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愛伴我
GOD LOVES ME
正文
三聯生活周刊記者賈冬婷、魏一平／直到1978年，張愛玲才將小說《色·戒》收入《惘然記》出版，距離初稿已經過去了30年——“隔著30年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帶點淒涼。”作家沈寂提醒記者注意小說發表的時間點——當時胡蘭成剛剛在台灣出版了《今生今世》。他說:“張愛玲將自己的感情投射在這篇小說裏。之前一直不發表，是她對胡蘭成還抱有希望。”
沈寂和張愛玲同為40年代的“海派作家”，他與張愛玲年紀相仿，又都是學西洋文學出身，故與張愛玲相熟。李安在上海拍《色·戒》期間曾請教他對這部小說的理解，沈寂說，“《今生今世》裏胡蘭成說他和張愛玲之前是‘愛情’，而張愛玲《色·戒》中無一字提到胡蘭成，但題目點明，兩人之間不是‘愛情’，是‘色情’”。李安對他笑說，“我這麽拍張愛玲，張迷們看了都要磨刀霍霍了”。
沈寂說，張愛玲將自己對胡蘭成的愛恨投射到同時代的鄭蘋如刺丁默案的“殼”裏——《色·戒》故事與曆史事件何其類似。這也被許多人認定，但張愛玲辯駁說:“當年敵偽特務鬥爭的內幕，哪裏輪得到我們這種平常百姓知道底細?”但張愛玲在淪陷時期的身份，並不能完全說是“平常百姓”。南京大學中文係博士生導師、張愛玲研究學者餘斌指出，她周圍人，有不少都與汪偽人物有來往。比如蘇青，更不用說身為汪偽高官的胡蘭成，和張愛玲最甜蜜的日子常是“連朝語不息”，以他的名士趣味，這樣香豔的話題不會不向張愛玲提起。
還曾有一種說法來自張愛玲的好友宋淇，“這個故事是我在香港告訴她的，我說，我有一個電影劇本的題材，是關於我們燕京的一批同學在北京幹的事情，叫Spy Ring，她聽了很喜歡。因為題材太曲折，是反高潮，一個抗日的女間諜事到臨頭出賣了自己人，怕不被一般人接受。但這故事一直在她腦子裏”。
30年後，張愛玲在《惘然記》的卷首語中寫道:“這個小故事曾經讓我震動，因而甘心一遍遍修改多年，在改寫過程中，絲毫也沒有意識到30年過去了。愛就是不問值不值得，所謂‘此情可待成追憶，隻是當時已惘然’。”借一個極端的間諜故事，張愛玲有可能是寫她與胡蘭成“是原始的獵人與獵物的關係，虎與倀的關係，最終極的占有”。“這部小說像剝洋蔥一樣，一層層撥開，結尾藏鋒。”沈寂說，“你看電影海報，王佳芝和易先生兩人對望，那陰影裏的對峙眼神，那是愛嗎？是恨。”
“30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了下去，30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30年前的故事還沒完。”張愛玲和鄭蘋如的《色·戒》，發生在40年代上海孤島和淪陷時期的靜安寺路。李安說，張愛玲的所有小說都在寫其他的人和事，隻有這一篇在寫自己。28頁寫了30年，她的心中有很多恨意。靜安寺路就是現在的南京西路，上海的時尚高地。為重現1942的老上海細節，李安花了2000多萬元，到車墩影視基地重新搭建了這條路。沈寂曾來看過幾次，覺得這裏“第一為真，第二為美，特別是夜景，回到了老上海”。“連路邊停靠的黃包車都十分講究。數字確切的牌號，證明那時拉車載人都需備案，輪胎一律配擋泥板，棚子一律兩旁可折疊，方便下雨時垂放。若是三輪車，腳蹬外必裹方皮，不僅美觀且騎久了腳也不會難受。若是人力車，必有撐架。”
1942年的靜安寺路，也是張愛玲眼中的風景。那一年她回上海，和姑姑同住在南京路和常德路交界處的常德公寓。這種Art.Deco風格的公寓在當時蔚為時髦，20世紀初集中在靜安寺路兩側呈現。如今，在靜安寺高樓林立的一角，這幢肉粉色的7層小樓陳舊得有些發黑,牆麵上鑲嵌著咖啡色的線條,使這幢大樓看上去愈發古舊。臨街是些小雜貨店，居民們見怪不怪地看著一撥撥來尋訪的人。當年這裏屬於公共租界，有“中國租界的小拉丁區”之稱。公寓麵積雖沒有花園洋房或深宅大院大，但因其設施現代精致，居住的開支昂貴萬分，且都是隻租不賣，為防貨幣貶值，不少都要付美元或金條，故問津者多為洋人及受西方教育的專業人士，如張愛玲的姑姑。1942年到1947年，張愛玲一直住在這裏，她說:“公寓是最合理想的逃世的地方。”
走進去，和上海所有老房子一樣，門廳斑駁的白牆和暗紅的門窗之下，幾輛舊自行車隨意停著。各家的信箱積滿了經年的塵土，散落在右邊的牆上。一部嗡嗡作響、需人操縱的淺綠色老電梯動感地維持著公寓曾經的風韻，原來這裏是一部英國產的鐵柵欄式電梯，上上下下都伴著光影的變化。看電梯的師傅開到6層，指一指左邊，“51號就是”。門上有一個玻璃的小窗口，後麵用布簾掩著。沈寂曾來過常德公寓幾次，他說，房間是兩室一廳，張愛玲住在靠近門口的小間，姑姑住在通向陽台的大間，“姑姑的氣質和才學都超過張愛玲，是真正大家閨秀的代表”。
公寓轉角是寬大的弧形陽台，張愛玲最喜歡在這裏俯瞰靜安寺路，傍晚看“電車回家”——一輛銜接一輛，像排了隊的小孩，嘈雜、叫囂。深夜，“百樂門”飄來尖細的女聲“薔薇薔薇處處開”。沈寂說，當時上海已經淪陷，租界裏也成日封鎖，甚至五天五夜不許進人進車。有一次，一個孩子病了，要出去看醫生，結果封鎖了足足4個小時，孩子死掉了。這裏的生活並不像張愛玲筆下那麽悠閑。從常德公寓漫步過去，十來分鍾就可以踱到《色·戒》的場景裏:“義利餅幹行地街到平安戲院……對麵就是‘凱司令’咖啡館，然後西伯利亞皮貨店，綠屋夫人時裝店，並排兩家4個大櫥窗，華貴的木製模特兒在霓虹燈後擺出各種姿態。”這些場景都集中在從陝西北路至石門路的短短200米內，是靜安寺路最昂貴的地段，到現在也如此。
“凱司令”咖啡館開在1025號的靜安別墅的沿街鋪麵，幾十年不變。說起靜安別墅，原是潮州會館的墓地，後又為英國人的養馬場，1926年由南潯富家張家購得這塊地皮。現在仍保留了新式裏弄結構，一座座3層紅色磚木小樓排列整齊，總弄和支弄垂直交叉。據住在這裏的老人介紹，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上海，這裏是銀行職員的聚居地，“為什麽當年叫別墅呢，也得有錢人才能住得起，一棟房子要幾十根金條”。張愛玲寫，汪偽分子易先生挑中這裏，就是為了“不會碰見熟人，又門臨交通要道，真是碰見人也沒關係，不比偏僻的地段使人疑心，像是有瞞人的事……”
“凱司令”原為兩個門麵上下2層，鋪麵一個門麵做門市，一個門麵做快餐式的堂吃生意，正如《色·戒》中所寫，“隻裝著寥寥幾個卡位”，樓上情調要好一點，“裝有柚木護壁板，但小小的，沒幾張座”。栗子蛋糕及芝士雞絲麵及自製的曲奇餅幹是其鎮店之寶。沈寂說，這裏是當年電影演員、作家等文藝圈中人常光顧的場所，張愛玲及好友炎櫻也常去。作家程乃珊說，《色·戒》裏老易對王佳芝說“凱司令”是由天津著名西餐館“起士林”的一號西崽開的，這話不錯，實際上是3個西廚在30年代初合資以8根大金條開出的。3個人中有一位叫淩阿毛的，是當時上海灘做蛋糕最出名的西餅師傅，原在德國總會做西廚。中國人從來喜歡寧做雞首不做牛尾，就與朋友合資開下這家咖啡館，取名“凱司令”，確因當時有一名下野軍閥鼎力相助他們拿下這兩個門麵。當年靜安寺路上沿街門麵不是你出了錢就可以租下來，這些公寓的大房東十分勢利眼，一看3個老實憨直的上海夥計出身的要在這裏開咖啡館，怕砸了這一帶店鋪的牌子，不肯租給他們。是這位軍閥以他的名義幫他們拿下這兩間門麵，店名便以一句籠統的“凱司令”以致感謝，意蘊長勝將軍，還可暗喻自己店鋪在商戰中金槍不倒。
“凱司令”現在仍坐落在南京西路原址，沿馬路的玻璃幕牆十分現代，門麵擴大了幾倍，咖啡座移到了3層。範經理告訴記者，現在的布局已經變化很大，原先的圓桌變成了長方形桌子，先前的封閉式木質結構變成了現在的大玻璃落地窗。隻有房頂緩緩搖曳的金黃色吊扇可以覓得幾分老上海的味道，幾個“老克臘”臨窗而坐。
“凱司令”斜對麵的南京西路石門二路西北角，德義大樓下麵，是“綠屋夫人時裝沙龍”的舊址。德義大樓1928年起建，正是裝飾藝術派在工業和建築設計中最流行之時，牆麵采用褐色麵磚並鑲嵌圖案，立麵還有飾帶和4座人像雕塑，底商多為奢侈品專賣店。現在，“綠屋夫人時裝沙龍”無處尋覓，據說，當時的“綠屋”是上海頂級服裝店，經營策略十分獨特，從衣服、鞋帽到各種配飾一應俱全，任何一個女子走進去，出來就能從頭到腳脫胎換骨，但代價也是非同一般的昂貴。
沈寂第一次來到常德公寓，是由與張愛玲相熟的吳江楓帶來，談話之際，從裏屋出來一位男子，一身紡綢衫褲，折扇輕搖，飄逸瀟灑，坐在一旁默默聆聽。在路上他問吳江楓:“看張愛玲的神色，似乎並不愉快。”吳江楓笑道:“她不愉快，是因為我們在她家裏看到了她的秘密客人胡蘭成。”
常德公寓是張愛玲公寓生活的華彩段落，不隻是在創作方麵，還有和胡蘭成的戀愛。沈寂說，當時關於張愛玲與胡蘭成的戀愛關係，雖未公開，可在文化圈內已有傳聞。在熟悉的朋友中，都暗暗為張愛玲惋惜，“怎麽會愛上這樣一個大？”沈寂覺得，在當時的上海，作家都在寫救亡圖存主題的淪陷區苦難生活，唯張愛玲卻無政治意識地寫公寓生活，也是異數。
