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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武漢疫情看中產陷阱
--大宗師
武漢市長剛剛承認,武漢封城前,已有五百萬人離開武漢,前往全國乃至世界各地,這五百萬人裏麵,恐怕再少也得有幾千武漢肺炎病毒攜帶者,武漢肺炎病毒的潛伏期是兩周左右,下周大概是個關鍵時間段,弄不好到時四處開花,全國各地甚至某些周邊國家地區,會出現疫情的大規模爆發!當然如果下周疫情並沒有太大發展,那麽可能武漢肺炎病毒毒性已大大減輕,疫情就可能基本被控製住了。
現在輿論都在譴責武漢官方沒有及時盡早通報疫情,沒有及早實施相應的流行病隔離控製措施,但武漢市長說的很清楚,這方麵黨組織有鐵的紀律,上麵沒有命令,他是無權自作主張的,這就又回到人們一直在講的政治體製問題。任何一個政治體製都有它的局限性,都有它擅長的方麵,也都有它的短板,不好隻用一兩件事來衡量、判斷、比較體製的優劣,必須看全局、看總體、看方方麵麵、看曆史、看現狀、看未來、看客觀條件、看發展,必須有個綜合的評價才有意義。
當代經濟學有個概念叫做“中產陷阱”,大概意思就是在發展中國,家國家現代化建設之初,萬眾一心,國家製定各種政策,投入大量資本,動員全國一切力量發展經濟和建設現代化,國家經濟發展、現代化建設,一日千裏,廣大人民生活水平和個人財富迅速增長,但當人們的收入水平達到符合中產階級標準的區間之後,卻發現在之後的較長時間裏,收入增長速度放緩甚至停滯,難以步入高收入階層,進而造成財富積累緩慢甚至縮水。究其原因是在發展中國家,現代化建設之初所采取的方法,無外乎是以犧牲環境、人權為代價的,成本低廉的外向性的勞動力密集型的生產方式和大量的現代化基建、硬件投資、建設,這些方法能夠快速創造、積累財富,在硬件上迅速拉近與現代化發達國家的差距。但過了這個發展高潮之後,問題就出現了,首先,以犧牲環境、人權為代價的,成本低廉的外向性的勞動力密集型的生產方式,過於粗放,數量雖大但質量很低,環境、人權問題嚴重,成本優勢逐漸消失,再難以為繼;其次,現代化的硬件是與現代化的軟件相匹配的,必須由現代化的軟件來操作,這現代化的軟件既包括了現代化的政治體製、現代化的社會管理體係,又包括了現代化的價值觀、思想、文化、觀念、方法、教育、及各方麵的協調,也就是現代化思想武裝起來的人民、各行各業、各階層、管理階層和現代化的協調、博弈、互動機製和手段。但現代化的社會管理體係從上到下的建設、維護、發展、協調、培養、教育、實踐,需要常年大量的投資和經驗的積累,而且現代化的價值觀、理念、方式、方法,要求統治階級將財富和權力轉移相當一大部分給廣大人民,這往往違背了發展中國家的統治階層的意願,所以它們不願意甚至不允許引進現代化的“軟件”,沒有現代化的“軟件”,彎道超車引進的現代化硬件就發揮不出它應有的威力,甚至會引發、激化各類社會矛盾,廣大人民、各階層之間無法協調,他們的積極性就無法進一步調動起來,國家的經濟發展、其現代化進程、人民的生活水平就難免發展緩慢,停滯不前,甚至倒退。
中國近來發生的一係列社會危機,就是“中產陷阱”的種種症狀,就是因為雖然有了現代化的硬件,但卻還沒有建立起來現代化的軟件,中國的進一步發展必須是建設、確立現代化的軟件,徹底實現社會管理現代化。當然這是個長期的逐步漸進的過程,要尊重曆史,尊重現實,尊重民族、文化、傳統,不能太急,不能太過,但必須有所行動。首先要確立現代化的價值觀、理念、方式、方法。中國的現代化努力自洋務運動起,已有百餘年時間,在這百越年時間裏,中國人民做出了種種重大的抉擇,付出了巨大的犧牲,其豐功偉績就是終於實現了工農業和科技的現代化,實現了國家社會硬件的現代化,並建立了由西方現代科學思想、白左思潮和中國民主、民生進步傳統相融合的辯證唯物哲學思想和方法的統治地位。對於這些功績,說好話的人不多,說壞話的人不少,封建遺老遺少們一次次發動複辟企圖,以各種方式汙蔑百餘年來中國人民付出了巨大的犧牲做出了的曆史抉擇,中國思想、社會、政治體製現代化的道路,極不平坦,出現過多次的反複。但我們沒有別的選擇,隻能是不斷地擊退封建遺老遺少們一次又一次的複辟企圖,將中國的思想、社會、政治體製現代化持續不斷的推向深入。希望此次武漢疫情能夠成為一次中國社會管理現代化,乃至政治體製現代化的一次契機,將現代化軟件真正建立起來。
現在已經複辟回文革了,習一尊號稱袁二了,還要怎樣“擊退封建遺老遺少們一次又一次的複辟企圖”?非要退到袁一的真正帝製才是思想、政體現代化?千萬不要自己早就作了封建遺老遺少還拿鏡子照別人。
同意你說“希望此次武漢疫情成為政治體製現代化的一次契機”,隻是不要開錯了藥方,不要南轅北轍才好。民國建立、五四、六四何嚐不是契機?看看我們現在在哪兒?袁二當國!與遺臭萬年的袁一差相仿佛,如此而已。
中國的問題不是什麽收入陷阱,而是體製問題,這個所謂“曆史選擇”,不可持續,很大可能就要毀在袁二手裏。大變革就要來了。走著瞧。