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審毛澤東(毛賊洞)
還曆史的本來麵目
正文
反右運動五十周年係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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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反右運動的來龍去脈，五十年裏一直有諸多爭議。鑒於反右運動在中國曆史上的重要性，鑒於反右運動的發生機製至今尚未消亡，也鑒於反右運動的曆史後遺症至今未能痊愈，圍繞這些爭議，也仍然值得我們繼續深入挖掘。
一、兩個毛澤東？
反右運動最有爭議之處莫過於毛澤東的角色問題。因為在反右前後出現了“兩個毛澤東”：第一個是唐太宗式的——虛懷若穀、寬厚仁慈、信誓旦旦、誠意動人，第二個是朱元璋式的——陰險毒辣、翻雲覆雨、心胸狹窄、睚眥必報。一般認為，從1955年底到1957年5月初近一年半裏的那個毛澤東是第一個毛澤東，1957年5月中旬則是“兩個毛澤東”的明顯分界線，以5月15日毛寫《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為顯著標誌。但此文當時隻下發給黨內高幹閱讀，黨外與公眾並不知情。在接下來的二十幾天裏，知識分子和廣大群眾仍然還在響應第一個毛澤東的號召，興致勃勃地給黨提意見、幫黨除“三害”，而黨的各級組織和各級官員則悄悄按照第二個毛澤東的秘密指示，鬼鬼祟祟地、緊鑼密鼓地實施“張網捕魚”、“聚而殲之”的“陽謀”。到了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什麽？》，第二個毛澤東的猙獰麵孔才公然亮相。
從時間上看，“兩個毛澤東”似乎是一前一後、截然分開的。然而，當我們細讀毛1956年11月15日、1957年1月18日和27日的幾次講話，又發現毛澤東的變臉在時間上並非如此涇渭分明：他的第二張麵孔分明早已有所顯露。這“兩個毛澤東”似乎又是相互穿插、相互重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為理清“兩個毛澤東”的脈胳，讓我們先來簡單回顧一下毛澤東當年大相徑庭、自打耳光的兩手表現吧。
唐太宗式的毛澤東：
1、1956年1月14日至20日中共中央召開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會議，會議主旨是強調知識分子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重要作用，要求“正確對待知識分子”。會議認為“他們中間的絕大多數……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雖然會議的主角是周恩來，但毛澤東在最後一天也出席會議並講了話，他號召“團結黨外知識分子”，並完全支持周所作的報告。稍後，於3月3日閉幕的第五次全國統一戰線工作會議再次重申了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一部分、民主黨派為社會主義服務的觀點。召開這兩次會議的時間值得特別注意，知識分子會議召開於蘇共二十大之前，統一戰線會議幾乎與蘇共二十大同時，這表明，這個唐太宗式的毛澤東並不完全是由赫魯曉夫秘密報告所激發出來的。
