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閎強烈抨擊：中國憤青的狂暴已經接近病態
倍可親(backchina.com)策劃：林斌 執行：謝海濤 景錦
受訪人：張閎 上海同濟大學哲學係主任、文化批評研究所教授。
理想主義憤青時代
南都周刊：據說“憤青”一詞本源自上世紀六十年代的西方，指歐美左翼思潮中，那些主張顛覆傳統社會價值的叛逆青年。在中國大陸，最早的憤青是指那些上山下鄉的知青，你認為是什麽具體原因促使憤青在“文革”前後的產生？和國外的憤青相比，他們有哪些異同點？
張閎：由“知青”變“憤青”，是很自然的事情。這些“知青”的前身是“紅衛兵”，多半是一些抱有革命情懷的年輕人。在成為“知青”的初期，也依然相信自己將在農村廣闊天地裏大有作為。但事實上呢？他們被放逐到陌生的環境裏，為生存而苦苦掙紮。當初的理想破滅，人生毫無前途。尤其是在“九一三”事件之後，他們開始反思，1970年代中期，一些覺悟的青年通過閱讀禁書和小氛圍的思想交流，重新尋找人生的價值。直到“文革”結束後，他們的聲音開始浮出水麵，表現為“今天派詩歌”和“傷痕小說”等。
與1960年代西方的左翼憤青相比，知青一代的中國憤青更理性。1960年代西方學生造反運動與“嬉皮士”運動密不可分，他們更強調欲望、生命激情，在形式上跟“紅衛兵”運動很像。但知青一代則是通過對“文革”和“紅衛兵”運動的反思和背離，來表達自己的。他們雖然表現出某種程度上的叛逆姿態，但更多的是耽於思考而疏於行動，較少具有破壞性。雖然他們也並沒有表現出強大的建設性，但充滿了對新的理想和價值的呼籲。在舊的理想和價值業已破產的情況下，甚至扮演了新的道德代言人的角色。
張閎 南都周刊：“文革”以後的1980年代，是慷慨悲歌的理想主義的天下，從文學上看，大批“知青小說”，表現一代知識青年在那場荒謬的曆史運動中所顯示出的理想追求和人格精神，另有一些作家以平民代言人的角色，描寫社會下層的追求及幻滅，默默無聞中孕育的憤怒和反抗。有人說，以上社會因素促成了理想主義憤青的成長，比如梁曉聲就公開宣布：我是一個憤青。這一階段的憤青有什麽特征？
張閎：“文革”後，國家進入一個新的時期。通過高考、返城、招工等措施，知青大多得到了安置。更為重要的是，全社會有了新的政治認同和文化認同：實現現代化。至於如何實現且不論，但至少在理論上承諾了每個人都有自我價值實現的可能。在此種情況下，憤怒的理由不多。縱然個人有諸多不滿，但在當時都被解釋為改革過程中不可避免但“陣痛”。因此，當時的“憤青”所針對的大多依然是“文革”。
接下來的問題是，新時期的社會理想雖然在理論上高唱的是“實現四化”，但公眾的日常生活卻越來越務實，越來越物質化。而對“紅衛兵”、“知青”運動的否定，同時也包含著對一代人青春的否定。一代人已然失去了青春，如果又得到多少物質利益的話，他們的生命價值就顯得很低廉了。所以才會有梁曉聲這樣的作家，他們試圖通過文學重新在“知青”生活中發掘激情和理想輝光。讓那些在新時代並沒有得到多少利益的普通人，在對昔日時光的回憶中重拾青春理想，以贏得自我肯定。這是一個善意的動機，是一個浪漫主義的舊夢，一個“一無所有者”的精神鴉片。
更年輕的一代人則不同，比如崔健。這一代對“一無所有”的理解，表現得更加坦然。他們更願意以一種遊蕩的姿態，表達對現存秩序和價值的反叛。由此看來，梁曉聲既不憤、也不青。崔健才是那個時代的憤青代言人。
