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哈笑
不會笑?白活了.
正文
朱大可：“我為下個世紀寫作，因為曆史是最好的評判者。”
其實我40歲就知天命了。我是很有爭議的人，有人喜歡，有人討厭。爭議是最好的狀態。沒有爭議才是不正常的。我為下個世紀寫作，因為曆史是最好的評判者。
□本報記者 吳懷堯
門開之後，朱大可出現在記者麵前：圓臉，淡眉，目光炯然，中等身材，微胖，表情自然而豐富，沒有想象中的肅然或張揚。“好多人都以為我是凶神惡煞，有的還把我想象成又高又瘦的電線杆。”他笑著說，普通話裏夾雜著些吳儂軟語。
朱大可，著名文化學者，被視為中國文化批評界最具影響力的人物，以獨特的話語方式見長。現為同濟大學文化研究所教授。這次他來北京，是作為嘉賓參加中央三套的一檔節目。“昨晚在這個房間和一個朋友喝酒，一直喝到淩晨五點多，睡了三個多小時我就起來啦。”他拉開窗簾，燒水沏茶。
坐定後，我們開始對話，準確地說，是閑聊漫談。話題涉及某些人或事時，他會忍不住哈哈大笑，此間眼珠必定靈活地轉動，說到興奮處，則是眉飛色舞左右顧盼，在強調某個觀點時，雙手在空中比劃，時不時作出類似擰螺絲釘的動作，讓人聯想到他的鉗工生涯。
在整個采訪過程中，這個被譽為“文化恐龍”的中年上海男人，時而激情恣肆，時而冷峻沉穩，唯獨沒有記者想象中的傲慢與偏見。
在澳大利亞感覺到壓抑
1994年，因為一場“不願詳談的家庭變故”，處於聲名鼎盛時期的朱大可辭掉在上海師範大學的教職，去國離鄉，遠赴澳大利亞。7年後他回國定居，就教於大學，又宣布與文學“離婚”。
“很難有誰能改變我的生活方式。如果我接觸的人很多，時間一長就會感到不安，我就喜歡一個人，自在、獨立。我對婚姻狀態不是太習慣。”談起那次“變故”，朱大可輕描淡寫。
剛到澳大利亞時，他在一家報紙做主編，不久又離開，然後有一段失業經曆。期間，“在建築工地扛過石膏板，做過清潔工。”此後開過廣告公司，還在一家上市公司網站做過媒體總監，但時間都很短。“我想那都是非常美妙的經驗。”他說，最長的一次是在另一家報社做了四年總編，後來又在悉尼理工大學讀博，一直到回國為止。“反正就是什麽活都幹過了，還包括自己創辦網站。”
網站最初名叫澳大利亞新聞網，後來改成“文化先鋒”，在中國知識界頗有影響。但由於“可以理解的原因”，網站關閉的時間比開放的時間更長，朱大可自嘲似地笑笑：“不過沒關係，這顯得更有趣了。”現在每天上午，他至少有一個半小時在網上瀏覽各種新聞，從中觸摸中國社會變動的脈搏。
在澳大利亞定居期間，1999年，朱大可的文學批評集《聒噪的時代》出版，國內文學界驚呼朱大可“複出”了。藏象詩歌論壇版主陽正午說：“他那些貌似瑰麗的批評語體後麵，蘊藏著摧枯拉朽的‘原創性’力量。在眾聲喧嘩、撲朔迷離的文化語境中，他對當下文化現象敏銳的洞察和大義滅親式的批判，更顯出了他的難能可貴。”
2001年，朱大可回國定居，宣布與文學“離婚”。原因聽起來有些令人心酸：“文學一而再再而三地辜負了我的期望。”近年，他又陸續出版了《話語的閃電》、《流氓的盛宴》等著作。
事實上，當他把目光投向遙遠的時代，在那些古代器物中尋找、破譯和闡釋中國文化密碼的同時，也沒有忽視當下甚囂塵上的文化現象。他寫了不少犀利的文化時評，其中包括對餘秋雨散文和張藝謀電影的批評。
回憶國外的那段時光，他覺得“沒多大意思。”“那個國家對孩子和老人挺好，但是我的母語是漢語，在那裏屬於少數民族。連越南人和黎巴嫩人都可以歧視中國人。留學的唯一好處，是得到了文化比較的機會。”說起這些並不遙遠的往事，他的神色有些黯然。
童年經驗奠定文學道路
朱大可覺得自己童年結束是在17歲那一年，父親的死讓他“突然成熟了”。 1974年7月，朱大可中學畢業，進入上海第三機床廠技校讀書。其父是在1975年11月一個寒冷的黃昏病逝的。當時正值“文革”後期，“親友彼此都不敢來往，人際關係非常冷漠。”說到這裏，他兩眼向上凝視，聲音突然低了下去：“我父親是民主黨派人士，在‘文革’中備受折磨。他去世時，病床前就我跟我母親兩個人，四周既沒有親戚，也沒有朋友。他們都逃得很遠。”