2、蘇共二十大之後，毛澤東的開明表演一發而不可收。其開明的程度不僅大大超出了其黨內高級同僚，甚至也大大超過了刮起“解凍”“十二級台風”的赫魯曉夫本人。1956年4月至5月，毛的開明表演達到了第一個小高潮。4月25日毛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論十大關係》的講話，4月28日又提出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兩次講話不僅出籠了著名的“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原則和“雙百方針”，更充滿了在那個時代令人瞠目結舌的大膽的新觀念，諸如“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包括反革命的積極因素”、“民主黨派萬歲”、“要有宣傳唯心主義的自由”、“要敢於刊登那些罵我們的東西，包括蔣介石的講話和美國之音的廣播（否則就有片麵性、容易犯主觀主義和教條主義）”、“黨中央不編寫黨史，曆史研究應該獨立”、“要保護反革命分子的合法權利”等等。雖然毛的原始講話並未公開發表，這些新說法多以口口相傳的方式，或者通過陸定一、劉少奇、周恩來等人的嘴巴說出來，但是很明顯，這些說法的發明權隻可能屬於毛澤東。若沒有毛的首創，其他人是絕對沒有膽量、沒有魄力說這些大話的。與毛罕見的開明姿態相對應，1956年也就成了整個毛澤東時代唯一一個沒有搞過大規模階級鬥爭和政治運動的年份。
3、1957年2月至3月，波匈事件後中共驚魂已定，毛澤東的開明表演達到了一個大高潮。毛2月27日在擴大的最高國務會議上作《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3月12日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再作長篇即席演講。他的講話令人振奮，引起了全球好評。老對手美國國務卿杜勒斯也說：“我把這一篇演講讀了好幾遍。這一類的演講是要多讀的。”這兩篇講話完全沒有架子、沒有空話、沒有官腔，動之以情、曉之以理，不遺餘力地號召鳴放。毛宣稱黨和人民之間有矛盾，主要責任在領導者，因此要團結有不同意見的人（包括流沙河那樣“有殺父之仇的人”也要團結）。他鼓勵甚至是懇求大家要無所顧忌地批評黨、大膽地給黨提意見，意見不論對錯，一律言者無罪。其心胸之坦蕩可昭日月，其態度之誠懇可動天地。這個唐太宗式的毛澤東此時大約已臻化境，誰還能懷疑這樣一個推心置腹、披肝瀝膽、掏心挖肺的英明領袖呢？就連一向兩耳不聞窗外事的翻譯家傅雷先生也都有了鳴放的衝動，他寫信給兒子說：“毛主席隻有一個，別國沒有，……他們（波蘭）的知識分子彷徨，你可不必彷徨。偉大的毛主席遠遠地發出萬丈光芒，照著你的前路，你得不辜負他老人家的領導才好。”講完話之後，毛澤東便一路南行做“遊說先生”，全力推銷他的“大民主”。在4月30日與民主黨派頭麵人物的座談會上，毛還一本正經地提醒儲安平別忘了“對老和尚也提些意見”。五一節之後，這位唐太宗式的毛澤東才稍事歇息。好話已說盡，烈火已點燃，第一個毛澤東悄然隱身，退到幕後。
朱元璋式的毛澤東：
1、值得重點關注的是毛澤東在56年底、57年初波匈事件稍後在八屆二中全會和省市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這兩次講話與他在其他公開場合的言論有明顯區別，顯得有些詭異。在八屆二中全會的講話中，毛聲明他讚成“大民主”、讚成“鬧事”，理由是“大民主”可以用來反對官僚主義。他說：“你們怕群眾上街，我不怕，來他幾十萬也不怕。”又說：“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煩了，搞官僚主義，見了群眾一句好話沒有，就是罵人，群眾有問題不去解決，那就一定要被打倒。……農民就要打扁擔，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學生就要鬧事。凡是出了這類事，第一要說是好事，我就是這樣看的。……現在，有這樣一些人，好象得了天下，就高枕無憂，可以橫行霸道了。這樣的人，群眾反對他，打石頭，打鋤頭，我看是該當，我最歡迎。……我們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誰犯了官僚主義，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罵群眾，壓群眾，總是不改，群眾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說革掉很好，應當革掉。”
