中國。”

　　朱莉遞上了尼克鬆寫給毛澤東的信，由擔任譯員的唐聞生翻譯。毛澤東伸手從唐聞生手中將信拿了過來，他竟然能用英語清楚而準確地念出信中的日期:1975年12月23日。在聽完對信的翻譯後，毛澤東對朱莉說:“你坐的沙發就是4年前你父親坐的那張。”朱莉拍了拍扶手，環顧了一下這張沙發，就站了起來，對毛澤東說:“主席，我想同戴維換換座位，這樣，他就可以說也坐過這個具有曆史意義的座位了。”毛澤東點了點頭，看著這兩個可愛的年輕人動作迅速地交換座位，就爽朗地哈哈大笑。毛澤東和年輕的美國客人交談了近一個小時，興致依然不減。盡管中方的工作人員覺得已經超過了預定見麵的

　　時間，一再示意朱莉和戴維，時候不早了。但是，毛澤東卻覺得意猶未盡，連連擺手，要這兩位美國年輕人再坐一會兒。當朱莉和戴維打算告辭時，毛澤東把雙臂放在沙發的扶手上，對朱莉說:“你父親來時，我會等著他的。”

　　當朱莉夫婦起身告辭時，毛澤東主席重複了他對尼克鬆的邀請。他說，我等待著你們父親的來訪，並將手沉重地往沙發旁邊一揮以示強調。當中方陪同領著這兩個青年走向門口的時候，毛澤東同他倆一道走了幾步。這是他近來接見外賓時都沒有作出過的行動。毛澤東在同朱莉和戴維握手告別時說:“你們是年輕的，再到中國來訪問吧。10年以後它將是了不起的。”

　　回國後，朱莉、戴維對毛澤東這樣寫道:“十裏之外，就可以呼吸到他的個性。”

　　在華期間，朱莉和戴維受到的待遇是他們想象不到的，用當時一家報紙的話來說就是“破格的待遇。……這對不擔任政府高級職務的人來說是前所未有的。”中國甚至為他們舉行了新年午宴。席間，鄧小平對他們說，我們從來不把“水門事件”看得很嚴重。與朱莉夫婦的告別宴會則是由黃鎮主持的，黃鎮在祝酒辭中引用了尼克鬆的一句話:“離任以後，我才發現了誰是真正的朋友。”他說，“中國人民是不會忘記他們的老朋友的。” 臨走時，中國政府送給朱莉夫婦禮物，要他們轉交給尼克鬆。這個禮物是一隻裝在精美絲盒裏的生日蛋糕。

　　尼克鬆訪華引起世界矚目

　　在朱莉和戴維離開中國不到一個月，1976年2月6日，新華社播發了一則《公告》，內容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邀請尼克鬆先生和夫人於1976年2月21日，即在第一次訪問四周年之後，再次訪問中國。他們愉快地接受了這一邀請。

　　這一消息不但轟動了美國，而且引起世界矚目。普遍議論的是:美國總統福特於1975年12月1日至5日訪問了中國，剛剛兩個月，為什麽中國政府又邀請這位“不光彩的前總統”訪華？1976年又是美國大選年，2月24日福特在新罕布什爾州共和黨預選中爭取候選人資格，為什麽中國政府安排尼克鬆於2月21日到達北京？對此，人們有種種猜測。

　　2月17日晚，美國廣播公司高級記者，美國駐聯合國前大使約翰·斯卡利從聖克利門蒂報道說:“尼克鬆先生在這次訪問期間將同他在1972年一樣由中國最高領導人毛澤東主席接見。這次訪問將由一批美國記者陪同采訪。這是一個肯定的跡象。表明中國人認為這次訪問是一個重要事件。因此，在新罕布什爾州競選運動的最後幾天，肯定會刊登許多照片以提醒選民在尼克鬆執政時期的情況，而那時同中國的關係比今天遠為友好。”