在朱大可的記憶裏，“父親是和藹的，可親的，寬容的。”小學時，朱大可和母親住在一起，並且在母親執教的學校讀書。
“我母親最先是音樂老師，後來改做語文老師了，她很嚴厲，而且不苟言笑，從來沒有寵過我，對我就像對其他學生一樣。我對音樂和語文的喜歡，主要是受她的影響。父親是曆史老師，所以我對曆史也很喜歡。”父親在很遠的浦東教曆史課，一個禮拜才回來一次。“他從來不打罵嗬斥我，因為我超出了他的期待。”
朱大可的確表現卓越，小學還沒有畢業，“已經通讀四大名著”。到他十二三歲的時候，父母執教的兩所學校的圖書館他全都看遍了。進入中學後，西方古典文學他也過濾了一遍。
“這些‘文革’殘留的書，被保留得很好，而且傳播非常廣泛。很多書破舊發黃，封麵、書底都沒有了，你隻能猜它的書名和作者，但我們通常都能破解這種迷案。”朱大可和母親輪流看書，很多時候通宵不眠。羅曼·羅蘭和托爾斯泰的小說，雪萊、拜倫和但丁的長詩，“是我的隱形的精神搖籃。”他神色惘然地回憶說。
1976年7月，朱大可技校畢業，被分配至上海照相機四廠擔任鉗工。“我是做照相館用的相機，海鷗牌，”他用手在空中畫了一個圓，“那種大的。”對於一個飽讀詩書、喜歡音樂、想做鋼琴家、指揮、後來又想當作曲家的少年來說，鉗工無疑是枯燥乏味的。他煩做工人，“開始琢磨如何改變這種狀況。”
1977年，高考恢複。這一年，朱大可21歲，這個年輕人摸不準考大學究竟意味著什麽，所以“沒敢考”。次年，他終於明白，隻要上了大學，就有可能逃離工廠，改變工人身份。1979年9月，他考入華東師範大學，“我是新三屆裏麵的最後一屆。”高考填報誌願的時候，他的第一誌願是曆史係，第二誌願才是中文係。在他看來，文學是自然天成的，完全不需要課堂教誨。“我曾經想考音樂學院，結果這個夢像泡沫一樣破滅了。由於父親的影響，我想做曆史學家。”
沒想到陰差陽錯，他“被弄到了中文係”。說起當初為何選擇華師時，朱大可告訴財經時報記者，“當時我母親每月的退休金是70塊錢，我們家的房租是25塊，還剩下45塊，兩個人用是很拮據的。那時華師每個月有18塊5的補貼，基本上能夠解決我的夥食問題。”
剛進大學時，他興奮，如魚得水，“戴著校徽到處走動”。而且挑肥揀瘦，非常清晰地辨認哪門課重要，哪門課不重要，他覺得教科書上的資訊幾乎都是垃圾。為了保持個人自由和知識獲得的正確性，他一直在走讀，拒絕住校，“不重要的課完全逃掉”。逃到公共圖書館，“從早看到晚上。”
現在，朱大可自己成了一名大學老師。當記者詢問如果有學生逃課他會如何處理時，得到的回答是肯定的：“我從不點名，學生可以自由選擇，因為我就是這樣過來的。”說完後他笑了笑，補充道：“事實上，我的教室都坐滿了人。我不需要靠點名來維持出勤率。”
老師希望我“戒驕戒躁”
1983年7月，朱大可從華東師大畢業，被分配至上海財經大學漢語教研室工作，講授“大學語文”課程。由於與所學專業和研究領域不符，加上失去了大學時代的人文環境，他的心境轉向壓抑，“失去了方向，心灰意懶，無所事事。”此間，除了一篇《電影係統論》，他幾乎中止了所有的寫作，蟄伏了近兩年之久。
轉機出現在兩年後。1985年，朱大可受邀參加在廈大舉辦的全國文藝批評新方法研討會，“這改變了我的未來。”這次盛會幾乎雲集了中國當時最優秀和最走紅的人才。而朱大可則是“無名鼠輩”。回去後不久，他的第一篇詩歌評論《焦灼的一代和城市夢》問世，並於1986年發表在著名的前衛雜誌《當代文藝思潮》上。
“這篇文章完全背離了批評的一般準則，很幼稚，但有殺氣，充滿奇思怪想，與其說是在闡釋他人作品，不如說是在自我賣弄。”對於這篇當年引起文學界普遍關注的文章，朱大可自己並不以為然。