胡蘭成當時是汪偽政府的宣傳部次長，對中統內部的一樁奇案——鄭蘋如刺殺丁默事件十分清楚，而且，這個案子的插手人之一、政治警衛總署警衛大隊長吳世寶的老婆佘愛珍，還是他的情婦。胡蘭成當時所處的特權階層生活也為張愛玲提供了《色·戒》的素材:比如“一口鍾”和“黃呢布窗簾”。上海檔案館編研室陳正卿研究員對記者說，上世紀30年代一直到解放前，國民黨高官的姨太太們總愛穿黑呢鬥篷，以顯示自己的威嚴和權勢。而孤島時期，日本人控製著上海的貨幣，導致貨幣貶值嚴重，物價飛漲，布是緊俏商品。據說，當年汪偽部隊找不到真正的黃呢子做軍裝，就到鄉下收購那種黑麻布，回來用土黃色的顏料塗一塗做軍裝。小說中說到丁默用厚厚的黃呢布做窗簾，算得上是相當奢侈的了。
鄭蘋如住在法租界法國花園一帶的萬宜坊。當時汪偽政府中的媒體巨頭金雄曾與鄭為鄰，形容說，萬宜坊“活躍如鄒韜奮。美豔如鄭蘋如，都是最受注意的人物”，而且，鄭的玉照上過當時發行量最大的《良友》畫報1930年總130期封麵。上海社科院文學所陳惠芬對記者說，《良友》畫報剛開始有些鴛鴦蝴蝶派的氣質，隻要長得漂亮，在交際場上還算活躍，家境算得上中產，就能成為封麵女郎。鄭蘋如的侄子鄭國季在南京路上的王開照相館找到了姑姑的這張照片，這還是去年12月照相館倉庫水管爆裂時偶然發現的。王開照相館副經理孫孟英說，三四十年代輝煌時，很多明星來王開拍照，也是《良友》畫報封麵女郎的定點拍攝地，“拍一張要6塊大洋，當時可以吃一桌酒席”，但王開拍照並不收錢，作為回報，把明星們的大幅照片掛在櫥窗裏。
鄭家從日本剛剛回到上海時，住在順昌路太平橋附近，很快就搬到了重慶南路的萬宜坊。陳正卿說，萬宜坊離淮海路近，這裏外國僑民多，複旦大學的前身震旦大學就在附近，而緊鄰的淮海路更是當年洋人們喝咖啡泡酒吧的一條街。而當年張愛玲居住的靜安寺路上雖然商業繁華，但各色人都有，魚龍混雜，要比淮海路低一個層次。當年一個名牌大學畢業生剛參加工作的月工資是40銀元，做到中層以後才到100銀元，方可支付得起一層樓的租金。而鄭蘋如家獨住一幢3層樓房，父親月工資是800銀元，在當時也算得上是富戶人家。
陳正卿說，孤島時期，很多江浙一帶的鄉紳富豪都逃到上海租界來，帶來了很多錢，加之人們對明天的命運並沒有把握，即便在公共租界裏也並不是百分百安全，日本巡捕要當真來抓人也沒辦法。所以，當時富人們大多過著醉生夢死的生活，今朝有酒今朝醉。據統計，孤島時期的上海，酒店的數量和營業額都超過戰爭前，而全上海舞廳多達200多家，更是創造了老上海娛樂業的巔峰時刻。鄭蘋如的侄子鄭國季說，鄭蘋如長得漂亮，又開朗活潑，成了小有名氣的交際花，經常出入於百樂門、仙樂斯等上海灘著名的舞廳。
鄭蘋如算得上是萬宜坊的活躍分子，但父親的管教也很嚴格。鄭國季說，鄰居家有把電吉他，一天，鄭蘋如提出要去學，但父親不答應，為此鄭蘋如還把自己關在屋子裏哭了鼻子。“但是，隻要涉及為國家做的事情，什麽都可以犧牲，父親並不多過問。”後來，鄭蘋如結識丁默後，曾有幾次，丁默用自己的車把鄭蘋如送到萬宜坊的家門口，鄭蘋如讓丁默上家裏坐坐，但出於警覺，丁每次都推脫了。
萬宜坊看上去並沒有什麽大變化，仍舊是乳白色的石灰牆，星星點點的突起上掛滿了塵土。萬宜坊1928年建成，也屬於新式裏弄房，稍遜於花園洋房，但因為有了獨立的衛生間，從結構上說比老式裏弄房好得多。當時這裏居住了很多文化名人，鄒韜奮住在53號，往裏走不遠，88號就是當年鄭蘋如的家。現在的2、3、4層住了陳先生一家，1998年買下來的房子，若在當年要四五十萬銀元。屋子結構都沒變，窄窄的木樓梯旋轉而上，絳紅色的油漆並沒有脫落的痕跡，2層到3層的拐角處是間小格子間，據說是當年傭人的房間。跟隨父母從日本回國後，鄭蘋如的大部分時光都在這裏度過，3層就是她的房間。站在陽台上望去，可見一排排整齊的小白樓，而暗黃色的銅柵欄更增添了幾分西洋氣。但陳先生說，電影並沒有在這裏拍，倒是後來有幾家媒體找到門來拍照。講得多了，他也對鄭蘋如的家世有了些許了解，隻是當時買房時並不知道，“這裏原來是中統女特務的家”。
據萬宜坊的門衛陳先生介紹，今年年初，李安的確帶人來看過萬宜坊的老房子，但電影卻是在旁邊的重慶公寓拍的。位於重慶南路185號的重慶公寓也是老上海住宅的典型代表，原名呂班公寓，當年曾住過美國著名女記者史沫特萊。當年的木地板已經改成了大理石地麵，李安就找人重新鋪上了木地板。由於當天要拍一幕雨天裏地板上有一排皮鞋印的戲，但劇組的人卻沒人穿皮鞋，於是便拉來了陳先生，讓他在嶄新的木地板上走了一遭，“電影裏那排皮鞋印就是我印上去的”，說起這些，陳先生頗有些驕傲。
命運交叉的場景
1947年6月，張愛玲告別了常德公寓和胡蘭成，與姑姑遷居梅龍鎮巷內重華新村2樓11號。與常德公寓這種獨幢高層公寓相比，重華新村沿街公寓要屬次一等，由於上海地價昂貴，營造商就設計出這種裏弄公寓:總體布置比較緊湊，樓層一般為3至4層，以一梯二戶居多，每戶可各自關斷，外觀與新式裏弄相仿。室內布置沒有獨立式高層公寓講究細節，居室麵積也較小，講究實用、簡潔，但衛生、煤氣灶及暖氣裝置齊全，並配有壁櫥，平麵緊湊到不能再經濟的地步。這些公寓的住戶不少就是樓下店鋪的老板，方便照顧店內生意，還有不少為醫師、律師的診所或辦公室。程乃珊說，1950年後，張愛玲的姑姑想是為了節約開支，才從高層公寓搬到這裏，不過因為地處繁華中心，這裏的房租仍屬相對昂貴的。
50年代初，張愛玲在上海的最後時光，在黃河路65號的長江公寓度過。淡褐色的馬蹄形的外形，從鳳陽路口一直延伸到黃河路上，外牆上東一塊西一塊的顏色參差不齊，像是包紮拙劣的傷口。
常德公寓之後，張愛玲沒有再次邂逅浪漫，沒有回複到抗戰前的風光，更沒有創作出大批量的作品，這兩處住所也像是被人遺忘了。
之後，張愛玲出走香港地區、美國，生活日漸落魄。沈寂說，她在70年代發展到要“領救濟糧”，“用兩個箱子當桌子寫作”。在輾轉中，鄭蘋如的間諜故事又一次與張愛玲相遇，“一遍遍修改多年，在改寫過程中，絲毫也沒有意識到30年過去了”。陳惠芬說，之所以這部小說寫了30年，也是張愛玲逐漸放下胡蘭成的一個過程。當年，即便胡蘭成如此辜負她，張愛玲還是在胡蘭成逃亡的時候寄給他一大筆錢，幫助他逃跑，聯想到胡蘭成的身份，這跟《色·戒》裏的情節設置是何其相像。《色·戒》很好地體現了張愛玲的感情曆程，“雖然很不堪，但關鍵時刻總會心軟”。
鄭蘋如的真實故事發生在靜安寺路第一西比利亞皮貨店，“第一西比利亞皮貨店裏的槍聲”也成為人們對“刺丁案”的形象稱呼。新店遷至南京西路878號，“凱司令”向東走不遠。門頭上的英文“First Siberia”還隱約可辨，隻是現在已經並入上海有名的“開開服裝”，店裏混雜了很多牌子的衣服，第一西比利亞的皮貨隻因曆史記憶而占據一角。店裏的牆麵上貼滿了幾十年來的老照片，最早的一張裏可見豐富的皮衣皮貨陳列，一隻豹子赫然端坐在店中央。沈寂說，這雖然是以俄羅斯地名為店名，但其實是一個猶太人開的，所以招牌是黑白的。由於附近已有兩家皮貨店分別取名“西比利亞”和“西伯利亞”，為了一爭高低，猶太人便取名為“第一西比利亞”，並用“虎嘯”作商標，果然成了當時上海的皮草大哥大。
陳惠芬說，西伯利亞皮貨當時很熱門，用皮貨做領子很時髦，顯示的也是一種富貴身份。但張愛玲生在一個沒落的貴族家，從小就沒什麽榮華富貴，隻靠自己得稿費維持生活。所以，看張愛玲的作品，她寫衣服、寫公寓、寫古董家什很多，描寫得也很生動，但並沒有多提及奢侈品，連胡蘭成都說她“並不買什麽東西”。與鄭蘋如不同，這種物質上的豐裕情景隻是張愛玲的一種想象。
與西伯利亞皮貨店緊鄰，是張愛玲《色·戒》中高潮戲的場景——王佳芝突然發覺自己愛上了老易而在緊要關頭放了他。程乃珊說，這家首飾店的原型，其實就是張愛玲的好友炎櫻家開的，炎櫻的父親就是印度人，母親是天津人。這家珠寶店叫“品珍”，開在花園公寓底層，與重華新村、靜安別墅相鄰，都屬聯體公寓，檔次要高，租金肯定貴，“但幾家珠寶店，總得有點架勢”。
這家小珠寶店早已無可尋覓，傳言解放前夕炎櫻全家離滬，這間店就盤給炎櫻父親的大夥計陳福昌了，“文革”時關閉。沈寂曾跟姐姐進去過，“確實像張描寫的那樣，樓下賣的大都是假的。閣樓上才是真貨，保險箱很重”。不過，沈寂覺得張愛玲並不真正了解鑽石的好壞，她所說的“火油鑽”是在火油中浸過的，看上去珠光寶氣，但真的好鑽石並不會這麽浸，何況是6克拉的，“我姐姐去看時，聽說是‘火油鑽’，就不要”。李安也拿著好不容易尋覓到的6克拉戒指給他看，“你看好不好？”他放在燈光下細細看那光暈，“好”。他說，電影裏當然允許假的，但這個引起故事逆轉的戒指卻不能是假的，這也算是李安的賣點。
故事的最後，王佳芝將老易放走了，“平安戲院前麵的場地空蕩蕩的，不是散場時間，也沒有三輪車聚集……”平安戲院離常德公寓很近，張愛玲當時經常到這裏看電影，“全市唯一的一個清潔的二輪電影院，灰紅暗黃二色磚砌的門麵，有一種針織粗呢的溫暖感，整個建築圓圓地朝裏凹，成為一鉤新月切過路角，門前十分寬敞……”