但是，接下來，毛澤東話頭一轉，卻又將“大民主”的矛頭指向了與官僚主義不太相幹的“民主黨派”和“教授”。他說：“他們很害怕，如果搞大民主，民主黨派就被消滅了，就不能長期共存了。教授是不是喜歡大民主？也難說，我看他們有所警惕，也怕無產階級的大民主。你要搞資產階級大民主，我就提出整風，就是思想改造。把學生們統統發動起來批評你，每個學校設一個關卡，你要過關，通過才算了事。所以，教授還是怕無產階級大民主的。”這段話表明毛並不信任民主黨派和“教授”，並不打算將“無產階級大民主”的權利賦予他們，“長期共存”似乎也不是心甘情願的事情，這就與他此前此後的其他公開言論明顯相左。這個講話的重要性在於以下兩點：一是它對群眾鬧事的讚賞態度，提前十年透出一股文革氣息，二是它對民主黨派、知識分子的懷疑態度，使他其後五個月中的唐太宗式表演顯得沒有根基。
在1957年1月召開的省市委書記會議上，毛澤東更加放言無忌了。他公開表達了對蘇共二十大、對赫魯曉夫、對波蘭匈牙利的反感與厭惡，而且，他明白無誤地說出了“引螞蟻出洞”、“讓反革命分子暴露、孤立”、要“鋤草”等等不無歹毒的陰暗想法。他說：“大民主也沒有什麽可怕。在這個問題上，我跟你們不同，你們有些同誌好象很怕。我說來一個大民主，第一不怕，第二要加以分析，看他講什麽，做什麽。那些壞人在搞所謂大民主的時候，一定要做出錯誤的行動，講出錯誤的話，暴露和孤立他們自己。……他們不搞什麽大民主，不到處貼標語，還不曉得他們想幹什麽。他們一搞大民主，尾巴就被抓住了。匈牙利事件的一個好處，就是把我們中國的這些螞蟻引出了洞。”這些話似乎是一番預告，也是一個不祥的預兆，恰好與後來的“陽謀”一說前後呼應，為他自己提供了一個自圓其說的難得證據。
2、到了1957年5月中旬，第二個毛澤東的那副朱元璋麵孔終於纖毫畢現。5月14日中共中央下發《關於報道黨外人士對黨政各方麵工作的批評的指示》，5月15日毛寫《事情正在起變化》，5月16日中共中央下發《關於對待當前黨外人士批評的指示》，5月20日下發《關於加強對運動的領導的指示》，6月6日下發《關於抓緊時間繼續開展整風運動的指示》。以上文本均為黨內絕密，“助黨整風”的那些鳴放之士被蒙在鼓裏，完全一無所知。而各級黨組織憑著毛的這些秘密指示，“硬著頭皮”做出“隻放不收”的表麵架勢，公然大設騙局、大說假話、大施“陽謀”、大做兩麵派、大擺鴻門宴，全黨上下爭當偽君子、搶做真流氓，忙著張網以待、誘人入罪。
3、1957年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什麽？》，同日中共中央發出由毛澤東親自起草的文件《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指示》。毛突然間露出底牌，鳴放嘎然而止，接著便山河失色，鬼哭狼嚎。什麽“猖狂進攻”，什麽“葛佩琦要殺共產黨”，什麽“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什麽“章羅同盟”，什麽“利令智昏”，什麽“六條標準”，這些東西，全都是些無中生有、生編硬造、強詞奪理、無理狡辯、胡說八道、鬼話連篇的無稽之談。毛澤東本人或許也感到有一絲缺德寡信、自打耳光的尷尬，他訕訕地說：“有人說這是陰謀，我們說這是陽謀。……他們有罪。言者無罪對他們是不適用的。”毛澤東的“右派言論”比朱元璋的“謀反”還要厲害，一條罪名橫掃全國，幾百萬個家庭人仰馬翻、雞犬不寧。
