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哈笑
不會笑?白活了.
（一）
1976年8月上旬某天下午，在同班同學徐金波陪伴下，我去新街口文具店買來厚厚的精裝筆記本和小楷毛筆，回家找出刮胡刀片。打開筆記本扉頁，在徐金波指導下，我右手握刀片，遲疑片刻，在左手中指劃了一刀。尖利的疼痛。由於傷口不深，僅沁出幾滴血珠，我咬牙再深劃一刀，血湧出來，聚集在掌心。我放下刀片，用毛筆蘸著血在扉頁上寫下：“珊珊，我親愛的妹妹”，淚水奪眶而出。
大約十天前，1976年7月27日傍晚。家中隻有我和母親，她已調回人民銀行總行醫務室上班，父親仍留在昌平的人大政協幹校勞動，當工人的弟弟在山上植樹造林，他們每周末回家。
那天晚飯後來了個客人，叫薑慧，她嬌小可愛，丈夫是高幹子弟。她寫了一部長篇政治小說，涉及“文革”中黨內權力鬥爭，江青是主人公之一。說實話，那小說寫得很粗糙，但話題敏感，正在地下秘密流傳。
9點半左右，薑慧起身告辭。我陪她下樓，到大院門口，看門的張大爺從傳達室出來，說有你們家長途電話。薑慧陪我進了傳達室。拿起聽筒，先是刺耳的電流聲，電話接線員彼此呼叫。原來是湖北襄樊南漳縣的長途，是珊珊所在的工廠打來的。終於傳來一個小夥子的聲音，姓李，也是人民銀行總行員工的子弟。他的聲音忽近忽遠，斷斷續續：珊珊，她，她……今天下午……在河裏遊泳……失蹤了，你們別急，全廠的人都在尋找……你們還是派人來一趟吧……
我緊握聽筒，聽到的是自己血液的轟響。傳達室的燈在搖晃。薑慧關切的目光和遙遠的聲音。我不知所措，緊緊抓住她的手囁嚅著，待冷靜下來，示意她先走。
回家後臉色蒼白，母親問我出了什麽事，我搪塞過去。騎車到電報大樓，給父親和弟弟分別打電話。跟父親隻說珊珊生病了，讓他明早回家。跟弟弟通話，我說“珊珊被淹了”，避開“死”這個字眼。
再回到家，母親已躺下。她在黑暗中突然發問：到底出了什麽事？我仍說沒事。在外屋飯桌前枯坐，腦海一片空白。
淩晨3點42分，山搖地動，牆上鏡框紛紛落地，家具嘎嘎作響。從外麵傳來房屋倒塌的轟響和呼救聲。我首先想到的是世界末日，心中竟有一絲快意。鄰居呼喊，才知道是大地震。我攙扶著母親，和人們一起湧到樓下。院裏已滿是衣衫不整、驚慌失措的人。
父親和弟弟上午趕回，親朋好友也聞訊而來，相聚在亂哄哄的大院中。這時收到珊珊的來信，是三天前寫的。她在信中說一切都好，就是今年夏天特別熱，要我們多保重。
大家最後商定，先瞞著母親，由表姐夫陪同我和父親去襄樊。我和父親一起上樓取旅行用品。他在前麵，駝著背，幾乎是爬行；我緊跟在後，跌跌撞撞，真想與爭吵多年的父親和解，抱著他大哭一場。
由於地震，去襄樊的一路交通壅塞混亂，車廂擁擠不堪。到了目的地，才知道事故原委：7月27日下午，珊珊帶幾個女孩去蠻河遊泳。那天上遊水庫泄洪，水流湍急，一對小姐妹被卷走了，妹妹消失在漩渦中。珊珊一把抓住姐姐，帶她遊向岸邊，用全身力氣把她托上岸，由於體力不支，她自己被急流卷走了。第二天早上，才在下遊找到屍體。她就這樣獻出自己的生命，年僅23歲。
在堆滿冰塊的空房間，我握住她那有顆黑痣的左手，失聲痛哭。第二天火化時，我把她20歲生日時寫的獻詩放進棺木。我終日如遊魂飄蕩，從宿舍到辦公室，從她出沒的小路到出事地點。我把一把把野菊花拋進河中。
在她的日記本上，我找到她寫下的一行詩：“藍天中一條小路。”是啊，自由與死亡同在，那有多大的吸引力。回家路上，我時時感到輪下的誘惑。但我知道，除了照顧父母，還有更重要的事等著我去完成，為了珊珊也為了我自己。我承擔著兩個生命的意誌。
掌中的血快用盡了，徐金波幫我擠壓傷口，讓更多的血流出來。我在紀念冊的扉頁上寫道：珊珊，我親愛的妹妹，我將追隨你那自由的靈魂，為了人的尊嚴，為了一個值得獻身的目標，我要和你一樣勇敢，決不回頭……
（二）
1976年9月9日下午，我和嚴力在芒克家聊天。芒克跟父母一起住計委大院，父親是高級工程師，母親是複興醫院護士長。嚴力住在附近，常來常往。芒克的母親進屋說，下午4點有重要廣播。
那是多事之秋。1月8日周恩來去世，3月8日吉林隕石雨，4月5日“天安門事件”，7月6日朱德去世，7月28日唐山大地震。還能再有什麽大事？我們不約而同想到了一起，誰也沒點破。
下午4時，從家家戶戶的窗口傳出哀樂，接著是播音員低沉的聲音……
我們對視了幾秒鍾，這一時刻讓人猝不及防。“這回有戲了。”芒克低聲說。
回家的路上，一扇扇窗戶亮了。我騎得很慢，並不急於回家。高音喇叭和收音機相呼應，哀樂與悼詞在空中回蕩。有人在哭。北京初秋燥熱，有一股燒樹葉的味道。並行騎車的人有的已戴上黑紗，表情麻木，很難猜透他們在想什麽。