　　英國《泰晤士報》發表社論稱:“在福特總統正式訪問北京之後沒有多久，中國人現在就給了這個失去總統職務、而且信譽掃地的人以這樣的榮譽”，這就“引起了美國各種非常不同的政界人士的傷心和批評”。但是“中國人是無視這種批評的”，因為他們“對過去兩年中同美國關係正常化的緩慢進程感到失望”，“假如尼克鬆繼續執政，本來是會一切順遂的”。現在美國政府認為，“對華關係歸根結底遠不如同莫斯科的關係重要”，而“尼克鬆已表明，他準備頂住俄國人”。因此，“讓他繼福特總統之後這麽快進行議程，顯然是表明中國對華盛頓的現行政策感到不悅。”

　　合眾國際社2月22日電稱:中國總理周恩來已經逝世，第一副總理鄧小平又被“打倒”，華國鋒“出人意外地被任命為代總理”。因此，邀請尼克鬆夫婦訪華的決定必然是毛澤東作出的，也隻有毛澤東才會作出這種“誰也想不到”的決定。

　　在尼克鬆看來，由於他在總統任內打開了通往中國的大門，而他辭職後美中尚未建交，他認為自己有理由再次訪問中國，為促進美中關係正常化繼續努力。他在給《時代》周刊專欄作家威廉·薩菲爾的一封信中曾寫道:“1972年我訪問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是因為我認為，要想有太平洋地區和全世界的持久和平，就必須在美中之間建立起一種嶄新的、建設性的關係。我相信在今天，這樣一種關係比4年前更為重要了。我期待著再次會見中國領導人。”

　　然而，尼克鬆訪華的活動卻使福特政府如坐針氈，因為此時總統競選活動正處於關鍵時期，尼克鬆的訪華行動會帶來怎樣的影響，他們內部許多人認為“將是災難性的”，甚至有人指責尼克鬆這是對中國的“阿諛奉承”。但卸任後的尼克鬆已經是平民身份，他們也不好限製其自由，所以雖然不滿也無可奈何。

　　尼克鬆在任時，為其前任約翰遜總統安排的待遇是出門旅行可以使用軍用飛機，還配有通信設備和醫護人員。他也指望福特給他同樣的安排。但是，情況並不如他意。他辭職後最後一次乘坐“空軍一號”飛返加利福尼亞，白宮方麵就有人要向他索取費用，這曾很令他生氣。中國方麵獲悉後，決定派中國的專機迎接尼克鬆。這架中國剛買的波音707型新飛機，與尼克鬆就任總統時乘坐的波音707型“空軍一號”是同一個機型。這使尼克鬆感到非常高興。

　　1976年2月20日，尼克鬆在帕特、布倫南，兩名通信聯絡專家、15名特工人員以及他的海軍看護兵羅伯特·鄧恩的陪同下，離開聖克利門蒂乘車前往50英裏外的拉克斯。此時，一架嶄新的、中國民航波音707型專機正停在拉克斯機場。乘著這架專機來的是中國外交部禮賓司司長朱傳賢。

　　18個小時以後，飛機在當地時間下午10點16分到達北京。機場上迎接他們的是揮動著塑料花束的300名“群眾代表”。新任命的代總理華國鋒、外交部長喬冠華以及黃鎮等幾十名高級官員迎接他。

　　由於時間關係，機場的歡迎儀式很簡短，不一會兒，一列紅旗牌轎車已經來到了1972年尼克鬆下榻的18號國賓館(釣魚台)。這與他4年前任總統時的安排一樣。尼克鬆不由得感慨良多。

　　次日早晨，尼克鬆拜訪了周恩來的夫人鄧穎超，向她表示慰問。尼克鬆說:我同周總理進行過長談。他知識淵博，邏輯性強，堅毅，是世界上偉大的談判者。他彬彬有禮，不是大喊大叫，用溫和而簡練的語言表達出堅定的信念，這比拍桌子、強加於人有效得多。

