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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學運親曆記轉載

(2010-06-09 02:18:01) 下一個

高尚 (博訊 boxun.com)

   
    來源:《炎黃春秋》
   
    幾點說明
   
    一、1986年底,上海發生了文革以來最大規模的學生示威遊行事件。當時我正在複旦大學新聞係讀書。記得當時學校的期末考試是應付了事的,匆匆忙忙提前放了寒假。我在事件中甚為積極,還聯合幾位同學貼出了新聞係的第一張大字報,因下學期我未返校直接到外地實習,便逃脫了被辦學習班的命運。這是事件結束後幾天即12月28-30日,我寫了一封長信給我在北京的好友,報告事件的情形。前幾日搬家,又讀到了這封信。現將原文打出來,算是對我大學生活的一個紀念。
   
    二、文中的三個小標題“感受”、“經過”、“思考”為整理時所加。
   
    三、此次事件導致了胡耀幫、胡啟立的失勢和江澤民的上升。此次學生運動所暴露出來的諸多弱點,在1989年的六四事件中均得到了修正。
   
    四、1984,1985年底均有為紀念一二•九運動而爆發的學生運動(原信中沒有提及)。但以86年的事件為最。那時正是趙紫陽執政的時代。頻繁發生的學生運動可能是當時激進改革的一種顯現。這是事件的一個最重要的背景。
   
    五、因寫信的時間距離事件很短,信中第三部分的思考多是一些情緒激動的直白的感受,並未經過深思熟慮,且多局限於一個新聞係學生的有限視角,議論是很粗糙的。但願讀此帖的網友們不要因之生厭。因是個人的親曆記錄,第二部分事件的描述也很狹隘,希望各位經曆過這次事件的網友能共同來完善它。如此種種,貼出此文也就有了拋磚引玉的期望。我的郵箱號碼為dued@263.net
   
    六、當年還整理有複旦大字報摘抄,以及有大約400餘張黑白照片,但苦於資料太多及沒有掃描儀,未能一並貼出。以後再說吧。
   
    高尚  2/25/1999
   
    感受
   
    上海的學生運動想你也略有所知。前幾天VOA報道,北京有三千學生遊行,聲援上海,警察設置路障阻其進入天安門廣場,詳情不知。本月的中下旬,全國各地先後有七個地方發生類似的示威遊行,其中有上海、北京、武漢、南京、杭州、天津、深圳等地(加上合肥、昆明等有十個)。其中以上海、南京、杭州三地破壞較為嚴重,情節較為粗暴;以上海規模最大,是文革結束後至今最大的一次學生運動,前三天參加示威遊行的人數最保守估計是十萬人次(肯定不止十萬人次)。這是一次充分顯示學生有限的實力又充分暴露學生全部弱點(作為一支政治力量)的激情恣肆而“短命”的學生運動。它最飽滿的力量與激情之顯示實際上隻持續了一天,以後便迅速轉入餘波而至於如今的完全平靜。
   
    它的出現實在是太突然了,突然得使我們其中的許許多多人(後來是不由自主地加入進去了)對何以能在一兩天之內爆發出如此旺盛的激情而感到訝然與困惑,對這一次運動的原因、目的都感到十分的茫然。——我們的日常的平靜的生活裏壓抑著多麽強烈而深刻的不滿啊!而當它一找到其宣泄口時,不滿的情緒便以一種可怕的速度衝擊著現實的一切。——我們不少人包括我在內起先都是持著一種譏諷的態度的,我們覺得很可笑,很滑稽,但是,我們不少人也就在一夜之間改變了這種冰冷的目光。這場運動的發起在最廣泛的大學生中是缺乏理性的準備的(而在運動中大學生卻充分表現了他們作為準知識分子的理性的“有理有節”,這點下文還會提到),這是一場情感性的運動,而這種充實的情感力量正包含了對現實的最強烈的抗議。
   
    這一特質強烈地表現在我們幾乎找不出一條具體的、堪稱原因的原因,去年北大的反日貨及前不久華師大的風潮(11月10-15日)都有極明確的矛頭所指,都有得以體麵解決、皆大歡喜的可能性。但這在本次運動中找不到。最早的交大的大字報(約出現於12月10日)鋒芒四射,卻十分淺薄:有指斥學生會的,有把以前周誌明案件(注一)提出來……等等。有人說交大的兩名研究生被警察毆打(注二)是導火索,這是勉強可以成立的理由。我更傾向於它是屬於“周誌明案件”一類的理由。但是,卻恰恰正是這類似乎是雞毛蒜皮的(所謂“老帳新帳”)的不滿最後指歸至提出了“自由、民主、人權”,這是對我們現實的最深刻的反映,也是我們的現實的最“不合理”處(借黑格爾老人語:凡是現實的必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必是現實的。),也是本次運動的價值、意義及它的水平所在。有人認為本次學生運動體現了學潮水平的下降,理由是它沒能提出具體的目標,如同大學生的反物價上漲等等(持這類意見的有不少是報界的新聞人事,為數相當不少)。相反,我認為,這正體現了學生們已在一個較高的層次上來把握現實的矛盾。這恰恰是學潮水平的提高,而不是下降。
   
