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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艱辛成名的鄧麗君,翁倩玉,徐若瑄,周冰倩,金城武......

(2006-11-29 02:10:53) 下一個

在鄧麗君赴日發展前,在日本歌壇闖出名號的華人女星屈指可數。最先成名的是在日本出生、成長的翁倩玉。翁倩玉隨著父祖旅居日本,雖然未入日本籍,但受成長環境的影響,幾乎已是半個日本人。隨後來自台灣的動感歌星歐陽菲菲走紅日本,後來歐陽菲菲嫁作日本媳婦,與日本也有淵源。來自香港的陳美齡算是第一位成功以華人身份打入日本歌壇的女星,她走的是當時日本流行的青春偶像路線。

  在前人開疆辟土後,鄧麗君受到寶麗多公司的賞識,轉戰日本。在一片東洋風中,她勇敢地以中國女星的溫婉形象出現,也經常穿上象征中國女性的旗袍,意外博得好評。鄧麗君也始終以代表華人形象為榮,而且在排外性相當強的日本歌壇,鄧麗君堅持不取日本藝名,不是用中文名,就是用英文名Teresa Teng。

  1973年,歐陽菲菲和陳美齡雙雙在日本拿下唱片大賞,引起日本唱片公司對華人歌手的興趣。日本寶麗多(Polydor)唱片派出星探,目標指向具有青春氣息的少女歌手。三個月後,在香港東方歌劇院,星探發現剛滿二十歲的鄧麗君,她清新的外形和甜美的歌聲正符合唱片公司的需要。寶麗多在香港的負責人鄭東漢立刻與鄧麗君簽約,第二年就將她送上日本舞台。

  鄧麗君的弟弟鄧長禧說,鄧麗君到日本發展完全在計劃之外,因為這等於要暫時放下東南亞市場,但在唱片公司主動與她接觸後,鄧麗君對這突如其來的邀約仔細考慮了一陣子,認為日本市場更大,才毅然赴日。

  “起初鄧麗君在日本的生活很苦。”鄧長禧指出,日本歌壇一年有一兩千名新人爭相出頭。鄧麗君作為一名新人,日本唱片公司先安排她學習新的歌唱技巧,學日文。為了打開知名度,她還有一連串的訪問。“日本人做事一個蘿卜一個坑,早上十點半接受訪問,十二點吃中飯,下午一點坐電車……什麽時間都不浪費。”

  在日本,鄧麗君每星期隻有一天是自由的,其餘六天全部交給公司,因此在僅有的休息時間裏,鄧麗君總是睡到下午二三點鍾,然後跟媽媽開著白色小金龜車上街買東西、看電影。

  第一次到日本的鄧麗君雖然有媽媽在身旁照顧,但是經常住飯店的她因為吃不慣生生冷冷的日本菜,不到一個月就瘦了幾公斤。唱片公司趕緊替她換房子,搬到附近有華僑的住宅區。鄧麗君搬進了位於明治通和表參道十字路口的新家——占美大廈,這裏可是日本東京數一數二的高級社區,最重要的是,房子裏有自己的廚房,鄧媽媽趙素桂可以親自下廚,幫女兒進補。

  鄧麗君的日本新家的附近社區被稱為“日本香榭麗舍”或“小巴黎”,因為旁邊有許多富有法國風情的露天咖啡座,還有許多高級服裝店。空閑時,鄧麗君不是和媽媽逛街,就是躲在家中看書練歌。雖然生活緊湊,但日本歌壇的製度健全,歌星隻要專心唱歌,其他都不必煩惱。

  鄧麗君在日本是以《空港》一曲成名,但大多數人並不知道,鄧麗君在日本推出的第一張專輯其實是1973年的《無論今宵或明宵》。隻是,這張專輯與熟悉的“君式唱法”不同,鄧麗君穿上短短的迷你裙,留了長發,一邊唱歌還要一邊擺出日本偶像歌手慣用的手勢,一點也不適合鄧麗君,因此隻打進排行榜第75名,銷售量不過十多萬張。在日本的第一仗可說出師不利。

  第二張唱片《空港》回複到了鄧麗君擅長的唱法。鄧長禧說,這張唱片“打破日本慣常的演歌用流行歌曲的唱法表現,帶給日本聽眾全新的感覺”。好歌找到好歌手詮釋,1974年6月《空港》一出片就進入排行榜第41名,一個月內快速推進至前15名,不僅前三個星期賣出20萬張唱片,《空港》高達70萬張的總銷售量讓鄧麗君一雪前恥,徹底打響她在日本的知名度。

  在推出《空港》同年10月,鄧麗君參加日本富士電視台每年定期舉辦的“第七回新宿音樂祭”,甫以《空港》一曲成名的鄧麗君獲得評審585票的肯定,抱回“銀賞”大獎,這不僅是鄧麗君在日本歌壇領到的第一座獎項,也奠定她在日本發展的基礎。緊接著在11月,鄧麗君以一名外籍歌手的身份,再獲得“全日第十六回唱片大賞”的新人賞,這一年她才二十二歲。

