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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8月，香港特首智囊正式建議讓深圳人自由出入香港，就在深港合作似乎要掀起高潮的時候。香港媒體的調查卻顯示，超過八成的港人不讚成深圳人自由赴港。一場關於港人狹隘排外的爭論再度被掀起。或是因為固有的優越，或是因為既有的利益，又或是因著生物的本性以及文化意義上的群體認同，無論香港還是內地，都市土著的排外情緒一直存在。
但這一切，是否還因為外人帶來的治安問題；是否還有爭奪工作機會等現實的社會因素。如今，我們遭遇排外情緒的時候，往往以著包容和開放的名義批判甚或謾罵。卻很少有人願意靜靜傾聽土著們的聲音，快速擴容的城市，迅猛增加的移民，帶給他們的是不是也有諸多的無奈，排外情緒背後是不是也有很多的委屈。
南都周刊記者 許十文 實習生 洪鵠
香港人的隱憂
今年8月，香港智經研究中心，特首曾蔭權的智囊作出正式建議，向深圳戶籍居民推出智能卡式香港通行證，這使200多萬深圳戶籍居民有可能實現無限次自助通關——自由出入香港，作為一個不大不小的出入境理想，一直被深圳人乃至內地人所期望，《南方都市報》的調查發現，超過九成深圳人支持這個建議。
但一盤冷水緊接著潑來。8月下??愀邸睹鞅ā飯?莢詰鋇亟?械耐鍍鋇韃榻峁??允?4%的香港人明確反對深圳人自由赴港。除了這份調查，在香港媒體或網絡上，不歡迎深圳人的言論也隨處可見。香港民眾最擔心的便是治安問題，每月到深圳一次的黃仁婷小姐接受采訪時說，她通常一個人來深圳時，隻敢在羅湖商業城逛逛，壓根不敢出來，因為總是聽朋友說，在深圳被搶劫，尤其是一些香港的明星都有在深圳被劫的經曆，令人很不放心。
而香港IT公司職員劉弘梁說，“這會給我們這個行業的就業有一些衝擊，我們香港也想發展IT業，深圳有很多這方麵的人才，他們可能比香港人更有競爭力，如果可以放開他們來香港的話，很多香港人可能在IT行業裏更難揾工。”
基於港人的這些聲音，在內地的網絡上，原本熱情的民意立刻轉為憤慨，有人罵香港人狹隘排外，也有兩地網民之間的口水戰，爭論誰更是對方“領地”的治安隱患。
內地網民認為香港應該開放，它不是香港人的香港，而是全中國的香港。在部分轉載該調查結果的內地網站上，網友的跟帖根本就是一片謾罵聲。
又是一場土著(在城市較早定居的族群)與外地人的爭論。多年來，從不滿到糾紛再到言語對抗，敵意在循環中升級，每一次中國的大都市出現“排外”的話題，類似的民間口水戰從未停止。
更多的口水仗
莫戴維是今年春節期間的廣州網絡名人。他發出帖子，形容廣州在春節期間空前舒適，“車少人少賊少”，又懷念20年前的廣州，然後提出，沒有工作、無所事事長期滯留的“盲流”就應該遣返。雖然他已打上標簽說“非種族歧視”，爭議依然迎麵撲來。這番感慨，又激發了一場廣州人與外地人的大爭論。
“沒有這些外來人口，哪有廣州今天的繁榮昌盛？不要對外來人口來搶飯碗而不滿，要放開心胸去接納他們。”一來一往，話題由“廣州交通堵塞、治安之亂誰之過”的討論，進入“廣州人是尚不夠寬容，還是寬容過度”的紛爭。有人借“維記”之帖認為“號稱寬容的廣州也排外”，有人則提出“從某種層麵上來講，廣州已經過分寬容了，有些社會問題實際上因此而來”。
這些問題如果放在城市容量的問題下，討論得也無可厚非，畢竟廣州的各種設施也是有限的。但要是放在寬容、接納、流動等語境下，這些言論多少還是讓人感到了排斥外來人口的情緒。
在中國的都市，外來人員被套以“盲流”、“低素質人員”的提法，不僅出現在普通市民的詞匯裏，也常常以官方口吻出現。生活在本地數十年的土著們，經曆了“門不閉戶”的年代，麵對越來越複雜的治安情況，也往往跟著把問題簡單地歸咎於外來的“治安問題群體”。