    注一:周誌明是交大四年級(?)學生,與華師大一同鄉戀愛不成,邃起報複之心,持刀至華師大8舍(女生宿舍)企圖毀其女友之容,為其女友之同學張露所阻,張露受傷。周誌明據此被重判死刑已於今年執行,量刑過重是明顯的。大約是既北外的馮大興之後的第二個被處死之大學生。
   
    注二:11月份,美國“愛的旋律”演唱組來滬在萬體館演出。演員唱畢用英語邀請觀眾一同跳舞,其他的觀眾未動(聽不懂?),交大的兩名研究生接受邀請。事後被“請”到公安局蹲了一夜,當夜挨了四名警察的打。
   
    關於這場運動的這種情感性,還可以提供一個例證。前一段時間,孤獨感、寂寞感是複旦的少男少女所熱衷的話題(其他學校我不清楚),所謂的孤獨感極大地侵蝕著大學生的心靈,這一度成為輿論分析的focus。我當時的解釋是,這是一種世紀病——時代病,當我把目光局限於“準知識分子”群落時,我甚至借用了湯因比對於知識分子的定義。而當我把“孤獨”置身於這場運動的大背景裏時,我便發覺這是遠遠不夠的。這種種歌花吟月的輕薄的憂愁,這種種“少年不知愁滋味”的春情的哀傷,是多多少少受著現實的製約的,於是這本來輕飄飄的東西便積澱了(也許成分是有輕有重的)沉甸甸的現實矛盾的深刻性了。
   
    由此,我們是不是可以歸納一點,本次學生運動的背景或巨大熱情來源於對民主改革進程的緩慢的極度不耐煩。
   
    誘發這種不滿情緒的因素是多種多樣的,前麵提到的種種便是一種具體的表現;不可忽視的是中科大副校長方勵之的演講。方勵之有“中國的索爾仁尼琴”之稱,此公想必你已有所知。他在十一月從意大利回國抵滬時在交大、同濟各作了一次演講。這兩次演講我沒有參加,但我看過他在去年在浙江大學的演講複印稿,用官方的話說,是極具煽動性。(十一月演講後,我曾就此事接觸過幾個層次較高的人士,普遍的反映是令人失望,有人甚至撰文說“方勵之的時代已經過去”。但這僅僅是個別人的失望。他在理工科學生裏肯定還很有市場。)方勵之之所以是一個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因為他所演講過的兩個學校在此次運動中表現突出:交大是最先發起;同濟是運動之主力,20日一天幾乎全校出動(由學生會帶隊),全校癱瘓近四天。
   
    經過
   
    下麵我把運動的全況概要說一下(以上寫於28日夜):
   
    10日交大開始有零星的大字報出現,內容前麵已提及。至15日之間,大約出現了校方撕扯大字報之舉,學校有沸騰之勢。約在15日,學生提出要上街遊行,並要聯絡各高校協同行動;並有人私自打電話給美國住上海領事館,透露了將要大規模示威遊行的消息(定於19日)。18日下午約二時許,江澤民市長來到交大,與幾千名學生會麵。江澤民“氣勢洶洶”(他是交大校友),學生相當不滿,場上噓聲不斷,辯論會從下午2:30持續至晚上7時過。會上有學生提議定15日為交大學生民主日。當時有三台錄象機現場錄象,並牽引有線廣播至會場外供交大全校收聽。江澤民沒能阻止學生於次日上街。(江澤民次舉大約是想模仿柯雲路小說《曆史將證明》中的省委書記。他的形象一直不太好,他是揚州人[江北人],上海人對於江北人是傳統的瞧不起。此前已有謠傳不久市長將換馬。)
   
    但一直到18日前,複旦相當閉塞,至少對我們係來說是如此。複旦人廣泛地獲知“事變”是在18日下午1:30以前不久。時值星期四,下午1:15左右,同濟大學(在複旦附近)近千名學生高舉“民主自由人權”、“起來吧,熱血青年”等標語(白地黑字)來到複旦,用一位現場旁觀的教師的話說,是“串聯複旦一起鬧事”。隊伍在校門口被阻,複旦校門緊閉。時值上課時間,不少同學正匆忙從宿舍往教室趕,教師員工也都要進入校內,便被堵在了同濟遊行學生的後麵,而大門的裏頭,卻是幾百名複旦學生在旁觀,起哄,當時複旦黨委書記林克在現場。約1:30過,大門敞開,學生們似乎是勝利了,一湧而進,在複旦園內(宿舍區)篼了一圈回去了。
   
    同濟學生來後,複旦的空氣頓時緊張起來,無窮的傳言在複旦流行。當晚,參加完一門考試,我於約8:10回來,經過食堂前(類似於北大的三角地)時,見廣告櫥裏明顯地張貼了幾張大字報,並有不少學生三五成群聚在一起議論著什麽。九時過後,氣氛更加嚴峻,各係的輔導員、黨總支連夜召開學生座談會,作思想工作,勸說學生次日不要上街。更多的學生聚集在食堂前看大字報,人越來越多,此時大字報也越貼越多,明確提出了次日(19日,星期五,下午是高校統一的政治學習時間)下午1:00在上海外灘市府前集中示威。這時的大字報內容多為攻擊學生會,指斥學生會日常行徑的貴族化;攻擊學校教育製度,如稱學生會、指導員、考試製度為三座大山,等等。
   