這座電影院位於高層公寓平安大樓底層。大樓為8層美式公寓，30年代西班牙駐滬領事館就設在此處，現在，“那圓圓的朝裏凹成一鉤新月切過路角的大門”已改成西班牙時裝品牌ZARA的專賣店。沈寂說，1943年以前這裏放的都是外國電影，李安還專門據1942年的報紙，找來當時的電影海報貼在劇院門口，其中有《亂世佳人》和《月光寶盒》。
王佳芝在平安電影院前上了三輪車，就一去不複返了……
記者◎馬戎戎
《色·戒》的海報最終確定時，李安在“色”與“戒”之間加上了一條分隔線，代替了原來的“，”號。他覺得，張愛玲的原意，應該是這樣的:“她隻是把它區分;它原來應該是一個句點，當時，出版商因為以前用過這種用法，所以為了要區隔，就給它打了一個逗點。我覺得，應該按照她的願意做一個區隔。”
這個符號加上去後，李安卻看出了另外一種意思，他覺得這兩個字，就是一本書，上一頁可能是“色”，下一頁就是“戒”;或者上一頁是“戒”，下一頁就是“色”。“我覺得對我來說，‘色’好像是感性，‘戒’好像是理性一樣，有一個辯證的味道在裏麵。”李安說。
從《斷背山》到《色·戒》
“一個普通的女孩，卻被賦予了一項不平凡的任務——去刺殺一個敵人——她必須捕獲他的心，同時毀滅自己。”這是《色·戒》在首款預告片裏的用詞。
預告片完全沒有懸念，讓人擔心，觀眾看了預告片後還會不會進電影院。《色·戒》要做的，本來也不僅僅是講故事。故事在張愛玲的小說裏已經全部完成，李安也並沒有去改動。
《色·戒》原著故事完成於1950年，1983年收入《惘然記》結集出版，這是張愛玲最後一個短篇集。故事原型被認為是當年轟動一時的鄭蘋如刺丁案，聽故事時候，她的身邊還有胡蘭成，那個男人說她屋裏全是愛情的兵刃之氣。寫故事的時候，胡蘭成已經從她生命中消失，沒有愛情，隻剩兵刃。她慢慢體會這段感情，一路體會，一路修改。
30年心血凝成的故事，發表後還專門寫了《羊毛出在羊身上》為之辯解，起初卻並不顯眼，過了幾年，才慢慢有導演看中。第一個看中的是楊德昌，楊德昌從故事裏看出的是忠誠和背叛，他把小說給他的感覺形容為:“似包涵在溫柔中興奮狀態那樣的張力。”他給電影想好的名字是《暗殺》，想過讓蔡琴出演，後來又想用林青霞，找了香港地區影評人舒琪來做劇本，還希望張國榮能出演汪精衛。讓楊德昌棘手的是易先生，他覺得小說裏給這個人提供的線索太弱。結果劇本進展不順利，他先拍了《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再過幾年，回頭又想起這個故事的時候，他和蔡琴已經黯然分手，張愛玲也已經病逝美國。
接下來是女導演胡安，胡安從小說裏看出來的是“冷豔”和“蒼涼”。在她的設想裏，易先生是薑文，王佳芝是章子怡，後來確定的人選是舒淇。劇本寫好後，卻傳來小說改編權已經被別人買下的消息。
就這樣一直等到了李安出現。李安喜歡這個故事，他把這個故事和他剛看到《斷背山》時候的感覺相提並論:最初讀時不覺得什麽，過了幾天，故事卻依然在腦海裏回旋，怎樣也放不下。他甚至覺得:“張奶奶在叫我。”
和其他人不同，李安讀這個故事，不覺殘酷，卻讀出了一種溫暖。他把《色·戒》看做是張愛玲的愛情自傳:“我覺得好像是她的自傳，就是她對愛情的牽情之作，這是很明顯的。”他覺得:“這個故事並不冷酷，反而有一種溫暖很打動我。”
這種溫暖，就是愛情。王佳芝去色誘一個手握生殺重權的大，卻因為買鑽戒時，對方一閃而過的溫柔憐惜的神情而被感動，覺得“這人是愛我的”，從而放了他，毀滅了自己。這一點讓李安找到了興奮的出口:“抗日並不全都是叫著口號慷慨激昂那種的，這個故事從一個女學生色誘這個角度進入，很特別。”
王佳芝與易先生
從《斷背山》到《色·戒》，在李安的弟弟、台灣雷公電影發行公司的負責人李崗看來，《斷背山》與《色·戒》是完全不一樣的兩個東西。而在李安的研究者、台灣的李達翰看來，從《斷背山》到《色·戒》，有一脈相承的東西。他認為，兩者手法相異，但態度相若:“每個人心裏都有一座斷背山。傑克與恩尼斯無法永遠停留在那座山上，隻能頻頻回顧;而王佳芝則總想要回到那座‘斷背山’，卻必須要麵對真實的世界。”
“他每次拍不同的角色，都會覺得他是誰誰。一個角色就是他心裏的一種化身。”李崗說，“這次是好幾個角色在裏麵。”
李安自己承認，王佳芝這個角色身上，投射了他自己的影子。李崗說，李安非常喜歡張愛玲為王佳芝設定的背景:學校話劇團的當家花旦。
張愛玲的小說，是這樣寫的:“一次空前成功的演出，下了台還沒下裝，自己都覺得顧盼間光豔照人。她舍不得他們走，恨不得再到那裏去。”“今天晚上，浴在舞台照明的餘暉裏，連梁閏生都不十分討厭了。大家仿佛看出來，一個個都溜了，就剩下梁閏生。於是戲繼續演下去。”
“李安也是念藝專的。”李崗說。李安讀藝專時候，李崗經常黏著他，跟他一起去巡回表演，現在看來，他覺得，那種情形，很像王佳芝那個時代，學生們暑假去演出話劇。在李崗看來，王佳芝等一幹學生去殺，不過是演戲演上了癮，覺得很刺激，很浪漫。可是學生話劇，那是假的，殺人，卻是玩真的:“你看到的是真的男人，真的殺人。又要打老虎，又要跟老虎玩，我和李安都相信那是一種很興奮的感覺。”
易先生在原作中，是個反派，動作戲和內心戲都不多。張愛玲對他描寫是:“鼻子長長的，有點‘鼠相’，據說也是主貴的。”電影裏，李安對梁朝偉的化妝要求是，麵上撲一層粉，眼睛下麵要有陰影，顯得眼睛深邃。他蒼白清秀，並不像殘暴的人，隻因為手握生殺大權，才顯得麵目肅殺。就是這樣的人，在陪王佳芝去買鑽戒時候，卻顯露了內心溫柔憐惜的一麵，有“送早了就像看不起她”的體貼。在李崗看來，李安對這個角色的把握，就是“軟弱”:“易先生其實有軟弱的地方，他自己也怕得要死。”
《色·戒》在大陸和台灣地區的選角，李崗都參與了。李安拒絕了章子怡對這個角色的申請，因為他覺得章子怡:“看上去不像是做這種事的人。”但是易先生，李安根本就沒有挑，除了梁朝偉不做第二人想。因為“梁朝偉其實可以很陰沉”。李崗說。
選角色時候，李安是讓李崗扮演易先生和候選的女演員對戲的。李崗記憶最深刻的台詞是，王佳芝問易先生:“你看不看電影？”易先生說:“我不看，怕黑。”
梁朝偉對這個角色，演出到“上身”的程度。李崗在現場跟他聊天，梁朝偉說，他收工後，晚上不敢回家，要喝到醉才行。
在李崗看來，王佳芝與易先生的故事，就是中國版狼人的故事:“戰爭讓人變成狼，易先生原來是條狼，他在王佳芝身上找到了一點人性;王佳芝是從人變成狼，最後還是她剩下的人性讓她放了那條狼，沒想到最後被狼咬了她。”
人性與狼性，或者是理智與情感的另一種解釋？在研究者李達翰看來，終其一生，李安電影的主題都在理性與感性、天性衝動與社會規範的交纏與衝突中苦苦掙紮。這種掙紮，最開始時，被理解為上一代與下一代、東方與西方的文化衝擊，比如《推手》、《喜宴》和《飲食男女》。在《臥虎藏龍》裏，化身為俞秀蓮和玉嬌龍，李慕白就在二者之中輾轉反側。在《斷背山》中，是傑克與恩尼斯。
李崗眼中的李安，就是一個在理性與感性中輾轉的人:“他內心其實是個浪漫的人，但是這種浪漫受到了壓抑，三綱五常，中國人是被壓抑了。”
很少有人注意到李安與伯格曼的聯係，然而李崗說，李安最喜歡的導演，其實是伯格曼。李崗還記得李安第一次看完伯格曼的《處女泉》，非常興奮:“那部電影，女兒被奸殺了，父親在曠野裏發泄，質問上帝。他電影裏很多很含蓄的東西受伯格曼影響很大。”拍《色·戒》之前，李安專程趕去伯格曼的隱居地——位於俄羅斯和歐洲之間的一個荒涼小島上去看望他。伯格曼抱著他，摸著他的臉:“像媽媽一樣，我看著很感動。”李崗說。《色·戒》得金獅獎，李安說，這個獎獻給伯格曼。
李崗說，李安電影裏很多含蓄的東西和思辨的東西都來自伯格曼。兩人的家庭背景也不無相似，伯格曼出生於牧師家庭，從小受到嚴格的教會教育。李安的父親是校長，自律甚嚴，以傳統士大夫的標準要求自己。
“他是個自律甚嚴，很嚴肅的人。”李崗說，“父親的毛筆字寫得非常好，每天寫幾小時毛筆字，每天寫日記。他最後養生做得非常好，不該吃的東西不吃，我們覺得他最後十幾年陽壽都是他自己攢下來的。”
父親的自律一度讓李安兄弟覺得父親很無趣:一家人出去玩，正玩得興起，父親忽然說，要走了，5點鍾必須到家。他們都覺得，被父親愛到，是件很累的事。
在台灣，每年過年時候，父親都會寫許多字條在牆上，都是中國人做人做事的道理。“有一半是自律的東西，有一半是感恩惜福的東西。”李崗說。那時候，兄弟倆都覺得，那些字條就像道士的符咒一樣，“人的心裏都有很多妖，那些就像符一樣，貼在我們心裏，但有時候還是鎮不住”。
李安兄弟倆，其實先天都是有頑童心性的人。但家裏還是中原文化，士大夫的理念:“小孩也一樣，我爸爸從小對我們講，滿帆的船才會倒，小孩子太驕傲了，就像皮球一樣給他泄點氣，你沒氣就幫你打點氣。”李家的孩子，心裏其實有時也是驕傲的，但外麵對人非常有禮貌，非常尊重和禮貌。
