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中國的性教育

    因在街頭接吻，被抓進牢裏去的事，現在應該沒有多少人相信了，不過，這卻是真實地發生在三十年前。在70年代，愛情是嚴重的“違禁品”，“性”則尤甚。就是在這樣的時代，卻有一本名叫《少女之心》的“黃色”手抄本在民間廣泛流傳，它是很多人能夠找到的、流傳很廣的性啟蒙讀物。
    
    為了讀到它，青年們會背負道德重負，甚至牢獄之災，盡管三十年後的今天，有著赤裸床戲的《色，戒》已能在電影院上映，隆胸廣告中的女郎也能夠在任何一個時段向電視觀眾搔首弄姿。這早已不是一個談性色變的時代，《少女之心》的黃色神秘感已經逐漸消退，人們發現，《少女之心》的描寫，其實並未超出《赤腳醫生手冊》中有關生理衛生知識的介紹。
    
    
    
    抄《少女之心》抄腫了手
    
    
    
    《少女之心》，又名《曼娜回憶錄》，講述的是主人公曼娜和表哥少華、同學林濤之間的三角戀情，曼娜有著遏製不住的兩性衝動，在性和心靈方麵對男性有深刻的渴望。《少女之心》自70年代起開始在民間傳播。
    
    上海學者朱大可讀過十幾個版本的《少女之心》，他最早接觸是在1974年。“當時我還在念中學，已經不大記得是誰傳給我的，拿到書後，我立即套上毛選的書皮，這樣會安全些。”
    
    “當時我們讀書非常快，通常是晚上八點左右，書被一個人送達，第二天早晨八點，書就會被另一個人取走。我往往隻有十二小時的閱讀時間，在15瓦的燈泡光亮下，我總是能夠在下半夜之前先把全書瀏覽一遍，再用剩下的時間細讀一些重要的章節。天亮的時刻，當我交出上百萬字的大書，就像交出一個被榨空的錢袋。筋疲力盡，但心情很愉快。”朱大可讀到的《少女之心》，篇幅不長，不到一萬字，平時練就的速度，讓他沒花多長時間就讀完了全書。
    
    “我當時並沒有想過去把《少女之心》抄下來，有些同學秘密地傳抄，甚至為此手都抄腫了。不過，抄《少女之心》的人並不太多，大家也都是看過就算了，很大一部分是抄《唐詩三百首》和王力的《詩詞格律》，即使是這些書，也都是違禁品，屬於‘封資修’”。
    
    在當時的手抄本中，《少女之心》是唯一直接描寫性行為和性器官的，甚至被稱之為“文革第一淫書”，這讓朱大可有偷食禁果的感覺。“在那個年代，馬路上一對情侶談戀愛，都會被抓起來，接吻、擁抱的親密動作，在公共場合都是流氓行為，嚴重違法。讀《少女之心》，更是冒險行為，若被抓住，要受嚴重處分，盡管如此，大家還是都敢冒這個險，青春期的那種渴望，是怎麽也禁錮不了”。
    
    在朱大可所在的中學，他認為大多數人應該都看過《少女之心》，流傳非常廣，因為說起曼娜，大家都是心領神會。不過，《少女之心》並沒有普及到人人皆知的程度。張寶瑞是“文革”手抄本《梅花鞋》、《一隻繡花鞋》的作者，他當時正在北京鐵合金廠當爐前工，沒有讀過《少女之心》。不過，他講了一個細節:“在工廠值夜班時，我發現總有一些人喜歡在休息室的隱蔽處神侃，後來打聽才知道，他們說的是《少女之心》，我當時比較傳統，作為生產班長，還出麵阻止了他們”。
    
    這些阻止行為並沒有阻止手抄本的筆筆相傳，被抄送到了更大的範圍。“手抄本通過各種路徑，被在內蒙古插隊的哥哥帶去了大草原，被在大西北當兵的表哥帶到了新疆，又到東北軍墾，被在山西、陝西插隊的同學帶去了黃土高原……”《少女之心》在當時甚至引起了轟動，到了1975年年初，姚文元還因為《少女之心》這一“淫穢”手抄本的廣泛流行，特地頒布了“圍剿‘文革’手抄本”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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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著曼娜普及性知識
    
    
    
    不過，圍剿並沒有讓《少女之心》的流傳受阻，甚至讓更多的人知道了這本書，其實，也有很多人急切地想讀到它，需要它。
    
    “沒有任何一個時代像我們所處的時代那樣，在書和生命之間也能建立了最深切的聯係。”朱大可在中學時期的幾次聚眾打架，不為了別的，就為了一個人不還另一個人書，他們甚至為此還成立了幫會。最激烈的一次，動了刀子，結果對方落荒而逃，第二天，書被中間人送了回來。
    
    “當時是一個書荒的時代，書店也都開門，但是賣的都是毛選，公開出版的是《豔陽天》、《金光大道》，《西沙之戰》，魯迅的小說如《孔已己》、《阿Q正傳》，還有八個樣板戲”，張寶瑞認為，當時大家無書可讀，應是手抄本流行的原因之一。
    