    19日淩晨一二時之間,昨晚貼出的大字報均被保衛處和學生會撕去,但天蒙蒙亮,又一批大字報出現在廣告櫥上,更有目擊者把學生會、校團委撕大字報的某些人的名字具體的訴諸大字報,同時再次號召下午前往市府請願。
   
    18日晚是複旦的不眠之夜,也是上海各高校幾萬學生的不眠之夜。已是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了,在這臘月陰冷砭骨的寒風中,卻是不安與騷動,被壓抑著的熱力就要發揮出來了。
   
    永遇樂千古江山,“英雄無覓”,袁世凱處,民主自由,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寬鬆寬容,人民做主,純係子虛烏有。想當年北大代表,被穿小鞋如鼠。億萬同胞,蒙賜人權,贏得雙手黃土。十餘年前,望京猶記人民慘遭屠!可堪回首,假民真主,一片群魔亂舞。憑誰問,青年醒矣,尚能欺否?
   
    南鄉子 ——民主有懷何處有神州,滿眼民主俱是愁,往往來來多少事,悠悠不盡人權付東流。壓製有無頭?空喊民主幾時休?熱血青年齊聲吼,NO!NO!!我們不是劉阿鬥!
   
    這是兩首傳抄甚廣的詞作,頗有天安門詩抄之盛況。這兩首詞是第一批貼出的大字報之一,被撕之後,又有人用紅色圓珠筆重寫重貼。我是在19日上午抄錄。
   
    19日上午的複旦似乎還是平靜的。人們在下課後紛紛到各處廣告欄閱讀大字報,人太多,擠在前麵的人便被要求大聲誦讀出來,後邊的人靜聲聽之,不時爆發一陣陣的喝彩,猶如四五運動時的北京。校方的對策是加強輔導員的工作,一個上午輔導員來過三次。學生會則用舞會、講座、電影錄象等來轉移人們的注意力。
   
    12:30過後,陸陸續續有同學三五成群出校門乘55路公交車到外灘去了。一個下午不時的有人前去,特別是在晚飯後更有大批人前去。
   
    我在下午一時過後與一同學前往外灘,隨身攜帶一台照相機。我們乘21路至武昌路在步行到外灘,一路上氣氛異常,不時有穿軍大衣的大學生三三兩兩在路上行走或駐足等待。如此多的大學生模樣的人突然地出現在這本來是十分清靜(特別是在這個時間)的街道上,使空氣似乎也緊張而壓抑起來,頗有一點白色恐怖時期搞地下工作的味道。——大學生們都嚴肅地快步走著,低聲交談著。騎著黃魚車不時飛馳而過的青工們飄下的話語更加緊了人們的神經:“今朝要出事體!”——這是火山爆發前的寂靜與沉悶。
   
    這一氛圍在外灘更加突出。時間還沒到,許許多多的大學生散落在外灘的長堤上(平時的這裏,當夜幕降臨,可是上海的情侶們的天地。)他們有來看熱鬧的如我,有來參加的。這一氣氛極大地影響了行人和市民,很多人不約而同地在市府前大道兩邊整齊地站立迎候著。他們的麵前是刷刷兩列武警。
   
    我在市府大門右外角站定。我看不清遊行隊伍是怎樣集合起來的。隻見得遠遠他們走來了,高高的標語牌上寫著:“民主自由人權”、“要求新聞自由”、“解放被禁錮的人性”、“反對官僚”,越來越近,越來越清晰。學生們在市府大門前的大道上站定,高呼“江澤民出來”,高唱《國際歌》。這一時刻使我深受感動,這是我生平親眼目睹的最壯觀、最慷慨的場麵。而且這些人都是與我同齡同樣身份的莘莘學子。由此而改我冰冷譏嘲的目光。
   
    在市府前稍事逗留後,學生們沿福州路前往人民廣場(市中心,市人大所在,場地寬闊)。學生主要是同濟、複旦、上海大學等學校的。沿途有眾多的市民圍觀。複旦的學生在市府前曾扯起“複旦人不再沉默了”的橫幅。但走到福州路中段時,橫幅消失了,人似乎也走散了。據同學說他們當天還看到有複旦人舉的“複旦在怒吼”、“反對新聞封鎖”等標語,但我沒看到。
   
    至於這支隊伍的人數,我曾先行在福州路與人民廣場交匯處的一個人行天橋上,由此望去,整個福州路滿滿當當,人數我想不下於三萬人。
   
    在隊伍裏我還看到有三名老外及一“清華大學”的旗幟,後聽說是來上海實習的學生。下午三時半左右,隊伍出福州路與早在人民廣場的交大等幾個學校的學生會合。交大的學生至少五千人,有一麵校旗。他們是由學校團委書記帶隊,秩序極好。人已擠滿了一半廣場(據說可容納十幾萬人),而一半的人是圍觀的市民。
   