1986年，他發表《謝晉電影模式的缺陷》，該文發表後，在海內外引起軒然大波。當時中國電影評論學會會長鍾惦斐撰文指出：“朱大可的文章很有閃光處，除了作為理論的概括和勇氣，更重要的是他把電影作為文化現象，表現了對整個社會和文藝的責任感。”
之後，憑借一係列文學研究和批評文章，朱大可在中國文壇聲名鵲起，並且奠定了自己的先鋒批評家地位。“那時候我年輕氣盛啊，狂得要死。”他說，在很高規格的學術會上，也可以藐視與會者，自己隨性說一通，然後當場退會，“得罪了很多人，因為根本不顧別人的感受。”
“這和我的成長環境有關。我是獨生子，精神上極度渴望自由和獨立，打小就自己跟自己玩，孤獨慣了。”從小學到中學，他的成績單上，評語裏總有“驕傲自滿”這幾個字，“老師總希望我‘戒驕戒躁’。”如今，朱大可很少與人爭論，他覺得“那個沒意義，浪費時間而已。”他說這個的時候，還是露出了被小心藏起來的傲氣。
朱大可今年50歲。“其實我40歲就知天命了。”他端起茶，嘬一口。“我是很有爭議的人，有人喜歡，有人討厭”。他低頭又抬頭，“其實，爭議是最好的狀態。沒有爭議才是不正常的。我為下個世紀寫作，因為曆史是最好的評判者。”
訪談
文壇：垃圾的工業化生產
□本報記者 吳懷堯
《財經時報》：從圖書銷量上看，近幾年80後作家異軍突起，你如何看待這些年輕的創作者？你讀他們的作品嗎？
朱大可：他們的書占有了巨大的市場份額，這是市場資本催化所帶來的市場價值。人們可能覺得書賣得好，文學價值就高，這是一個很大的誤解。市場繁榮不等於文學繁榮。他們的作品有時我會看一下，文學性大多不足。新生代作家都麵臨一個嚴重的瓶頸，那就是如何完成市場價值向文學價值的轉型，從市場英雄變成文學英雄。
近年我能夠看到的這代人，李傻傻(《紅X 》作者)是個例外，我想他可能是其中最有前途的小說家。韓寒，我欣賞的不是他的小說，而是文化反叛的犀利立場。他是中國最優秀的博客寫家之一。至於郭敬明，王朔已經有過很好的評判，我就不再多嘴了。
《財經時報》：在過去，抄襲是件非常可恥的事情，但今天人們似乎已經習以為常。你怎麽看待這種文壇以及學院論文造假的現象？
朱大可：這個是整個社會道德機製癱瘓的結果。國人的道德防火牆不僅沒有更新，而且被卸載了。當然，腐朽的道德機製是應當被卸載的，尤其是對身體過多的禁錮。但道德自律的全麵崩潰，卻引發了另外的危機。
《財經時報》：你曾經說中國文學成就最高是先秦，相對於先秦文學，你怎樣評價當代文學？
朱大可：當代文學，詩歌的成就最高，弱一些的是小說，散文最差。到今天為止，包括中學作文、甚至高考作文的題目，都受楊朔文體矯揉造作、奇酸無比、粉飾太平的風格的支配。這種散文後來被叫做“歌(功頌)德派”，是當代文學的曆史性恥辱。一直到現在為止，各大學的校刊，中文係學生寫的散文，還繼續沉溺在“楊朔體”裏。這是令人失望的事情，我認為散文的問題相當嚴重。
《財經時報》：你早期的文學評論幾乎把“終極價值”視為最高甚至唯一的標準，並有濃重的基督教神學的價值取向。但你對“後朦朧詩”之後的詩歌評論很少。是不屑於評，還是閱讀有限？
朱大可：那個時期大約是我去澳大利亞之前，也就是從1988年到1994年這段時間，大概有五六年左右吧，我進入了神學寫作時期。寫作的母題和核心價值，主要環繞基督教神學，而現在，我轉入了新的階段。中國詩歌總體上是退化的。80年代一度到過一個高點，90年代再次發生退化，整個中國文化都在退化，詩歌自然是小命難保啦！退到現在，好像已經所剩無幾了。現在所謂的80後寫作，根本就沒有接過優秀的傳統。他們的話語方式，繼承的是50年代楊朔、秦牧之類、以及中學作文程式的傳統，跟80年代的文學成就沒有任何關係，這是我覺得特別可悲的一點。中國文化是斷裂式的進化，每一次都回旋到原點，從零重新開始。你說這是悲劇嗎？我看是的。
《財經時報》：你怎麽看待當下的文學生態和現狀？
