價值 (zt)

全中國人民在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的堅強領導下舉國奮起，全民動員，為抗擊四川汶川8級大地震所帶來的巨大的災難。在大災麵前，中華民族所表現出來的空前團結，無私無畏，同舟共濟的偉大精神麵貌，舉世讚歎。而西方媒體的視點和評論，卻令人感到起碼有一點比較可笑，他們仍然自以為是的站在所謂“價值觀製高點”，奢談別人的什麽“進步”。

中國人不會忘記，在前一段時間麵對西藏拉薩發生的達賴分裂勢力策劃的打砸搶燒暴力犯罪事件，和北京奧運火炬在西方國家傳遞過程中被藏獨分子搶奪、幹擾，受到西方某發達國家政府的縱容，毆打中國殘疾人，西方主流媒體扮演了極為不光彩的角色，做假、造謠、汙蔑、抹黑、幸災樂禍、看中國的“笑話”。

新華社報道“一直反華的《解放報》這次衝在了最前麵。該報的標題竟然是‘給中國一記耳光’…該報的總編約弗蘭最近也頻頻參加關於西藏、奧運會問題的辯論，一上來就大罵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監獄’。這張由大哲學家薩特創辦的大報，在中國設立記者站已經超過10年。人們不禁要問：它的駐華記者是怎麽報道中國的？他得帶著多麽深的偏見才能讓總編說出如此荒唐、如此具有“冷戰色彩”的話？難怪有人說，不反華，《解放報》就不是《解放報》了。”。

在汶川大地震發生後，“在中國設立記者站已經超過10年”的《解放報》像是發現了什麽“新大陸”，還是新華社報道“ 法國《解放報》5月22日發表文章，題目是：‘中國人民站起來’…在共產黨的親切目光注視下，所有人都動員起來。…她為自己的國家和政府感到驕傲，相信政府能夠‘重建家園’。”。但是，這隻是一兩句在“不可思議”的情態下的一種小小感歎而已。

事實上，西方頑固的意識形態思維，沒有絲毫鬆動。西方媒體並未放棄那副已經模糊不堪的有色眼鏡，比如。德國《明鏡周刊》5月14日刊發瓦格納的評論，稱中國“把災難變成公關行動”。同屬貝塔斯曼旗下的《明星》周刊也刊文提出類似觀點，認為中國此次在處理應急事件中一改常態是作秀，目的是想要利用這次災難結束在西藏危機之後的國際孤立局麵。（《中國新聞周刊》）。

這就是西方的所謂“客觀”、“公正”，什麽都要按照他們的邏輯解讀，好像中國人民全民動員，奮起抗災，不是為了自身己的兄弟姐妹，而是為了“擺脫”什麽“國際孤立”局麵，誰說西方人具有“不講政治”的“普世價值觀”？他們最講政治，最講意識形態，中國人民在悲壯的情懷中抗震救災，西方主流輿論卻認為是“作秀”給他們“看”，潛台詞就是說中國要“討”西方的“認同”，持這種心態的西方人，偏執得可憐、可悲。

更有甚者，5月15日瑞士《法語周報》就信口開河：…的確，北京方麵突然間的透明化讓人感到驚訝。就像溫家寶，鏡頭前處於抗災第一線的中國總理。…遇難者，正好被利用於政府宣傳。1976年7月25日，中國前一次發生在北京東部的大地震的時代結束了。…如今，在緬甸形勢前屈服，北京方麵上了一課：接受國際救援。四川的災民可以鬆一口氣了，物質方麵的救援問題可以解決了。

