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原文革中真實的林彪之三

清查五一六

　　"首都紅衛兵五一六兵團"本來隻是一個受極左思潮影響而自發建立起來以炮打周恩來為主要目標的青年學生組織。1967年9月7日，新華社播發（《人民日報》次日發表）姚文元《評陶鑄的兩本書》，公開提出了批判"反革命組織""五一六"的問題。毛澤東為此文加寫了一段話："這個反動組織，不敢公開見人，幾個月來在北京藏在地下，他們的成員和領袖，大部分現在還不太清楚，他們隻在夜深人靜時派人出來貼傳單，寫標語。對這類人物，廣大群眾正在調查研究，不久就可以弄明白。"

　　此後，"清查五一六"逐漸擴大成為全國範圍的一場大運動，其罪名擴大為"三指向"（即鬥爭矛頭指向無產階級司令部，指向新生紅色政權革命委員會，指向人民解放軍），其打擊麵之寬，清查時間之長，成為"文化大革命"中一大冤案。《中國共產黨曆史大辭典•社會主義時期》中的"清查五•一六運動"辭條中說："1970年1月24日，林彪、江青等人在人民大會堂召開大會，就抓‘五•一六'問題作了‘新的指示'。林彪號召：不吃飯、不睡覺，也要把‘五•一六'徹底搞出來。" 但據"林辦"工作人員所了解的情況，1969年10月至1970年4月，林彪一直在蘇州 。因此林彪這個"召開大會"和"號召"是否準確？除去這一句話外，在整個清查"五一六" 運動中，看不到林彪有什麽具體作為。倒是毛澤東和其他人有不少具體指示。

一打三反

　　從1970年1月開始，"無產階級司令部"在全國展開了聲勢淩厲的"一打三反"（即打擊反革命分子的破壞活動，反對鋪張浪費，反對貪汙盜竊、投機倒把）運動。這一運動實際上以"一打"即"打擊現行反革命分子的破壞活動"為中心，而所謂"現行反革命"又主要是指反對或"破壞""文化大革命"、"惡毒攻擊偉大領袖"的人。《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一書記載："據統計，1970年2月至11月共10個月捕了‘反革命分子'等28.48萬多名，許多案件屬於冤假錯案。" 這一年成為"文化大革命"中大恐怖的一年，許多地方都有像遇羅克這樣的思想先驅者被槍斃，像張誌新這樣的優秀共產黨人被判處重刑......而這一運動是怎樣開展起來的呢？據《周恩來年譜》記載："1月30日 （周恩來）將中共中央《關於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的討論修改稿報送毛澤東、林彪，並提出：‘我們幾經討論，認為現在需要發這樣一個指示，給在備戰動員中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破壞活動以打擊。'毛澤東批：照辦。三十一日，指示發出。"

　　總之，客觀地回顧"文化大革命"的具體過程，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林彪在總的方麵，其實隻算得上一個特殊的觀潮派、逍遙派。所謂"親密戰友"、"副統帥"，不過是毛澤東用於一時的擺設而已。 不過，林彪這個觀潮派、逍遙派，又不同於一般幹部和民眾中的觀潮派、逍遙派，而有其特殊性。因為林彪的地位特殊，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的第二把手、"副統帥"，許多事情顯得像是他在直接領導、發號施令。周恩來上報的或毛澤東批示下發的文件，一般都要到林彪那裏走一趟，由他批幾個字或畫一個圈。長期以來，特別是從江青一夥操縱輿論的"批林批孔"運動以來，在許多重大問題上故意把毛澤東和別的領導人的批示和表態隱去，而對林彪的"畫圈"或批示、講話則取其所需大肆渲染，從而給人造成一種隻有林彪在製造動亂的假象。"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對毛澤東與江青、林彪與葉群這兩對當代中國政壇上特殊的"政治夫妻"，對江青和葉群這兩個特殊身份的人物，又采取了顯著的雙重標準：對江青所幹的壞事，盡量說成是與毛澤東無關，盡量為毛澤東洗刷、開脫，盡量渲染毛澤東對江青的一些批評、指責；而對葉群所幹的壞事，則盡量說成是林彪的授意或林彪的責任，盡量籠統歸罪於"林彪集團"......這樣，盡管"文化大革命"已被徹底否定了幾十年，在許多人的心目中，林彪還是"文化大革命"中被江青一夥借"批林批孔"運動"妖魔化"的那個形象。