家裏是父親的壓力，家外是聯考的壓力。父親是校長，聯考是兩個兒子生活的中心和全部:“大家覺得考不上就完了。”李崗說。沒有別的娛樂，隻有看電影，看小說和打球。但其實看小說也是被禁止的，因為父親會覺得孩子不用功，看閑書。戀愛更是沒可能，李安在《十年一覺電影夢》裏回憶，那時候，他跟班上女同學都很好，女同學有心事都喜歡跟他講，但他卻始終不敢談戀愛。李安曾說，《喜宴》是一部他自己的電影，他的成長、教養，都在裏麵。但正是在《喜宴》裏，李安自己也忍不住出場，說了一句台詞:“那是中國人5000年來的性壓抑。”後來，李安說，“這句話我憋在心裏很久了，不吐不快”。
李安一直到1977年到美國伊-利諾大學學習戲劇時才明白:“性是家庭的根源，家庭營造了合法的性關係，有了孩子，才能代代相傳。但在中國家庭裏，性是一個禁忌，父母從來不和孩子討論。”李安認為，1994年的《飲食男女》就建立在這種禁忌與矛盾上。《飲食男女》的編劇王蕙玲把這部電影概括為:“謊言和犧牲意識架構起來的食不知味的空虛人生。”正如王蕙玲所概括的那樣，《飲食男女》有趣地反映了中國人的狀態:“吃是台麵上的東西，欲望、男女則是台麵下的東西，台麵下的東西永遠不能拿到台麵上來討論。”2000年，李安把這種關係引入了《臥虎藏龍》:“男師父和女弟子，這種關係是有趣的。李慕白一心要收玉嬌龍為徒，他收的是什麽徒？但是隻有收徒，才是可以拿到台麵上來說的。”
李崗承認，在這種環境下:“我們也是很壓抑的。”像是逆反，在職業選擇上，兩個兒子都盡量選“海闊天空”的職業。李安一直想拍電影，而李崗:“小時候我想當空軍，因為覺得空軍海闊天空，後來才知道，當兵的話管我的人更多;聯考填航海係，也是海闊天空，後來一上船才知道人的生活空間是船不是海，空間更小，你不知道的本性都會出來。無論空軍或跑船，圖的都是海闊天空，也就是自由。”
但最後，李崗也轉向了電影業，32歲開始寫劇本，40歲開始做導演，第一次做導演時覺得“好過癮”。讓人想起《十年一覺電影夢》裏李安妻子對李安的評價:“他不拍電影時，好像一個死人。”
“李安的電影非常感性，但是他同時又能非常理性地用周密的語言來闡述自己的想法，其實他是在借拍電影的過程整理和探尋自己。”李達翰說。
色相與殺氣
李安拍《色·戒》，被李崗戲稱為“離經叛道”。李崗透露，《色·戒》裏，有三段床戲，加起來有十幾分鍾。這十幾分鍾，成為台灣地區傳媒焦點所向，李崗非常不滿，認為大家根本沒有看到情欲背後的東西:“我完全理解他為什麽要拍那麽多情欲戲。張愛玲在小說裏雲淡風輕，要得到男人的心，要經過他的胃;要得到女人的心，要經過她的陰道。文字可以想象，但是電影就是聲和光，怎麽讓觀眾感受到，她為什麽到最後要放了易先生？不做那個轉折，怎麽做呢？那個東西做出來了，做到了，電影就成了。”
“你看過電影了麽？”上影集團總裁任仲倫問記者，上影集團也是《色·戒》的投資方之一。任仲倫在威尼斯看過了《色·戒》的首映，他說，這是一部“人到中年”更容易理解的電影。“男女主角，王佳芝與易先生，都麵臨巨大的壓力，情欲隻是他們壓力的出口。”
“這部電影與李安的中年危機有關。”李達翰很肯定地說。而李安，也確實說過相似的話。“拍電影這回事，與王佳芝，演戲，動情是一回事。”李安說，“色，不光是色情，它還有色相的意思;王佳芝動了真情，也就是著了色相;戒，……有一種警戒的意味。”
在《十年一覺電影夢》裏，李安說，電影，就是色相。
李安看到《色·戒》的小說，立即說:“有殺氣。”香港劇場導演林奕華在香港見到他，覺得他非常緊張:“表情千變萬化，時而像是被困沒法從中醒來的夢魘，時而像是醒過來了卻偏要找到回去的路。”
和林奕華見麵的過程中，李安一直強調故事殺氣很重。他闡釋這殺氣來源於小說中男女雙方所處的位置和環境，以及情欲與生死的糾纏。而在林奕華看來，這殺氣來自他心中:“拍《色·戒》是明知山有虎——不是都說張愛玲的小說搬上銀幕隻得一種下場，就是‘相見不如懷念’嗎？”那時李安拍片剛過四成，林奕華說他:“精神緊繃。”
這壓力或許來自外界對他的期許。李崗說李安:“越得獎壓力越大。”2006年，李安來上海電影節，取消的第一項行程就是去醫院看眼睛。他的時間太滿，除了為新片《色·戒》看景、選演員外，更有電影節安排的紅地毯、論壇、與大學生對話、赴宴、會見上海高層領導……“他是一個兼顧了公私兩種使命的狀元郎，放榜後首度榮歸故裏，在公事之餘，另有諸多在所難免的省親節目。都是些人情世故，對於他這種做派的人來說，尤其難以推脫。”《上海電視》記者商羊看得確切。
李安本身對自己電影的重視和珍惜，本不必說。儒家士大夫的教導是男人不能花女人的錢，而他在上學時，為了拍電影，把當時還是女朋友的太太存在他那裏的8000美元拿過來就花個精光。《斷背山》作為獨立製作，本來可以在沒有壓力之下完成，卻仍是逃不掉“緊張”的纏繞。“拍艾利斯童年時父親帶他去看被活生生毆斃的兩個牛仔的那場戲，也是非常非常的殘酷。男主角之一的希斯萊吉爾長期拍咬緊牙齦、抓緊拳頭的動作，所以一拍完《斷背山》，馬上接演喜劇片來減壓。”他說。
《色·戒》的緊張又有不同。“我看他拍這個戲，拍到精神也崩潰了;拍到體力也崩潰了。他覺得自己到了一個煉獄，人就陷進去，拍戲拍到失控，失控得不停地哭。”李崗說。
李崗說，為了拍《色·戒》，李安自己把全部家當押了上去，投資了近500萬美元。《色·戒》是李安得到奧斯卡獎後拍攝的第一部電影。在海外發行上，《色·戒》有很大的風險，不同於《斷背山》，《色·戒》是純粹中國的故事，中文對白。“美國市場的票房占全世界票房的一半，隻要不是英文發音的東西，都是隻能進藝術影院，隻能走影展的路線。一個大城市，或許隻有兩三家藝術院線。之前他拍西片，《與魔鬼共騎》已經是五六千萬美元的東西;但是《臥虎藏龍》堅持講中文，投資人就是隻肯投資1200萬美元。美國人看電影是沒有字幕的，主流市場的發行，一發就是5000個拷貝，中文電影怎麽可能有這樣的發行規模？”做電影發行的李崗非常清楚，“《色·戒》甚至比《臥虎藏龍》還要難，因為《臥虎藏龍》還有動作，但《色·戒》是純粹的文藝，純粹中國式的情感”。
李崗將李安的電影總結為8個字:“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他說，李安曾對他說過，他之所以能在美國立足，靠的就是他骨子裏的中國特色。對於這種特色，他總結為是一種儒家的價值觀和責任感:“孔子說，吾日三省吾身。與人謀而不忠乎？人家投資人投資你，圖什麽？人家要名要利啊，拍電影，就是要忠人之事啊，在預算內拍完，是你的本分，先盡本分，然後把自己想說的全說了，才是高明。工作人員、演員，都是你的朋友。梁朝偉為什麽能脫衣服讓他拍？他衣服那麽容易扒的啊？那關係到他的名譽，關係到他對你的信任。觀眾來看你的東西，就是你的朋友，你要珍惜他們的信任。現在多少女星都嚷我要脫，我要脫，你想脫，李安還不要你脫呢。他的每個人都願意為他奉獻，就是一種信任。傳而不習乎？就是你自己專業的東西，每天有沒有精進？”
“他有一次說，多少人找他幫忙，國家、個人，幫不完的忙。但是他能幫的其實就是幫助大家樹立一種價值觀，拍電影就應該是這樣幹。”
李崗說，李安拍《色·戒》，某種程度上，是想給世界看另外一個中國:“他不做，那個時代就過去了，那段記憶就過去了——中國人曾經有過這樣的高度。”
那個時代，是李崗父母曾經生活過的時代;那段記憶，也是李崗父母曾經有、也傳承給他的關於中國的記憶:“我覺得華人文人，一代比一代差。康有為、孫中山的一代，剛剛接受西方的東西，多大的轉折。再到‘五四’，文人中文底子很好，西方文化也很精通，胡適、徐誌摩、錢鍾書，理性感性兼具。那時的中國文人多精彩。”
那個世界如今已經徹底消失。李崗說，父親那一代，詩詞歌賦都行但是到他和李安這代都已經不會寫了，李安到拍《臥虎藏龍》的時候才知道中文不夠用。李安曾經想過重拍黃梅調《梁山伯與祝英台》，卻發現已經沒有人可以寫出那麽典雅的中文。
李崗說，他和李安都是台灣的“外省人”。李安的好友賴聲川說，他們作為外省第二代，對上海，對30年代中國普遍有一種情結，就像白先勇所寫的《台北人》。《色·戒》拍攝時，李安說過一句話:“為了千秋萬代，逼死幾個人也沒有什麽。”李崗對這句話的解讀是，李安拍《色·戒》，給自己身上壓了一種責任:“他有一個關於文化中國的夢想。”
女主角最終選定湯唯，是因為她眼睛幹淨，沒有太多欲望，像“我們父輩的人”。參演“打麻將”戲份的蘇岩回憶，為了這場戲，所有“打麻將”的女演員都被接到香港整整練了一星期，專門從台灣請了老太太來教他們老式的上海麻將，連那副麻將，都是從香港地區借來的翡翠的古董麻將。《色·戒》的美工，也截然不同於王家衛的精致繁複;在服裝上，李安要求簡單、樸素、典雅，“越真實越好”。同時，為了區別幾個太太的身份，李安卻連指甲油的顏色，都做了細致的安排。
為了這種“真實”，他在車墩重造了一條南京路。《色·戒》發生的地點是如今的陝西路到靜安寺之間，那個年代的上海這一帶，有平安戲院、綠屋、第一西比利亞皮草行……現在或者消失或者已經不在舊址。要拍戲，隻有重建。“華人不重視保護文物。”李崗很惋惜地說。(
