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林整風之七

批判極左思潮，落實黨的政策的努力，使在"兩個估計"重壓下的廣大知識分了看到了希望，重新燃燒起獻身事業、報效祖國的熱情。1972年下半年間，北大一些民主人士和老教授，在種種政治嫌疑被排除、落實了政策以後，精神振奮，積極從事教學工作和學術研究。哲學家馮友蘭除進行教學活動外，還表示要在幾年內完成他們的《中國哲學史新編》。經濟學家陳岱孫不顧腿傷，拄著拐棍上課。他一反自己十多年來不寫文章的"規矩"，自報《馬克思對古典派經濟學的批判、繼承和改造》和《列寧後期著作中關於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幾個問題》兩個研究項目。原東語係教研室主任金克木在解除"托派嫌疑"後，精神振奮，表示：“誰對梵文、巴利文不懂，有什麽問題，都可以來找我。”他還開始著手編校《漢語印地語字典》和《烏爾都語漢語字典》。哲學係一級教授朱光潛在落實政策後，首先尋找抄家抄去的他翻譯的黑格爾美學手稿，開始繼續翻譯。他還就《共產黨宣言》、《歌達綱領批判》等譯文中的一些不妥之處，寫信給中央編譯局，提出自己的意見。 

蘭州鐵道學院在“教育革命”中，由於“政治可以衝擊其他”等極左思潮的衝擊，一度出現了"政治時間要多少給多少，業務時間剩多少算多少"的局麵。教研組解散了，科學實驗處於停頓狀態，教師有的當了管理員，有的當了采購員。平時教師寧可閑著打撲克，也不敢鑽業務，教師業務水平普遍下降。1972年後，在批判極左思潮、落實政策的過程中，該院黨委充分信任和大膽使用教師，在教師中開展了製訂紅專規劃的工作。紅專規劃不僅對教師提出政治方麵的要求，而且在業務方麵要求編寫教材、改革教學方法、提高業務水平、開展科研活動、學習一兩門外語，等等。學院整頓和擴充實驗室，舉辦外語學習班，建立科學技術情報網，減少政治活動時間，定期到對口工廠(工地)參加生產實踐。經過整頓，該院出現了空前的鑽研業務的空氣，教師爭相報課題，搞實驗，外語學習班上座無虛席。 

教育、科技領域裏批判極左思潮的深入，激發了廣大工人學習科學、掌握知識的熱情。1972年10月11日，北京市科技局在北京天文館電影廳舉辦第一次“科技講座”，介紹“可控矽應用技術國外發展狀況”。因領導有顧慮，決定少發票、少印講義，並囑咐主講人少講。通知發出後，很多廠礦企業要求多發票，許多工人跑到科技局要票。科技局增印幾百張票仍不夠發。講課那一天，天文館電影廳裏人員爆滿但卻秩序井然，工人們都聚精會神地聽講，課間休息時，許多工人圍住主講人，熱情地提建議和要求，一些大廠礦還要求為他們開“包場”。由於聽講的人不斷增加，第二次題為“可控矽的主電路及觸發電路”的講座，改在北京市勞動人民文化宮舉行，並決定同樣內容的講座講兩次。講座那天，遠郊區許多工廠的工人利用公休跑來聽講。散會後，很多廠礦還要求繼續參加聽“科技講座”。科技局的幹部為工人迫切要求學習科技的熱情所鼓舞，準備從11月份開始增加農業科學技術講座。 

1972年間，周恩來還親自指導了文化、衛生、體育等戰線肅清極左思潮的鬥爭。他反複強調，要提倡為革命刻苦鑽研業務技術，提高質量，勇於攻關。針對文藝界萬馬齊喑，人人噤若寒蟬、個個謹小慎微的壓抑局麵，他尖銳地指出：“極左思潮不肅清，破壞藝術質量的提高。”

在周恩來等人的支持和指導下，這些領域裏的幹部和群眾行動起來，迎來了1972年的轉機和複蘇。繼1971年國務院召開的全國出版工作會議之後，1972年初召開的全國出版工作全會要求在審查清理圖書的基礎上，除出版一批“文化大革命”中創作的作品外，再出版一批中國古籍和介紹外國地理、曆史的書籍。4月25日，北京市新華書店各門市部開始發行《紅樓夢》、《水滸》、《三國演義》、《西遊記》等中國古典文學名著。在一段時間裏，王府井、前門、大柵欄等書店門市部出現了排長隊購書的景象。5月間，在慶祝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30周年時，許多省市舉行了文藝創作節目匯報演出，文藝工作出現了劫後複蘇的氣象。從1972年上半年起，一些大城市裏的醫院開始試行在黨支部領導下的科主任負責製。10月12日至18日，在南京舉行了全國田徑運動會，這是"文化大革命"以來的第一次全國性運動會……批判極左思潮宛如春風化雨，給各行各業帶來了生機與活力，盡管它的時間十分短暫。 

在批林整風運動中，周恩來領導的批判極左思潮的鬥爭，在1972年下半年達到了高潮。這不僅表現在批判極左思潮所涉及的領域、範圍之廣，在實踐中的影響之大，而且也表現在批判的深刻與激烈程上。1972年8月1日、2日，周恩來連續兩天在人民大會堂向回國述職大使和外事單位人員發表長篇講話，講話通篇貫穿"要批透極左思潮"這一鮮明主題。他說：“極左思潮是有世界性的。中國也有極左思潮”，“實際上各單位的極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縱起來的”。極左思潮“就是空洞、極端、形式主義，空喊無產階級政治掛帥，很抽象”。 

“如果我們不好好做工作，還要犯錯誤。極左思潮不批透，右傾又會起來”。周恩來的講話深刻闡述了極左思潮的表現、實質和危害，反複強調了它仍然是當前破壞各項工作的首要危險，引導各條戰線繼續深入開展批判極左思潮的鬥爭。 

根據周恩來的一貫精神，《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發表1972年國慶社論《奪取新的勝利》，號召要"加快社會主義建設的步伐"，"繼續落實毛主席的幹部政策、知識分子政策、經濟政策等各項無產階級政策"，"要提倡又紅又專，在無產階級政治統帥下，為革命學業務、文化和技術"。10月14日，根據周恩來關於極左思潮要批透的思想，《人民日報》以一個版麵發表了三篇批判無政府主義的文章：龍岩的《無政府主義是假馬克思主義騙子的反革命工具棗學習筆記》，紀眾言的《堅持無產階級鐵的紀律棗讀〈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的一點體會》和李定的《一個陰謀家的醜史棗讀〈巴枯寧〉》。這些文章雖然難免帶有某些曆史局限性，但在當時卻以鮮明的立場、犀利的語言，尖銳辛辣地批判了"文化大革命"中盛行的"打倒一切"、"砸爛一切"、"群眾運動天然合理"等謬論。特別是文章告誡人們要警惕現存的極左思潮"重新表現"，實際上已把揭發、批判的矛頭指向了江青集團。這組文章是自林彪事件以來在黨報上首次發表的集中批判極左思潮的文章，其深層意義在於它對"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理論和實踐提出了質疑和否定。正因為如此，三篇文章在全國引起了強烈反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