二、三種解答
人們要問：這“兩個毛澤東”是如此大相徑庭、雲泥天壤，究竟哪一個是真麵目、哪一個是偽裝？抑或兩個都真、兩個都假？他們是“一分為二”的、還是“合二為一”的？或者換一種問法：是開明的唐太宗遭到了一幫惡意文人的誤解、歪曲和利用，或者遭到了一批保守官僚的反對、抵製和違抗，他無法收場，見勢不妙，這才隻好玩川劇變臉，搖身一變朱元璋？還是狹隘的朱元璋故意將自己偽裝成開明的唐太宗，下圈套、放誘餌、設陷阱，原不過就是要“引蛇出洞”、“誘敵深入”，以便將那些不知深淺的知識分子“一網打盡”？
這個問題當然不僅僅涉及到毛澤東個人的人品與信用，更關乎真相、公理與道義。問題的核心顯然是如何解釋毛澤東的忽然變臉：是臨時起意、防衛過當？是違背本心、迫不得已？還是蓄謀已久、精心布局？一直以來，說法很多，但親曆者、知情人和史家都並未給出一個十分圓滿的解釋。毛澤東本人的“自供狀”就是所謂“陽謀”說，但陰謀、“陽謀”一字之差，聽起來更象是一個被抓現行的流氓作出的蒼白無力的狡辯。
對於“兩個毛澤東”的問題，大致有以下三種解答：
第一種觀點認為確有兩個毛澤東，兩者均為真，且兩者均有理。這種觀點出自於以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具體體現在鄧的若幹講話和中共中央1981年通過的“曆史決議”中。鄧小平曾是反右運動“副統帥”（此頭銜由毛在反右後期親口加封，“鄧副統帥”比“林副統帥”整整早十年），是當年毛最最寵信之人，也是反右運動的主要執行者之一。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說：“……在全黨開展整風運動，發動群眾向黨提出批評建議，是發揚社會主義民主的正常步驟。在整風過程中，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乘機鼓吹所謂‘大鳴大放’，向黨和新生的社會主義製度放肆地發動進攻，妄圖取代共產黨的領導，對這種進攻進行堅決的反擊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這意思就是說，第一個毛澤東搞整風，純出於發揚民主的一片善意，既無陰謀亦無“陽謀”可言；第二個毛澤東搞反右，實出於右派自找倒黴，毛天子一怒，正確必要，缺點是“擴大化”了，這全要怪右派分子太“放肆”，自己硬要往槍口上撞，找死不看日子。但這段話有一處明顯的事實錯誤，眾所周知，最積極“鼓吹所謂‘大鳴大放’”的那個人不是右派，恰恰是右派的冤家對頭、鄧小平的大老板毛澤東。在1981年《關於思想戰線上的問題的談話》中，鄧小平說：“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是擴大化了，擴大化是錯誤的，但當時反右派的確有必要。大家都還記得當時有些右派分子那種殺氣騰騰的氣氛吧，現在有些人就是這樣殺氣騰騰的。”鄧小平的理由是隻許毛鄧放火，不許右派點燈，人家說幾句大實話就是“殺氣騰騰”，他們逼得數百萬人家破人亡、走投無路倒一點也不“殺氣騰騰”。當然，鄧小平是反右運動的主要當事人和政治上的獲益者，屁股決定腦袋，他持上述觀點不難理解。
第二種觀點認為隻有一個唐太宗式的毛澤東，即第一個毛澤東才是真實的毛澤東，而後麵那個言而無信、缺德寡義的毛澤東則多多少少是違心的、被迫的。羅德裏克•麥克法誇爾在《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中大致持此種看法。在他看來，毛追求更多的民主、更高程度的“自由化”、更理想化的統治模式並非突發奇想，而是其來有自、有跡可循的，這符合毛的一貫思路，應屬真誠可信。麥克法誇爾將從“百花”政策到“人民內部矛盾”理論、到文革“大民主”實踐看作毛矢誌不渝推行其“自由化”政策的持續過程。