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的垂死掙紮

法國的垂死掙紮作者：布裏吉特·格蘭維爾

【多維新聞】本文網址：http://opinion.dwnews.com/news/2012-12-20/59032993-all.html#page1

政府長期以來錯誤地認為對商業活動征稅是一種無痛的福利和公共服務融資方式。但這一辦法破壞了公共財政和競爭力，而最終掏腰包的還是家庭；工資稅負擔和過度的勞動力市場管製，扼殺了企業家精神。法國經濟模式將繼續垂死掙紮。
 


11月，穆迪公司宣布將法國主權信用評級從AAA級下調一檔，某博客博主諷刺道，評級機構總是要麽把事情完全弄錯，要麽突然識別出在其眼皮底下存在多時的危機。這位博主開玩笑說：“如果說評級機構意認定法國存在問題是第一種情況的例子的話，那麽複蘇想必已經開始了；如果是第二種情況，那麽法國將麵對可怕的清算。”
 
法國總統奧朗德政府宣稱已經認識到威脅。在最近的采訪中，財政部長莫斯科維奇說，法國已經采取的減輕債務負擔和重塑競爭力的措施堪比"哥白尼革命……因為對於一個中左翼法國政府，這樣的選擇並不是顯而易見的。
 
作為這一新現實主義的例證，法國政府大肆吹噓其對企業高管加洛瓦（LouisGallois）領導的一個專家小組在降級發生兩周前所給出的一組政策措施的反應。反應的核心是降低工資稅，而稅收的減少將用支出削減和增值稅的提高抵消。
 
穆迪公司的一位分析師說，降級決定大體上是根據政府是否留意加洛瓦報告對法國經濟“競爭力衝擊”的呼籲。因此，降級表明穆迪公司認為政府的反應是不充分的。
 
事實上，這一消極結論緊緊抓住了法國窘境的表麵。完全的圖景隻有在考察政府反應不充分背後的動機後才能看清。
 
關鍵的解釋在於法國治國精英的文化和偏見，即奧朗德--以及除薩科齊之外的幾乎所有前任——亦是其中一員的國家公務員學校所塑造的“宏大承諾”（grandscommis）。在這個與世隔絕的世界中，繁榮而公正的社會需要政府主導的經濟。
 
對國家幹預的執著在執政精英之間造成了特權感和對商界的敵意。事實上，對法國政治領導人來說，商業無非是零和競爭，所有者和管理者追求從總價值中攫取更大份額，而受傷的則是勞動力。
 
批評反商業觀點通常會被法國人斥為“極端自由派”，與法蘭西民族所信奉的“社會模式”格格不入。但斯堪的納維亞國家所樹立的榜樣——慷慨的福利國家和支持商業和傳統的政策的結合——讓法國模式相形見絀。
 
失敗的法國模式和成功的斯堪的納維亞模式之間的主要區別不在於福利“產出”（在法國，醫療體係等諸多公共服務堪稱世界最佳），而在於它們的資金來源。斯堪的納維亞式社會契約的基礎是公民必須付出高額稅收換取公共福利。
 
法國公共支出並不亞於斯堪的納維亞水平（高達GDP的56%），但法國家庭所付出的消費和個人所得稅率更低。其中的差額通過赤字支出和用工方麵的稅收彌補。
 
長期以來，無節製的政府借貸和高昂的工資稅（雇主支付的社會保障）給公民造成了一種幻覺，認為他們可以無償得到什麽，同時也導致政府長期以來錯誤地認為對商業活動征稅是一種無痛的福利和公共服務融資方式。但越來越顯而易見的是，這一辦法破壞了公共財政和競爭力，而最終掏腰包的還是家庭。（事實上，居高不下的失業率意味著他們已經買了好幾年的單了。）如今，法國公民麵臨著更高的稅率和公共服務的削減。
 
法國製度的捍衛者用勞動力成本統計數字為依據為這一行為開脫，以證明法國與其主要歐洲貿易夥伴並沒有什麽區別。但過去十年的事實——包括出口市場份額的急劇下降和占GDP的5%的經常項目赤字——描繪的是一幅不同的畫麵。
 
此外，這樣的辯解根本沒有抓住重點。工資稅負擔和過度的勞動力市場管製，扼殺了企業家精神。如果奧朗德的增稅計劃——提高所得稅（包括對法國最富有家庭征收75%的臨時稅收）、紅利稅、資本利得稅和資本資產稅率——還不足以妨礙企業家精神的話，雇用工人的成本以及解雇工人的困難也構成了強大的反向激勵。
 
奧朗德政府對加洛瓦報告的反應遠非向支持商界轉變的信號，而是反映了法國精英頑固的幹預主義思維。法國政府並沒有持久地大幅度削減企業工資稅，而是將在未來兩年中授予公司200億歐元的所得稅減免。公司被要求將減少的現金用於投資和就業創造，政府因此將該措施描述為對勞動力減稅並將提振就業。但臨時性稅收減免不會改變激勵。
 
此外，由於法國複雜的稅收體係，公司直到2014-2015年之前都不會得到現金。而當它們終於收到現金時，國家並不能確保同一企業的再投資一定比發放紅利（股東通常用它來為新企業融資）益處更大。
 
法國立法者再一次認為自己比市場參與者懂得更多。所有措施都不是意在減少雇工監管，而是可以歸結為官員決定國家資金和公司補貼的去向，替公司決定投資項目。
 
因此，法國經濟模式將繼續垂死掙紮。有待觀察的隻是何時斃命。不論最後的結局是外國債權人發動資本襲擊，還是國內勞動者開展罷工和更廣泛的社會和政治動蕩，法國領導人都對不可避免的結果完全沒有準備。
 
本文作者布裏吉特·格蘭維爾（BrigitteGranville），為倫敦大學瑪麗女王學院國際經濟學和經濟政策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