第二天早上，各單位和街道居委會搭建靈堂，組織追悼會，出門必戴黑紗。我正為珊珊服喪，這倒不難。再說我長期泡病號，很少出門，在家重讀艾倫堡的《人·歲月·生活》。
9月18日下午，在天安門舉行官方追悼會，電視台電台現場直播。我們全樓僅我家有一台9英寸黑白電視機，成了文化中心。午飯後，樓下賀媽媽和李大夫等老鄰居陸續落座，一邊安慰痛不欲生的母親，一邊等著看電視直播。我避開她們，獨自退到窗口，在離電視機最遠的地方坐下。那一刻，我有候鳥般精確的方位感：我背後正南約五公裏是電報大樓，再沿長安街向東約三公裏即天安門廣場。
從電視鏡頭看去，天安門廣場一片肅殺，悼念的人們由黑白兩色組成，國家領導人一字排開。下午3時，由華國鋒主持追悼會。他用濃重的山西口音宣布：“全體起立，默哀三分鍾……”我母親和老鄰居們慌忙站起來。我遲疑了一下，身不由己也站起來，低下頭。我到底為誰起立默哀？自己也說不清，是為了我自幼崇敬而追隨過的人，為了獻出自己年輕生命的珊珊，還是為了一個即將逝去的時代？
（三）
1978年12月20日，北京下了場少見的大雪，幾乎所有細節都被白色覆蓋了。在三裏屯使館區北頭有條小河，叫亮馬河，過了小木橋，是一無名小村；再沿彎曲的小路上坡，拐進一農家小院，西房即陸煥興的家。他是北京汽車廠分廠的技術員。
地處城鄉之間的“兩不管”地區（現稱“城鄉結合部”），這裏成了嚴密管治的盲點。自70年代中期起，我們幾乎每周都來這裏聚會。每個月底，大家紛紛趕來換“月票”，陸煥興是畫月票的高手，從未出過差錯。
這裏成了《今天》的誕生地。12月20日下午，張鵬誌、孫俊世、陳加明、芒克、黃銳和我陸續到齊，加上陸煥興一共七個。直到開工前最後一分鍾，黃銳終於找來一台油印機，又舊又破，顯然經過“文革”的洗禮。油印機是國家統一控製的設備，能找到已算很幸運了。大家立即動手幹活——刻蠟版，印刷，折頁，忙得團團轉。
那是轉變之年。1978年4月5日，中共中央決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5月11日，《光明日報》刊登“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特約評論員文章，成為政治鬆動的重要信號。數十萬上訪者雲集北京，在西單的灰色磚牆張貼大小字報，從個人申冤到更高的政治訴求。10月17日，貴州詩人黃翔帶人在北京王府井張貼詩作，包括橫幅標語“拆毀長城，疏通運河”，“對毛澤東要三七開”。11月14日，中共北京市委為1976年“四五事件”平反。又有消息說，鄧小平通過加拿大《環球郵報》記者，向人們傳遞一個重要口信：民主牆是個好東西……
1978年9月下旬一天晚上，芒克和我在黃銳家的小院吃過晚飯，圍著大楊樹下的小桌喝酒聊天，說到局勢的變化，格外興奮。咱們辦個文學刊物怎麽樣？我提議。芒克和黃銳齊聲響應。在沉沉暮色中，我們的臉驟然被酒精照亮。
紙張不成問題。芒克是造紙廠工人，黃銳在工廠宣傳科打雜，每天下班用大衣、書包“順”出來。張鵬誌在院裏蓋了間小窩棚，成了開編輯會的去處。我們經常爭得麵紅耳赤，直到深更半夜。張鵬誌不停播放那幾張舊唱片，特別是拉赫瑪尼諾夫第二鋼琴協奏曲，那旋律激蕩著我們的心。
拉上窗口小布簾，在昏暗的燈光下，大家從早到晚連軸轉，誰累了就倒頭睡一會兒。陸煥興為大家做飯，一天三頓炸醬麵。半夜一起出去解手，咯吱咯吱踩著積雪，沿小河邊一字排開拉屎，眺望對岸使館區的燈火。河上的髒冰反射著烏光。亮馬河如同界河，把我們和另一個世界分開。
我們幹了三天兩夜。12月22日（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閉幕），晚上10點半終於完工，地上床上堆滿紙頁，散發著強烈的油墨味。吃了三天炸醬麵，倒了胃口，大家決定下館子好好慶祝一下。騎車來到東四十條的飯館（全城少有的幾家夜間飯館之一），圍小桌坐定，除了飯菜，還要了瓶“二鍋頭”，大家為《今天》的誕生默默幹杯。
我們邊吃邊商量下一步的計劃。首先要把《今天》貼遍全北京，包括政府部門、文化機構和公共空間，還有高等院校。確定好張貼路線，接著討論由誰去張貼。陸煥興、芒克和我——三個工人兩個單身，我們自告奮勇，決定第二天上午出發。
從夜間飯館出來，大家微醺。告別時難免有些衝動，互相擁抱時有人落了淚，包括我自己——此行凶多吉少，何時才能歡聚一堂？你們真他媽沒出息，掉什麽眼淚？陸煥興朝地上啐了口唾沫。
回家路上，我騎得搖搖晃晃，不成直線，加上馬路上結冰，險些摔倒。街上空無一人。繁星，樹影，路燈的光暈，翹起的屋簷像船航行在黑夜中。北京真美。迎向死亡的感覺真美。青春真美。
北島：詩人，香港中文大學講座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