而毛澤東之所以不得不在1957年中途變卦，主要是因為受到了以劉少奇、彭真為代表的黨內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勢力的巨大壓力。毛自己曾承認黨內有90%以上的人不讚成他整風。麥克法誇爾對此有更加精細的分析，他不僅看到了在公開場合表現出來的毛、周、鄧與劉、彭之間不同的政策偏向，甚至還從劉少奇在毛作人民內部矛盾講話的那張公開照片（57年3月3日發表）中的罕見缺席，從各高級官員對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宗派主義“三害”順序的不同排列中注意到了黨內存在著普遍的意見分歧。
依麥克法誇爾的觀察，在整風問題上，中共政治局裏有一半人反對毛（他們包括劉少奇、朱德、彭真、彭德懷等），且至少有九個省的第一書記也反對毛，這九個省的人口占全國的40%。莫裏斯•梅斯納在《毛澤東的中國及其發展》、理查德•所羅門在《毛的革命和中國的政治文化》中也將黨內壓力當作毛放棄整風轉向反右的主要原因。依麥克法誇爾等美國學者的說法，毛澤東的屈服埋下了毛劉持續衝突的禍根，也就成為文革的一大根源。那些消極整風積極反右的黨內同事在文革前和文革中率先遭到了毛的整肅。但上述觀點忽略了一個重要的事實，57年5月並未召開過政治局或政治局常委會議，因此，正如號召鳴放、發動整風是毛幾乎獨自一人作出的決斷，發動反右也幾乎由毛獨自一人作出決策。不管毛曾經遭到多少壓力，但無論如何，正是毛澤東本人而不是劉少奇或彭真第一個提出要反右，在反右運動中，毛也表現得最積極、最熱烈，他親自撰寫社論、親筆擬定指示、親手給第一批大右派定性定罪、親自確定劃右派的百分比，如果把這些行為通通解釋成壓力之下的被動行為，顯然缺乏說服力。
第三種觀點認為隻有一個秦始皇與朱元璋式的毛澤東，即第一個毛澤東是陰謀和偽裝，第二個毛澤東才是真麵目。這種觀點流傳最廣。它首先來源於毛澤東本人，即他的“陽謀”一說。赫魯曉夫在其回憶錄中也認為毛是用百花政策設騙局，杜勒斯亦曾提醒人們毛有可能是要誘人入罪。李慎之在《毛主席是什麽時候決定引蛇出洞的？》一文中說：“毛主席是何等樣人物！……他怎麽能為羅隆基的一句‘小知識分子領導大知識分子’就沉不住氣而龍顏大怒呢？毋寧說為大魚遊入網內而高興的可能性還更大些。”
李慎之以毛澤東1957年1月在省市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作為關鍵證據，認為毛至遲在57年1月之前就已經做出了欲擒故縱、誘敵深入的“戰略部署”。至於此後的言行，那就隻能是裝模作樣、巧言令色、至陰若陽、大偽若真了。應該說，毛澤東“引蛇出洞”確是有明顯動機的，東歐剛剛發生了波匈事件，毛澤東希望避免在中國發生同類事件，所以要將潛在的“裴多菲俱樂部”誘發出來一舉消滅，目的是防患於未然。另外，“引蛇出洞”這種方式也符合毛一貫陰險狡詐的行事風格。匈牙利事變十萬火急之時，毛澤東還給在莫斯科的劉少奇、鄧小平發去一個奇怪的指示，說“最好讓反革命多暴露一些”，然後蘇聯再出兵鎮壓。毛兩個多月後對中國的省市委書記們說：“出了亂子，那個膿包就好解決了，這是好事。”又說：“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種怪議論，不要共產黨呀，共產黨領導不了他呀，社會主義不好呀，如此等等。他們有這麽一些思想，過去沒有講，百家爭鳴，讓他們講，這些話就出來了。”看起來，毛澤東對右派分子將會利用“大民主”的機會“向黨猖狂進攻”應該不至於感到太意外。