朱大可：當下的文學生態，就像一個“工業化”的垃圾生產流程，跟用激素、化肥、殺蟲劑弄出來的農作物一樣。出版物很多，看起來琳琅滿目，可以拿來吃，但卻大多是問題食品。現在也喪失了基本的檢驗標準。文學的核心價值究竟在哪裏？它人間蒸發了，完全不能支撐作家靈魂的內在超越，作家書寫的目標隻是基礎價值，也就是市場和版稅，而不是終極價值，甚至不是中間價值。中國文壇是空心化的，它已經榮升為一個龐大的垃圾廠。
《財經時報》：你在澳洲修過哲學博士，怎麽看中國哲學和西方哲學的區別？
朱大可：有相似之處，也有很大的差別，而差別是被蓄意誇大的。簡單地說吧，西方古典哲學以康德為代表，強調理性的價值，而中國哲學卻是主張感性的，老莊都特別感性，孔子也是這樣，這是中國哲學和西方哲學的本質區別。但是西方哲學後來在尼采那裏發生了巨變，突然折回到了感性，用隱喻表達思想，包括以後的現象學。這是哲學內部的革命。但感性應當被限定在文化的範疇。亞裏士多德開始的理性傳統，是建構合乎人性的社會製度的支柱。
《財經時報》：諸子百家之後中國就沒有哲學，作為一個哲學博士，你怎麽看待這個問題？
朱大可：我同意這個說法，後來出了很多哲學家，但都是闡釋者，不是原創者。朱熹、王陽明、以及五四以來的幾代文人，像熊十力和牟宗三，都是優秀的闡釋者。我本人也是闡釋者之一，如此而已。要超越先秦的高度？那是說笑了。
《財經時報》：中國作家有很濃的諾貝爾情結。你覺得諾獎是世界文學最高的榮譽和價值標準嗎？中國作家離這個標準還有多遠？高行健能代表漢語寫作的真實水平嗎？
朱大可：邊緣國家都有強烈的諾貝爾情結，渴望被主流國家所認可。相對而言，所有獎項都有自己的缺陷，但諾獎還算是一個世界公認的重要獎項。當然它本身也在二流化，這是我的一個基本評估。大師們正在離去，世界文壇已經變得空空蕩蕩。全球文學都麵臨萎縮的危機，這是因為新的媒體、新的娛樂和閱讀方式，已經取代了文學。
高行健是個不錯的作家，但他不能代表漢語寫作的最高水平，這是一個文化隔膜造成的誤解。中國大陸作家裏，比他寫得好的起碼有20人，餘華、蘇童、北村都比他寫得好。
《財經時報》：外國文學的翻譯對當代文學的影響是毋庸置疑的，你認為現代漢語的發展與翻譯家關係大不大？
朱大可：當然關係很大。漢語的現代化依賴的不是作家，恰恰是那些出色的翻譯家，他們的貢獻遠遠超出作家本身。中國作家的作品，隻是他們的複製摹本，比如馬爾克斯的漢譯本，就是一個被無限模仿的範例。翻譯家為80年代中國文學的轉型，提供了堅實的基礎。他們的成就，超過了作家本身。這些年出版了一千多種文學史，卻沒有一本提到這點，這要麽是文學史編撰者的無知，要麽就是他們害怕說出真相。我要再一次強調，如果沒有這些優秀的翻譯文本，中國文學的進化是無法想象的。
《財經時報》：於丹等人通過電視媒體走紅的同時，也將大眾的視線重新帶到了傳統文化，你如何看待這種現象？這是否意味著國學的複興？
朱大可：我看這不過是一種有限的文化複蘇，還遠遠談不上文藝複興。前兩年，新儒學曾經喧囂一時，他們把孔子和儒家文化作為唯一的核心價值，排斥其他一切學派，這其實就是文化專製主義的立場，跟文藝複興倡導的人性解放，相距十萬八千裏。國學熱還好點，它至少還承認有道家、墨家和佛教等多種文化形態的存在。對待孔子，應當以平常心來解讀，把他當作一位有趣的老師和朋友，而不要像儒學家那樣，把他捧到至聖的地位。
《財經時報》：文化和經濟密不可分，冒昧問一下，你炒股嗎？你怎麽看待“全民炒股”的社會現象？
朱大可：我從不炒股。但這個問題倒是可以談一談。在中國這個特定的環境裏，炒股基本上就是一種賭博行為。由於沒有建立可靠的宗教信仰體係，東亞居民成為全世界最好賭的群體，它不僅包括中國人，也包括韓國人、日本人和越南人等等。賭博的原理就是跟上帝、神和自己的命運博弈。沒有信仰的人往往會更熱衷於賭博。現在的這種股票投機的方式，很能迎合國民的賭博渴望。當然，賭博文化有著上萬年曆史，早就被基因化，成了一種“基因性行為”，長達半個世紀的無神論教育，強化了這種國民心理結構。跟那些炒股的朋友們相比，我不是賭徒。我在自己的信念裏生活。我很早就洞察了我自己的命運。
財經時報 /
