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黯然銷魂者，惟別而已。對古代中國人而言，最痛苦的離別並非親友情人之別，而是告別了父母之邦，生養之地，遠去異國他鄉，而且可能一別便是永訣。
其實在春秋戰國時期，在天下共主周天子這一名義的元首之下，列國之間的人才流動是很頻繁的，也沒有所謂背叛故國的說法。隻要不是去夏就夷，而是在華夏文化的大體係下，去哪個國家都行。如商鞅離開迫害他的魏國，去了秦國，用變法奠定了地處西北黃土高原的
秦國稱霸群雄的基礎；後期的李斯從楚國來到秦國，擺脫了“廁中之鼠”的命運，去作“倉中之鼠”，一直做到相國。連孔子都說：“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這話說得再明白不過了，隻要受住你心中的“道”，不要拋棄自己的理想，離開動亂、不安寧的國家，選擇那些幸福的樂土，是完全正當而明智的。
在中華大地分成若幹個獨立的政治單元，各諸侯國之間相互進行人才競爭的時期，能人可以代價而沽，且有較大的選擇自由，東方不亮西方亮。而江山一統後，天下英雄都進了皇帝的袖兜裏麵，你隻能老老實實做忠臣，即家奴義仆，皇帝因為沒有競爭，而是做壟斷性買賣，他給你的價格就比較隨意了，因而懷才不遇的人就比較多了。“不才明主棄”以後怎麽辦，要麽就如柳永在放蕩中麻醉自己，要麽就像黃巢那樣，找個機會反他娘的一把。
庾信淹留北地，作《哀江南賦》，哀歎的不是離開故土，而是離開了江南的文化家園，如果北地完全漢化，完成以夏變夷了，庾信沒準還會說：“此間樂，不思蜀”了。李陵之所以連累了司馬遷，連後來許多讀書人都不原諒他，因為他去的不僅是被發左衽的胡地，而且是與大漢朝處於交戰狀態的敵國匈奴。
皇家可以負你，而你不能負皇家。這是曆代皇家加上一些忠實的憤青們逐年鍛造得越來越牢固的混賬理論，你要是違背這一理論就是漢奸，“狗不嫌家貧，子不嫌母醜”理所當然，我的朋友五嶽散人寫過一篇文章《我們不是小孩有也不是狗》對這一千百年看似天經地義的說法狠狠駁斥了一番。連兩千年前的孟子時代，都能認識到，君王視百姓為草芥，百姓便可視君王為寇讎。當齊王問孟子，大夥兒一起攻打紂王，是不是臣弑君。孟子的回答是那樣的幹脆：“我隻聽說過殺了一個叫紂的老匹夫，沒聽說誰殺了君王。”如此反動的言論，難怪使千年後的叫花子皇帝朱元璋讀了，依然氣得吹胡子瞪眼睛，並說要是這老頭活在我大明朝，早就將他砍頭了。偉大的中華文明越來越發展的結果是，皇帝不但要占有你的身子，而且必須占有你的靈魂。雖桀紂之君，你必須視之如堯舜，對他要無限忠誠無限熱愛。
這種說法，到了宋代由一班吹鼓手包裝後重新上市，顯得更有理論權威了。因此自宋以後，坦然“走異路，去異地，去尋找別樣的人們”，是需要勇氣的。好在《水滸》中的李俊、童威、童猛自小就是殺人放火的不安分人物，他們飄然出洋，心理的負擔可能要小得多。
有人說《水滸》後五十回非施耐庵的手筆，是別人的狗尾續貂，但就算是續寫，我認為比高鄂續寫《紅樓》高明多了。李俊等人的命運的安排就是非常精彩的情節。在即將遭遇鳥盡弓藏之命運時：