李維漢、薄一波、李誌綏認為毛最初沒有料到民主黨派、知識分子會那麽不識抬舉、那麽“放肆”，毛因“上當受騙”而極度憤怒，而按李慎之的說法，事情應該是相反，魚兒上鉤了，那正是求之不得的事情，高興還來不及，他又怎麽會憤怒呢？照此說來，毛澤東當然不是唐太宗，他連唐太宗的影子也不曾有，倒是比朱元璋、秦始皇還厲害一萬倍。誤將劫匪當救星、錯把狂徒作聖人，這就要怪中國的知識分子有眼無珠了，否則老毛怎麽會譏笑“知識分子最愚蠢”呢。然而，“引蛇出洞”的觀點也還有一些疑問：這種毫無誠信、丟人現眼的缺德事毛為何不交給其他人去做？由別人出麵整人，整到人仰馬翻的時候他再出來作最終仲裁豈不是既占了便宜又不失人心（如延安整風時為“搶救運動”道歉一樣）？再者，毛用了一年多的時間、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張羅起來的鳴放和整風，卻隻持續了短短五周就緊急轉向，這怎麽看也不太象是一副“陽謀”在胸、運籌帷幄、氣定神閑的樣子，倒象是下錯了賭注不認帳要耍賴要動粗的流氓作派。如果毛早就謀略已定、目標明確，他固然是要瞞著那些注定要倒黴的民主黨派和知識分子，但他又何必瞞他的黨內同事那麽久？他又何必反撲得那麽倉促、那麽突兀？
三、反右運動有“戰略部署”嗎？
關於毛澤東的很多神話都已經破滅，但是，有一個神話人們卻一直很少去深究，這就是關於所謂“戰略部署”的神話。李慎之說：“毛主席是一個偉大的戰略家，正如陳毅在解放戰爭勝利前夕的詩裏所說‘從來能兵觀遠略，於今籌劃賴雄才’，他就是這樣一位罕見的善於籌劃遠略的雄才。”文革時期，“毛主席的戰略部署”一度被渲染得神乎其神，成了一種神秘主義的政治巫術，各派“群眾組織”一個個似占星術士一般，競相以參悟、領會毛的“戰略部署”為能事。如果“戰略部署”指的隻是暫時不便公開或不便由毛本人親自公開的整人陰謀，毛澤東確實一向不缺，但如果是指一套係統完整的、既定不變的、高瞻遠矚的政治行動總方案，謀定而後動，按部以就班，那麽，將這個詞組用在毛澤東身上恐怕就有些言過其實了。毛澤東何曾有過這樣一套高深莫測的“戰略部署”？如果有的話，難道餓死四千萬人也在大躍進的“戰略部署”之內？難道廬山會議的臨時變卦、接班人的十年三變、林彪叛逃、鄧小平翻案、華國鋒逮江青也都在他的既定“戰略部署”之內？如果這些都在其內，他的“戰略部署”未免太離譜，如果都不在其內，那他的“戰略部署”又豈不是太弱智、太短視？
具體到反右運動，欲解開“兩個毛澤東”之謎，恐怕也得先破除“戰略部署”的迷信。以我們目前所能掌握的信息，很難認定毛澤東（或中共中央）在整風、鳴放之前已經有一套明確、既定的“戰略部署”。
第一，麥克法誇爾所說的“自由化”、“民主化”顯然不是毛澤東的長遠規劃。說“顯然不是”，是因為這與毛、與中共的“立黨之本、執政之基、力量之源”完全不搭界。以毛而言，他確實在40年代曾讚賞過西方式民主，但終其一生，他從未想過要把西方式民主理念“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毛長期浸淫於斯大林主義的思想、組織與政治氛圍中，加之中國專製王朝的政治傳統已沁骨入髓，在他心裏，即使偶爾冒出一絲“自由化”的思想火花，也注定隻會曇花一現。早在江西蘇區時毛就主持過駭人聽聞的“反AB團”，延安整風時又曾馬不停蹄地“抓特務”、“審幹”、“搶救運動”、殺王實味，而就在提出“雙百方針”前不到一年的時候，毛澤東還興致勃勃地親自操刀，發起了黨內肅反和“反胡風運動”。無論如何，毛身上的朱元璋+斯大林基因絕對壓倒李世民+“自由化”基因。
然而，我們也不能否認，毛澤東在1956至1957年初的那一段時間確實有過一些另類的“自由化”設想。因為斯大林主義的聲名狼藉使毛不得不丟棄“中國的斯大林”這一頂桂冠，同時，他認識到在英國、美國、法國的製度下不會出現斯大林那樣的錯誤，這也就使他有了改弦更張、走出蘇聯模式、超越蘇聯經驗的衝動。毛澤東急於向中國、向社會主義陣營、向全世界傳達這樣一個信息：毛澤東絕不是另一個斯大林，他與斯大林完全不同，他比斯大林開明、寬厚、仁慈、民主得多！因此，與其象麥克法誇爾那樣將毛在反右前的一係列開明表現視為一種“自由化”的政治取向，不如將其視為對當時國際國內形勢的一種應變反應。這種反應是暫時的和缺乏根基的，與毛的一貫言行和中共的政治傳統是不大協調的。當然，它們與“戰略部署”的關係不大，而政治機會主義的成分要更多一些。