南都周刊：1980年代後期，是理想主義逐漸告別中國的時期。一個例子，就是後來電影《保爾·柯察金》，解構了保爾·柯察金這個影響中國幾代人心靈的理想主義英雄形象。這是否意味著理想主義憤青的歸隱江湖，其原因是什麽？
張閎：保爾·柯察金的故事是一個問題男孩變成革命戰士的成長小說，這個過程，“知青”一代人已經演繹過一回了。對於他們來說，這個故事除了懷舊之外，不再有其他功能。而對於更年輕一代人來說，成為革命戰士的機會也不多。即使沒有這樣一個劇本去建構它，它的意義也不如當年。人們在英雄夢想破滅之後，更願意看見真實的、普通的自己。這個解構的故事隻是這個時代精神變化的結果。如此而已。
民族主義憤青的崛起
南都周刊：1990年代，全球化日益加深，民族主義再度興起。此時，憤青概念也開始分化，一些人逐漸與意識形態和政治觀點聯係在一起，被冠以民族憤青之名。你怎麽看待這一類憤青產生的背景？
張閎：一般而言，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是在民族國家麵臨生存危機的情況下，才容易出現的。它出現在1990年代的中國，情況確實非常特殊。這個時期，中國開始進入全球化的國際秩序當中，一般而言，這是中國國家發展的一個新的機遇。毫無疑問，它同時也是一個挑戰。進入全球化體係會引發民族認同危機嗎？
新的國際秩序需要學會新的外交原則。這些原則既有“叢林原則”式的強權政治，又有多重勢力相互妥協的商談政治。這兩種交往原則，中國人都沒有學會。既無力應對強權，又不懂得妥協。挫敗感無可避免。這就刺激了100多年來中國公眾最敏感的心理舊創 ——民族屈辱。100年的曆史仿佛是一個圓環。在民族主義這一點上，官方新的意識形態與民間文化心理達成了空前的契合。對於憤青來說，適當地表達一下民族義憤，這在政治上是正確的，在心理上也是安全的。
南都周刊：1996年，《中國可以說不》的流行，標誌著中國民族主義情緒升溫，它有著怎樣的影響？
張閎：盡管《中國可以說不》是一本刻意製造出來的粗糙之作，但它確實是合時宜的。“說不”，是表達憤怒的通行手段。國家可以“說不”，這在一定程度上賦予了“說不”行為以合法性，而且，有可能將“說不”行為上升到民族國家大義的高度來予以肯定。這對憤青是一個強大的心理支撐。盡管他們未必知道為什麽要“說不”、對什麽東西“說不”和如何“說不”。
南都周刊：伴隨著網絡的普及，“憤青”一詞頻頻出現在BBS及QQ群聊天室。充斥論壇的往往是各種漫罵和煽動性的“愛國言論”，粗鄙的人身攻擊和詆毀，還有對戰爭的無原則鼓吹。最新的一個事例，就是上海大學教授葛紅兵被罵為漢奸，被迫失聲。怎樣看待網絡極端憤青的殺傷力？
張閎：互聯網話語暴力，並非僅限於民族主義憤青。這是中國大陸一個普遍化的暴力傾向。話語暴力與民族主義的結合，無非是借助“愛國”的道義力量，為話語暴力確定合法性保護和爆炸性力量，與“愛國”與否本身關係不大。葛紅兵的言論確實有諸多值得商榷之處，但他恐怕還沒有資格被稱之為“漢奸”。
其實，憤青是話語權利資源相當稀薄的一群，如果沒有互聯網，他們很少有機會發表自己的意見。一旦有了這樣一個意見發布平台和表達權利，他們也不知道如何來使用它。互聯網的匿名性和群體效應，為憤青提供了很好的心理保護，憤青隻能滿足於在虛擬空間裏獲得一些虛幻的表達權。雖然他們依靠數量和音量，似乎發出了很強的聲音，但實際上他們的聲音沒有什麽實質性的內容，因而也就變得可有可無、無關緊要了。