“且說李俊三人竟來尋見費保四個，不負前約，七人都在榆柳莊上議定了，盡將家私打造船隻，從太倉港乘駕出海，自投華外國去了，後來為暹羅國之主。童威、費保等都做了化外官職，自取其樂，另霸海濱，這是李俊的後話。詩曰
知幾君子事，明哲邁夷倫。
重結義中義，更全身外身。
潯水舟無係，榆莊柳又新。
誰知天海闊，別有一家人。”
這三人的選擇，不但和傻乎乎上套的宋江、盧俊義、吳用、李逵相比，不知高明了多少，即使比逍遙快活的燕青、雲遊天下的公孫勝、假戲真做而出家的武鬆，更明智也更有價值。
揭陽嶺上，過一輩子謀財害命的地霸生活，非李俊、童威、童猛真心所願，他們和宋江、吳用等人一樣，是有著比較高遠的政治追求，所以他們也和宋江一樣，竭力結交天下的英豪，以備不時之需。當李俊從李立的屠刀下救下了宋江後，他們認為憑自己的名望和實力，還不足以成事，必須依靠一棵更大的樹。這棵樹現在找到了，就是名滿黑白兩道的宋押司宋三郎大哥。為此，他們在宋江和戴宗即將被處斬時，及時出手相救，賭了一把，積累了後來上梁山的資本。但他們這種行為和晁蓋的報恩、李逵的愚忠不太一樣，他們不如說是種及時的投機。當梁山諸人在江州城裏劫了法場以後，逃到江邊，被滾滾的大江擋住，正在束手無策時，李俊和童氏兄弟、張氏兄弟及時出現來接應，這是大旱降甘霖之舉。當張順說：“今日我們正要殺入江州，要劫牢救哥哥，不想仁兄已有好漢們救出，來到這裏。”這是張順、李俊他們為了表忠心的矯情之語，這些開酒店、劃渡船、販私鹽、操縱漁市的“揭陽派”人物，太明白生意之道，不會輕易做虧本的買賣。讓他們單獨去劫法場，沒這個能力隻能白白送死，因此他們不冒這個險。當宋江被救出來後，他們當然要及時出力，好參與分一瓢羹。以宋江之謀，對這些小伎倆自然心知肚明，但都是彼此心照不宣的事情，將來的路還很長，兄弟們還得互相照顧。
因而，就如我在上麵所說的那樣，雖然宋江結識“揭陽派”人物早於戴宗、李逵，但“揭陽派”從來就是有著獨立立場清醒認識的一個小集團，宋江的大哥權威不能真正影響其心靈。因此對梁山的擴大、發展到招安，他們都有著獨立的判斷。所以，戰袍未解，又被派出去征討方臘，他們預料到此去凶多吉少。當李俊在太湖中遇見幹他們當年相同買賣的費保四人時，一見如故。費保還特意問起了張順，李俊回答說：“張順是我弟兄，亦做同班水軍頭領，現在江陰地麵，收捕賊人。改日同他來，卻和你們相會。”此時，李俊不但在為自己，
也在為他的“揭陽派”兄弟尋找退路。而費保的一席話，說到李俊的心坎上：
“小弟雖是個愚鹵匹夫，曾聞聰明人道：‘世事有成必有敗，為人有興必有衰’哥哥在梁山泊，勳業至今，已經數十餘載，更兼百戰百勝。去破遼國時，不曾損折了一個兄弟；今番收方臘，眼見挫動銳氣，天數不久。為何小弟不願為官？為因世情不好。有日太平之後，一個個必然來侵害你性命。自古道：‘太平本是將軍定，不許將軍見太平。’此言極妙！今我四人，既已結義了，哥哥三人，何不趁此氣數未盡之時，尋個了身達命之處，對付些錢財，打了一隻大船，聚集幾人水手，江海內尋個淨辦處安身，以終天年，豈不美哉！”