第二，“引蛇出洞”的陰謀或“陽謀”也不是毛澤東既定不變的“戰略部署”。我們可以肯定地說，在毛剛剛提出“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時候，他不會有“引蛇出洞”的想法。如前所述，此時的毛澤東乃是以自我區別於斯大林為第一要務。可以想見，那一年裏毛澤東備感壓抑，蘇共二十大後整個社會主義陣營大反個人崇拜，中共黨內“反冒進”，中共八大黨章刪除毛澤東思想，毛澤東被迫接受退居二線的方案，這些都不是他真正想要的。到了波匈事變之後，毛澤東這才大舒了一口氣。因為東歐的事態迫使蘇聯出兵鎮壓，迫使赫魯曉夫終止“解凍”，在毛澤東看來，這就證明蘇聯和赫魯曉夫錯了，也證明國內那些反個人崇拜、反冒進、反毛澤東思想的人通通錯了。所以，波匈事件“是好事”（毛澤東此後多達數十次說到波匈事件“是好事”），它們的發生給毛澤東提供了整風的理由和契機（關於波匈事件的原因，毛、周與劉、彭的看法確實是有明顯分歧的，毛、周認為是脫離群眾的官僚主義使人民內部矛盾激化，而劉、彭認為是帝國主義的滲透和挑撥所致）。而所謂“整風”，了解延安整風的人都知道，整風就是統一思想、馴化組織、突出領袖、震懾群眾，就是為了確立一個唯一“一貫正確”的思想、路線和領袖（而其他所有的人都有錯誤），說穿了，整風運動就是個人崇拜運動。整“三風”也好，除“三害”也罷，不過是整風的由頭和借口。此時，毛的真正動機應該是出一出蘇共二十大以來憋在心頭的那一口惡氣，恢複被秘密報告所中斷的個人崇拜勢頭。以此推斷，他的整風矛頭主要是指向黨內那些反個人崇拜和反冒進的勢力（如從黨章中刪除毛澤東思想的主要倡導者劉少奇、彭德懷、彭真等人和積極反冒進的周恩來、陳雲、李富春等人，前者為主，後者為次），是當權派，而不是有職無權的民主黨派和無職無權的知識分子。毛在省市委書記會議上說：“蘇共‘二十大’的台風一刮，中國也有那麽一些螞蟻出洞。這是黨內的動搖分子，一有機會他們就要動搖。他們聽了把斯大林一棍子打死，舒服得很，就搖過去，喊萬歲，說赫魯曉夫一切都對，老子從前就是這個主張。”這裏說的很清楚，“螞蟻出洞”主要是指那些跟在赫魯曉夫後麵大反個人崇拜的“黨內的動搖分子”，指的是當權派，而黨內外的右派知識分子似乎尚不值得毛澤東大費周張。
然而，整風演變成了反右，“引螞蟻出洞”變成了“引蛇出洞”。這是“戰略部署”的調整還是政治機會主義的隨機應變呢？後者的可能性大概要更大一些。毛澤東確實錯估了形勢，他既錯估了黨內形勢，也錯估了黨外形勢。首先，黨內的壓力之大超過了毛的預料，盡管延安整風的經驗被吹上了天，但黨內其實人人皆知，整風必整人，最糟糕的是，整風的方式很奇特，它需要人人過關、個個挨整，唯有那位“一貫正確”的人可以例外。所以，大家雖然嘴上不敢說反對整風，但實際上整風在黨內高層和基層普遍不受歡迎。其次，民主黨派和知識分子的鳴放方向也完全不對毛的胃口，當年的知識階層大體上還是以“舊知識分子”為主，他們與文革時期的大中學生截然不同，他們更喜歡赫魯曉夫遠勝過喜歡斯大林，指望由他們來幫助毛扭轉赫魯曉夫秘密報告以來的黨內形勢，毛澤東無疑選錯了對象。這樣一來，毛不得不有所改變：將官僚係統對整風的怒火燒向幫助整風的知識分子，以知識分子的群體苦難去安撫在整風中受到了驚嚇的中共官僚係統，這就成了毛澤東收拾局麵的不二選擇。當然，不論整風的結果如何，民主黨派和知識分子也注定是在劫難逃的——整風整得好，他們將會成為陪葬品，整得不好，他們就成了孤獨的犧牲品。延安整風時這一幕就已經上演過，當時，毛澤東也大張旗鼓動員普通的知識分子黨員幫助高級幹部整風，最後，卻讓說了實話的王實味送了命，更“暴露”出來一大批的“托派”和遍地的“特務”。在毛澤東的整風運動和一切其他的毛式政治運動中，為了削弱一個當權派，總是要犧牲掉千萬個小權派和無權派。延安整風、反右、文革莫不如此，因為這正是毛式“群眾運動”的運行機製和內在邏輯。