從這個意義上說，他們依然是話語上的“弱勢群體”。他們的表達權相當有限，而且得不到有效的保障。一個版主隨隨便便在幾秒鍾之內，就可以把他們的言論刪除得一幹二淨。所以，這種貌似強大的聲音，實際上是弱不禁風。雖然我不支持憤青們的暴力化的表達，但我覺得社會應該為他們提供更充分和更可靠的表達權利和表達空間，否則，這種暴力化的反彈將會更嚴重，後果也更危險。
這些人是靠不住的
南都周刊：就目前來看，極端民族主義憤青主要有三類。第一類是反日和反美憤青；第二類人則是反美憤青的分支，不顧道德和國際法則，通過將本·拉丹和等人奉為英雄，來發泄心中的情緒。第三類人是要求武力攻台者。在全球化時代，從國與國以及國與地區的關係來看，民間的民族主義具有微妙的製衡機能，在這種背景下，如何引導並建構一種健康的民族主義，如何來看待這一類憤青的影響？
張閎：我對這種極端民族主義的言論並不特別在意，無論它是反美還是反日。一般而言，它還隻是停留在盲目的情緒衝動的層麵。這種盲目的本能衝動，隱含著某種危險性。但要傳化為危險的行動，還需要一些重要條件。一是極端主義理論。比如本·拉丹的基地組織，有伊斯蘭原教旨為理論基礎。二是強人式的領袖。目前中國所謂“極端民族主義”憤青，缺乏這樣的條件。
民族主義是一個含混的、似是而非的概念，根本就沒有足夠強大的心理凝聚力，而在中國目前的條件下，強人式的精神領袖似乎也沒有可能出現。缺乏這兩者，憤青就隻能淪為烏合之眾。依靠盲目的本能衝動糾集在一道，一有什麽危險的風吹草動，旋即做鳥獸散。就上了這些人的當。當初他們支持薩達姆，狂熱反美，結果怎麽樣呢？國家真有危難，這些人是靠不住的。
南都周刊：從國內原因來講，有學者認為，極端民族主義憤青以及極端民族主義的泛濫，會形成一種深層的“受害意識”，不利於我們民族奮力爭取富強的精神資源；而且在中國的現實條件下，這種激憤民族主義將有可能走向“閉關鎖國論”，又必然與極左思潮的死灰複燃相聯係，這個有沒有道理？
張閎：這種說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對外的極端民族主義和對內的極左思潮是最容易結盟的。這二者的同盟一旦建立，將是社會政治生態急劇惡化的征兆。不過，這還要看這種思潮所影響的人群。在現代政治製度不健全的情況下，對國家發展走向起決定性作用的，不是依靠人群的數量。如果人數能決定國事，那政治改革就已經完成了。
南都周刊：有社會學家認為，極端民族主義憤青雖然愛國，但其激進的思維方式和言論卻有可能因“遮蔽了真理”而最終導致誤國。魯迅先生早在許多年前稱他們為打著愛國旗號的“愛國賊”。如何評價以上言論？
張閎：我在網上已經看到過稱魯迅為“漢奸”的言論。這已經夠極端的了吧。如果魯迅也是“漢奸”的話，我就不知道這些“愛國者”所愛的“國”是一個什麽東西了。我隻能稱他為“無賴”。這種無賴實際上什麽都不愛，隻愛一個空洞的、子虛烏有的“國”，用來應對自己內心的麻木、愚頑和冷漠。對這種人，有一個西方思想家說得一針見血：愛國主義是無賴最後的避難所。
糞青玷汙憤青的名字
南都周刊：從積極的意義上考慮，有一種憤青，是具有正義感、責任心、公民意識覺醒的人。他們嫉惡如仇，鞭撻時弊、為己為民爭權利。然而憤青的概念發展到今天，他們也似乎已經被妖魔化、邊緣化，被“一鍋煮”，有沒有為憤青正名的必要？
張閎：“憤青”原是指那些有理想、有激情、有勇氣、有正義感和有責任心的年輕人。有正義和責任在心，才會對不公有憤怒。事實上，任何一個正直的人，在年輕的時候，都不同程度上是“憤青”。而如今，“憤青”已被寫作“糞青”，表達了人們對那些盲目、愚昧、沒有理性、不負責任的言行的不滿。“糞青”的種種無端的狂暴情緒，已經接近病態了。他們對具體的事物漠不關心，對具體的不公視若無睹，對身邊的事物也沒有愛。隻有一派歇斯底裏的狂吼亂叫。如果這不是心理病態的話，那麽，就是沒有廉恥。“憤青”已經成為“無賴”的代名詞，很難再糾正。“糞青”應該為“憤青”這個可愛的名字被玷汙負責。