　　尼克鬆說:毛主席、周總理能和我們相處得如此之好的原因之一是，我們雙方談話都不用外交辭令，不把我們的分歧輕描淡寫，一筆帶過；相反，我們不避免爭論，把觀點放到桌麵上，分清哪些是分歧，哪些是共同點。對一致的地方，雙方互相合作，這是和平談判取得進展的唯一方法。寫在文件上的東西，甚至簽署了的文件都是不能算數的。隻有雙方坦誠相見，才能取得真正的諒解。因此，上海公報是真正有曆史意義的，是永存的。

　　中午，中國外交部禮賓司司長來到賓館告訴尼克鬆，毛澤東將在第二天會見他。午餐和短暫的午休後，尼克鬆同華國鋒進行了一個半小時的會談。會談完休息片刻，尼克鬆前往人民大會堂出席華國鋒為他舉行的國宴。

　　國宴上的熱烈氣氛使尼克鬆情緒很好。一切都和當年他是總統的時候一模一樣:一樣的布置，一樣的尊敬，一樣的禮儀，就連餐桌上的10道菜也和當年一模一樣。宴會臨近結束時，尼克鬆起身發表了一個簡短的講話:“全世界人民的未來，取決於我們兩國為世界各國的安全穩定，以及為人類的和平事業而作出的通力合作。而這種合作必須是可靠的，可能的，並且是富有決心的。”然後，顯然是指1972年發表的上海公報，尼克鬆繼續說:“當然，或許有人以為單憑簽署一個原則性的聲明，或舉行一次外交會議就能帶來永久和平，這一看法未免過於天真。”

　　雖然隻是個簡單的祝酒詞，但美國甚為關心。美國全國廣播公司的記者評論說:“尼克鬆在祝酒詞中強調了上海公報的精神和中美友誼”，“這個宴會回答了關於尼克鬆先生進行訪問的原因的一些問題。”美國廣播公司的記者評論說:“這篇講話帶有實際的政治家氣概。中國人喜歡它，美國人是否會接受尼克鬆正在為自己確定的作用，這還要以後再看。”

　　到第二天早上，尼克鬆的這一講話就惹出麻煩來了。不管他當時指的是什麽，白宮認為這是對他們的指責。就在那天晚些時候，美國的例行新聞發布會上，新聞秘書內森宣布說尼克鬆隻是一個以個人身份進行訪問的“平民”，他的聲明並不比其他任何人的更有分量。不過內森沒有想到，他的這番話馬上使正在新罕布什爾州作競選巡回旅行的福特陷入了窘境。當福特在一所中學作競選露麵時，一個學生站起來問道:如果尼克鬆真的隻是一個平民，那福特“為什麽不像對待其他美國公民那樣讓他受到控告，而要特赦他呢？”

　　福特一下子麵紅耳赤。“前總統很不光彩地辭職了，”他冷冷地答道，“這對他來說，是個很嚴厲的懲罰。”

　　其實，無論福特政府再怎麽強調尼克鬆是平民身份，強調他沒有政治任務，但他的訪華畢竟不同尋常，這是無需爭辯的。他們也在密切關注著尼克鬆的訪華活動。

　　受到毛澤東長達1小時40分鍾的接見

　　與此同時，尼克鬆的訪問正在繼續進行。宴會後的第二天上午，他參加了一個農業展覽會。他隨手拍了拍那些豬的模型，對梯田模型也很讚賞。離開展覽會後，尼克鬆直接去拜訪毛澤東。尼克鬆在回憶錄中介紹了毛澤東會見他的情形。

　　1976年我再次到中國訪問時，毛澤東的健康狀況已經嚴重惡化了。他的話聽起來就像是一些單音字組成的嘟噥聲。但是他的思想依然那樣敏捷、深邃。我說的話他全能聽懂，但是當他想回答時，就說不出來了。他以為翻譯聽不懂他的話，就不耐煩地抓起筆記本，寫出他的論點。看到他的這種情況，我感到十分難受。無論別人怎樣看待他，誰也不能否認他已戰鬥到最後一息了……