　　高文謙在《晚年周恩來》書中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基本事實，他說："事實上，毛澤東在文革中的不少重要決策，林彪都被蒙在鼓裏，隻是在事後才打了招呼，以致林彪對毛的意圖不甚了了，不知文革運動怎麽搞法。見各級領導人像走馬燈似的垮台，而作為‘副統帥'的林彪卻對運動的前景茫然無底，處境著實難堪。" 楊成武後來也這樣回憶："林雖是副統帥，但常委碰頭會、軍委、國務院；國防、外交、經貿等等，都是周恩來管，具體事沒給林彪權。" "林辦"秘書張雲生在談到林彪對開始出現武鬥的態度時說："也許他並不讚成這樣做，因為他多次在背地流露過對‘武鬥'的不滿，但他的‘接班人'角色卻形同虛設，沒起什麽作用。" 從"文化大革命"中震動一時的"打倒王（力）、關（鋒）、戚（本禹）"一案也可以看出林彪"接班人"地位之虛空。1967年8月，毛澤東眼見他的"文化大革命"路線到處碰壁，他的 "形勢大好，不是小好"的謊言無法掩蓋全國大動亂的現實，特別是各地支左部隊與"左派群眾組織"關係緊張甚至衝突不斷，便獨自作出了打倒中央文革小組要員王力、關鋒（不久又加上了戚本禹）的決定，以拋出替罪羊來轉嫁罪責。他叫楊成武從上海回北京向周恩來傳達他的決定。楊成武回北京向周恩來匯報後，周恩來又叫他去向林彪匯報毛澤東的這一決定。楊成武說："在上海，主席特意交代，讓我隻單獨向您一人匯報。並讓我轉告您，這件事讓您一個人單獨處理。"周恩來說： "這樣大的問題，事先不讓林副主席知道不好。回去對主席講時，說是我讓您向林副主席通報的。"楊成武遂飛赴北戴河向林彪通報，林彪聽後"隻是微微地點了個頭"，楊成武問有什麽指示，林彪答："沒有了。" 毛澤東不但不與林彪商量、討論，甚至根本不向林彪通報。連周恩來都認為"這樣大的問題，事先不讓林副主席知道不好。"

對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觀潮派、逍遙派表現，曾擔任審查林彪專案組重要成員的紀登奎也有生動的回憶。紀坡民在《上台下台，任職辭職――聽父親紀登奎談往事》中是這樣說的："中央無論討論什麽問題，都聽不到這位副統帥的意見。毛主席的意見很多，各方麵的問題都能聽到他的指示。可是這位副統帥，中央討論工業，沒有他的意見，討論農業，沒有他的意見，討論財貿，還是沒有他的意見，討論政治問題，比如整黨，也沒有他的意見......我想，也許林副統帥在考慮什麽重大的軍事戰略問題吧。可是，後來我到軍隊工作以後，發現還是這樣：中央和軍委無論討論戰備、訓練、科研、軍工，還是討論軍隊的政治工作，都沒有這位副統帥的指示，聽不到他的任何意見。"紀登奎當麵向林彪匯報軍隊工作，提出軍隊副職太多、形成冗員的問題，林彪聽說後隻說了一句話："就是啊，那怎麽辦呢？" 紀登奎的回憶，活脫勾畫出了一幅逍遙派的畫像。

　　其實，毛澤東早就看穿了林彪想在"文化大革命"中當觀潮派、逍遙派的意圖，曾當麵斥責他"想當明世宗"，並說："你不想介入運動是假的！" 明世宗即明代嘉靖皇帝，他迷信道教，求長生，二十多年不見朝臣，不問政事。說林彪"想當明世宗"，不正是說他想當觀潮派、逍遙派嗎？綜觀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整體表現，他並非隻是"想當"，而確實是在很大程度上當了觀潮派、逍遙派。

　　當然，作為"文化大革命"中的"副統帥"，林彪也不可能完全站在岸上觀潮不下水，完全逍遙事外一點不介入，不可能什麽壞事都沒幹過，不可能什麽人都沒整過。在當時的體製和政治環境裏，政治運動的領導者有誰能完全置身事外？有誰的手能保持幹淨？目前史學界已廣泛認同這個觀點：政治運動中的不少受害者，往往同時又是加害者。正如夏衍在"文化大革命"之後，根據清代一首《剃頭歌》改寫的《整人歌》所說："聞道人須整，而今盡整人。有人皆須整，不整不成人。整自由他整，人還是我人。請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林彪自然也難逃這個曆史局限。我們說他是"特殊的觀潮派、逍遙派"，就是從他對"文化大革命"所抱的總的態度和所起到的總的作用來看的。我們希望澄清史實，分清曆史責任，是誰的責任，有多大責任，不要按一時的政治需要去加以剪裁、取舍，既不要"為尊者諱"，也不要搞"妖魔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