作者借太湖水賊之口，道出了千古王朝更替，都未曾改變的曆史規律，即不論才與不才，在這個世上生存都是第一要務，如何生存也是最大的學問，無論是功臣還是草民概莫能外。李俊聽這番話後大喜而拜：“仁兄，重蒙教導，指引愚迷，十分全美。”“容待收伏方臘後，李俊引兩個兄弟，徑來相投，萬望帶挈。是必賢弟們先準備下這條門路。若負今日之言，天實厭之，非為男子也。”不但費保，包括李俊，實際上已經看到了征討方臘的非正義性，自己當年反朝廷，招安後一去攻打當年的同盟軍，那麽他們失去了天下人的道義支持。當年在梁山自詡“替天行道”，方臘幹著同樣的事情，難道不是“替天行道”？此時，在朝廷心中，他們依然是反賊，在百姓中，他們是叛徒。他們違背了江湖的“大義”，那麽他們也就喪失了支撐這個集團的最後一根柱子。
特別是張順喪身於湧金門，張橫病故在途中後，更堅決了他們及時而退的決心，因此李俊詐稱得病，騙過了宋江。然後三人匯合太湖群雄，揚帆出洋，開辟了另一番新天地。燕青對盧俊義，戴宗對宋江，還有放不下的主仆情結，而李俊以合夥人平等的心態對待宋江，因此沒必要給他說實話。——當年看到和你合夥買賣有賺頭，就把全部資本注入你那裏，現在看在這樣下去就會血本無歸了，那不如及時撤資，另找合夥人去海外發展。燕青的生存之道和當年範蠡一樣，放棄了自己當初的追求，作陶朱公那樣的富翁，但我想他們即使有豪宅美婦，晚年想起青春年華的烽火歲月，到底意難平。而李俊他們則不然，視野更開闊，在海外實現了自己的抱負。
大約從唐宋開始，中國人雖然熟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已經明白。天下之外，更有天下。唐之強盛讓外夷豔羨不已，因此迫不得已是不會去海外發展的。元朝滅亡後，從明代開始，隨著航海技術的發展，像番薯、棉花等傳入了中土，人們對海外有了更多的認識。當故鄉成為“危邦”、“亂邦”時，去國懷鄉是他們自然的選擇。金庸的武俠小說裏，也塑造了兩個李俊式的人物，就是明初遠走西域的張無忌和明末漂流到南洋的袁承誌。
正如宋江、吳用這些聰明人沒有徹底參悟透徹，而李俊、費保這些粗人卻能做出正確選擇一樣。讀書人往往有故國之心理負擔、明君之癡迷幻想，他們要麽屈身去迎合皇家的取用標準，要麽不得以隱居於山林。而福建、廣東、浙江等沿海的百姓，既沒有那些個幻想，又有現實的生存壓力，他們於是紛紛去了南洋。
可此時中央王朝的態度和以英王為代表的歐洲君主截然相反。明清的皇帝，采取了嚴酷的禁海政策，片帆不能出海。你想呀，煌煌天朝，富有四海，老百姓卻活不下去隻能到海外去討生活，朝廷多沒有麵子呀，因此對下南洋的偷渡客，必須嚴加打擊。當這些人在海外遭受委屈時，想讓“天朝”為子民們撐腰，可如乾隆這樣的“明君”都認為，那些天朝棄民，自己叛離祖宗社稷，到外麵受人欺負，那是活該！就像一個老爺子一樣，自己不把身邊的子孫當人，還以“父母在，不遠遊”等歪理將子孫綁在身邊，連人家走出家庭到外麵尋找做人資格的機會都不給。而來到新大陸的歐洲人，雖然許多也是遭受宗教迫害，對舊歐洲失望的難民，但人家國王不阻擋，甚至還提供方便。因此，歐洲人才能開萬頃碧波，把他們的文化，輸送到全球。人家國王至少給臣民用腳投票的權利。
孔子那個時代，至少還有“浮槎於海”的自由，宋代以後，特別是明清，百姓有這個自由嗎？隻有到了清末，國門被別人打開了，在惶恐與驚奇中，中國人開始被動地大批“浮於海”，王朝想攔已經攔不住了，因為滿清已經快完蛋了，日益失去了對臣民的控製力。