　　震顫性麻痹症的襲擊使毛的動作全部僵化了。……在我們會晤結束時，秘書們把他從椅子上扶起來，攙著他陪我走向門口。在電視燈光和攝像機要記錄我們最後的握手時，他卻推開了助手們，自己站在那裏向我們告別。

　　尼克鬆又在另一本回憶錄裏記述道:

　　他的思維依然敏捷，但一次嚴重的中風使他失去將思想化作語言的能力。這位富有領導魅力的共產黨領導人曾運用他的革命思想推動了一個國家並改變了這個世界，但他現在卻連要一杯水都十分困難……他在起始於四年前的我們兩國實現新關係方麵起到無可比擬的作用。在會談中，我說，我們必須繼續合作，不僅在我們兩國之間，而且要在全世界所有國家之間尋求和平……在他剛嘟噥出半個字時，他的臉就憋得通紅。他的譯員試圖將他那含糊的話譯成英語。毛澤東掌握的英語足以使他明白她沒有理解他的意思。他生氣地搖搖頭，一把抓過她的筆記本，用中文寫下他的話。她大聲地用英語念道: “和平是你們唯一的目標嗎？”我沒有料到他會提出這樣一個問題，稍稍停頓之後，我答道:“我們應該尋求正義的和平。”

　　後來尼克鬆在文章裏提到:“我們在同中國共產黨人打交道時一定要記住這一點。他們是革命家，相信他們的利益和理想應是值得為之戰鬥和犧牲的，如果我們用一種一味強調需要和平的說教來回答毛的問題，中國人會認為我們犯了錯誤，甚至更壞，他們將會把我們看成白癡。最終，他們會說，加入和平真是我們唯一的目的，那麽我們隨時都可以用投降來達到我們單純期望的和平。因此，一定要向中國人重申，我們也有我們為之奮鬥的價值……”

　　他們的會談進行了1小時40分鍾。會見結束時，尼克鬆送給毛一隻由已故美國燒瓷大師博姆燒製的瓷熊貓。看上去消瘦虛弱的毛澤東則以綠茶代酒為他幹杯。

　　在會晤結束時，秘書們把毛澤東從椅子上扶起來，攙著他陪尼克鬆走向門口。在電視燈光和攝像機拍攝時，毛澤東推開了秘書，自己站定向尼克鬆他們告別。

　　2月23日下午，新華社發表消息說:“毛澤東主席今天會見了美國前總統理查德·尼克鬆和夫人及其隨行人員約翰·布倫南。”“會見時，毛主席和美國客人一一握手，對他們前來我國訪問表示歡迎，並且同尼克鬆先生就廣泛的問題進行了友好的交談。談話結束後，毛主席請尼克鬆先生回國以後向福特總統轉達他的問候。”

　　新華社還發表了毛主席同尼克鬆握手時的照片。

　　按多年慣例，毛主席會見外賓時不讓外國記者在場。他們立即根據新華社的上述消息發出電訊，並轉發了照片。美聯社稱:“毛澤東主席今天中午會見了理查德·尼克鬆，使這位前總統重溫擔任總統極盛時期的情景。”合眾國際社稱:“這是尼克鬆和這位82歲高齡的中國領導人的第二次會見，第一次會見是在4年前他抵達中國後不久。”路透社:尼克鬆同毛主席“進行了1小時40分鍾會談”，“隻比福特總統去年12月同毛的會談少10分鍾。”

　　美國三大電視網迅速播放了中國攝影師拍攝的《毛澤東主席會見美國前總統尼克鬆》的彩色電影。

　　會見後，尼克鬆回到賓館，向接待人員興奮地說:今天能同毛主席就當前國際重大問題進行長時間的廣泛的交談，感到非常愉快。他說，使我驚訝的是，毛主席如此高齡，思想仍如此明晰敏銳，對當前國際重大問題仍如此關切注意。曆史上何去何從的偉大之處，就在於精神和思想的活力。毛主席就是充滿思想活力的偉人。