正如香港那位IT人士的言論，都市土著的安全感憂慮，其實並不隻限於治安，還在於就業。最被土著們引用的邏輯是：城市發展的速度遠遠跟不上新增人口的速度，就業的壓力每年都是有增無減。
危害治安+低素質，一直是中國大都市土著，乃至除香港以外的中國大都市政府排斥新移民或外地人的頭條理由，或者“有罪推定”。相伴而來的，是新移民或外地人對大都市土著的另一番固定的“原罪”：狹隘+城市生存競爭的失敗者。
土著的焦慮
雖然，在《明報》的調查裏，香港人的主要理由是擔心社會治安轉壞。但調查的另一方麵也顯示，他們也敏感於內地人的大量進入，會影響到香港獨有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這，其實是中國大都市土著們在排外中的共同心結。
去年底，香港某個建築地盤錯擺了一個簡體字標誌牌，立刻就引起了當地人的一輪恐慌，電視、報章爭相報道，最後工地換上繁體字標誌牌才了卻風波。今年初，網上有廣州人發帖抗議“忽悠”等北方方言在本地報紙上出現，回帖一呼百應，六成人支持其觀點，又是惹來一場大論戰。
無論繁體字或者粵語，無論香港或者京滬穗，土著們擔心的核心是地方市民文化的非自然消失，這是貫穿在“安全”理由之下的另一段“排外”心結。
同對語言的擔憂一樣，在中國一輪輪城市改造運動中，土著們在被動的遷移中，既有的生活形態也正在被撕裂。在上海這個大工地，1990年代以來不斷拆遷，不斷城市改造，曾經的城市中心已經不再是土著們專有的地盤，以至於大量搬離舊城區的上海土著都戲稱自己成了“鄉下人”。廣州是另一番景象，城市發展的資源一度集中於快速向外拓展新區，於是曾經繁華的老城區，無論是公共設施還是商業發展都不複往昔，留在市中心的土著們“連喝茶都找不到地方”，隻能苦笑一句自己住在“老城中村”。
轉移進城的人越來越多，普通話與各地的飲食生活文化也越見主流……在生活傳統加速消失的危機與失落之下，“都市深圳化(趨向無本土特色)”使土著們憂心忡忡。很多土著，尤其出身市井的本地人，如果尋求本土市民文化的自救，也會簡單地訴諸排外：在這故鄉的都市裏，“喧賓奪主”已成事實，如果“各美其美”都沒有空間，那他們隻能選擇排斥和對抗。
□ 南都周刊
但這一切，是否還因為外人帶來的治安問題；是否還有爭奪工作機會等現實的社會因素。如今，我們遭遇排外情緒的時候，往往以著包容和開放的名義批判甚或謾罵。卻很少有人願意靜靜傾聽土著們的聲音，快速擴容的城市，迅猛增加的移民，帶給他們的是不是也有諸多的無奈，排外情緒背後是不是也有很多的委屈。
南都周刊記者 許十文 實習生 洪鵠
香港人的隱憂
今年8月，香港智經研究中心，特首曾蔭權的智囊作出正式建議，向深圳戶籍居民推出智能卡式香港通行證，這使200多萬深圳戶籍居民有可能實現無限次自助通關——自由出入香港，作為一個不大不小的出入境理想，一直被深圳人乃至內地人所期望，《南方都市報》的調查發現，超過九成深圳人支持這個建議。
但一盤冷水緊接著潑來。8月下??愀邸睹鞅ā飯?莢詰鋇亟?械耐鍍鋇韃榻峁??允?4%的香港人明確反對深圳人自由赴港。除了這份調查，在香港媒體或網絡上，不歡迎深圳人的言論也隨處可見。香港民眾最擔心的便是治安問題，每月到深圳一次的黃仁婷小姐接受采訪時說，她通常一個人來深圳時，隻敢在羅湖商業城逛逛，壓根不敢出來，因為總是聽朋友說，在深圳被搶劫，尤其是一些香港的明星都有在深圳被劫的經曆，令人很不放心。
而香港IT公司職員劉弘梁說，“這會給我們這個行業的就業有一些衝擊，我們香港也想發展IT業，深圳有很多這方麵的人才，他們可能比香港人更有競爭力，如果可以放開他們來香港的話，很多香港人可能在IT行業裏更難揾工。”
基於港人的這些聲音，在內地的網絡上，原本熱情的民意立刻轉為憤慨，有人罵香港人狹隘排外，也有兩地網民之間的口水戰，爭論誰更是對方“領地”的治安隱患。
內地網民認為香港應該開放，它不是香港人的香港，而是全中國的香港。在部分轉載該調查結果的內地網站上，網友的跟帖根本就是一片謾罵聲。