沒有用手投票的權利可悲，可連用腳投票的權利都沒有，豈不更可悲？
其實在春秋戰國時期，在天下共主周天子這一名義的元首之下，列國之間的人才流動是很頻繁的，也沒有所謂背叛故國的說法。隻要不是去夏就夷，而是在華夏文化的大體係下，去哪個國家都行。如商鞅離開迫害他的魏國，去了秦國，用變法奠定了地處西北黃土高原的
秦國稱霸群雄的基礎；後期的李斯從楚國來到秦國，擺脫了“廁中之鼠”的命運，去作“倉中之鼠”，一直做到相國。連孔子都說：“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這話說得再明白不過了，隻要受住你心中的“道”，不要拋棄自己的理想，離開動亂、不安寧的國家，選擇那些幸福的樂土，是完全正當而明智的。
在中華大地分成若幹個獨立的政治單元，各諸侯國之間相互進行人才競爭的時期，能人可以代價而沽，且有較大的選擇自由，東方不亮西方亮。而江山一統後，天下英雄都進了皇帝的袖兜裏麵，你隻能老老實實做忠臣，即家奴義仆，皇帝因為沒有競爭，而是做壟斷性買賣，他給你的價格就比較隨意了，因而懷才不遇的人就比較多了。“不才明主棄”以後怎麽辦，要麽就如柳永在放蕩中麻醉自己，要麽就像黃巢那樣，找個機會反他娘的一把。
庾信淹留北地，作《哀江南賦》，哀歎的不是離開故土，而是離開了江南的文化家園，如果北地完全漢化，完成以夏變夷了，庾信沒準還會說：“此間樂，不思蜀”了。李陵之所以連累了司馬遷，連後來許多讀書人都不原諒他，因為他去的不僅是被發左衽的胡地，而且是與大漢朝處於交戰狀態的敵國匈奴。
皇家可以負你，而你不能負皇家。這是曆代皇家加上一些忠實的憤青們逐年鍛造得越來越牢固的混賬理論，你要是違背這一理論就是漢奸，“狗不嫌家貧，子不嫌母醜”理所當然，我的朋友五嶽散人寫過一篇文章《我們不是小孩有也不是狗》對這一千百年看似天經地義的說法狠狠駁斥了一番。連兩千年前的孟子時代，都能認識到，君王視百姓為草芥，百姓便可視君王為寇讎。當齊王問孟子，大夥兒一起攻打紂王，是不是臣弑君。孟子的回答是那樣的幹脆：“我隻聽說過殺了一個叫紂的老匹夫，沒聽說誰殺了君王。”如此反動的言論，難怪使千年後的叫花子皇帝朱元璋讀了，依然氣得吹胡子瞪眼睛，並說要是這老頭活在我大明朝，早就將他砍頭了。偉大的中華文明越來越發展的結果是，皇帝不但要占有你的身子，而且必須占有你的靈魂。雖桀紂之君，你必須視之如堯舜，對他要無限忠誠無限熱愛。
這種說法，到了宋代由一班吹鼓手包裝後重新上市，顯得更有理論權威了。因此自宋以後，坦然“走異路，去異地，去尋找別樣的人們”，是需要勇氣的。好在《水滸》中的李俊、童威、童猛自小就是殺人放火的不安分人物，他們飄然出洋，心理的負擔可能要小得多。
有人說《水滸》後五十回非施耐庵的手筆，是別人的狗尾續貂，但就算是續寫，我認為比高鄂續寫《紅樓》高明多了。李俊等人的命運的安排就是非常精彩的情節。在即將遭遇鳥盡弓藏之命運時：
“且說李俊三人竟來尋見費保四個，不負前約，七人都在榆柳莊上議定了，盡將家私打造船隻，從太倉港乘駕出海，自投華外國去了，後來為暹羅國之主。童威、費保等都做了化外官職，自取其樂，另霸海濱，這是李俊的後話。詩曰
知幾君子事，明哲邁夷倫。
重結義中義，更全身外身。