    不過，《少女之心》對作家摩羅而言，更多的是知識普及所帶來的欣喜。摩羅的高中兩年（當時高中為兩年製）是在一個閉塞的小鎮度過的，在小鎮上，他很難獲得外界的訊息，能讀到的書更是有限，接觸到的手抄本隻有兩種，一種是《陳毅詩選》，另一種就是《少女之心》。摩羅至今都認為《少女之心》能夠傳到小鎮，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摩羅讀到的版本很短，大概不到五千字，“有人把那些枝枝蔓蔓的內容都刪掉了，隻抄最直接的性描寫，接觸到這些內容的時候，心裏有點不放心，特別小心，盡量不要讓老師知道。當時是1978年，已經沒有了什麽恐懼感。”《少女之心》是摩羅接觸到的第一份關於性的知識介紹讀物。“當時因為太禁錮了，性方麵的知識不能正常地傳播，所以，那個作品等於承擔了一個介紹性知識的東西。我當時讀的版本是抄在一個學生的作業本，讀完，也沒有想過抄下來，我還是覺得文學性太差。”
    
    《少女之心》是作為黃色小說傳播的，不過，摩羅認為，《少女之心》談不上是什麽黃色小說，在《少女之心》裏麵，還寫了那種青年人由於對性知識的不了解，造成的那種不必要的恐慌，而當時的現實就是如此。
    
    《少女之心》中，少華跟曼娜一起擁抱後，他們雙方都覺得這下子完了，曼娜要懷孕了。摩羅在一次講座中，就曾向在座者講起他所讀到的《少女之心》的片段:“他們穿著衣服擁抱過一次，就以為要懷孕了，很恐懼。後來又仔細地想，少華說我們穿著衣服大概不會懷孕，如果不穿衣服兩個人這樣抱著、貼著通氣那可能要懷孕。所謂的通氣，他理解為肚臍眼、雙方肚臍眼會通氣，後來每一次約會，曼娜就找兩張傷濕止痛膏，自己先貼好一張，到了那個約會的地點，給少華貼好一張，然後他們就擁抱在一起，享受這種親密的愉快。後來他們就有了性生活，可能他們認為現在把肚臍眼封死了，已經沒有這個眼來通氣，不會懷孕，不會有承受不了的後果發生。”
    
    
    
    《少女之心》導致流氓案頻發？
    
    
    
    不過，廣州美術學院教授李公明所讀到的版本並沒有這樣的細節，“當時我讀到的版本，沒有故事，大多是直接的性描寫，手抄本上並無增刪的痕跡”，不過，和摩羅一樣，《少女之心》是李公明讀到的第一個色情文本。
    
    實際上，當時的性教育基本處於停滯狀態。1973年，周總理曾向有關部門的負責人詢問實施性衛生教育的情況。並且要求中學教材上不僅要有這一章的內容，而且在講課時應有大幅彩色男女生殖器的掛圖，便於形象說明。盡管當時中學二年級的《生理衛生》課本有“生殖器官”這一章，還加了插圖，但在大多數中學，仍未講授。摩羅認為，《少女之心》中對性的無知，其實就是現實的反映。
    
    “即使到了80年代後期，我，在一所中學教書，就曾遇到了類似的問題。有一個女孩，出生在縣城一個幹部家庭，是我妹妹的同學，她就認為男生跟女生拉一下手是肯定要懷孕的，她就整天處在那種對性的恐懼之中，她心裏可能對某個男孩有很好的印象，想跟他拉手，但是一想到這個後果，又承受不了。一直到80年代後期，中國的一個出生在縣城幹部家庭的女孩，都上高中了，對性知識的了解卻還是這麽一個認識。”
    
    性普及的過程並不順利，《少女之心》自70年代開始廣泛傳播，是公安機關多次通報查抄的主要作品。許多讀者因為傳抄該文受到批鬥，乃至被以“流氓罪”勞動教養，但該文久禁不絕。長期致力於“文革”文學研究的中央戲劇學院的楊健注意到，直到80年代中期還有青少年在抄寫、閱讀《少女之心》，手抄本正以其特有的方式在民間廣泛傳播。
    
    周?是研究“文革”手抄本的專家，2001年，在他與出版人白士弘合作的《暗流----―“文革”手抄文存》一書中，周?率先以尋訪的形式采訪了十幾位手抄本收藏者（僅刊出三篇），並寫了一篇長達兩萬字的《對文革手抄本的一次總結與表達》文章。
    
    周?對一位“某木先生”的訪問中，“某木先生”講述了他的抄書經曆，可見當時的手抄本的傳抄情景:“當時抄書是非常隱蔽的，拿到手抄本後，你分幾頁，我分幾頁，然後再加上複寫紙，一次就能印五六份，抄好後再收起來往一塊拚一下，然後再訂一訂，這就成了，所以一本手抄本抄下來字跡都完全不一樣”，“四川有很多小丘陵，丘陵上有不少零零星星的小墳包，我們就到小墳包上去抄，那兒人去得少，一般男生都愛做這類事兒，女生多打掩護，幫著抄筆記，沒有被老師抓住過。要是抓住就不得了，這都是些封資修，得查你家的成分，取消你的困難補助。”
    
    手抄本的傳抄，在當時也有著一定的風險。朱大可就有一位同學為此而付出代價:“我有一個同學，在看了《少女之心》後，凶猛地追求他自己的親姐姐，他姐是哭著把他送進了派出所的。他在派出所挨了一頓毒打之後，被放了出來，他當晚就把刀捅進了姐姐的肚子。他被槍斃前，在學校操場開了公審大會，我們平生第一次目睹這種肅殺恐怖的場麵。公安和民兵荷槍實彈、如臨大敵，高音喇叭裏聲色俱厲地宣讀著罪行，而我們這些半大的孩子在驚悸地傾聽。”很多年以後，朱大可還能清晰地回憶起那位同學受死前的表情:他在人群裏仔細搜尋著班級的位置，然後衝我們放肆地一樂，露出了黃黃的牙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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