  在日本雖然還隻是新人,鄧麗君已獲得不少歌迷支持,每回公開演唱時,一名年輕男性歌迷總要坐在前排,默默地看著她,久而久之鄧麗君也注意到這位男歌迷。雖然鄧麗君對於擁有這麽死忠的歌迷感到高興,然而他“癡情”的程度也讓年輕的鄧麗君不知所措,有時不禁擔心他是否會有瘋狂舉動。有一天,這名男歌迷捧著一束花,終於開口對她表達仰慕之意,身邊還帶著太太和小孩,這才知道,他們一家人都很喜歡她的歌。鄧麗君啞然失笑,原來她是想太多了。

 

  剛到日本發展時,有媒體注意到鄧麗君有一雙修長美腿,在報紙上特別稱讚她的“腳線美”,但當時唱片公司將她打扮成偶像型的歌手,要她穿有袖子、有領子的衣服,留起長發。直到三年後的1976年,鄧麗君偶然穿了一件腿部開著高叉的中國旗袍上電視,給歌迷留下深刻印象,有人索取她穿旗袍的照片,有人寫信稱讚她旗袍開叉露出的腿部線條很美。對於這些讚譽,鄧麗君受寵若驚,但很謙虛,她對媒體說,“因為臉蛋不好看嘛,隻好穿高叉旗袍轉移大家的注意力啦!”

  至1977年為止,鄧麗君在日本共推出八張大唱片、十二張小唱片,每張唱片都進入排行榜前30名。在日本奮鬥的這段期間,鄧麗君平均每個月舉辦一場個人演唱會,每次要唱35首歌,一唱就是1小時45分鍾,這是對個人體力與歌唱技巧的一大挑戰。但也因為這四年的訓練,奠定鄧麗君舞台表演的基礎,而且她將全新的表演概念引進港台,讓其他藝人有了模仿對象,無形中也為華人娛樂事業注入進步的泉源。

  前前後後五年,鄧麗君每天工作12小時,跑遍全日本,固然辛苦之後帶給她高知名度,成就她歌唱事業的轉折點,可是鄧麗君的心情總是無法定下來,由於父親曾參與抗日戰爭的經驗,以及從小接受的教育,潛意識裏,她還是抗拒這個國家。這五年,她說,“工作充實,卻沒有一點樂趣。”

  在日本,鄧麗君是道道地地的外國人,她學說日語、唱日文歌,但她堅持不取日文藝名,頂多隻用泰麗莎·鄧(Teresa Teng)的英文名,從來不掩飾自己是中國歌手,而且以中國女歌手的形象為榮。每次演唱會,鄧麗君一定準備一件旗袍亮相,有時還要特別從台灣訂製空運到日本。與經紀公司的合約,鄧麗君約定,每次演唱會至少要有一首中文歌,《何日君再來》、《高山青》和《淚的小雨》是她最常唱的中文歌曲。不隻自己唱,鄧麗君也常教同台的日本歌手唱中國歌曲,因此直到現在,“鄧麗君”在日本還是華人歌手的典型。

 鄧麗君的弟弟鄧長禧說,鄧麗君到日本發展完全在計劃之外,因為這等於要暫時放下東南亞市場,但在唱片公司主動與她接觸後,鄧麗君對這突如其來的邀約仔細考慮了一陣子,認為日本市場更大,才毅然赴日。
  “起初鄧麗君在日本的生活很苦。”鄧長禧指出,日本歌壇一年有一兩千名新人爭相出頭。鄧麗君作為一名新人,日本唱片公司先安排她學習新的歌唱技巧,學日文。為了打開知名度,她還有一連串的訪問。“日本人做事一個蘿卜一個坑,早上十點半接受訪問,十二點吃中飯,下午一點坐電車……什麽時間都不浪費。”
鄧麗君曾經在10年前連續三屆獲得日本有線大獎冠軍
1973 與日本“寶麗多”機構簽約赴日發展
1974 以《空港》一曲當選1974年“最佳新人歌星賞”
於日本以《東京夜景》獲得“正頑張中賞”
赴美進修日文、英文、生物及數學,四月首次在加拿大溫哥華舉行演唱會 在美國紐約林肯中心、洛杉磯音樂中心登台
鄧麗君身在美國,然而其歌聲卻響遍神州大地,大江南北的民眾為鄧麗君歌聲而醉倒。據悉,連小平同誌也甚為欣賞鄧麗君獨特的演繹方式十月返台於國父紀念館義唱,門票收入全數捐作自強愛國基金
年底赴東南亞作巡回表演
1982 於香港舉辦個人演唱會,推出《鄧麗君演唱會》雙唱片,麵世即雙雙成為白金唱片
重返日本推出《償還》專輯,立即打入日本唱片流行榜,停留榜內接近一年,刷新日本樂壇曆史記錄。鄧麗君也因此獲得無數獎項,其中包括“年度有線大賞”、“最受歡迎歌曲賞”,更被提名角逐“日本唱片大賞”之“最優秀歌唱賞”。其卓越成就,為中華民族添上一抹繽紛豔麗的光彩
1985 在日本憑借新歌《愛人》連續十四周蟬聯日本廣播“點唱流行榜”冠軍,並再奪“有線放送大賞”,同時在日本樂壇創下兩項曆史記錄
《愛人》一曲不費吹灰之力便入選日本“第36回紅白歌合戰”十二月在日本NHK大會堂舉行演唱會
單曲《任時光從身邊流逝》蟬聯日本年度有線電視大賞
再度以大熱門姿態順利入選日本“第37回紅白歌合戰”
出席日本“第38回紅白歌合戰”