李安說過:“我一定要爭氣……因為要為群體爭麵子。”但其實，作為個人的李安，並沒有那麽強悍，李崗說:“他本來就是個愛哭的人。看電影的時候、有朋友走的時候……他是個很真的人，也是個負責任的人。”
沈寂和張愛玲同為40年代的“海派作家”，他與張愛玲年紀相仿，又都是學西洋文學出身，故與張愛玲相熟。李安在上海拍《色·戒》期間曾請教他對這部小說的理解，沈寂說，“《今生今世》裏胡蘭成說他和張愛玲之前是‘愛情’，而張愛玲《色·戒》中無一字提到胡蘭成，但題目點明，兩人之間不是‘愛情’，是‘色情’”。李安對他笑說，“我這麽拍張愛玲，張迷們看了都要磨刀霍霍了”。
沈寂說，張愛玲將自己對胡蘭成的愛恨投射到同時代的鄭蘋如刺丁默案的“殼”裏——《色·戒》故事與曆史事件何其類似。這也被許多人認定，但張愛玲辯駁說:“當年敵偽特務鬥爭的內幕，哪裏輪得到我們這種平常百姓知道底細?”但張愛玲在淪陷時期的身份，並不能完全說是“平常百姓”。南京大學中文係博士生導師、張愛玲研究學者餘斌指出，她周圍人，有不少都與汪偽人物有來往。比如蘇青，更不用說身為汪偽高官的胡蘭成，和張愛玲最甜蜜的日子常是“連朝語不息”，以他的名士趣味，這樣香豔的話題不會不向張愛玲提起。
還曾有一種說法來自張愛玲的好友宋淇，“這個故事是我在香港告訴她的，我說，我有一個電影劇本的題材，是關於我們燕京的一批同學在北京幹的事情，叫Spy Ring，她聽了很喜歡。因為題材太曲折，是反高潮，一個抗日的女間諜事到臨頭出賣了自己人，怕不被一般人接受。但這故事一直在她腦子裏”。
30年後，張愛玲在《惘然記》的卷首語中寫道:“這個小故事曾經讓我震動，因而甘心一遍遍修改多年，在改寫過程中，絲毫也沒有意識到30年過去了。愛就是不問值不值得，所謂‘此情可待成追憶，隻是當時已惘然’。”借一個極端的間諜故事，張愛玲有可能是寫她與胡蘭成“是原始的獵人與獵物的關係，虎與倀的關係，最終極的占有”。“這部小說像剝洋蔥一樣，一層層撥開，結尾藏鋒。”沈寂說，“你看電影海報，王佳芝和易先生兩人對望，那陰影裏的對峙眼神，那是愛嗎？是恨。”
“30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了下去，30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30年前的故事還沒完。”張愛玲和鄭蘋如的《色·戒》，發生在40年代上海孤島和淪陷時期的靜安寺路。李安說，張愛玲的所有小說都在寫其他的人和事，隻有這一篇在寫自己。28頁寫了30年，她的心中有很多恨意。靜安寺路就是現在的南京西路，上海的時尚高地。為重現1942的老上海細節，李安花了2000多萬元，到車墩影視基地重新搭建了這條路。沈寂曾來看過幾次，覺得這裏“第一為真，第二為美，特別是夜景，回到了老上海”。“連路邊停靠的黃包車都十分講究。數字確切的牌號，證明那時拉車載人都需備案，輪胎一律配擋泥板，棚子一律兩旁可折疊，方便下雨時垂放。若是三輪車，腳蹬外必裹方皮，不僅美觀且騎久了腳也不會難受。若是人力車，必有撐架。”
1942年的靜安寺路，也是張愛玲眼中的風景。那一年她回上海，和姑姑同住在南京路和常德路交界處的常德公寓。這種Art.Deco風格的公寓在當時蔚為時髦，20世紀初集中在靜安寺路兩側呈現。如今，在靜安寺高樓林立的一角，這幢肉粉色的7層小樓陳舊得有些發黑,牆麵上鑲嵌著咖啡色的線條,使這幢大樓看上去愈發古舊。臨街是些小雜貨店，居民們見怪不怪地看著一撥撥來尋訪的人。當年這裏屬於公共租界，有“中國租界的小拉丁區”之稱。公寓麵積雖沒有花園洋房或深宅大院大，但因其設施現代精致，居住的開支昂貴萬分，且都是隻租不賣，為防貨幣貶值，不少都要付美元或金條，故問津者多為洋人及受西方教育的專業人士，如張愛玲的姑姑。1942年到1947年，張愛玲一直住在這裏，她說:“公寓是最合理想的逃世的地方。”
走進去，和上海所有老房子一樣，門廳斑駁的白牆和暗紅的門窗之下，幾輛舊自行車隨意停著。各家的信箱積滿了經年的塵土，散落在右邊的牆上。一部嗡嗡作響、需人操縱的淺綠色老電梯動感地維持著公寓曾經的風韻，原來這裏是一部英國產的鐵柵欄式電梯，上上下下都伴著光影的變化。看電梯的師傅開到6層，指一指左邊，“51號就是”。門上有一個玻璃的小窗口，後麵用布簾掩著。沈寂曾來過常德公寓幾次，他說，房間是兩室一廳，張愛玲住在靠近門口的小間，姑姑住在通向陽台的大間，“姑姑的氣質和才學都超過張愛玲，是真正大家閨秀的代表”。
公寓轉角是寬大的弧形陽台，張愛玲最喜歡在這裏俯瞰靜安寺路，傍晚看“電車回家”——一輛銜接一輛，像排了隊的小孩，嘈雜、叫囂。深夜，“百樂門”飄來尖細的女聲“薔薇薔薇處處開”。沈寂說，當時上海已經淪陷，租界裏也成日封鎖，甚至五天五夜不許進人進車。有一次，一個孩子病了，要出去看醫生，結果封鎖了足足4個小時，孩子死掉了。這裏的生活並不像張愛玲筆下那麽悠閑。從常德公寓漫步過去，十來分鍾就可以踱到《色·戒》的場景裏:“義利餅幹行地街到平安戲院……對麵就是‘凱司令’咖啡館，然後西伯利亞皮貨店，綠屋夫人時裝店，並排兩家4個大櫥窗，華貴的木製模特兒在霓虹燈後擺出各種姿態。”這些場景都集中在從陝西北路至石門路的短短200米內，是靜安寺路最昂貴的地段，到現在也如此。
“凱司令”咖啡館開在1025號的靜安別墅的沿街鋪麵，幾十年不變。說起靜安別墅，原是潮州會館的墓地，後又為英國人的養馬場，1926年由南潯富家張家購得這塊地皮。現在仍保留了新式裏弄結構，一座座3層紅色磚木小樓排列整齊，總弄和支弄垂直交叉。據住在這裏的老人介紹，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上海，這裏是銀行職員的聚居地，“為什麽當年叫別墅呢，也得有錢人才能住得起，一棟房子要幾十根金條”。張愛玲寫，汪偽分子易先生挑中這裏，就是為了“不會碰見熟人，又門臨交通要道，真是碰見人也沒關係，不比偏僻的地段使人疑心，像是有瞞人的事……”
“凱司令”原為兩個門麵上下2層，鋪麵一個門麵做門市，一個門麵做快餐式的堂吃生意，正如《色·戒》中所寫，“隻裝著寥寥幾個卡位”，樓上情調要好一點，“裝有柚木護壁板，但小小的，沒幾張座”。栗子蛋糕及芝士雞絲麵及自製的曲奇餅幹是其鎮店之寶。沈寂說，這裏是當年電影演員、作家等文藝圈中人常光顧的場所，張愛玲及好友炎櫻也常去。作家程乃珊說，《色·戒》裏老易對王佳芝說“凱司令”是由天津著名西餐館“起士林”的一號西崽開的，這話不錯，實際上是3個西廚在30年代初合資以8根大金條開出的。3個人中有一位叫淩阿毛的，是當時上海灘做蛋糕最出名的西餅師傅，原在德國總會做西廚。中國人從來喜歡寧做雞首不做牛尾，就與朋友合資開下這家咖啡館，取名“凱司令”，確因當時有一名下野軍閥鼎力相助他們拿下這兩個門麵。當年靜安寺路上沿街門麵不是你出了錢就可以租下來，這些公寓的大房東十分勢利眼，一看3個老實憨直的上海夥計出身的要在這裏開咖啡館，怕砸了這一帶店鋪的牌子，不肯租給他們。是這位軍閥以他的名義幫他們拿下這兩間門麵，店名便以一句籠統的“凱司令”以致感謝，意蘊長勝將軍，還可暗喻自己店鋪在商戰中金槍不倒。
“凱司令”現在仍坐落在南京西路原址，沿馬路的玻璃幕牆十分現代，門麵擴大了幾倍，咖啡座移到了3層。範經理告訴記者，現在的布局已經變化很大，原先的圓桌變成了長方形桌子，先前的封閉式木質結構變成了現在的大玻璃落地窗。隻有房頂緩緩搖曳的金黃色吊扇可以覓得幾分老上海的味道，幾個“老克臘”臨窗而坐。
“凱司令”斜對麵的南京西路石門二路西北角，德義大樓下麵，是“綠屋夫人時裝沙龍”的舊址。德義大樓1928年起建，正是裝飾藝術派在工業和建築設計中最流行之時，牆麵采用褐色麵磚並鑲嵌圖案，立麵還有飾帶和4座人像雕塑，底商多為奢侈品專賣店。現在，“綠屋夫人時裝沙龍”無處尋覓，據說，當時的“綠屋”是上海頂級服裝店，經營策略十分獨特，從衣服、鞋帽到各種配飾一應俱全，任何一個女子走進去，出來就能從頭到腳脫胎換骨，但代價也是非同一般的昂貴。
沈寂第一次來到常德公寓，是由與張愛玲相熟的吳江楓帶來，談話之際，從裏屋出來一位男子，一身紡綢衫褲，折扇輕搖，飄逸瀟灑，坐在一旁默默聆聽。在路上他問吳江楓:“看張愛玲的神色，似乎並不愉快。”吳江楓笑道:“她不愉快，是因為我們在她家裏看到了她的秘密客人胡蘭成。”
常德公寓是張愛玲公寓生活的華彩段落，不隻是在創作方麵，還有和胡蘭成的戀愛。沈寂說，當時關於張愛玲與胡蘭成的戀愛關係，雖未公開，可在文化圈內已有傳聞。在熟悉的朋友中，都暗暗為張愛玲惋惜，“怎麽會愛上這樣一個大？”沈寂覺得，在當時的上海，作家都在寫救亡圖存主題的淪陷區苦難生活，唯張愛玲卻無政治意識地寫公寓生活，也是異數。