    學生坐在廣場與上海人大所在地的大會堂相對峙,沒有結果。我在4:15與同學離開廣場,當時廣場已被封鎖,大學生可憑學生證進入,而外人不得入內。
   
    之後我到交大,交大很平靜,據說有一半學生在廣場。我在晚上10:30左右回到複旦。在廣場碰到的幾個同學還沒回來,當時我猜可能出了事。20日淩晨四時左右便知昨晚今晨果然有重大事變。下麵根據在現場的同學的敘述記錄:
   
    〖人民廣場〗
   
    下午五點多的時候,同濟、交大、複旦等各高校都已派校車到人民廣場接本校學生回校,的確接走了不少人(我在晚上6:30離開交大時,在校門口恰巧碰到兩輛滿載唱著歌或亂喊亂叫的學生的校車——類似於公交運輸車——返回交大。)但也有不少人留了下來。他們提出兩點要求:一、“江澤民出來”與學生對話;二、借擴音器。學生們以“對話”、“喇叭”等短語為口號不斷呼叫。同時不斷有學生翻越鐵欄(大會堂前是一圈鐵欄,鐵欄內是一溜武警)。有一學生當場暈倒,被鐵欄內的武警抬上車送至醫院。後來市人大借口廣場的高音喇叭早已拆除,借與學生一輛公安局的宣傳車。各高校的代表輪流上去發言。
   
    五點多的時候,同濟代表提出四點要求:一、 市府承認學生示威遊行是正義的;二、 市長與學生直接對話;三、 公開報道學生運動;四、 保障學生的人身安全。
   
    關於第二點要求,20日上午,我在複旦看大字報時,卻是:“二、確保學生有貼大字報之言論自由及上街遊行之行動自由。但我同學堅決否認在廣場時提出的四點要求中有這一點。這大概是後來與市府(在市政府)談判時改過來的。
   
    這四點要求被列為本次運動之最底綱領。最高綱領為“自由、民主、人權”。
   
    〖市政府〗
   
    學生的要求沒有結果。18:30,在廣場的學生開始遊行,沿西藏路、南京東路、外灘大道,約7:15來到市府,又開始了長時間的對峙。19日夜的氣溫是零下四度,且在黃浦江邊,條件比廣場惡劣得多。這些學生多半是從中午就走出校門,晚飯一般都沒吃,可謂挨餓受凍,以至後來有市民買好麵包成筐地拋進學生隊伍裏,次日的遊行是學生都作好了(或有組織或個人)應急準備。
   
    江澤民在趕往市府商議對策處理學潮時遭遇車禍,時間不詳,頭腰受傷。後來是半躺在床上與學生代表談判的。這幾天出現於電視上時,額頭上貼一膏藥。
   
    近晚11時(19日),確知外灘被封鎖,市民不得入內;市府與學生代表開始談判。學生代表共有十人,並有聯絡員從市府群眾接待處向市府大道上的學生傳遞談判內容。
   
    市府的代表是葉公琦付市長,江澤民也與代表們見了麵並參與談判。12時,學生們獲知,市長有五點建議,其中答應了學生們提出的四點要求中的第一、四條,後來並由公安局的宣傳車播放江澤民與學生代表談話的錄音(錄音機是學生們帶進去的)。
   
    淩晨(20日)三時,葉公琦付市長代表江澤民講話,強調學生返校,並不斷廣播。
   
    由於學生的二三條要求不被同意,談判陷於僵局。黃浦江邊的學生們不斷地呼喊“如實報道”。
   
    〖複旦〗
   
    我們再回到19日夜的複旦校園。學生會連夜召開會議,決定學生會各成員前去外灘勸說示威的學生。之後便分頭出發,他們在外灘告示複旦的學生關於校車停靠的確切地點,勸其回校。之後這被當作破壞學運的“重大醜劇”。
   
    〖外灘〗
   
    清晨四點多,同濟大學校長江景波及一付校長高**(關**)帶了麵包、開水來到外灘,車子無法進入,隻好停在外灘大橋下的上海大廈旁。江景波徒步來到同濟學生中。江校長素以對學生嚴厲、考試製度嚴格出名。他在人群中發表情緒激動的演講:希望同學們能返回學校,但如果同學們堅持要留下來,他也尊重他們的意誌。他帶來了開水和麵包,請同學們前去領取,他保證來去自由。同時他說:希望留在外灘的同學不要觸犯法律,否則學校就不好說話了。他的話博得了一陣陣的掌聲,同濟的學生齊聲高喊:“謝謝校長!”“江校長辛苦了!”
   