翁倩玉 出生於台灣的台南﹐爺爺是抗日戰士翁俊明﹐而父親翁炳榮則是中國廣播公司派駐日本的代表﹐於是她2在歲的時候便開始在日本生活。
8歲時進入了東京的向日葵劇團﹐13歲時被發掘演出美日合作的電影 The Big Wave﹐那是改編自美國著名作家 Pearl Buck 賽珍珠的同名短篇小說。16歲時翁倩玉跟隨聲樂家鬆田敏學習聲樂﹐並在 Nippon Columbia 唱片出版首張單曲“戀ってどんなもの”﹐ 即在歌唱界漸露頭角﹐同年又與台灣中影簽下電影合約。翌年的單曲“たそがれの赤い月” 單曲突破了50萬張銷量﹐1968年在台灣拍攝電影“小翠”﹐票房極佳﹐兩地都發展不俗。

除了在日本 Nippon Columbia唱片旗下推出單曲及專輯外﹐翁倩玉也開始在台灣推出專輯﹐當中許多歌曲都是改編她的日語歌曲﹐並且由其父親翁炳榮填詞﹐由海山及麗歌唱片出版。這時期的名曲便有“再會吧十七歲”﹑“珊瑚戀”﹑“淚的衣裳”﹑“祈丁暴p“春去春又來”及“海鷗”等。1972年她主演的電影“真假千金”更為她獲得第 10 屆金馬獎最佳女主角獎項。1973年在日本轉投 CBS/Sony唱片﹐而電影“愛的天地” 又為她拿下了東南亞電影節特別演技獎﹐電影中的插曲“海鷗” 更紅極一時。由於她的外語能力﹐同年與阪本九拍檔擔任“世界歌謠祭”的司儀﹐一做便10年。


周冰倩
上世紀90年代,周冰倩帶著她心愛的二胡赴日本發展。在一次日本有線電視大獎賽上,僅是新人的她和作為嘉賓出場的鄧麗君共用一個化妝間。“一開始,因為她沒有化妝,我根本沒有認出來,還覺得她很煩,一直在那裏練聲。在日本這樣在化妝間肆意練聲的人很少見”經人提醒,周冰倩上前得到證實後,“特別激動,完全是一種歌迷的心態。鄧麗君很隨和,先前沒有打招呼是因為她以為我是日本當地的歌手”。然而不久後,鄧麗君就離開人世,“我記得很清楚,是5月2日,當時我正在去演出的路上”。周冰倩表示,自己在日本發展時,製作人就是曾經為鄧麗君譜下多首經典歌曲的製作人,“這是因為他們都認為我和鄧麗君的風格和性格很相像”。但是隨後由於日本和國內的工作方式區別很大,周冰倩考慮再三後決定回國發展,並唱響了《真的好想你》這首歌。



 1990年,15歲的徐若瑄國中畢業,她選擇參加了華視的“TV新秀爭霸戰”才藝美少女選拔活動並一舉榮獲冠軍。然後與另外兩個女生組成“少女隊”,但在短暫的輝煌後便宣布解散了。1993年,18歲的徐若瑄接受公司的建議,接拍了大膽的寫真集和三部三級片。徐若瑄的做法在台灣激起了千層浪,她選擇了遠走日本。

 1995年,20歲的徐若瑄開始了在日本的獨立生活。經過一番努力,她不僅成為日本的一線明星,還與南原清隆和天野博之組成了“黑色餅幹”樂隊,迅速贏得了日本民眾的喜愛。但在後浪推前浪速度快得嚇人的日本,由於當年的單曲《Bye-Bye》銷量沒能達到日本當紅節目“火焰大對抗”的要求,“黑色餅幹”被迫解散。此時的徐若瑄選擇了回到台灣發展,主打依然是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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