胡蘭成當時是汪偽政府的宣傳部次長，對中統內部的一樁奇案——鄭蘋如刺殺丁默事件十分清楚，而且，這個案子的插手人之一、政治警衛總署警衛大隊長吳世寶的老婆佘愛珍，還是他的情婦。胡蘭成當時所處的特權階層生活也為張愛玲提供了《色·戒》的素材:比如“一口鍾”和“黃呢布窗簾”。上海檔案館編研室陳正卿研究員對記者說，上世紀30年代一直到解放前，國民黨高官的姨太太們總愛穿黑呢鬥篷，以顯示自己的威嚴和權勢。而孤島時期，日本人控製著上海的貨幣，導致貨幣貶值嚴重，物價飛漲，布是緊俏商品。據說，當年汪偽部隊找不到真正的黃呢子做軍裝，就到鄉下收購那種黑麻布，回來用土黃色的顏料塗一塗做軍裝。小說中說到丁默用厚厚的黃呢布做窗簾，算得上是相當奢侈的了。
鄭蘋如住在法租界法國花園一帶的萬宜坊。當時汪偽政府中的媒體巨頭金雄曾與鄭為鄰，形容說，萬宜坊“活躍如鄒韜奮。美豔如鄭蘋如，都是最受注意的人物”，而且，鄭的玉照上過當時發行量最大的《良友》畫報1930年總130期封麵。上海社科院文學所陳惠芬對記者說，《良友》畫報剛開始有些鴛鴦蝴蝶派的氣質，隻要長得漂亮，在交際場上還算活躍，家境算得上中產，就能成為封麵女郎。鄭蘋如的侄子鄭國季在南京路上的王開照相館找到了姑姑的這張照片，這還是去年12月照相館倉庫水管爆裂時偶然發現的。王開照相館副經理孫孟英說，三四十年代輝煌時，很多明星來王開拍照，也是《良友》畫報封麵女郎的定點拍攝地，“拍一張要6塊大洋，當時可以吃一桌酒席”，但王開拍照並不收錢，作為回報，把明星們的大幅照片掛在櫥窗裏。
鄭家從日本剛剛回到上海時，住在順昌路太平橋附近，很快就搬到了重慶南路的萬宜坊。陳正卿說，萬宜坊離淮海路近，這裏外國僑民多，複旦大學的前身震旦大學就在附近，而緊鄰的淮海路更是當年洋人們喝咖啡泡酒吧的一條街。而當年張愛玲居住的靜安寺路上雖然商業繁華，但各色人都有，魚龍混雜，要比淮海路低一個層次。當年一個名牌大學畢業生剛參加工作的月工資是40銀元，做到中層以後才到100銀元，方可支付得起一層樓的租金。而鄭蘋如家獨住一幢3層樓房，父親月工資是800銀元，在當時也算得上是富戶人家。
陳正卿說，孤島時期，很多江浙一帶的鄉紳富豪都逃到上海租界來，帶來了很多錢，加之人們對明天的命運並沒有把握，即便在公共租界裏也並不是百分百安全，日本巡捕要當真來抓人也沒辦法。所以，當時富人們大多過著醉生夢死的生活，今朝有酒今朝醉。據統計，孤島時期的上海，酒店的數量和營業額都超過戰爭前，而全上海舞廳多達200多家，更是創造了老上海娛樂業的巔峰時刻。鄭蘋如的侄子鄭國季說，鄭蘋如長得漂亮，又開朗活潑，成了小有名氣的交際花，經常出入於百樂門、仙樂斯等上海灘著名的舞廳。
鄭蘋如算得上是萬宜坊的活躍分子，但父親的管教也很嚴格。鄭國季說，鄰居家有把電吉他，一天，鄭蘋如提出要去學，但父親不答應，為此鄭蘋如還把自己關在屋子裏哭了鼻子。“但是，隻要涉及為國家做的事情，什麽都可以犧牲，父親並不多過問。”後來，鄭蘋如結識丁默後，曾有幾次，丁默用自己的車把鄭蘋如送到萬宜坊的家門口，鄭蘋如讓丁默上家裏坐坐，但出於警覺，丁每次都推脫了。
萬宜坊看上去並沒有什麽大變化，仍舊是乳白色的石灰牆，星星點點的突起上掛滿了塵土。萬宜坊1928年建成，也屬於新式裏弄房，稍遜於花園洋房，但因為有了獨立的衛生間，從結構上說比老式裏弄房好得多。當時這裏居住了很多文化名人，鄒韜奮住在53號，往裏走不遠，88號就是當年鄭蘋如的家。現在的2、3、4層住了陳先生一家，1998年買下來的房子，若在當年要四五十萬銀元。屋子結構都沒變，窄窄的木樓梯旋轉而上，絳紅色的油漆並沒有脫落的痕跡，2層到3層的拐角處是間小格子間，據說是當年傭人的房間。跟隨父母從日本回國後，鄭蘋如的大部分時光都在這裏度過，3層就是她的房間。站在陽台上望去，可見一排排整齊的小白樓，而暗黃色的銅柵欄更增添了幾分西洋氣。但陳先生說，電影並沒有在這裏拍，倒是後來有幾家媒體找到門來拍照。講得多了，他也對鄭蘋如的家世有了些許了解，隻是當時買房時並不知道，“這裏原來是中統女特務的家”。
據萬宜坊的門衛陳先生介紹，今年年初，李安的確帶人來看過萬宜坊的老房子，但電影卻是在旁邊的重慶公寓拍的。位於重慶南路185號的重慶公寓也是老上海住宅的典型代表，原名呂班公寓，當年曾住過美國著名女記者史沫特萊。當年的木地板已經改成了大理石地麵，李安就找人重新鋪上了木地板。由於當天要拍一幕雨天裏地板上有一排皮鞋印的戲，但劇組的人卻沒人穿皮鞋，於是便拉來了陳先生，讓他在嶄新的木地板上走了一遭，“電影裏那排皮鞋印就是我印上去的”，說起這些，陳先生頗有些驕傲。
命運交叉的場景
1947年6月，張愛玲告別了常德公寓和胡蘭成，與姑姑遷居梅龍鎮巷內重華新村2樓11號。與常德公寓這種獨幢高層公寓相比，重華新村沿街公寓要屬次一等，由於上海地價昂貴，營造商就設計出這種裏弄公寓:總體布置比較緊湊，樓層一般為3至4層，以一梯二戶居多，每戶可各自關斷，外觀與新式裏弄相仿。室內布置沒有獨立式高層公寓講究細節，居室麵積也較小，講究實用、簡潔，但衛生、煤氣灶及暖氣裝置齊全，並配有壁櫥，平麵緊湊到不能再經濟的地步。這些公寓的住戶不少就是樓下店鋪的老板，方便照顧店內生意，還有不少為醫師、律師的診所或辦公室。程乃珊說，1950年後，張愛玲的姑姑想是為了節約開支，才從高層公寓搬到這裏，不過因為地處繁華中心，這裏的房租仍屬相對昂貴的。
50年代初，張愛玲在上海的最後時光，在黃河路65號的長江公寓度過。淡褐色的馬蹄形的外形，從鳳陽路口一直延伸到黃河路上，外牆上東一塊西一塊的顏色參差不齊，像是包紮拙劣的傷口。
常德公寓之後，張愛玲沒有再次邂逅浪漫，沒有回複到抗戰前的風光，更沒有創作出大批量的作品，這兩處住所也像是被人遺忘了。
之後，張愛玲出走香港地區、美國，生活日漸落魄。沈寂說，她在70年代發展到要“領救濟糧”，“用兩個箱子當桌子寫作”。在輾轉中，鄭蘋如的間諜故事又一次與張愛玲相遇，“一遍遍修改多年，在改寫過程中，絲毫也沒有意識到30年過去了”。陳惠芬說，之所以這部小說寫了30年，也是張愛玲逐漸放下胡蘭成的一個過程。當年，即便胡蘭成如此辜負她，張愛玲還是在胡蘭成逃亡的時候寄給他一大筆錢，幫助他逃跑，聯想到胡蘭成的身份，這跟《色·戒》裏的情節設置是何其相像。《色·戒》很好地體現了張愛玲的感情曆程，“雖然很不堪，但關鍵時刻總會心軟”。
鄭蘋如的真實故事發生在靜安寺路第一西比利亞皮貨店，“第一西比利亞皮貨店裏的槍聲”也成為人們對“刺丁案”的形象稱呼。新店遷至南京西路878號，“凱司令”向東走不遠。門頭上的英文“First Siberia”還隱約可辨，隻是現在已經並入上海有名的“開開服裝”，店裏混雜了很多牌子的衣服，第一西比利亞的皮貨隻因曆史記憶而占據一角。店裏的牆麵上貼滿了幾十年來的老照片，最早的一張裏可見豐富的皮衣皮貨陳列，一隻豹子赫然端坐在店中央。沈寂說，這雖然是以俄羅斯地名為店名，但其實是一個猶太人開的，所以招牌是黑白的。由於附近已有兩家皮貨店分別取名“西比利亞”和“西伯利亞”，為了一爭高低，猶太人便取名為“第一西比利亞”，並用“虎嘯”作商標，果然成了當時上海的皮草大哥大。
陳惠芬說，西伯利亞皮貨當時很熱門，用皮貨做領子很時髦，顯示的也是一種富貴身份。但張愛玲生在一個沒落的貴族家，從小就沒什麽榮華富貴，隻靠自己得稿費維持生活。所以，看張愛玲的作品，她寫衣服、寫公寓、寫古董家什很多，描寫得也很生動，但並沒有多提及奢侈品，連胡蘭成都說她“並不買什麽東西”。與鄭蘋如不同，這種物質上的豐裕情景隻是張愛玲的一種想象。
與西伯利亞皮貨店緊鄰，是張愛玲《色·戒》中高潮戲的場景——王佳芝突然發覺自己愛上了老易而在緊要關頭放了他。程乃珊說，這家首飾店的原型，其實就是張愛玲的好友炎櫻家開的，炎櫻的父親就是印度人，母親是天津人。這家珠寶店叫“品珍”，開在花園公寓底層，與重華新村、靜安別墅相鄰，都屬聯體公寓，檔次要高，租金肯定貴，“但幾家珠寶店，總得有點架勢”。
這家小珠寶店早已無可尋覓，傳言解放前夕炎櫻全家離滬，這間店就盤給炎櫻父親的大夥計陳福昌了，“文革”時關閉。沈寂曾跟姐姐進去過，“確實像張描寫的那樣，樓下賣的大都是假的。閣樓上才是真貨，保險箱很重”。不過，沈寂覺得張愛玲並不真正了解鑽石的好壞，她所說的“火油鑽”是在火油中浸過的，看上去珠光寶氣，但真的好鑽石並不會這麽浸，何況是6克拉的，“我姐姐去看時，聽說是‘火油鑽’，就不要”。李安也拿著好不容易尋覓到的6克拉戒指給他看，“你看好不好？”他放在燈光下細細看那光暈，“好”。他說，電影裏當然允許假的，但這個引起故事逆轉的戒指卻不能是假的，這也算是李安的賣點。
故事的最後，王佳芝將老易放走了，“平安戲院前麵的場地空蕩蕩的，不是散場時間，也沒有三輪車聚集……”平安戲院離常德公寓很近，張愛玲當時經常到這裏看電影，“全市唯一的一個清潔的二輪電影院，灰紅暗黃二色磚砌的門麵，有一種針織粗呢的溫暖感，整個建築圓圓地朝裏凹，成為一鉤新月切過路角，門前十分寬敞……”
這座電影院位於高層公寓平安大樓底層。大樓為8層美式公寓，30年代西班牙駐滬領事館就設在此處，現在，“那圓圓的朝裏凹成一鉤新月切過路角的大門”已改成西班牙時裝品牌ZARA的專賣店。沈寂說，1943年以前這裏放的都是外國電影，李安還專門據1942年的報紙，找來當時的電影海報貼在劇院門口，其中有《亂世佳人》和《月光寶盒》。