其實我40歲就知天命了。我是很有爭議的人，有人喜歡，有人討厭。爭議是最好的狀態。沒有爭議才是不正常的。我為下個世紀寫作，因為曆史是最好的評判者。
□本報記者 吳懷堯
門開之後，朱大可出現在記者麵前：圓臉，淡眉，目光炯然，中等身材，微胖，表情自然而豐富，沒有想象中的肅然或張揚。“好多人都以為我是凶神惡煞，有的還把我想象成又高又瘦的電線杆。”他笑著說，普通話裏夾雜著些吳儂軟語。
朱大可，著名文化學者，被視為中國文化批評界最具影響力的人物，以獨特的話語方式見長。現為同濟大學文化研究所教授。這次他來北京，是作為嘉賓參加中央三套的一檔節目。“昨晚在這個房間和一個朋友喝酒，一直喝到淩晨五點多，睡了三個多小時我就起來啦。”他拉開窗簾，燒水沏茶。
坐定後，我們開始對話，準確地說，是閑聊漫談。話題涉及某些人或事時，他會忍不住哈哈大笑，此間眼珠必定靈活地轉動，說到興奮處，則是眉飛色舞左右顧盼，在強調某個觀點時，雙手在空中比劃，時不時作出類似擰螺絲釘的動作，讓人聯想到他的鉗工生涯。
在整個采訪過程中，這個被譽為“文化恐龍”的中年上海男人，時而激情恣肆，時而冷峻沉穩，唯獨沒有記者想象中的傲慢與偏見。
在澳大利亞感覺到壓抑
1994年，因為一場“不願詳談的家庭變故”，處於聲名鼎盛時期的朱大可辭掉在上海師範大學的教職，去國離鄉，遠赴澳大利亞。7年後他回國定居，就教於大學，又宣布與文學“離婚”。
“很難有誰能改變我的生活方式。如果我接觸的人很多，時間一長就會感到不安，我就喜歡一個人，自在、獨立。我對婚姻狀態不是太習慣。”談起那次“變故”，朱大可輕描淡寫。
剛到澳大利亞時，他在一家報紙做主編，不久又離開，然後有一段失業經曆。期間，“在建築工地扛過石膏板，做過清潔工。”此後開過廣告公司，還在一家上市公司網站做過媒體總監，但時間都很短。“我想那都是非常美妙的經驗。”他說，最長的一次是在另一家報社做了四年總編，後來又在悉尼理工大學讀博，一直到回國為止。“反正就是什麽活都幹過了，還包括自己創辦網站。”
網站最初名叫澳大利亞新聞網，後來改成“文化先鋒”，在中國知識界頗有影響。但由於“可以理解的原因”，網站關閉的時間比開放的時間更長，朱大可自嘲似地笑笑：“不過沒關係，這顯得更有趣了。”現在每天上午，他至少有一個半小時在網上瀏覽各種新聞，從中觸摸中國社會變動的脈搏。
在澳大利亞定居期間，1999年，朱大可的文學批評集《聒噪的時代》出版，國內文學界驚呼朱大可“複出”了。藏象詩歌論壇版主陽正午說：“他那些貌似瑰麗的批評語體後麵，蘊藏著摧枯拉朽的‘原創性’力量。在眾聲喧嘩、撲朔迷離的文化語境中，他對當下文化現象敏銳的洞察和大義滅親式的批判，更顯出了他的難能可貴。”
2001年，朱大可回國定居，宣布與文學“離婚”。原因聽起來有些令人心酸：“文學一而再再而三地辜負了我的期望。”近年，他又陸續出版了《話語的閃電》、《流氓的盛宴》等著作。
事實上，當他把目光投向遙遠的時代，在那些古代器物中尋找、破譯和闡釋中國文化密碼的同時，也沒有忽視當下甚囂塵上的文化現象。他寫了不少犀利的文化時評，其中包括對餘秋雨散文和張藝謀電影的批評。
回憶國外的那段時光，他覺得“沒多大意思。”“那個國家對孩子和老人挺好，但是我的母語是漢語，在那裏屬於少數民族。連越南人和黎巴嫩人都可以歧視中國人。留學的唯一好處，是得到了文化比較的機會。”說起這些並不遙遠的往事，他的神色有些黯然。
童年經驗奠定文學道路
朱大可覺得自己童年結束是在17歲那一年，父親的死讓他“突然成熟了”。 1974年7月，朱大可中學畢業，進入上海第三機床廠技校讀書。其父是在1975年11月一個寒冷的黃昏病逝的。當時正值“文革”後期，“親友彼此都不敢來往，人際關係非常冷漠。”說到這裏，他兩眼向上凝視，聲音突然低了下去：“我父親是民主黨派人士，在‘文革’中備受折磨。他去世時，病床前就我跟我母親兩個人，四周既沒有親戚，也沒有朋友。他們都逃得很遠。”