    淩晨5:30,公安局發布一號二號公報,由市府大門上方的一個高音喇叭不斷廣播。預備清場。
   
    一號公報援引《憲法》、《刑法》、《治安管理處理條例》、《城市交通規則》的有關條款,敦促學生們迅速離開外灘現場。“我們鄭重地提醒遊行隊伍的代表和組織者,應當承擔起你們的責任,勸說和帶領同學迅速返回學校。行人和無關人員立即離開現場。”
   
    二號公報則強調“現在在外灘確有少數別有用心的人,利用學生的愛國熱情和對民主自由的渴望,來煽動同學破壞安定團結,破壞生產和社會秩序。”這二號公報當天即與江澤民六點意見迅速打印出來張貼到各高校,送至每個戲每個年級。
   
    六點意見:一、學生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不讚成現在這種遊行方式;二、隻要遵守法律和法令,市政府和學校不做處理;三、“新聞單位是人民的喉舌,黨的喉舌。他們的報道原則是維護人民之利益,維護安定團結,有利於改革開放。隻要符合這個原則,新聞單位曆來都是會報道的。”(據說,現場錄音中江澤民的原話是:充分尊重新聞界的意誌。這與此出入很大。)四、“……如果長時間聚集在交通要道,必將影響市民的正常生活和工作,市民對此會是十分不滿的。”五、 不受“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的挑唆”。六、返回學校。
   
    清晨5:48,清場開始。五輛滿載武警的大卡車開進外灘,一時間,探照燈、照明燈全部打開,在學生頭上亂晃。強行驅散學生,強行把稍有反抗的學生押上卡車。發生了數起暴力事件,甚至有一女學生(據說是同濟的)被抓住頭發倒拖十餘米之慘狀。
   
    6:30,基本清場。交通開始恢複。被押上卡車的學生大部分被送回學校,有一部分在公安局裏填了一張表格後被釋放。
   
    〖20日,周六〗
   
    早上9:45,同濟的學生由學生會帶領,幾乎傾巢出動,開往外灘。消息迅速傳到各個高校,源源不斷的學生湧向外灘、人民廣場。學生總數估計達十萬之眾,為空前盛況。上海市內各主要幹道的交通幾乎全部癱瘓。警察的“鎮壓”並使大部分市民的同情轉到了學生方麵。
   
    此次學運達到了高潮。
   
    我在中午一時左右趕到外灘,這裏已是人山人海,到處是示威的學生和圍觀的市民。過外灘大橋時,猶如電影戰上海裏大部隊開進上海的景象,源源不斷的學生擁擠著走過大橋。這景象我永遠難忘。
   
    我隨著遊行隊伍沿福州路又到了廣場。複旦的學生受到了已在場的示威學生的熱烈歡迎。之後我柃著相機拚命往前擠,一直到了鐵欄前麵,我的麵前就是一列警察。談判仍在繼續。對方是人大付主任。而學生代表卻是分散的,誰都可以當代表。隻要誰敢坐到鐵欄上喊幾句話,他就是學生代表。我在這裏一直為後麵的學生推擠著,一直捱到晚上近六時。這期間由於談判的期限從下午三點一直往後推,學生隊伍發生分化,有的遊行去了,大部分人還呆著,力量分散了。沒有統一的指揮。市政府正希望學生如此:廣場象一個口袋,學生開來了,它封鎖起來與市民隔絕,市政府采取磨的戰術與學生消耗時間、精神與勇氣,使你自覺沒趣與無聊。20日的廣場正是如此。——所以我說,20日是本次學運的高潮,卻也正在走向低落。
   
    政府吸取教訓,警察相當克製,甚至有些放任自由。但談判仍舊沒有結果(會有結果嗎?)。在廣場的幾句口號是很有趣的:“江澤民,你錯了,我們不原諒你了!”“江澤民,你錯了,你改過來還是好孩子!”
   
    〖21日,周日〗
   
    白天仍有部分學生上街,但已是運動的餘波。示威隊伍象一個過氣的展覽一般,已失去了它的激情與號召力。
   
    晚上發生了市民在外灘踩踏掀翻轎車事件(海關大樓外),致使整個運動發生了“不純潔的變化”。23日的《文匯報》、《解放日報》都加以圖片報道。肇事者是青工,現已被逮捕。
   
    這天晚上,在外灘聚集有包括複旦學生在內的幾千名學生。當時有一名叫顧斌的學生(上海化工專科學校)自稱是上海學生總代表。他聲稱交大被封鎖,學生出不來。他號召學生前往營救。但當隊伍到達交大之後,驚訝的學生發現交大很平靜,根本沒有被封鎖的跡象。顧斌私下說,騙學生到交大是為了“集中開會”。當下召開各校代表會議,複旦去了五名。顧氏提出建立地下組織,當即遭到交大、複旦代表的拒絕。他們堅持要公開地、自發地行動,以獲得政府與市民最大的同情,不肯成立非法組織,給人製造口實。正好在此時傳來了外灘發生翻車事件的消息,當時在外灘的學生處境很危險,將有可能被當作不法分子被逮捕。在此形勢下,顧斌提出組織學生去外灘營救,而此舉勢必招致警察的更強有力的幹涉與鎮壓,學生的人身安全更為危險,故斷然遭到交大、複旦二校代表的否決。他們衝出會場,在交大黨委辦公室與市政府取得了聯係,澄清了學生們並未直接參與外灘的騷亂,籲請市政府保護在外灘的大學生,要求政府嚴厲懲治肇事者,同時宣布交大、複旦退出今天的行動。二校代表在交大黨辦留有現場照片。
   