王佳芝在平安電影院前上了三輪車，就一去不複返了……
記者◎馬戎戎
《色·戒》的海報最終確定時，李安在“色”與“戒”之間加上了一條分隔線，代替了原來的“，”號。他覺得，張愛玲的原意，應該是這樣的:“她隻是把它區分;它原來應該是一個句點，當時，出版商因為以前用過這種用法，所以為了要區隔，就給它打了一個逗點。我覺得，應該按照她的願意做一個區隔。”
這個符號加上去後，李安卻看出了另外一種意思，他覺得這兩個字，就是一本書，上一頁可能是“色”，下一頁就是“戒”;或者上一頁是“戒”，下一頁就是“色”。“我覺得對我來說，‘色’好像是感性，‘戒’好像是理性一樣，有一個辯證的味道在裏麵。”李安說。
從《斷背山》到《色·戒》
“一個普通的女孩，卻被賦予了一項不平凡的任務——去刺殺一個敵人——她必須捕獲他的心，同時毀滅自己。”這是《色·戒》在首款預告片裏的用詞。
預告片完全沒有懸念，讓人擔心，觀眾看了預告片後還會不會進電影院。《色·戒》要做的，本來也不僅僅是講故事。故事在張愛玲的小說裏已經全部完成，李安也並沒有去改動。
《色·戒》原著故事完成於1950年，1983年收入《惘然記》結集出版，這是張愛玲最後一個短篇集。故事原型被認為是當年轟動一時的鄭蘋如刺丁案，聽故事時候，她的身邊還有胡蘭成，那個男人說她屋裏全是愛情的兵刃之氣。寫故事的時候，胡蘭成已經從她生命中消失，沒有愛情，隻剩兵刃。她慢慢體會這段感情，一路體會，一路修改。
30年心血凝成的故事，發表後還專門寫了《羊毛出在羊身上》為之辯解，起初卻並不顯眼，過了幾年，才慢慢有導演看中。第一個看中的是楊德昌，楊德昌從故事裏看出的是忠誠和背叛，他把小說給他的感覺形容為:“似包涵在溫柔中興奮狀態那樣的張力。”他給電影想好的名字是《暗殺》，想過讓蔡琴出演，後來又想用林青霞，找了香港地區影評人舒琪來做劇本，還希望張國榮能出演汪精衛。讓楊德昌棘手的是易先生，他覺得小說裏給這個人提供的線索太弱。結果劇本進展不順利，他先拍了《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再過幾年，回頭又想起這個故事的時候，他和蔡琴已經黯然分手，張愛玲也已經病逝美國。
接下來是女導演胡安，胡安從小說裏看出來的是“冷豔”和“蒼涼”。在她的設想裏，易先生是薑文，王佳芝是章子怡，後來確定的人選是舒淇。劇本寫好後，卻傳來小說改編權已經被別人買下的消息。
就這樣一直等到了李安出現。李安喜歡這個故事，他把這個故事和他剛看到《斷背山》時候的感覺相提並論:最初讀時不覺得什麽，過了幾天，故事卻依然在腦海裏回旋，怎樣也放不下。他甚至覺得:“張奶奶在叫我。”
和其他人不同，李安讀這個故事，不覺殘酷，卻讀出了一種溫暖。他把《色·戒》看做是張愛玲的愛情自傳:“我覺得好像是她的自傳，就是她對愛情的牽情之作，這是很明顯的。”他覺得:“這個故事並不冷酷，反而有一種溫暖很打動我。”
這種溫暖，就是愛情。王佳芝去色誘一個手握生殺重權的大，卻因為買鑽戒時，對方一閃而過的溫柔憐惜的神情而被感動，覺得“這人是愛我的”，從而放了他，毀滅了自己。這一點讓李安找到了興奮的出口:“抗日並不全都是叫著口號慷慨激昂那種的，這個故事從一個女學生色誘這個角度進入，很特別。”
王佳芝與易先生
從《斷背山》到《色·戒》，在李安的弟弟、台灣雷公電影發行公司的負責人李崗看來，《斷背山》與《色·戒》是完全不一樣的兩個東西。而在李安的研究者、台灣的李達翰看來，從《斷背山》到《色·戒》，有一脈相承的東西。他認為，兩者手法相異，但態度相若:“每個人心裏都有一座斷背山。傑克與恩尼斯無法永遠停留在那座山上，隻能頻頻回顧;而王佳芝則總想要回到那座‘斷背山’，卻必須要麵對真實的世界。”
“他每次拍不同的角色，都會覺得他是誰誰。一個角色就是他心裏的一種化身。”李崗說，“這次是好幾個角色在裏麵。”
李安自己承認，王佳芝這個角色身上，投射了他自己的影子。李崗說，李安非常喜歡張愛玲為王佳芝設定的背景:學校話劇團的當家花旦。
張愛玲的小說，是這樣寫的:“一次空前成功的演出，下了台還沒下裝，自己都覺得顧盼間光豔照人。她舍不得他們走，恨不得再到那裏去。”“今天晚上，浴在舞台照明的餘暉裏，連梁閏生都不十分討厭了。大家仿佛看出來，一個個都溜了，就剩下梁閏生。於是戲繼續演下去。”
“李安也是念藝專的。”李崗說。李安讀藝專時候，李崗經常黏著他，跟他一起去巡回表演，現在看來，他覺得，那種情形，很像王佳芝那個時代，學生們暑假去演出話劇。在李崗看來，王佳芝等一幹學生去殺，不過是演戲演上了癮，覺得很刺激，很浪漫。可是學生話劇，那是假的，殺人，卻是玩真的:“你看到的是真的男人，真的殺人。又要打老虎，又要跟老虎玩，我和李安都相信那是一種很興奮的感覺。”
易先生在原作中，是個反派，動作戲和內心戲都不多。張愛玲對他描寫是:“鼻子長長的，有點‘鼠相’，據說也是主貴的。”電影裏，李安對梁朝偉的化妝要求是，麵上撲一層粉，眼睛下麵要有陰影，顯得眼睛深邃。他蒼白清秀，並不像殘暴的人，隻因為手握生殺大權，才顯得麵目肅殺。就是這樣的人，在陪王佳芝去買鑽戒時候，卻顯露了內心溫柔憐惜的一麵，有“送早了就像看不起她”的體貼。在李崗看來，李安對這個角色的把握，就是“軟弱”:“易先生其實有軟弱的地方，他自己也怕得要死。”
《色·戒》在大陸和台灣地區的選角，李崗都參與了。李安拒絕了章子怡對這個角色的申請，因為他覺得章子怡:“看上去不像是做這種事的人。”但是易先生，李安根本就沒有挑，除了梁朝偉不做第二人想。因為“梁朝偉其實可以很陰沉”。李崗說。
選角色時候，李安是讓李崗扮演易先生和候選的女演員對戲的。李崗記憶最深刻的台詞是，王佳芝問易先生:“你看不看電影？”易先生說:“我不看，怕黑。”
梁朝偉對這個角色，演出到“上身”的程度。李崗在現場跟他聊天，梁朝偉說，他收工後，晚上不敢回家，要喝到醉才行。
在李崗看來，王佳芝與易先生的故事，就是中國版狼人的故事:“戰爭讓人變成狼，易先生原來是條狼，他在王佳芝身上找到了一點人性;王佳芝是從人變成狼，最後還是她剩下的人性讓她放了那條狼，沒想到最後被狼咬了她。”
人性與狼性，或者是理智與情感的另一種解釋？在研究者李達翰看來，終其一生，李安電影的主題都在理性與感性、天性衝動與社會規範的交纏與衝突中苦苦掙紮。這種掙紮，最開始時，被理解為上一代與下一代、東方與西方的文化衝擊，比如《推手》、《喜宴》和《飲食男女》。在《臥虎藏龍》裏，化身為俞秀蓮和玉嬌龍，李慕白就在二者之中輾轉反側。在《斷背山》中，是傑克與恩尼斯。
李崗眼中的李安，就是一個在理性與感性中輾轉的人:“他內心其實是個浪漫的人，但是這種浪漫受到了壓抑，三綱五常，中國人是被壓抑了。”
很少有人注意到李安與伯格曼的聯係，然而李崗說，李安最喜歡的導演，其實是伯格曼。李崗還記得李安第一次看完伯格曼的《處女泉》，非常興奮:“那部電影，女兒被奸殺了，父親在曠野裏發泄，質問上帝。他電影裏很多很含蓄的東西受伯格曼影響很大。”拍《色·戒》之前，李安專程趕去伯格曼的隱居地——位於俄羅斯和歐洲之間的一個荒涼小島上去看望他。伯格曼抱著他，摸著他的臉:“像媽媽一樣，我看著很感動。”李崗說。《色·戒》得金獅獎，李安說，這個獎獻給伯格曼。
李崗說，李安電影裏很多含蓄的東西和思辨的東西都來自伯格曼。兩人的家庭背景也不無相似，伯格曼出生於牧師家庭，從小受到嚴格的教會教育。李安的父親是校長，自律甚嚴，以傳統士大夫的標準要求自己。
“他是個自律甚嚴，很嚴肅的人。”李崗說，“父親的毛筆字寫得非常好，每天寫幾小時毛筆字，每天寫日記。他最後養生做得非常好，不該吃的東西不吃，我們覺得他最後十幾年陽壽都是他自己攢下來的。”
父親的自律一度讓李安兄弟覺得父親很無趣:一家人出去玩，正玩得興起，父親忽然說，要走了，5點鍾必須到家。他們都覺得，被父親愛到，是件很累的事。
在台灣，每年過年時候，父親都會寫許多字條在牆上，都是中國人做人做事的道理。“有一半是自律的東西，有一半是感恩惜福的東西。”李崗說。那時候，兄弟倆都覺得，那些字條就像道士的符咒一樣，“人的心裏都有很多妖，那些就像符一樣，貼在我們心裏，但有時候還是鎮不住”。
李安兄弟倆，其實先天都是有頑童心性的人。但家裏還是中原文化，士大夫的理念:“小孩也一樣，我爸爸從小對我們講，滿帆的船才會倒，小孩子太驕傲了，就像皮球一樣給他泄點氣，你沒氣就幫你打點氣。”李家的孩子，心裏其實有時也是驕傲的，但外麵對人非常有禮貌，非常尊重和禮貌。
家裏是父親的壓力，家外是聯考的壓力。父親是校長，聯考是兩個兒子生活的中心和全部:“大家覺得考不上就完了。”李崗說。沒有別的娛樂，隻有看電影，看小說和打球。但其實看小說也是被禁止的，因為父親會覺得孩子不用功，看閑書。戀愛更是沒可能，李安在《十年一覺電影夢》裏回憶，那時候，他跟班上女同學都很好，女同學有心事都喜歡跟他講，但他卻始終不敢談戀愛。李安曾說，《喜宴》是一部他自己的電影，他的成長、教養，都在裏麵。但正是在《喜宴》裏，李安自己也忍不住出場，說了一句台詞:“那是中國人5000年來的性壓抑。”後來，李安說，“這句話我憋在心裏很久了，不吐不快”。