　　訪華的意義值得人們細細體味

　　以後的兩天裏，尼克鬆主要是與華國鋒繼續會談。華和其他的中國領導人一樣，不滿意於中美關係正常化的進展緩慢。

　　按照商定的日程，尼克鬆和夫人於2月26日離北京去桂林訪問，他們於2月25日晚上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宴會，華國鋒、喬冠華等應邀出席。

　　尼克鬆向中外來賓致祝酒詞。這次講話比較長。他說:“我當然感到非常榮幸，能夠有機會再次見到毛主席……特別是在同毛主席的會談當中，講述了今天世界所麵臨的許多重大問題，使我獲益匪淺。”

　　尼克鬆說:“在1949年之後的20多年的時間裏，在美利堅合眾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橫著一條鴻溝……我們兩國幾乎沒有任何接觸，而隻有衝突和潛在衝突及對抗。4年前，兩國領導人得出結論認同，已經到了在這條1。6萬英裏寬、22年長的鴻溝上架設橋梁的時候。”

　　尼克鬆說:“我們之間的政治製度不同，我們外交政策的某些方麵不同，在我們國家利益的某些方麵也不相同。但另一方麵又有著利益相同的方麵，而這方麵比我們利益不同的方麵要重要得多。我們不得不說，當我們決定架設或者說開始架設這樣一條跨越鴻溝的橋梁的時候，這是一項很困難的工作，有人認為幾乎不可能。但正如毛主席所說，‘世上無難事，隻要肯登攀’，因此當我們想到他的這些話時，當我們考慮這個問題時，我們就敢於登攀，我們就開始架設這座橋梁。”

　　尼克鬆說:“我們在這項巨大的工程中取得了一些進展。它還沒有完工。仍然有許多工作要做，但我們決心要把它完成。我們必須完成它，決不能失敗。”他說，“因為我們想念我們擔負著使命，要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在建設一個新世界的過程中設法共同努力。在這個世界中，所有的國家，不分大小都有機會選擇自己獨立自主的方式，並在不必擔心任何外國侵略的情況下生活，這就是我們兩國共同的目標。”他最後說，“我們已經開始架設一座巨大的橋梁，這座橋梁一頭在加利福尼亞的金門，另一頭在北京的天安門。我們在架設這座橋梁的時候，將牢記這是一座建立在偉大的中國人民和偉大的美國人民之間的互相諒解、互相尊重和持久的友誼的橋梁。”

　　應邀出席宴會的外國記者作了報道和評論，其中有:“尼克鬆又發揮了他的專長，不看筆記發表了一篇相當長的講話”；“尼克鬆講話的主題是需要在華盛頓和北京之間建立更密切和更有效的聯係”；“尼克鬆說，中美兩國利益相同的方麵比利益不同的方麵重要得多”； “尼克鬆在結束對北京的4天訪問時預言，中美兩國將共同努力來建立一個更好的世界”；“人們在聽尼克鬆講話時，決不會想到他已不再是美國總統了。例如，他在談到架橋時說，對於這項巨大的工程，我們必須繼續下去，我們決不能失敗”；“他引用了毛主席的詩句:‘世上無難事，隻要肯登攀’。”

　　尼克鬆在北京逗留的最後一個夜晚是頗為愉快的。按照中國的習慣，尼克鬆為東道主舉行了答謝宴會。他一邊品嚐著精美的菜肴，一邊談著政治，談著美國和中國。談到中美外交關係正常化時，尼克鬆說:“我們還沒有把橋架好，還有許多工作要做，但是我們決心完成它。為了我們今天在大學裏看到的那些青年，為了像他們一樣的美國青年以及全世界的青年，我們必須完成這項工作，而不能失敗。”