又是一場土著(在城市較早定居的族群)與外地人的爭論。多年來，從不滿到糾紛再到言語對抗，敵意在循環中升級，每一次中國的大都市出現“排外”的話題，類似的民間口水戰從未停止。
更多的口水仗
莫戴維是今年春節期間的廣州網絡名人。他發出帖子，形容廣州在春節期間空前舒適，“車少人少賊少”，又懷念20年前的廣州，然後提出，沒有工作、無所事事長期滯留的“盲流”就應該遣返。雖然他已打上標簽說“非種族歧視”，爭議依然迎麵撲來。這番感慨，又激發了一場廣州人與外地人的大爭論。
“沒有這些外來人口，哪有廣州今天的繁榮昌盛？不要對外來人口來搶飯碗而不滿，要放開心胸去接納他們。”一來一往，話題由“廣州交通堵塞、治安之亂誰之過”的討論，進入“廣州人是尚不夠寬容，還是寬容過度”的紛爭。有人借“維記”之帖認為“號稱寬容的廣州也排外”，有人則提出“從某種層麵上來講，廣州已經過分寬容了，有些社會問題實際上因此而來”。
這些問題如果放在城市容量的問題下，討論得也無可厚非，畢竟廣州的各種設施也是有限的。但要是放在寬容、接納、流動等語境下，這些言論多少還是讓人感到了排斥外來人口的情緒。
在中國的都市，外來人員被套以“盲流”、“低素質人員”的提法，不僅出現在普通市民的詞匯裏，也常常以官方口吻出現。生活在本地數十年的土著們，經曆了“門不閉戶”的年代，麵對越來越複雜的治安情況，也往往跟著把問題簡單地歸咎於外來的“治安問題群體”。
正如香港那位IT人士的言論，都市土著的安全感憂慮，其實並不隻限於治安，還在於就業。最被土著們引用的邏輯是：城市發展的速度遠遠跟不上新增人口的速度，就業的壓力每年都是有增無減。
危害治安+低素質，一直是中國大都市土著，乃至除香港以外的中國大都市政府排斥新移民或外地人的頭條理由，或者“有罪推定”。相伴而來的，是新移民或外地人對大都市土著的另一番固定的“原罪”：狹隘+城市生存競爭的失敗者。
土著的焦慮
雖然，在《明報》的調查裏，香港人的主要理由是擔心社會治安轉壞。但調查的另一方麵也顯示，他們也敏感於內地人的大量進入，會影響到香港獨有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這，其實是中國大都市土著們在排外中的共同心結。
去年底，香港某個建築地盤錯擺了一個簡體字標誌牌，立刻就引起了當地人的一輪恐慌，電視、報章爭相報道，最後工地換上繁體字標誌牌才了卻風波。今年初，網上有廣州人發帖抗議“忽悠”等北方方言在本地報紙上出現，回帖一呼百應，六成人支持其觀點，又是惹來一場大論戰。
無論繁體字或者粵語，無論香港或者京滬穗，土著們擔心的核心是地方市民文化的非自然消失，這是貫穿在“安全”理由之下的另一段“排外”心結。
同對語言的擔憂一樣，在中國一輪輪城市改造運動中，土著們在被動的遷移中，既有的生活形態也正在被撕裂。在上海這個大工地，1990年代以來不斷拆遷，不斷城市改造，曾經的城市中心已經不再是土著們專有的地盤，以至於大量搬離舊城區的上海土著都戲稱自己成了“鄉下人”。廣州是另一番景象，城市發展的資源一度集中於快速向外拓展新區，於是曾經繁華的老城區，無論是公共設施還是商業發展都不複往昔，留在市中心的土著們“連喝茶都找不到地方”，隻能苦笑一句自己住在“老城中村”。
轉移進城的人越來越多，普通話與各地的飲食生活文化也越見主流……在生活傳統加速消失的危機與失落之下，“都市深圳化(趨向無本土特色)”使土著們憂心忡忡。很多土著，尤其出身市井的本地人，如果尋求本土市民文化的自救，也會簡單地訴諸排外：在這故鄉的都市裏，“喧賓奪主”已成事實，如果“各美其美”都沒有空間，那他們隻能選擇排斥和對抗。
□ 南都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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