    下午便有傳言說次日(22日)將舉行全市性總罷課,到了晚上更貼出了大字標語呼籲總罷課,以采取更進一步強硬的措施,給市政府施加更大的壓力。但學生們對這一較為極端的作法看法不一,更多的是抱著走著瞧的態度。
   
    下午北大的幾名代表來到複旦並演講。由此確知北大來了80名學生支持上海的學運。
   
    〖22日,周一〗
   
    早晨八時,上海人民廣播電台在新聞報道節目裏播送了市政府發言人就學生上街遊行答《文匯報》、《解放日報》、“廣播電台”兩報一台記者的“提問”。複旦校方特地在校門口拉了一個擴音喇叭。這是上海的新聞媒體第一次對本次學運做出反應,至於是否是媒體自己的反應就不知道了。中午電視台的新聞節目也播了。全體的大眾媒介在沉默了兩天之後一直地發了言。
   
    這一天交大沒有動靜。同濟休整一天,據說在養精蓄銳。他們已經進行了全校性的安排,組織了“飛車隊”、“募捐隊”、“宣傳隊”,學校出借播音設備,校印刷廠為其印刷傳單。
   
    上午上海師範大學在淮海路上大規模遊行,一橫幅有路麵寬。中飯後上海輕工業專科學校約100人舉著旗幟來到複旦,但應者據我計算僅有七人。堂堂的複旦跟在“輕專”的後麵豈不大丟其臉麵?“輕專”一行徒招惹了一幫圍觀的人群。而且輕專的這幫人也不象是“幹革命”的模樣,流裏流氣,向圍觀的人打著呼哨,說幾句髒話。學生運動已經完全墮落了。
   
    〖23日,周二〗上午市政府、市教委派人到同濟大學與該校五千學生會麵、談判,沒有成效。下午同濟學生在四川北路遊行。
   
    〖外地〗22日南京學生遊行,聲援上海;23日杭州學生遊行。南杭兩地學生都試圖扒火車來上海。
   
    至此以上海為中心點的本次學生運動全部歸於無聲。
   
    思考
   
    以上是本次學運之大要。下麵再談幾個問題:
   
    〖第一〗
   
    江澤民這次是信譽掃地了,充分顯示了他的無能。一、18日的交大之行未能阻止學生的行動,他的氣勢凶凶與自命不凡引起了學生的強烈反感,如他一到交大就對學生說“你們不要擺出這種架勢來,我們什麽場麵沒見過?!”再如,他拍桌子:“打電話的人給我站出來!”(指打電話給美國住上海領事館)二、20日清晨用警察強行驅散學生是重大失策,直接導致了當天的十萬學生大遊行。誰也不能原諒這一行徑。忍饑受凍捱了一夜的學生(而且秩序非常的好,非常的冷靜)居然遭到了如此粗暴的待遇,這在人們的感情上無論如何也接受不了。
   
    政府對學生是十分不真誠的。這“不真誠”有主觀與客觀兩個層次的製約因素。一方麵,政府對學生是輕蔑的,“你們懂得什麽民主?!”這可以從近幾天的報紙上諸如“莫要把資本主義民主看成一朵花”之類的報道集中看出。而且,政府並不害怕學生。它擔心的是學生運動所可能引發的那些潛在因素:①工人的不滿情緒與學生的不滿混合在一起,局麵將不可收拾。恰巧在年終,政府為了安撫工人,勢必多發獎金,這會引起明年的通貨膨脹;而且今年的利潤完不成,明年的經濟會更困難;②這段時間剛好新疆的上海知青回滬探親,上海知青(在新疆落戶)以前已經鬧過好幾回事了;③崇明島農轉非問題;④明年物價大漲,市民不滿所可能引起的社會不安定;等等。至於《答記者問》裏所列舉的公交問題,那是暫時的,並不足為慮。公交問題有向兩方麵轉化的可能:誘發市民淤積的不滿或者使得市民反過來反對學生鬧事。政府對學生的輕蔑最典型地體現在《答記者問》裏:學生被“一小撮人”利用了。且不說這一小撮人究竟是誰,學生是被人利用的政治工具,這是對學生的熱情的最大的嘲弄和諷刺。《答記者問》僅僅肯定了學生的願望與熱忱,就是這可憐的被肯定的願望也是被騙的,這熱忱是被煽動起來的!侮辱得真夠徹底的。
   
    “不真誠”的第二層製約因素來自客觀,來自現實的巨大控製。我們的社會是高度組織化的,是高度一體化的,並沒有分權政治,也沒有區域自治。即使上海的政府主觀上想讓一點步,也為現實所不容許,牽一發動全身。就拿此次學運中新聞界來說吧,他們的沉默也是違心的。我係的一位教授去《解放日報》辦事,就被該報的記者編輯緊抓住,請他分析時局,表現了極大的興趣,而在報紙上我們卻看不到這種關注。
   