那麽，如果說“自由化”和“引蛇出洞”都不是毛發動鳴放、整風和反右的既定“戰略部署”，他是否還有其他深謀遠慮的“戰略部署”呢？要說有，也勉強有的，比如，他想當社會主義陣營的世界領袖，想讓“馬恩列斯毛”的排列順序成為公認的社會主義正宗“道統”。而要當得成這世界領袖，就必須有一套比赫魯曉夫更高明的理論、更英明的政策，必須創造出比蘇聯模式更優越的體製、更偉大的成就或更高的發展速度，於是，他提出了“人民內部矛盾”的全新理論，要實施“無產階級大民主”的全新實踐，要創造“大躍進”向共產主義過渡的人間奇跡。但是，當世界領袖算得上是一個“戰略部署”嗎？任何一個乞丐都難免會有當百萬富翁的夢想，卻未必所有的乞丐也都是戰略家吧。
縱觀毛的一生，除了對權力的癡迷終生不改之外，他其實是多變且善變的。他的權謀很多，但戰略很少。權謀以變化為特征，而戰略則以穩定為特征。
如果我們拋棄“毛主席的戰略部署”神話，毛澤東在反右期間前後矛盾的表現將會更容易得到解釋。1956年初，毛澤東本來是興高采烈、誌得意滿的，因為大多數人預計要十到十五年才能完成的農村合作化和城市國有化迅猛展開、大局已定，“大規模急風暴雨式的階級鬥爭已經結束”，形勢有了“根本的變化”，“社會主義的勝利已經有了很大的把握”。而在這個過程中，毛個人的冒進傾向是提前發生這些“根本變化”的關鍵原因。在毛澤東看來，大展宏圖的時候已經到了，他個人獲得更大的權威、更高的尊榮的時候已經到了。不難想象，在這種時候冒出來一份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以及其後中共的反個人崇拜、反冒進和八大的“反毛澤東思想”，這讓毛有多麽反感、多麽壓抑。他不得不適應這一“國際的大氣候和中國自己的小氣候”。當波匈事件發生之後，自以為有機可乘的毛產生了改變氣候的強烈願望。毛的整風動機是企圖扭轉蘇共二十大以來的黨內局麵應屬無疑。而那時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則不大可能是毛的心腹大患，因為他一向就不大瞧得起文人學士，認為他們是一個沒有獨立性的寄生階層，如今他們賴以生存的階級基礎又已經被消滅了，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他們是翻不起大浪來的。早在蘇共二十大之前的1955年下半年，當“社會主義改造”大局已定不可逆轉的時候，毛澤東大概就已經認定失去了獨立經濟基礎的“舊知識分子”已不足為慮了（這是1956年1月提出新的知識分子政策的原因）。而毛澤東之選定知識分子為鳴放整風的主體則是陰差陽錯的結果。
毛擅長打平反牌，擅長聯合弱勢攻擊強勢，他或許以為，一直受思想改造之苦的知識分子忽蒙重用，必將會對他感激涕零、甘為前驅。毛澤東的慣用手法是政治局裏搞不定就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高層有事搞不定就發動中下層來解決，黨內有事搞不定就發動群眾搞運動，1957年他試圖利用民主黨派和知識分子幫他出氣，自然也符合他的權力鬥爭慣例。當然，對於整風的進程、鳴放的後果，毛澤東並不明確。對於整風整到什麽程度、鳴放放到什麽地步，他也未曾有過確切的規劃。一切隻能以是否有利於毛的權威與尊榮為依據。正因如此，我們才會發現“兩個毛澤東”是相互交叉和重疊的，毛有時正說兩句，有時又反說兩句，在黨內一個說法，在黨外又一個說法。這些，無非是為他可能的“戰略變化”留下伏筆，也恰恰說明他並沒有形成一套既定的“戰略部署”。
關於反右期間“兩個毛澤東”的問題，如果我們要得出一個結論，那就是：毛澤東隻有一個，但他是一個多變的、善變的毛澤東，是一個奉行政治機會主義、擅長權謀的毛澤東，是一個習慣於製造亂局並亂中取勝的毛澤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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