潯水舟無係，榆莊柳又新。
誰知天海闊，別有一家人。”
這三人的選擇，不但和傻乎乎上套的宋江、盧俊義、吳用、李逵相比，不知高明了多少，即使比逍遙快活的燕青、雲遊天下的公孫勝、假戲真做而出家的武鬆，更明智也更有價值。
揭陽嶺上，過一輩子謀財害命的地霸生活，非李俊、童威、童猛真心所願，他們和宋江、吳用等人一樣，是有著比較高遠的政治追求，所以他們也和宋江一樣，竭力結交天下的英豪，以備不時之需。當李俊從李立的屠刀下救下了宋江後，他們認為憑自己的名望和實力，還不足以成事，必須依靠一棵更大的樹。這棵樹現在找到了，就是名滿黑白兩道的宋押司宋三郎大哥。為此，他們在宋江和戴宗即將被處斬時，及時出手相救，賭了一把，積累了後來上梁山的資本。但他們這種行為和晁蓋的報恩、李逵的愚忠不太一樣，他們不如說是種及時的投機。當梁山諸人在江州城裏劫了法場以後，逃到江邊，被滾滾的大江擋住，正在束手無策時，李俊和童氏兄弟、張氏兄弟及時出現來接應，這是大旱降甘霖之舉。當張順說：“今日我們正要殺入江州，要劫牢救哥哥，不想仁兄已有好漢們救出，來到這裏。”這是張順、李俊他們為了表忠心的矯情之語，這些開酒店、劃渡船、販私鹽、操縱漁市的“揭陽派”人物，太明白生意之道，不會輕易做虧本的買賣。讓他們單獨去劫法場，沒這個能力隻能白白送死，因此他們不冒這個險。當宋江被救出來後，他們當然要及時出力，好參與分一瓢羹。以宋江之謀，對這些小伎倆自然心知肚明，但都是彼此心照不宣的事情，將來的路還很長，兄弟們還得互相照顧。
因而，就如我在上麵所說的那樣，雖然宋江結識“揭陽派”人物早於戴宗、李逵，但“揭陽派”從來就是有著獨立立場清醒認識的一個小集團，宋江的大哥權威不能真正影響其心靈。因此對梁山的擴大、發展到招安，他們都有著獨立的判斷。所以，戰袍未解，又被派出去征討方臘，他們預料到此去凶多吉少。當李俊在太湖中遇見幹他們當年相同買賣的費保四人時，一見如故。費保還特意問起了張順，李俊回答說：“張順是我弟兄，亦做同班水軍頭領，現在江陰地麵，收捕賊人。改日同他來，卻和你們相會。”此時，李俊不但在為自己，
也在為他的“揭陽派”兄弟尋找退路。而費保的一席話，說到李俊的心坎上：
“小弟雖是個愚鹵匹夫，曾聞聰明人道：‘世事有成必有敗，為人有興必有衰’哥哥在梁山泊，勳業至今，已經數十餘載，更兼百戰百勝。去破遼國時，不曾損折了一個兄弟；今番收方臘，眼見挫動銳氣，天數不久。為何小弟不願為官？為因世情不好。有日太平之後，一個個必然來侵害你性命。自古道：‘太平本是將軍定，不許將軍見太平。’此言極妙！今我四人，既已結義了，哥哥三人，何不趁此氣數未盡之時，尋個了身達命之處，對付些錢財，打了一隻大船，聚集幾人水手，江海內尋個淨辦處安身，以終天年，豈不美哉！”
作者借太湖水賊之口，道出了千古王朝更替，都未曾改變的曆史規律，即不論才與不才，在這個世上生存都是第一要務，如何生存也是最大的學問，無論是功臣還是草民概莫能外。李俊聽這番話後大喜而拜：“仁兄，重蒙教導，指引愚迷，十分全美。”“容待收伏方臘後，李俊引兩個兄弟，徑來相投，萬望帶挈。是必賢弟們先準備下這條門路。若負今日之言，天實厭之，非為男子也。”不但費保，包括李俊，實際上已經看到了征討方臘的非正義性，自己當年反朝廷，招安後一去攻打當年的同盟軍，那麽他們失去了天下人的道義支持。當年在梁山自詡“替天行道”，方臘幹著同樣的事情，難道不是“替天行道”？此時，在朝廷心中，他們依然是反賊，在百姓中，他們是叛徒。他們違背了江湖的“大義”，那麽他們也就喪失了支撐這個集團的最後一根柱子。