    〖第二〗
   
    本次學運的特點之二是理科生踴躍,文科生消極;理工大學衝鋒在前,以人文為主的綜合性大學卻被動頹喪。複旦就是例子。這似乎是反常的。這其中當然有種種因素,如理科生平日比較緊張,比較boring,“鬧事”猶如過節,是釋放自我、宣泄情緒的極好機會,等等。文科生的消極甚至在大字報上被點名批評。它的消極我覺得也不是缺乏覺悟。相反我以為,正因為文科生想得多,對中國情勢的複雜性思考得更深(相較而言),故而他們不容易被激動,往往保持了一種旁觀者的身份(這僅是我的一種直白的感覺,你或許並不同意)。這是總的來看。就新聞係而言,情況就不太一樣了。這次我係在大字報上的點名批評中名列第一。“新聞自由”的標語是電子工程係扛出的,而不是我係,這成為全校的笑談。同宿舍的同學接到的聖誕卡上寫著譏諷的話:“這幾天我越來越羨慕你們係了……”我係已因在今年校慶“大出風頭”而被人多方譏嘲:當時值我們班(73人)上攝影課,回春藝術團到我校演出,一時攝影記者多達幾十人,頗引起了人們的反感;如今更是聲名掃地。此一時彼一時,兩廂對照,不禁令人訝然失笑。——怎麽說呢?新聞係的沉默不能說沒有上麵提到的總的水平的問題,但我總覺得,它更多的是體現了一種媚骨。我總以為,新聞係應更富於政治意識,更富於實踐性。
   
    〖第三〗
   
    我對本次學運的看法。
   
    **首先**
   
    這是一次完全自發的行動。不承認這一點就根本無法解釋十萬被譽為社會精英的大學學生湧上街頭這一現象。作為一種社會現象,它有可能被各種不同的政治力量所利用,但它決不是被(“一小撮人”)煽動、被(“一小撮人”)引誘而產生。正如胡適博士所說:“不論在什麽國家,隻要政治不上軌道,隻要政權不能和平轉移,隻要缺乏合法的民意代表機構,政治改革的責任就永遠是落在青年知識分子的身上。因為青年人易受激動,無須為妻子兒女著想,敢冒爭鬥之險而追求理想;因為他們的政治活動往往出於純潔的動機,我們也可以說是出於自然的動機。”
   
    所謂的“一小撮人”的標準說法,是一種農民式的思維觀念,是一種專製君主的政治權謀。它在每一次或大或小的學運中都成為官方對學生們的警告。因為它能滿足民眾簡單的思維需要。近來報紙甚至不惜違反最基本的新聞原則,對學運做了粉飾太平的報道,如23日《解放日報》頭版以極大的篇幅發了一張該報記者顧力華拍攝的照片,題為《勤奮學習,積極迎考》。在他來複旦拍照的同一時間,我校教學樓3108室正召開關於此次運動的大辯論,學生們擠得這間全校最大的自修室水泄不通。這是一種什麽樣的新聞敏感和新聞觀?——絕對的愚民政策!而且它已不管學生會有什麽反應了,它要照顧全國更廣泛的民眾。——愚民!
   
    現實太壓抑,太沉悶,民主進程太慢,這是這次運動所反映出來的最深刻的現實矛盾:
   
    ① 新聞媒介不敢介紹關於新聞自由的討論情形,這是咄咄怪事;
   
    ②人大代表資格的問題已經被多次提出:人大代表應是社會活動家,還是功臣、勞模、球星?人大代表是一種榮譽,還是一種責任?而且,這一問題實際上是政治體製的問題,提問者用心良苦,盡量從細節處、從淺表層次發問,盡量避免擊中痛感神經,但即使如此,仍舊無見成效。
   
    ③中國文學現在仍在社會價值與藝術價值二者不可得兼的痛苦選擇中徘徊,這難道與新聞界無關?今年的中國作品為何不能得諾貝爾獎問題的大討論與新聞界無關?——不!當本應是最活躍、最富有生氣的社會活動家的新聞工作者們都在沉默、都在唯上是聽,都在關著房門討論著“新聞散文化”這種筆法那種筆法時,都在搞一點帶有刺激性的社會新聞,或者誠惶誠恐地對著現實探頭探腦,希望微言大義能夠發人深省時,那種沉重的現實責任感和政治敏感便無疑問的落在了作家們的身上。人們不應指責作家們過於浮躁,而應指責新聞工作者不夠浮躁。——這次,新聞自由成為運動的焦點決不是偶然的。
   
    ……等等。
   
    如果說學生運動是被煽動,被引誘,那麽它是被現實的不合理所煽動所引誘。
   
    **其次**
   
    我們目前整個的社會心態是希望安定,希望和平發展。大規模的遊行示威的確有悖於此。所以我覺得,近來報紙上大量刊載的大批老教授、老學者(至今還沒有文藝界的人士)的表態所表現出來的不安的心情以及希望不要再見到“文革”的憂慮並不都是違心之論,都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巨大的社會震蕩於青年學生並不是一件好事,這也是可以確定的。當然給改革增加困難這一點我卻不敢苟同,這一點下麵還會提及。——問題在於,這種情感性的學生運動,這種大幅度的社會震蕩,在中國似乎是具有某種必然性的。誰都不希望社會的不安定,但從前麵的原因分析中可以看出,這種大規模的情感噴發似乎是具有必然性的。這或許是一個悖論。但這就是中國的現實,這就是改革的痛苦。每一個經曆了此次運動及其歸於無聲的大學生都沉重地感受到了這巨大的痛苦。——這也就是我對此次運動的一種矛盾心理。(以上29日寫)
   