劃清界限的時候到了！
作者：河伯
是時候為憤青群體清理門戶了！
一種巨大的變化令我們深深困擾：今日之“憤青”，就如同誌、小姐、農民這樣的詞匯一樣，隨著時空的變幻，正發生著不可逆轉的內涵蛻化，從“心懷義憤的青年”變成“當下噴糞的腎上腺素分泌紊亂人群”。
這種變化，令那些曾經反省自己憤青立場的前憤青與隱憤青們，認為有必要聯手行動起來，與迅速擴大卻迅速蛻化的糞青團體劃清界限，因為真正憤青們的心跳與熱血並不源於一個小小的腺體。為了維護人類高於生物性的本質，為了與激素做鬥爭，我們首先需要重拾經典憤青時代的光榮傳統。
憤青，憤與青，當然與熱血和衝動一刻不離，但回顧一部憤青史，我以為憤青並不是一群嗔怒乖戾的小屁孩。拆分來看，“憤”源於知識結構的建立與生活經驗的積累，而“青”，則是對於個體成長史上自由與叛逆因子的珍視。換言之，我們的心智構築起我們為何義憤、如何義憤的基石，而生命則提供了義憤的動力源泉與呈現形式。
這是一條從感官到心智再到情感繼而是行動的人性線索，與犬儒和俗昧不同，憤青精神，是麵臨群體慣例、製度、不公與淫威的重重圍困時，個體所彰顯的抉擇與行動的自由，是一種以熱忱和行動為核心的生活方式。此外，“義”表達了一種個體與群體間的張力，它使得我們既不明哲保身，亦不陷入群氓。
幾時，憤青居然成為匿名漫罵、口號主義、戰爭妄想狂與夜半紮車胎者的代名詞？果若如此，這個群體真的有必要發起一場自我清理的運動，將蛻化變質的部分清除出去，以維護這個以純潔為最高榮譽的群體的純潔。
我看憤青之蛻變，跟網絡時代來臨有關。麥克盧漢有言，網絡時代將伴隨出現人類文化的重新部落化趨向，文身打孔碎布頭服飾以及訴諸感官與肢體隻是表象而已，且看糞青們的惡毒帖子與群氓式樣的現實行動，便知道代表理性與邏輯的文字，如今也真的成為匕首與投槍了。這種“重××化”並不拗口難解，其實現世動輒嚼舌詛咒、上綱上線、打倒一切的糞青，不過是在觸目驚心地演繹三四十年前的一幕。
這甚至突破了憤青演化史中的一種過渡狀態，狹隘××主義。這可能是地方主義，不管是盲目仇視還是盲目自信；也可能是民族主義，不管他們對本民族與外民族的文化與曆史多麽的不熟悉；抑或是小群體主義，動輒進行群體間PK，盡管我們知道，隻有人和黑猩猩會集結本群體的雄性個體，對其他群體進行有預謀的襲擊。
雖然狹隘，但畢竟是“主義”，在狂熱與盲從之外，肯定也有內涵與紀律以及哪怕不健全的心智，而網絡這一媒介不斷縮短著糞青們的“感知-行動反射弧”，最後成為一種腔腸動物的應激反應，一種虛無主義與習慣性失禁的雜糅體。
糞青們以為自己是漫天飛舞拯救人類的黑客尼奧，卻不曾想其生存狀態更接近隻有輸入輸出兩條即時通路的“人類電池”，而複雜、豐富的理性與精神悄然蛻化。還記得那些隻有條件反射與化學反應的場景嗎？雖粉嫩如嬰兒，卻凜然可怖。每當理性在閃光，黑暗中便有這樣的凜然目光片片點亮。
我時時擔心，或許這就是我們的曆史與未來。但就算已如麥克盧漢般慧眼目擊文字時代的衰落前景，處在憤青墮落前夜的我們仍舊有理由、最重要的是有義憤，去直擊與批駁憤青的蛻化，因為相比脫韁馳騁的曆史，我們首先且可能關懷的，是一代憤青們的榮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