在朱大可的記憶裏，“父親是和藹的，可親的，寬容的。”小學時，朱大可和母親住在一起，並且在母親執教的學校讀書。
“我母親最先是音樂老師，後來改做語文老師了，她很嚴厲，而且不苟言笑，從來沒有寵過我，對我就像對其他學生一樣。我對音樂和語文的喜歡，主要是受她的影響。父親是曆史老師，所以我對曆史也很喜歡。”父親在很遠的浦東教曆史課，一個禮拜才回來一次。“他從來不打罵嗬斥我，因為我超出了他的期待。”
朱大可的確表現卓越，小學還沒有畢業，“已經通讀四大名著”。到他十二三歲的時候，父母執教的兩所學校的圖書館他全都看遍了。進入中學後，西方古典文學他也過濾了一遍。
“這些‘文革’殘留的書，被保留得很好，而且傳播非常廣泛。很多書破舊發黃，封麵、書底都沒有了，你隻能猜它的書名和作者，但我們通常都能破解這種迷案。”朱大可和母親輪流看書，很多時候通宵不眠。羅曼·羅蘭和托爾斯泰的小說，雪萊、拜倫和但丁的長詩，“是我的隱形的精神搖籃。”他神色惘然地回憶說。
1976年7月，朱大可技校畢業，被分配至上海照相機四廠擔任鉗工。“我是做照相館用的相機，海鷗牌，”他用手在空中畫了一個圓，“那種大的。”對於一個飽讀詩書、喜歡音樂、想做鋼琴家、指揮、後來又想當作曲家的少年來說，鉗工無疑是枯燥乏味的。他煩做工人，“開始琢磨如何改變這種狀況。”
1977年，高考恢複。這一年，朱大可21歲，這個年輕人摸不準考大學究竟意味著什麽，所以“沒敢考”。次年，他終於明白，隻要上了大學，就有可能逃離工廠，改變工人身份。1979年9月，他考入華東師範大學，“我是新三屆裏麵的最後一屆。”高考填報誌願的時候，他的第一誌願是曆史係，第二誌願才是中文係。在他看來，文學是自然天成的，完全不需要課堂教誨。“我曾經想考音樂學院，結果這個夢像泡沫一樣破滅了。由於父親的影響，我想做曆史學家。”
沒想到陰差陽錯，他“被弄到了中文係”。說起當初為何選擇華師時，朱大可告訴財經時報記者，“當時我母親每月的退休金是70塊錢，我們家的房租是25塊，還剩下45塊，兩個人用是很拮據的。那時華師每個月有18塊5的補貼，基本上能夠解決我的夥食問題。”
剛進大學時，他興奮，如魚得水，“戴著校徽到處走動”。而且挑肥揀瘦，非常清晰地辨認哪門課重要，哪門課不重要，他覺得教科書上的資訊幾乎都是垃圾。為了保持個人自由和知識獲得的正確性，他一直在走讀，拒絕住校，“不重要的課完全逃掉”。逃到公共圖書館，“從早看到晚上。”
現在，朱大可自己成了一名大學老師。當記者詢問如果有學生逃課他會如何處理時，得到的回答是肯定的：“我從不點名，學生可以自由選擇，因為我就是這樣過來的。”說完後他笑了笑，補充道：“事實上，我的教室都坐滿了人。我不需要靠點名來維持出勤率。”
老師希望我“戒驕戒躁”
1983年7月，朱大可從華東師大畢業，被分配至上海財經大學漢語教研室工作，講授“大學語文”課程。由於與所學專業和研究領域不符，加上失去了大學時代的人文環境，他的心境轉向壓抑，“失去了方向，心灰意懶，無所事事。”此間，除了一篇《電影係統論》，他幾乎中止了所有的寫作，蟄伏了近兩年之久。
轉機出現在兩年後。1985年，朱大可受邀參加在廈大舉辦的全國文藝批評新方法研討會，“這改變了我的未來。”這次盛會幾乎雲集了中國當時最優秀和最走紅的人才。而朱大可則是“無名鼠輩”。回去後不久，他的第一篇詩歌評論《焦灼的一代和城市夢》問世，並於1986年發表在著名的前衛雜誌《當代文藝思潮》上。
“這篇文章完全背離了批評的一般準則，很幼稚，但有殺氣，充滿奇思怪想，與其說是在闡釋他人作品，不如說是在自我賣弄。”對於這篇當年引起文學界普遍關注的文章，朱大可自己並不以為然。
1986年，他發表《謝晉電影模式的缺陷》，該文發表後，在海內外引起軒然大波。當時中國電影評論學會會長鍾惦斐撰文指出：“朱大可的文章很有閃光處，除了作為理論的概括和勇氣，更重要的是他把電影作為文化現象，表現了對整個社會和文藝的責任感。”