    **再次**
   
    此次運動也暴露出了學生作為一支政治力量是多麽幼稚與軟弱:
   
    ①學生根本就拿不出類似最後通牒的強硬條件,以至於幾天的談判以無限期拖延而毫無結果。我記得學生們提出的“相威脅”的條件有:到外國領事館前示威遊行以求國外的支持;通電全國;衝擊上海火車站;等等。而最普遍的條件是“遊行去”。——這一切說明,沒有強大的經濟的、政治的勢力作為後盾,學生運動難成大事。
   
    ②這種自發性的大規模運動造成了運動本身相當大的混亂。沒有指揮,沒有統一的有組織的行動,各校、各係、各人(例如我校)自行其是。任何一個行動往往取決於臨時得到的信息,缺乏周密的思考和完整的綱領。所謂學生代表的產生就很能說明問題。20日下午因擠在廣場的最靠前,我深切地體會到這種混亂、盲目以及由此而來的急躁。在我身邊不時有人蹬上鐵欄喊幾句話,如果他得到眾人的喝彩,他便是代表。同濟大學的行動比較有組織,他們的學生會主席是談判代表。20日下午由於談判截止時間一再拖延,鐵欄外的學生連這兩名代表也信不過了,有辱罵他們“吃江澤民的三黃雞”的,有譏嘲他們被玩弄於股掌之間的,一片混亂,之後就不斷有人翻越鐵欄自行充當代表去了。——同時,由於代表的混亂,幾天的談判沒有延續性。這種混亂之後便是學生的分化,我要行動,你要談判!
   
    ③在這一片混亂當中,學生們卻似乎是令人疑惑不解地表現出一種頑強而穩固的理性意識,這我在前麵也提到過。這是一種有知識階層的相當冷靜的心理積澱。拒絕顧斌建立地下組織之提議,強調鬥爭的合法性(20日不願大規模在市政府大道上聚集以影響交通,主要鬥爭地點放在廣場,為一例),強調行動的純潔性,都頗有一種為信仰而獻身的熱情,表明了學生的鬥爭是最無功利陰私的。但這當中也潛伏了巨大的政治危險,表明學生作為一支政治力量的幼稚性(問題在於,學生想不作為一支政治力量而采取政治行動),缺乏政治的狠毒與陰險。
   
    ④同時此次運動致始至終沒有一個具體的與市民密切相關的鬥爭訴求,與市民有著深刻的隔膜,未能得到市民的廣泛的支持。19日下午遊行隊伍進入福州路之後,我眼見一位學生跑到路邊臨時在一張牛皮紙上寫上兩個“人權”大字,他起身對圍觀的市民說:“我們不求別的,隻希望你們能理解我們。”麵對著一雙雙瞅著恐龍蛋似的陌生的眼睛,你的感覺會是十分的滑稽(我當時是笑了)和深刻的寂寞。市民關心的是“吃沒吃飽”。我在電車上曾聽到一些市民評價學生“爺娘讓他們吃得太飽”。而學生則是在“吃飽後”求進一步的發展。這是完全不同的有高下的水平的區別,是一種深刻的溝壑。我當時就覺得,學生運動不僅有可能根本得不到政府的同情,甚至會引起市民的反感。因為學生所要求的和市民所想象的根本不同,而且對市民的保守慣性似乎隱約的有一種潛在的威脅。事實上,江澤民的六點建議也以此“威脅”學生。
   
    ⑤此次學運可以說沒有得到任何明確的、公開的支持,它是孤立的,寂寞的,自生自滅的,或許有同情,但它是沉默的、無聲的。正如許多學生呼籲,如今既沒有陳獨秀那樣號召力巨大的先驅,也沒有魯迅那樣為學生請命的導師。
   
    **最後**
   
    同時我覺得這樣的學生運動是有成效的,雖然它以無結果而告終。第一個成效就在這運動本身。此次學運大約是繼1979年初以來第二次高舉“自由民主人權”大旗的了。曆史的確是向前走了一大步了。連續幾天來,學生的行動成為全市的重大新聞,即使是最一般的市民也在談論著學生的所謂民主自由人權,不管市民們是在那一個層次上來理解學生,念叨這些字眼,這本身就是一大成效。其次,我們隻要回顧1984年底和1985年底學生“鬧事”之後這兩年思想大解放的局麵,我們就會明白,運動的影響決不僅僅在於此,它還將對今後幾年的思想界、理論界乃至政治格局甚至是人事變動,以及學運本身產生重大影響。當然,現在要對今後能發生什麽變化作出判斷是很困難的。但學生運動的深遠影響卻是可以肯定的。這裏我反對“學生鬧事給改革增加困難”這一論斷。中國的改革是困難的,這次學生運動本身就是改革複雜性的一次顯現。它要製造壓力,我覺得,這壓力是好事。改革的環境決不是必須寬鬆的。戰後西德的重建即是明證(你可參看《世界經濟導報》1986-12-8一版)。  1986.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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