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將食品監管納入法製軌道。備受關注的《北京市食品安全條例（草案）》昨天上午提請北京市十二屆人大常委會第37次會議首次審議，北京將對危害市民餐桌安全的不法行為下“猛藥”，草案規定了18條處罰細則，還成倍提高了罰款額度（7月25日《中國青年報》）。
食品安全的問題實質是經營者對公民的健康與生命權利的蔑視。法製的真正威力，在於維護個人的權利保障個人的獨立而帶來的有力，過度地依仗罰款“猛藥”等公權力並不代表法製的有效。
國外絕大多數國家並不存在著擁有罰款職能的工商部門，人們習慣於受侵害後法庭上見，食品安全問題上，個人而非政府是維權的主體。坦言之，我心中的食品安全也在於個人的有力，而這無非是實體上的授權與程序上的保護。所謂實體上的授權，像國外所做的那樣，當你不幸地遭遇食品不安全的事件時，你也幸運地發現自己“發財”了：相關法律規定的懲罰性賠償，動輒天價，讓你所受的精神與物質損失得到足夠撫慰，這樣的懲罰也足以讓經營者一輩子後悔。這顯示了一種真正的公正，間接地保護了社會秩序。而國家罰款，固然打著維護公共秩序的大旗，但是真正的被害人卻被遺忘，其實質是以公共秩序壓倒個人權利，最後又因為個人權利被漠視，而公共秩序也無法得到充分保護。
當然，實體上的權利規定得再美好，其實現還是依賴於程序上的權利保障。首先，消費者的知情權應該得到充分的保障。公民能夠很方便地得到與自身有關的消費信息，比如原料的配方與來源，必要的消費警示等等；其次，公民還應該有充分組織起來的能力，鬆散的個人難以直麵組織程度非常高的商品生產者，民眾能夠組織起來參與維權，相應的非政府組織也應該可以進行公益訴訟。然後，還要有舉證程序上的特別保護，很多食品致害的複雜性告訴我們，采取“寧信其有不信其無”生活策略是正確的，而這樣的生活策略的書麵解讀就是將舉證責任交給經營者，由經營者舉證無害，凡不能舉證者承擔敗訴責任。
國家的罰款隻是對於公民權利保護的補充，而不是公民權利保護的全部。隻有全體公民有力了，法製才更有力，否則再嚴厲的罰款，也將隻是一隻紙老虎。當前很多領域出現的問題，並不在於罰款不多或領導決心不大，其根本在於權利者的軟弱，隻有認真的賦權，才會讓侵權者敬畏。
□鄒雲翔（江蘇公務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