特別是張順喪身於湧金門，張橫病故在途中後，更堅決了他們及時而退的決心，因此李俊詐稱得病，騙過了宋江。然後三人匯合太湖群雄，揚帆出洋，開辟了另一番新天地。燕青對盧俊義，戴宗對宋江，還有放不下的主仆情結，而李俊以合夥人平等的心態對待宋江，因此沒必要給他說實話。——當年看到和你合夥買賣有賺頭，就把全部資本注入你那裏，現在看在這樣下去就會血本無歸了，那不如及時撤資，另找合夥人去海外發展。燕青的生存之道和當年範蠡一樣，放棄了自己當初的追求，作陶朱公那樣的富翁，但我想他們即使有豪宅美婦，晚年想起青春年華的烽火歲月，到底意難平。而李俊他們則不然，視野更開闊，在海外實現了自己的抱負。
大約從唐宋開始，中國人雖然熟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已經明白。天下之外，更有天下。唐之強盛讓外夷豔羨不已，因此迫不得已是不會去海外發展的。元朝滅亡後，從明代開始，隨著航海技術的發展，像番薯、棉花等傳入了中土，人們對海外有了更多的認識。當故鄉成為“危邦”、“亂邦”時，去國懷鄉是他們自然的選擇。金庸的武俠小說裏，也塑造了兩個李俊式的人物，就是明初遠走西域的張無忌和明末漂流到南洋的袁承誌。
正如宋江、吳用這些聰明人沒有徹底參悟透徹，而李俊、費保這些粗人卻能做出正確選擇一樣。讀書人往往有故國之心理負擔、明君之癡迷幻想，他們要麽屈身去迎合皇家的取用標準，要麽不得以隱居於山林。而福建、廣東、浙江等沿海的百姓，既沒有那些個幻想，又有現實的生存壓力，他們於是紛紛去了南洋。
可此時中央王朝的態度和以英王為代表的歐洲君主截然相反。明清的皇帝，采取了嚴酷的禁海政策，片帆不能出海。你想呀，煌煌天朝，富有四海，老百姓卻活不下去隻能到海外去討生活，朝廷多沒有麵子呀，因此對下南洋的偷渡客，必須嚴加打擊。當這些人在海外遭受委屈時，想讓“天朝”為子民們撐腰，可如乾隆這樣的“明君”都認為，那些天朝棄民，自己叛離祖宗社稷，到外麵受人欺負，那是活該！就像一個老爺子一樣，自己不把身邊的子孫當人，還以“父母在，不遠遊”等歪理將子孫綁在身邊，連人家走出家庭到外麵尋找做人資格的機會都不給。而來到新大陸的歐洲人，雖然許多也是遭受宗教迫害，對舊歐洲失望的難民，但人家國王不阻擋，甚至還提供方便。因此，歐洲人才能開萬頃碧波，把他們的文化，輸送到全球。人家國王至少給臣民用腳投票的權利。
孔子那個時代，至少還有“浮槎於海”的自由，宋代以後，特別是明清，百姓有這個自由嗎？隻有到了清末，國門被別人打開了，在惶恐與驚奇中，中國人開始被動地大批“浮於海”，王朝想攔已經攔不住了，因為滿清已經快完蛋了，日益失去了對臣民的控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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