　　由於其他美國人都沒有會見過華國鋒，因此自從華在機場迎接了尼克鬆，並花了近9個小時與他會談之後，尼克鬆的行蹤愈來愈引人注目了。雖然美國強調尼克鬆隻是以平民身份去中國訪問。但是，對尼克鬆的訪華內容，他們卻越來越希望知道內幕。最後，基辛格在一個新聞發布會上說:“我們當然希望了解尼克鬆此行的性質與結果。”這與他和福特在過去兩周裏所說的調子顯然不同了。

　　中國政府安排尼克鬆盡可能的多參觀旅遊一些地方。在訪問了桂林、廣州、從化之後，尼克鬆先生和夫人由中國外交部禮賓司司長朱傳賢陪同，於2月29日下午乘中國專機離開廣州回國，從而結束了這一舉世矚目的中國之行。

　　法新社記者比昂尼克評稱:“尼克鬆在中國似乎一天天變得更加愉快和自信。這要歸功於中國領導人給予他的心理上的電休克療法。另外領導人給他一種政治上複活和恢複青春的治療。”

　　3月5日，“世界各地14名中國問題專家”在美國俄亥俄州辛辛那提聚會，研究尼克鬆訪華的意義。據合眾國際社報道，在會上，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的安德魯·內森博士說:“中國人邀請尼克鬆是既向美國也向俄國發出的一個信息。這個信息說，我們肯定利用美國作為對俄國的抗衡力量。尼克鬆是傳遞這個信息的理想人物，因為他曾是利用美國抗衡俄國的政策的象征。”英國倫敦大學《中國季刊》主編迪克·威爾遜說: “我認為，將來在世界史中回憶起尼克鬆的，主要是他對華工作，而不是水門事件。”他說，“中國人認為尼克鬆在改善中美關係方麵所做的事情，是世界曆史上的一個轉折點。他們是從長遠的觀點看問題的，而不是像我們當中的大多數人那樣在日常的基礎上看事物。”

　　然而，在尼克鬆第二次訪華不久，在1976年9月9日，毛澤東在患病後經過多方精心醫治無效，於0時10分在北京逝世。

　　《人民日報》在《極其沉痛地哀悼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毛澤東主席逝世》的通欄標題下，連續多日刊載外國元首、政府首腦、兄弟黨和友好人士等的唁電。9月14日《人民日報》在這一專欄內，以《美國前總統尼克鬆發表聲明》為題，刊載如下文字:

　　新華社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三日訊

　　聖克利門蒂消息:美國前總統理查德·尼克鬆九月九日就毛澤東主席逝世發表聲明。

　　聲明說:“毛澤東主席逝世了，終年八十二歲，結束了他畢生的長征。他是一位具有非凡勇氣和思想堅定的人，他一直工作到生命的最後幾天。”

　　尼克鬆說:“作為代表完全不同的哲學和觀點的領導人，我們一九七二年在北京會見時都認識到，中美友誼已成為對於我們兩國的利益都是必不可少的了。”

　　“我對於他不僅對本國人民的問題，而且對世界形勢的客觀現實都有深刻的了解這一點留下特別深刻的印象。我們在那時建立的新關係應當歸功於他的這種高瞻遠矚。”

　　“在今年二月二日(按:應為二十三日)我最後見到他時，他再次表現出了這種高瞻遠矚的眼光。”

　　毛澤東逝世後兩個月，(1976年11月)美國舉行大選。人們普遍認為，在職總統福特享有種種有利條件，定能贏得大選，結果卻敗給了民主黨候選人卡特，這與毛澤東破格邀請美國“不光彩的前總統”尼克鬆訪華有關。卡特政府改變了福特政府的對華政策，“認為中美兩國建立合作關係會大大加強遠東局勢的穩定，並有利於美國在全球範圍內同蘇聯競爭，從美國戰略地位考慮，美中關係正常化是十分可取的。”經過雙方努力，1978年12月16日晚發表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利堅合眾國關於建立外交關係的聯合公報》。這為尼克鬆訪華以及同毛澤東的會晤畫上圓滿的句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