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上的一篇奇文

       唐僖宗中和四年(884)十二月，在一個名為高雞泊的地方，數百強盜搶劫了一個三百多人的車隊，除了漂亮女人，其餘人統統殺掉。這不是一幫普通的強盜，普通的強盜隻為劫財，不會這麽濫殺無辜。實際上，他們是軍人，是魏博節度使樂彥禎之子樂從訓派出的。被殺者也不是普通人，而是去就任義昌節度使並兼中書令(即宰相)的 王鐸。

    樂從訓為什麽要派人劫殺王鐸？一個說法是王鐸生活豪奢，“行李甚侈”，“侍妾成列”，特別是漂亮女人多，引起了樂從訓的眼紅，樂從訓此舉劫色加劫財，一舉兩得。當然，事情沒有那麽簡單。樂從訓劫殺王鐸之前有過密謀，其中一個人的意見起了主導作用。這個人名叫李山甫，是樂氏父子的謀士。李山甫與王鐸有什麽深仇大恨，竟然慫恿樂從訓劫殺王鐸及全家呢？

    最可能的原因是，王鐸當進士考試主考官的時候，李山甫參加考試沒有被錄取，因此懷恨在心。李山甫是一個有才華的人，“落魄有不羈才”，“詩名冠於當代”。但他“數舉進士被黜”，考進士多次而沒有成功，後來隻好投奔樂氏父子做幕僚，當謀士。

    如果進士考試的錄取是完全公平的，李山甫的這種行為就是小人行徑。然而李山甫“詩文激切，耿耿有齊氣，多感時懷古之作”，似乎並不是那種陰險狠毒的小人。所以他的“求名不遂，滿腔怨毒”，可以說是事出有因。原因就在於，到了晚唐，政治腐敗，進士考試越來越不公平，被錄取者多為權貴子弟，才華突出的貧寒知識分子，沒有了進入朝廷任職的機會，個人價值的實現越來越困難，於是發泄怨氣的心態越來越嚴重。像李山甫這樣“怨中朝大臣”，“多怨朝廷之執政”，“尤私憤於中朝貴達”而想報複之的人，在晚唐不在少數。著名者如李振、張策等，羅隱、杜荀鶴等晚唐著名詩人，也都有這種心態。

    李振是篡唐的朱溫的謀士，因為“累應進士舉不第”，“尤憤朝貴”。後來他有了一個報複的機會，他讓朱溫把一幫進士出身的人投入黃河，說是“此輩常自謂清流，宜投之黃河，使為濁流”，朱溫笑著照辦。

    羅隱“詩名於天下，尤長於詠史，然多所譏諷，以故不中第”，即羅隱才華橫溢，但看不慣社會不公，對現政權“多所譏諷”，於是被主流忌恨，屢考不中(據說考了10次)。這使羅隱產生了“怨望”的情緒，在放棄考進士的同時，“深怨唐室”的心態也在內心中潛伏下來。羅隱後來投奔錢鏐，得到重用，為錢鏐割據東南做了貢獻。

    晚唐五代的許多知識分子，和李山甫、李振、羅隱等懷有相似的心態，即因權貴當道，科舉不公，個人價值無法實現，於是他們心懷怨恨，一方麵他們找機會報複，發泄不滿，另一方麵轉而支持武人割據，對抗中央。他們的這種行為已經比較極端，但還不是最極端的。最極端的是黃巢，他因“屢舉進士不第”，有了“衝天香陣透長安，滿城盡帶黃金甲”的殺意，起兵反唐。

    中國曆史上從隋唐到明清的曆代科舉，錄取率少的不過百分之一二，多的也不過百分之六七，百分之九十幾的人是不能被錄取的。不被錄取本來是正常的，但是，要使這種“正常”成為正常，而不引發社會心態的失衡，就必須保證科舉的絕對公正。在王朝鼎盛時，政治比較開明，相對來說還能保證公正，失敗者還不會完全把責任推到社會不公上麵，問題還不是很大。一旦進入王朝的中晚期，政治腐敗必然帶來社會不公，有才華者受挫增多，這時候怨恨和報複等非理性情緒就滋長起來，並逐漸成為一種社會心態。

    社會不公是一種危險品，它容易讓人心態失衡。心態失衡之後，就不再遵循公認的道德底線。這種心態失衡的現象是普遍的，不僅在文化層次較低的人身上存在著，而且在文化層次較高的人身上也同樣存在著。不同的，可能隻是在於文化層次較高的人由於是才智之士，有較高的能量，心態失衡之後的社會破壞力要更大一些，如黃巢、洪秀全等。

    要化解非理性的社會心態，從根本上說，社會必須公平，至少必須有實現公平的合法渠道。否則，那種怨恨和報複的非理性心態就難以撫平或消除，而隻會越積越多，社會為之付出的代價，也會越來越大。

（洪振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