李安一直到1977年到美國伊-利諾大學學習戲劇時才明白:“性是家庭的根源，家庭營造了合法的性關係，有了孩子，才能代代相傳。但在中國家庭裏，性是一個禁忌，父母從來不和孩子討論。”李安認為，1994年的《飲食男女》就建立在這種禁忌與矛盾上。《飲食男女》的編劇王蕙玲把這部電影概括為:“謊言和犧牲意識架構起來的食不知味的空虛人生。”正如王蕙玲所概括的那樣，《飲食男女》有趣地反映了中國人的狀態:“吃是台麵上的東西，欲望、男女則是台麵下的東西，台麵下的東西永遠不能拿到台麵上來討論。”2000年，李安把這種關係引入了《臥虎藏龍》:“男師父和女弟子，這種關係是有趣的。李慕白一心要收玉嬌龍為徒，他收的是什麽徒？但是隻有收徒，才是可以拿到台麵上來說的。”
李崗承認，在這種環境下:“我們也是很壓抑的。”像是逆反，在職業選擇上，兩個兒子都盡量選“海闊天空”的職業。李安一直想拍電影，而李崗:“小時候我想當空軍，因為覺得空軍海闊天空，後來才知道，當兵的話管我的人更多;聯考填航海係，也是海闊天空，後來一上船才知道人的生活空間是船不是海，空間更小，你不知道的本性都會出來。無論空軍或跑船，圖的都是海闊天空，也就是自由。”
但最後，李崗也轉向了電影業，32歲開始寫劇本，40歲開始做導演，第一次做導演時覺得“好過癮”。讓人想起《十年一覺電影夢》裏李安妻子對李安的評價:“他不拍電影時，好像一個死人。”
“李安的電影非常感性，但是他同時又能非常理性地用周密的語言來闡述自己的想法，其實他是在借拍電影的過程整理和探尋自己。”李達翰說。
色相與殺氣
李安拍《色·戒》，被李崗戲稱為“離經叛道”。李崗透露，《色·戒》裏，有三段床戲，加起來有十幾分鍾。這十幾分鍾，成為台灣地區傳媒焦點所向，李崗非常不滿，認為大家根本沒有看到情欲背後的東西:“我完全理解他為什麽要拍那麽多情欲戲。張愛玲在小說裏雲淡風輕，要得到男人的心，要經過他的胃;要得到女人的心，要經過她的陰道。文字可以想象，但是電影就是聲和光，怎麽讓觀眾感受到，她為什麽到最後要放了易先生？不做那個轉折，怎麽做呢？那個東西做出來了，做到了，電影就成了。”
“你看過電影了麽？”上影集團總裁任仲倫問記者，上影集團也是《色·戒》的投資方之一。任仲倫在威尼斯看過了《色·戒》的首映，他說，這是一部“人到中年”更容易理解的電影。“男女主角，王佳芝與易先生，都麵臨巨大的壓力，情欲隻是他們壓力的出口。”
“這部電影與李安的中年危機有關。”李達翰很肯定地說。而李安，也確實說過相似的話。“拍電影這回事，與王佳芝，演戲，動情是一回事。”李安說，“色，不光是色情，它還有色相的意思;王佳芝動了真情，也就是著了色相;戒，……有一種警戒的意味。”
在《十年一覺電影夢》裏，李安說，電影，就是色相。
李安看到《色·戒》的小說，立即說:“有殺氣。”香港劇場導演林奕華在香港見到他，覺得他非常緊張:“表情千變萬化，時而像是被困沒法從中醒來的夢魘，時而像是醒過來了卻偏要找到回去的路。”
和林奕華見麵的過程中，李安一直強調故事殺氣很重。他闡釋這殺氣來源於小說中男女雙方所處的位置和環境，以及情欲與生死的糾纏。而在林奕華看來，這殺氣來自他心中:“拍《色·戒》是明知山有虎——不是都說張愛玲的小說搬上銀幕隻得一種下場，就是‘相見不如懷念’嗎？”那時李安拍片剛過四成，林奕華說他:“精神緊繃。”
這壓力或許來自外界對他的期許。李崗說李安:“越得獎壓力越大。”2006年，李安來上海電影節，取消的第一項行程就是去醫院看眼睛。他的時間太滿，除了為新片《色·戒》看景、選演員外，更有電影節安排的紅地毯、論壇、與大學生對話、赴宴、會見上海高層領導……“他是一個兼顧了公私兩種使命的狀元郎，放榜後首度榮歸故裏，在公事之餘，另有諸多在所難免的省親節目。都是些人情世故，對於他這種做派的人來說，尤其難以推脫。”《上海電視》記者商羊看得確切。
李安本身對自己電影的重視和珍惜，本不必說。儒家士大夫的教導是男人不能花女人的錢，而他在上學時，為了拍電影，把當時還是女朋友的太太存在他那裏的8000美元拿過來就花個精光。《斷背山》作為獨立製作，本來可以在沒有壓力之下完成，卻仍是逃不掉“緊張”的纏繞。“拍艾利斯童年時父親帶他去看被活生生毆斃的兩個牛仔的那場戲，也是非常非常的殘酷。男主角之一的希斯萊吉爾長期拍咬緊牙齦、抓緊拳頭的動作，所以一拍完《斷背山》，馬上接演喜劇片來減壓。”他說。
《色·戒》的緊張又有不同。“我看他拍這個戲，拍到精神也崩潰了;拍到體力也崩潰了。他覺得自己到了一個煉獄，人就陷進去，拍戲拍到失控，失控得不停地哭。”李崗說。
李崗說，為了拍《色·戒》，李安自己把全部家當押了上去，投資了近500萬美元。《色·戒》是李安得到奧斯卡獎後拍攝的第一部電影。在海外發行上，《色·戒》有很大的風險，不同於《斷背山》，《色·戒》是純粹中國的故事，中文對白。“美國市場的票房占全世界票房的一半，隻要不是英文發音的東西，都是隻能進藝術影院，隻能走影展的路線。一個大城市，或許隻有兩三家藝術院線。之前他拍西片，《與魔鬼共騎》已經是五六千萬美元的東西;但是《臥虎藏龍》堅持講中文，投資人就是隻肯投資1200萬美元。美國人看電影是沒有字幕的，主流市場的發行，一發就是5000個拷貝，中文電影怎麽可能有這樣的發行規模？”做電影發行的李崗非常清楚，“《色·戒》甚至比《臥虎藏龍》還要難，因為《臥虎藏龍》還有動作，但《色·戒》是純粹的文藝，純粹中國式的情感”。
李崗將李安的電影總結為8個字:“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他說，李安曾對他說過，他之所以能在美國立足，靠的就是他骨子裏的中國特色。對於這種特色，他總結為是一種儒家的價值觀和責任感:“孔子說，吾日三省吾身。與人謀而不忠乎？人家投資人投資你，圖什麽？人家要名要利啊，拍電影，就是要忠人之事啊，在預算內拍完，是你的本分，先盡本分，然後把自己想說的全說了，才是高明。工作人員、演員，都是你的朋友。梁朝偉為什麽能脫衣服讓他拍？他衣服那麽容易扒的啊？那關係到他的名譽，關係到他對你的信任。觀眾來看你的東西，就是你的朋友，你要珍惜他們的信任。現在多少女星都嚷我要脫，我要脫，你想脫，李安還不要你脫呢。他的每個人都願意為他奉獻，就是一種信任。傳而不習乎？就是你自己專業的東西，每天有沒有精進？”
“他有一次說，多少人找他幫忙，國家、個人，幫不完的忙。但是他能幫的其實就是幫助大家樹立一種價值觀，拍電影就應該是這樣幹。”
李崗說，李安拍《色·戒》，某種程度上，是想給世界看另外一個中國:“他不做，那個時代就過去了，那段記憶就過去了——中國人曾經有過這樣的高度。”
那個時代，是李崗父母曾經生活過的時代;那段記憶，也是李崗父母曾經有、也傳承給他的關於中國的記憶:“我覺得華人文人，一代比一代差。康有為、孫中山的一代，剛剛接受西方的東西，多大的轉折。再到‘五四’，文人中文底子很好，西方文化也很精通，胡適、徐誌摩、錢鍾書，理性感性兼具。那時的中國文人多精彩。”
那個世界如今已經徹底消失。李崗說，父親那一代，詩詞歌賦都行但是到他和李安這代都已經不會寫了，李安到拍《臥虎藏龍》的時候才知道中文不夠用。李安曾經想過重拍黃梅調《梁山伯與祝英台》，卻發現已經沒有人可以寫出那麽典雅的中文。
李崗說，他和李安都是台灣的“外省人”。李安的好友賴聲川說，他們作為外省第二代，對上海，對30年代中國普遍有一種情結，就像白先勇所寫的《台北人》。《色·戒》拍攝時，李安說過一句話:“為了千秋萬代，逼死幾個人也沒有什麽。”李崗對這句話的解讀是，李安拍《色·戒》，給自己身上壓了一種責任:“他有一個關於文化中國的夢想。”
女主角最終選定湯唯，是因為她眼睛幹淨，沒有太多欲望，像“我們父輩的人”。參演“打麻將”戲份的蘇岩回憶，為了這場戲，所有“打麻將”的女演員都被接到香港整整練了一星期，專門從台灣請了老太太來教他們老式的上海麻將，連那副麻將，都是從香港地區借來的翡翠的古董麻將。《色·戒》的美工，也截然不同於王家衛的精致繁複;在服裝上，李安要求簡單、樸素、典雅，“越真實越好”。同時，為了區別幾個太太的身份，李安卻連指甲油的顏色，都做了細致的安排。
為了這種“真實”，他在車墩重造了一條南京路。《色·戒》發生的地點是如今的陝西路到靜安寺之間，那個年代的上海這一帶，有平安戲院、綠屋、第一西比利亞皮草行……現在或者消失或者已經不在舊址。要拍戲，隻有重建。“華人不重視保護文物。”李崗很惋惜地說。(
李安說過:“我一定要爭氣……因為要為群體爭麵子。”但其實，作為個人的李安，並沒有那麽強悍，李崗說:“他本來就是個愛哭的人。看電影的時候、有朋友走的時候……他是個很真的人，也是個負責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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