之後，憑借一係列文學研究和批評文章，朱大可在中國文壇聲名鵲起，並且奠定了自己的先鋒批評家地位。“那時候我年輕氣盛啊，狂得要死。”他說，在很高規格的學術會上，也可以藐視與會者，自己隨性說一通，然後當場退會，“得罪了很多人，因為根本不顧別人的感受。”
“這和我的成長環境有關。我是獨生子，精神上極度渴望自由和獨立，打小就自己跟自己玩，孤獨慣了。”從小學到中學，他的成績單上，評語裏總有“驕傲自滿”這幾個字，“老師總希望我‘戒驕戒躁’。”如今，朱大可很少與人爭論，他覺得“那個沒意義，浪費時間而已。”他說這個的時候，還是露出了被小心藏起來的傲氣。
朱大可今年50歲。“其實我40歲就知天命了。”他端起茶，嘬一口。“我是很有爭議的人，有人喜歡，有人討厭”。他低頭又抬頭，“其實，爭議是最好的狀態。沒有爭議才是不正常的。我為下個世紀寫作，因為曆史是最好的評判者。”
訪談
文壇：垃圾的工業化生產
□本報記者 吳懷堯
《財經時報》：從圖書銷量上看，近幾年80後作家異軍突起，你如何看待這些年輕的創作者？你讀他們的作品嗎？
朱大可：他們的書占有了巨大的市場份額，這是市場資本催化所帶來的市場價值。人們可能覺得書賣得好，文學價值就高，這是一個很大的誤解。市場繁榮不等於文學繁榮。他們的作品有時我會看一下，文學性大多不足。新生代作家都麵臨一個嚴重的瓶頸，那就是如何完成市場價值向文學價值的轉型，從市場英雄變成文學英雄。
近年我能夠看到的這代人，李傻傻(《紅X 》作者)是個例外，我想他可能是其中最有前途的小說家。韓寒，我欣賞的不是他的小說，而是文化反叛的犀利立場。他是中國最優秀的博客寫家之一。至於郭敬明，王朔已經有過很好的評判，我就不再多嘴了。
《財經時報》：在過去，抄襲是件非常可恥的事情，但今天人們似乎已經習以為常。你怎麽看待這種文壇以及學院論文造假的現象？
朱大可：這個是整個社會道德機製癱瘓的結果。國人的道德防火牆不僅沒有更新，而且被卸載了。當然，腐朽的道德機製是應當被卸載的，尤其是對身體過多的禁錮。但道德自律的全麵崩潰，卻引發了另外的危機。
《財經時報》：你曾經說中國文學成就最高是先秦，相對於先秦文學，你怎樣評價當代文學？
朱大可：當代文學，詩歌的成就最高，弱一些的是小說，散文最差。到今天為止，包括中學作文、甚至高考作文的題目，都受楊朔文體矯揉造作、奇酸無比、粉飾太平的風格的支配。這種散文後來被叫做“歌(功頌)德派”，是當代文學的曆史性恥辱。一直到現在為止，各大學的校刊，中文係學生寫的散文，還繼續沉溺在“楊朔體”裏。這是令人失望的事情，我認為散文的問題相當嚴重。
《財經時報》：你早期的文學評論幾乎把“終極價值”視為最高甚至唯一的標準，並有濃重的基督教神學的價值取向。但你對“後朦朧詩”之後的詩歌評論很少。是不屑於評，還是閱讀有限？
朱大可：那個時期大約是我去澳大利亞之前，也就是從1988年到1994年這段時間，大概有五六年左右吧，我進入了神學寫作時期。寫作的母題和核心價值，主要環繞基督教神學，而現在，我轉入了新的階段。中國詩歌總體上是退化的。80年代一度到過一個高點，90年代再次發生退化，整個中國文化都在退化，詩歌自然是小命難保啦！退到現在，好像已經所剩無幾了。現在所謂的80後寫作，根本就沒有接過優秀的傳統。他們的話語方式，繼承的是50年代楊朔、秦牧之類、以及中學作文程式的傳統，跟80年代的文學成就沒有任何關係，這是我覺得特別可悲的一點。中國文化是斷裂式的進化，每一次都回旋到原點，從零重新開始。你說這是悲劇嗎？我看是的。
《財經時報》：你怎麽看待當下的文學生態和現狀？
朱大可：當下的文學生態，就像一個“工業化”的垃圾生產流程，跟用激素、化肥、殺蟲劑弄出來的農作物一樣。出版物很多，看起來琳琅滿目，可以拿來吃，但卻大多是問題食品。現在也喪失了基本的檢驗標準。文學的核心價值究竟在哪裏？它人間蒸發了，完全不能支撐作家靈魂的內在超越，作家書寫的目標隻是基礎價值，也就是市場和版稅，而不是終極價值，甚至不是中間價值。中國文壇是空心化的，它已經榮升為一個龐大的垃圾廠。