首先是一副冷血的政治意識形態怪胎嘴臉，“遇難者，正好被利用於政府宣傳。”的思維，正好說明了這些自命為“普世價值觀代表”的內心，已經被政治意識形態扭曲為一種無藥可救的病灶。還有一副“施舍者”的嘴臉，說“在緬甸形勢前屈服，北京方麵上了一課：接受國際救援。四川的災民可以鬆一口氣了，物質方麵的救援問題可以解決了。”這些可愛的“客觀、公正”們都不怕閃了舌頭，能夠使“四川的災民可以鬆一口氣了”的物質救援，絕大部分是中國政府的撥付，是海內外華人的鼎力捐助，說實話，中國人民完全有能力，有自信自力更生進行抗震救災。而國際救援隊、醫療隊以友好的目的援助，中國人民以感激的心態接納，並不等於“在緬甸形勢前屈服，北京方麵上了一課”，事實證明，沒有10萬中國人民解放軍官兵的奮戰，沒有千萬災區人民群眾的自救，任何一個國家也無法提供這樣大規模的“援助”。

如果光是西方人如此“天真無知”也就罷了。國內的一些知識精英們就也一如既往地指點起來，說是什麽“30年公民意識教育的結果”，大講“普世價值深入人心”的所謂“進步”。草民覺得，與其說是“進步”，不如說是傳承，是“複歸”。中國共產黨、中國政府、中國人民解放軍、中國民眾，在曆次大災難麵前的表現，無不如是。

比如，西方媒體驚訝的“鏡頭前處於抗災第一線的中國總理”，照西方人的眼光，算是“突然間的透明化”，那麽，事實是什麽呢：1966年3月8日邢台地區發生強烈地震後，當天上午周恩來總理讓他的軍事秘書周家鼎下達了兩道緊急命令。第一道命令，通知總參謀部，要北京軍區通知×× 軍和河北省軍區，立即派當地駐軍趕赴邢台地震現場，救死扶傷。第二道命令，要空軍司令部準備飛機，第二天總理要到現場去。周恩來總理於1966年3月9 日、3月10日、4月1日先後三次冒著餘震親臨地震災區，踏著瓦礫、進窩棚、下地窖、噓寒問暖、慰問傷病員，站在木箱子上給父老鄉親喊話撐腰…

按照西方人的解讀，在信息技術高度發達的今天，因為“瞞不住”，因此“中國此次在處理應急事件中一改常態是作秀，目的是想要利用這次災難結束在西藏危機之後的國際孤立局麵。”，那麽，42年前，信息技術還不夠發達，“作秀”既無必要，更無可能，周總理第二天就出發，三赴災區，就是給無知的西方媒體上一課，這是中國共產黨、中國政府的優良傳統，不這樣做，就不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政府，不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軍隊。

就連新加坡《聯合早報》都犯了比較明顯的對曆史的偏見病：“這場大地震除了帶來普遍的同情和援助，還明顯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形象。…首先是北京全力以赴的救災努力和溫家寶總理在第一時間親赴震區坐鎮，贏得海外媒體的一致讚揚。其次是中國公眾空前的自發救災和捐助活動，向世界展示了中國的善良人性和心懷。一言以蔽之，四川大地震之後的全民救助活動，體現了一個‘公民社會’正在中國浮現。”.

那麽，5月26日“唐山市委書記趙勇談震後重建5點經驗和3大遺憾”，其中的“五點經驗”就是一個響亮的回應：一、黨中央、國務院的堅強領導。…大地震發生後，中央成立了抗震救災指揮部，河北省、唐山市也建立了組織領導係統，發揮了強大的動員力量，把災害損失降到了最低限度。二、全國軍民的無私支援。唐山大地震後，解放軍趕到災區抗震救災，全國各地向災區捐贈了大批物資，唐山4000多名地震孤兒分散到8個省份撫養，16萬名傷員分散到17個省份救治，來自全國各地的近20萬建設大軍投入震後重建，每年建設250萬平方米的建築。…

要說“進步”，就是今天的救災手段進步了、今天的信息技術進步了、今天的醫療技術進步了，但，在救災精神層麵，在救災組織動員層麵，是一如既往的，是繼承和發揚的關係，中國人在這一方麵不“輸給”西方人什麽，更不需要西方人“首肯”什麽，也恭請西方媒體、政客們把自己的觀念“進步”一下，別本末倒置，中國人民不是這一次才“站起來了”，而是“我們唱著東方紅，挺直腰杆站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