《財經時報》：你在澳洲修過哲學博士，怎麽看中國哲學和西方哲學的區別？
朱大可：有相似之處，也有很大的差別，而差別是被蓄意誇大的。簡單地說吧，西方古典哲學以康德為代表，強調理性的價值，而中國哲學卻是主張感性的，老莊都特別感性，孔子也是這樣，這是中國哲學和西方哲學的本質區別。但是西方哲學後來在尼采那裏發生了巨變，突然折回到了感性，用隱喻表達思想，包括以後的現象學。這是哲學內部的革命。但感性應當被限定在文化的範疇。亞裏士多德開始的理性傳統，是建構合乎人性的社會製度的支柱。
《財經時報》：諸子百家之後中國就沒有哲學，作為一個哲學博士，你怎麽看待這個問題？
朱大可：我同意這個說法，後來出了很多哲學家，但都是闡釋者，不是原創者。朱熹、王陽明、以及五四以來的幾代文人，像熊十力和牟宗三，都是優秀的闡釋者。我本人也是闡釋者之一，如此而已。要超越先秦的高度？那是說笑了。
《財經時報》：中國作家有很濃的諾貝爾情結。你覺得諾獎是世界文學最高的榮譽和價值標準嗎？中國作家離這個標準還有多遠？高行健能代表漢語寫作的真實水平嗎？
朱大可：邊緣國家都有強烈的諾貝爾情結，渴望被主流國家所認可。相對而言，所有獎項都有自己的缺陷，但諾獎還算是一個世界公認的重要獎項。當然它本身也在二流化，這是我的一個基本評估。大師們正在離去，世界文壇已經變得空空蕩蕩。全球文學都麵臨萎縮的危機，這是因為新的媒體、新的娛樂和閱讀方式，已經取代了文學。
高行健是個不錯的作家，但他不能代表漢語寫作的最高水平，這是一個文化隔膜造成的誤解。中國大陸作家裏，比他寫得好的起碼有20人，餘華、蘇童、北村都比他寫得好。
《財經時報》：外國文學的翻譯對當代文學的影響是毋庸置疑的，你認為現代漢語的發展與翻譯家關係大不大？
朱大可：當然關係很大。漢語的現代化依賴的不是作家，恰恰是那些出色的翻譯家，他們的貢獻遠遠超出作家本身。中國作家的作品，隻是他們的複製摹本，比如馬爾克斯的漢譯本，就是一個被無限模仿的範例。翻譯家為80年代中國文學的轉型，提供了堅實的基礎。他們的成就，超過了作家本身。這些年出版了一千多種文學史，卻沒有一本提到這點，這要麽是文學史編撰者的無知，要麽就是他們害怕說出真相。我要再一次強調，如果沒有這些優秀的翻譯文本，中國文學的進化是無法想象的。
《財經時報》：於丹等人通過電視媒體走紅的同時，也將大眾的視線重新帶到了傳統文化，你如何看待這種現象？這是否意味著國學的複興？
朱大可：我看這不過是一種有限的文化複蘇，還遠遠談不上文藝複興。前兩年，新儒學曾經喧囂一時，他們把孔子和儒家文化作為唯一的核心價值，排斥其他一切學派，這其實就是文化專製主義的立場，跟文藝複興倡導的人性解放，相距十萬八千裏。國學熱還好點，它至少還承認有道家、墨家和佛教等多種文化形態的存在。對待孔子，應當以平常心來解讀，把他當作一位有趣的老師和朋友，而不要像儒學家那樣，把他捧到至聖的地位。
《財經時報》：文化和經濟密不可分，冒昧問一下，你炒股嗎？你怎麽看待“全民炒股”的社會現象？
朱大可：我從不炒股。但這個問題倒是可以談一談。在中國這個特定的環境裏，炒股基本上就是一種賭博行為。由於沒有建立可靠的宗教信仰體係，東亞居民成為全世界最好賭的群體，它不僅包括中國人，也包括韓國人、日本人和越南人等等。賭博的原理就是跟上帝、神和自己的命運博弈。沒有信仰的人往往會更熱衷於賭博。現在的這種股票投機的方式，很能迎合國民的賭博渴望。當然，賭博文化有著上萬年曆史，早就被基因化，成了一種“基因性行為”，長達半個世紀的無神論教育，強化了這種國民心理結構。跟那些炒股的朋友們相比，我不是賭徒。我在自己的信念裏生活。我很早就洞察了我自己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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